刘云虹、许钧：文学翻译模式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关于葛浩文的翻译

摘要: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媒体、学界和翻译界围绕翻译的重要性、翻译与创作的关系、翻译策略与方法以及翻译对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影响和作用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在这一背景下，莫言作品的英译者葛浩文的翻译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删节”、“改译”甚至“整体编译”等翻译策略被视为葛浩文翻译的标签，部分学者和媒体进而将葛浩文的翻译定性为“连译带改”的翻译，并将这种“不忠实”的翻译方法上升为译介中国文学的唯一正确方法，甚至是唯一正确模式，并据此对以“忠实”为原则的翻译观念提出了质疑。对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的翻译方法甚或翻译模式等相关问题做出进一步思考，从翻译忠实性、翻译观念、译者责任以及文化接受的不平衡性等与翻译方法密切相关的几个方面来澄清一些模糊的观点和认识。

关键词: 翻译模式; 中国文学译介; 葛浩文

一、引言

2012年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的2012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中国作家莫言从瑞典国王手中领取了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至此，纠结了中国作家甚至包括普通读者在内的整个读书界大半个世纪的“诺奖情结”终于得以释放或缓解。然而，随着所谓“后诺奖”时代的到来，国内学界的氛围也由以往的焦虑和渴望转变为疑惑与反思。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莫言获诺贝尔奖主要涉及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莫言该不该获奖的问题，另一个是莫言凭什么获奖，或者说为什么获奖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不是译学界关注的重点，第二个问题却与翻译密切相关。我们看到，在文学界、翻译界乃至读者大众的热切讨论中，莫言作品的翻译、翻译与创作的关系、译本选择与翻译方法、翻译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影响等一系列与翻译有关的问题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毫不夸张地说，莫言获奖后，翻译的重要性受到整个国内学界和读书界空前的关注，译者的地位与作用、翻译策略与翻译接受、文学译介与文化传播等诸多相关问题也得到广泛的重视。从莫言获奖引发对翻译问题的种种讨论，到“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葛浩文出场，再到对中国文学、文化如何走出去的探寻，在这样的语境下，翻译界部分学者和媒体对翻译方法与翻译观念等涉及翻译的根本性问题也提出了各种观点，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文学译介中的翻译方法甚或翻译模式等相关问题做出进一步思考，澄清一些模糊的认识。

二、莫言获奖与葛浩文的翻译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度成为中国学界和文化界最关注的核心事件，各种媒体上都充斥着相关的报道、介绍或讨论。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原因自然不言而喻: 诺贝尔文学奖数十年以来一直让中国作家乃至整个文学界饱尝了焦虑、渴望与等待，在经历了鲁迅、沈从文、林语堂、老舍、巴金、北岛等一次又一次与诺奖的擦肩而过之后，莫言终于让这根深蒂固的“诺奖情结”有了着落。然而，除此之外，可以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莫言是一位真正的中国本土作家，从来没有用中文之外的其他语言进行写作，外国评论家和读者，当然也包括诺贝尔奖的评委们，除极少数汉学家以外，绝大多数都必须依赖莫言作品的外文译本来阅读、理解和评价莫言，于是，翻译对莫言获奖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使单纯的获奖事件有了林林种种引人关注也值得探讨的后续话题。

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举行的见面会上，莫言曾表示，“翻译的工作特别重要，我之所以获得诺奖，离不开各国翻译者的创造性工作。”诺奖的获得离不开翻译，这不仅是莫言出席此次官方活动时的表述，也是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的态度，更是在莫言获奖所带来的各种话题中深受国内媒体和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如果说，一直默默耕耘的中国文学因为莫言的获奖终于在国际舞台受到热切的瞩目，那么，一直静静付出的翻译者们也借此一改昔日的“隐形人”身份，从幕后被推至台前，并收获了极为珍贵的肯定与赞美。一时间，莫言作品的英译者葛浩文、法译者杜特莱夫妇、瑞典语译者陈安娜以及日语译者藤井省三等都迅速成为国内媒体和学界的新宠，而在他们之中，由于英语在全球无可比拟的地位，葛浩文自然成为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其实，在中国文学的视野下，无论那个曾在呼兰河畔“热泪纵横”的“萧红迷”，还是那个执着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并推动其在英语世界传播的学者，葛浩文远不是陌生、遥远的名字。然而，尽管早已被了解甚至熟知，葛浩文在中国学界最绚丽的出场无疑得益于莫言的获奖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翻译、创作与获奖三者之间关系等问题的大规模探讨。

实际上，莫言获奖后翻译的重要性以及译者的中介作用备受关注，这在目前的文化语境下应该说是一个不难理解的现象。虽然全球的汉语学习热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汉语仍然是远居英、法等西方语言之后的非主流语言，中国文学要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阅读、理解与接受，翻译是不可逾越的必然途径。于是，伴随着葛浩文的出场，国内学界围绕莫言获奖与葛浩文的翻译而展开的广泛探讨中，涉及的首要问题就是翻译的作用。诺贝尔文学奖一经揭晓，国内各大媒体便不约而同地将莫言的获奖与其作品的翻译联系在一起，有关翻译在莫言获奖中起关键作用的报道不胜枚举，例如:《解放日报》的“莫言获奖，翻译有功”、《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文学翻译助力莫言获诺奖”，等等。于是，葛浩文被媒体称为“莫言唯一首席接生婆”，陈安娜则是“莫言得奖背后最重要的外国女人”。与媒体的热烈反应相比，文化界和翻译界学者们的思考自然要冷静、缜密得多，但概括来看，除个别持谨慎态度，例如有所保留地提出“莫言作品之所以能获得国际认同，固然不能缺少翻译环节，但其获奖的原因却远没有这么简单”之外，绝大部分都对以葛浩文、陈安娜为代表的外国译者在莫言获得国际认可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了肯定。例如，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汉学家葛浩文和陈安娜将他的主要作品译成优美的英文和瑞典文的话，莫言的获奖至少会延宕十年左右，或许他一生都有可能与这项崇高的奖项失之交臂”; 还有学者提出，“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文学贡献比莫言大者不在少数，单是林语堂就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多次，但最终却都是无果而终。究其原因，作品由汉语译为英语的水平不足是重要原因，这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外国的译者成就了莫言。”这些言辞并不激烈却立场鲜明的论述可以说是颇具代表性的。

随着国内媒体和学界围绕莫言获奖与葛浩文的翻译的讨论逐渐深入，焦点话题也由翻译的作用问题进一步上升至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策略或战略问题——尽管有学者不主张诸如“策略”或“战略”这样的提法，但在国内目前的文化语境下，似乎非这样的表述不足以显示“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就是说，在莫言获奖之后葛浩文的翻译所引发的持续不断的话题中，受到广泛关注的不仅是单纯的翻译与创作、翻译与获奖的关系问题，而且是翻译对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影响和作用等具有更深层次意义的问题。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以来的一百多年历史里，获奖者大多为欧洲和北美作家，除莫言之外，亚洲仅有印度的泰戈尔、以色列的阿格农和日本的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四位作家曾获得这一奖项，在这样的基本事实下，语言问题一直被普遍认为是文学作品能否赢得国际认可的关键所在。因此，对于深受语言因素制约的中国文学、文化如何才能走出去的问题，翻译必然成为其中绕不过去的核心与焦点。这已经是翻译界、文学界和文化界的共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大家也都知道‘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这个问题的背后有一个翻译问题”。应该说，如何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这一目标下来看待翻译及其相关问题，这并非十分新鲜的论题，然而，在莫言历史性的获奖和葛浩文翻译受到空前关注和热议的背景下，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呈现出更为清晰的指向性，探讨和研究的主要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译者模式和翻译策略两个层面，也就是说，由什么样的译者、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和策略进行翻译才能有效地促进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对于译者模式问题，文化界和翻译界的观点可以说相当一致，基本上都认同汉学家译者模式或汉学家与中国学者相结合的翻译模式。以2012年12月中旬由上海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和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举办的“从莫言获奖看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作家、译家和评论家三家谈”学术峰会为例，针对“中国文学的外译工作怎样才能成功?”、“中国文学到底怎样才能走出去?”等问题，郑克鲁提出“文学外译还是让目标语翻译家来做”，季进认为“真正好的翻译是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合作的产物”，而这些正是与会的国内著名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中绝大多数人所持的观点。当然，并非所有的汉学家都能胜任推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这项工作，鉴于此，有学者对这一译者模式的理性建构进行了颇为深入而有益的思考，指出“汉学家译者模式的选择标准，大致应该以葛浩文为参照蓝本。总结起来，即是: 中国经历、中文天赋、中学底蕴以及中国情谊。这四者的结合，无疑是汉学家模式选择中最理想的一种类型。”如果说，葛浩文、陈安娜等国外著名汉学家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所发挥的推动作用已经由莫言的获奖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有力证明，以葛浩文为参照的译者模式也因此得到了媒体的推崇和学界的认可，那么，对于中国文学译介中应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与策略这一更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或许出于对葛浩文翻译方法的不同认识，或许出于翻译方法这一问题本身所蕴含的丰富内容与复杂关系，目前却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有待国内学界特别是翻译界进行更为深入而理性的思考。

三、葛浩文翻译方法与文学译介

如果说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必然离不开翻译，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的究竟是怎样的翻译? 如果说葛浩文堪称文学译介的汉学家译者模式的参照和典范，那么他究竟采用了怎样的方法和策略来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国内文化界和翻译界对此又是如何认识的? 由于莫言获奖后媒体对翻译问题空前热切的关注，伴随着汉学家葛浩文的名字迅速进入公众视野的除了他的翻译作品、他对中国文学的执着热爱和有力推介，还有他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所采用的特色鲜明的翻译方法。在众多媒体上，“删节”、“改译”甚至“整体编译”等翻译策略成为了葛浩文翻译的标签。

或许文学经典的评价标准实在难以形成普遍的共识，诺贝尔文学奖似乎从来都无法远离争议和质疑，国外如此，国内也同样如此，只不过由于翻译问题的加入，使原本就已经十分热闹的局面变得更为复杂。2013年1月10日，评论家李建军在目前国内文学评论重镇之一的《文学报》“新批评”专栏发表长文《直议莫言与诺奖》，对莫言的获奖提出了强烈质疑。针对莫言作品的翻译，他认为，文化沟通和文学交流上的巨大障碍使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无法读懂原汁原味的‘实质性文本’，只能阅读经过翻译家‘改头换面’的‘象征性文本’。而在被翻译的过程中，汉语独特的韵味和魅力，几乎荡然无存; 在转换之后的‘象征文本’里，中国作家的各个不同文体特点和语言特色，都被抹平了。”基于这样的认识，李建军数次提及葛浩文的翻译对莫言作品的美化，并指出，“诺奖的评委们对莫言的认同和奖赏，很大程度上，就只能建立在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误读上——对莫言原著在语法上的错误，修辞上的疏拙，细节上的失实，逻辑上的混乱，趣味上的怪异，他们全然无从判断; 同样，对于中国的文学成就，他们也无法准确而公正地评价”，因此，除了诺奖的选择和评价标准本身的偏失之外，莫言的获奖“很大程度上，是‘诺奖’评委根据‘象征性文本’误读的结果，——他们从莫言的作品里看到的，是符合自己想象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而不是真正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显而易见，在李建军看来，莫言是在以葛浩文为代表的翻译家的帮助下才得以受到诺奖的垂青，也就是说，打动诺奖评委们的并不是莫言作品本身，而是“脱胎换骨”、彻底“美化”的译文。并且，在这样的翻译所导致的“误读”中，中国文学的真正成就甚至中国文化的真正内涵都一并被误读了，这或许是比莫言的作品究竟应不应该获奖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再追问一句: 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固然是举国上下的共同目标，但倘若走出去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被误读、误解的文学和文化，那如此的“走出去”到底还值不值得期盼? 评论界从来都不缺观点，也不缺各种观点之间的交锋，何况是莫言获奖加葛浩文翻译再加评论家的“酷评”如此吸引眼球的事件。4月7日，《收获》杂志执行主编、作家程永新在微博上对李建军针对莫言的评论文章表示了不满与愤慨，认为“李建军对莫言的攻讦已越过文学批评的底线，纯意识形态的思维，文革式的刻薄语言，感觉是已经疯掉的批评家要把有才华的作家也一个个逼疯。”两天后，《文学报》主编陈歆耕在接受《新京报》电话采访时对此给予了回击，他表示，“李建军万余字的文章，程永新仅用100多字便将其否定，这种做法简单、草率、缺乏学理依据。”4月10日，评论家杨光祖在博客上发表“关于《收获》主编程永新质疑《文学报》的一点意见”，直问“中国的作家，中国的文坛，什么时候能够成熟起来呢? 能够容忍不同的声音? 能够给批评家成长一个宽容的空间? 中国的作家能不能既能听取廉价的表扬，也能听取严厉的、逆耳的批评呢?”看来，莫言的获奖以及随之而来的翻译问题所引起的震动远远超出了文学界或翻译界的单纯范围，已经引发了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大背景下整个国内文化界与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普遍关注、探讨甚至争论。

除了国内评论界，国外汉学界和美国评论界对葛浩文的翻译也有种种观点和认识。德国汉学家顾彬曾经表示，莫言的获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遇到了葛浩文这位“杰出的翻译家”，尽管如此，他对葛浩文的翻译方法却颇有微词，认为他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创造了译本畅销书，而不是严肃的文学翻译”，因为，“他根本不是从作家原来的意思和意义来考虑，他只考虑到美国和西方的立场”。对于这样的评价，葛浩文尽管没有正面回应，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为读者翻译”。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厄普代克曾经在《纽约客》上以《苦竹: 两部中国小说》为题对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和莫言的《丰乳肥臀》的译本进行了评价，在这篇被认为对于中国文学在美国的影响而言颇为重要的评论文章中，作者提到了葛浩文的翻译并对某些译文提出了批评:“这样的陈词滥调式的英语译文，的确显得苍白无力。”对此，葛浩文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他直言: “厄普代克那个评论非常有问题。也许他评艺术评得好，可他连翻译都要批评，他不懂中文，凭什么批评翻得好不好呢?他说Duanwen was now licking his wounds这句英语是什么陈词滥调，也许对他而言，这在英文里是陈词滥调，可是我回去看原文，原文就是‘舔吮自己的伤口’，还能翻成什么?”

以上评论家之间、汉学家之间、评论家与译者之间的种种争论与交锋尽管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葛浩文的翻译方法，但有褒有贬，没有定论，也并非真正意义上对翻译方法的探讨。如果说，学界对此应该如杨光祖所言给予更宽容的空间的话，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来自翻译界的对葛浩文翻译方法的某种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背景下的文学译介与文学翻译方法的讨论与呼吁，却不能不引起学界尤其是翻译理论界足够的重视。

谢天振教授是国内翻译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长期致力于译介学研究，并从译介学的角度对中国文学、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这一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思考，提出了不少鲜明的观点。由于汉语的非主流语言地位，翻译活动肩负着促进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这一可谓艰巨的历史使命，然而，“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谢天振认为不能简单、表面地看待中国文化走出去进程中翻译的作用与影响，并一再提醒学界注意两个现象:“何以我们提供的无疑是更加忠实于原文、更加完整的译本在西方却会遭到冷遇? 何以当今西方国家的翻译家们在翻译中国作品时，多会采取归化的手法，且对原本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删节?”这两个现象或者“事实”揭示出的无疑是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的问题，对此可以有两点最直接的理解: 一是中国文学作品忠实的、完整的译本在西方的接受不如人意; 二是归化和删节是西方在译介中国文学时惯常采用的翻译方法。毋庸置疑，无论翻译方法还是翻译策略，都向来与翻译观念息息相关，正因为如此，他指出，“今天我们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关心中译外的问题，越来越多地关心如何通过翻译把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然而，建立在千百年来以引进、译入外来文化为目的的‘译入翻译’基础上的译学理念却很难有效地指导今天的‘译出翻译’的行为和实践，这是因为受建立在‘译入翻译’基础上的译学理念的影响，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通常甚少甚至完全不考虑翻译行为以外的种种因素，诸如传播手段、接受环境、译入国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念，等等，而只关心语言文字转换层面的‘怎么译’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译学理念指导下的翻译(译出)行为，能不能让中国文化有效地‘走出去’，显然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基于此，他认为，“我们在向外译介中国文学时，就不能操之过急，贪多、贪大、贪全，在现阶段不妨考虑多出节译本、改写本，这样做的效果恐怕更好”，同时，多次强调并呼吁，在中国文学向外译介的过程中“要尽快更新翻译观念”。对于这样的认识，在深入加以分析之前，我们想先提出两点: 第一，翻译活动是涉及两种语言的双向交流，在语言、文化、历史、社会以及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译入翻译和译出翻译必然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应该是翻译活动中的客观事实，也是翻译界的基本共识。第二，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化，人们对翻译的理解、对翻译复杂性的认识也逐步深入，翻译界可以说已经明确认识到翻译不仅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行为，而且还是受文本内部与外部诸多要素共同制约的复杂活动。在这样的基本事实下，倘若仍然提出“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通常甚少甚至完全不考虑翻译行为以外的种种因素，诸如传播手段、接受环境、译入国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念，等等，而关心语言文字转换层面的‘怎么译’的问题”这样的论断，并将此归结为翻译观念的陈旧，是否有失偏颇? 是否有悖于国内译学界在三十多年的艰难探索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莫言获诺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使国内媒体对翻译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并给予了空前的关注，而且，这样的关注不仅涉及事件本身，还进一步延伸到译学界对翻译理论问题的探寻。《文汇报》2013年9月11日头版“文汇深呼吸”专栏刊登了“中国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系列报道之七《“抠字眼”的翻译理念该更新了》。文章第一段即开宗明义地提出:“做翻译就要‘忠实于原文’，这几乎是绝大多数人对于翻译的常识。但沪上翻译界的一些专家却试图告诉人们: 常识需要更新了! 这种陈旧的翻译理念，已经成了影响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的绊脚石。”随即，文章以“很多典籍有了英译本却‘走不出去’”为例，并援引谢天振的话指出:“翻译的译出行为是有特殊性的。如果译者对接受地市场的读者口味和审美习惯缺乏了解，只是一味地抠字眼，讲求翻译准确，即便做得再苦再累，译作也注定是无人问津。”接着，文章论及莫言的获奖与葛浩文的翻译，认为“莫言摘获诺奖，其作品的外译者功不可没，其中包括莫言作品的英译者、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要知道，葛浩文不仅没有逐字逐句翻译，离‘忠实原文’的准则也相去甚远。他的翻译‘连译带改’，在翻译《天堂蒜薹之歌》时，甚至把原作的结尾改成了相反的结局。”基于这样的认识，文章表示，“莫言热”带给翻译界的启示应该是“好的翻译可‘连译带改’”，并强调“一部作品的最终译文不仅取决于原文，还取决于它的‘服务对象’，以及译作接受地人们的语言习惯、审美口味、公众心理等非语言层面的因素。或许，只有从根本上认识这一点，卡在中国文化‘走出去’途中的障碍才能消失。”一千余字的文章并不算长，却字字掷地有声，直指翻译标准、翻译方法以及翻译立场、翻译观念等翻译范畴内的根本性问题，并立足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宏大背景对所谓“传统的翻译观念”提出责问，“陈旧的翻译理念”、“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的绊脚石”等字眼屡屡让人触目惊心。9月11日中国新闻网以“专家: 翻译‘忠实原著’成文学‘走出去’绊脚石”为题转载该文，9月16日《济南日报》以及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经济网等国内主要媒体以“文学翻译‘忠于原著’成为‘走出去’绊脚石”为题也纷纷对该文进行了转载。

在此，我们首先就文章的内容澄清一点，文章在表明葛浩文采用的是“连译带改”式的非忠实性翻译方法时，以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的译本为例，称葛浩文“甚至把原作的结尾改成了相反的结局”。《天堂蒜薹之歌》的结尾确实发生了变化，可这一改动背后的事实究竟如何呢? 在一次访谈中，葛浩文对此进行了说明和解释:“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那是个充满愤怒的故事，结尾有些不了了之。我把编辑的看法告诉了莫言，十天后，他发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结尾，我花了两天时间翻译出来，发给编辑，结果皆大欢喜。而且，此后再发行的中文版都改用了这个新的结尾。”可见，改动原作结尾的是莫言本人，只不过他是在葛浩文的建议下进行修改的，这似乎可以被理解为译者与原作者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的一次生动例证，甚至是翻译中可遇而不可求的境界，但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葛浩文的单方面改动，更不能简单地由此得出译者不忠实于原著这样根本性的结论。

或许，这只是不经意间的“疏忽”，但文章意欲传达的核心观点却昭然若揭: 以“忠实”为原则的翻译观念阻碍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仿佛只有葛浩文的“连译带改”的翻译方式才是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能获得成功的唯一模式。

四、文学译介的复杂性与不平衡性

在莫言获奖以及莫言作品在西方的译介所引发的对翻译作用与翻译方法、对中国文学与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等问题的持续关注与讨论中，在翻译界尤其是翻译理论界，有一种呼吁更新翻译观念、转换翻译方法的声音不绝于耳，并在媒体的助力下似有形成主流认识之势。翻译界利用这一契机，对翻译方法与翻译观念等根本性问题进行反思，这对翻译研究的深化，进而对促进中国文学、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无疑都是及时和必要的。然而，倘若翻译理论界和媒体在这样的思考中将葛浩文的翻译定性为“连译带改”的翻译，并将这种“不忠实”的翻译方法上升为译介中国文学的唯一正确方法，甚至是唯一正确模式，并据此对以“忠实”为原则的翻译观念提出质疑，这是否同样有简单化、片面化看待问题之嫌? 对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就文学译介中的翻译方法和翻译观念等问题展开深入思考，对某些观点和认识进一步加以辨析，澄清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 翻译方法与翻译忠实性。“忠实”是翻译研究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翻译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从伦理的角度来看甚至是保证翻译自身存在的内在需要。然而，在莫言获奖与葛浩文的翻译所引发的讨论中，忠实性却一再被用来对所谓的传统翻译理念提出质疑，一时间，翻译“忠实于原文”不仅被视为需要更新的陈旧翻译观念，更被看作“影响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的绊脚石”。而葛浩文采用删节和改译等翻译方法在中国文学译介中获得的成功仿佛成为这种观点的有力论据和有效证明，或者，换句话说，葛浩文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删节和改译等似乎被理解为与忠实性观念与原则相对立的翻译方法。

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不禁想问一问:“忠实”到底是什么? 或者，当人们在谈论翻译的忠实性时，翻译到底应该忠实的是原文的什么? 是文字忠实、意义忠实、审美忠实、效果忠实抑或其他?国内翻译界曾经对村上春树的“御用”译者林少华的翻译有过不小的争议，有学者认为林少华用“文语体、书面语体”来翻译村上春树作品的“口语体”，林译因而在风格和准确性上都存在问题。然而，有意思的是，一方面，学术界对林译的忠实性提出质疑，另一方面，林少华在报纸、杂志、博客等诸多媒体一再表明他对文学翻译的理解、阐述他所信奉的以“审美忠实”为核心价值的翻译观，并指出，文学翻译的忠实性应体现在译文的“整体审美效果”，也就是说，“文学翻译最重要的是审美忠实”，因为，“无论有多少理由，翻译文学作品都不该译丢了文学性”。当然，我们无意于在此评价关于村上春树作品汉译的争论，只是这个例子多少可以提醒我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翻译的忠实并非仅在于语言和文字层面，忠实于原文远远不能被局限于“抠字眼”的范畴，无论在翻译观念中还是在翻译行为中，对于忠实性原则的理解都存在着不同的层面和维度。既然译学界对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已经有了越来越深刻的理解，那么对翻译的“忠实”也应当具有更加理性的认识。正如翻译史一再表明的，文字层面的忠实并不等同于伦理层面的忠实，同样，删节、改译等翻译方法折射出的也并非必然是“忠实”的绝对对立面。

再看另一个问题: 如果说葛浩文在翻译中对原文的删节和改译已经在客观上有悖于人们对“忠实”一词的基本理解，那么，翻译的忠实性原则在他的翻译过程中究竟是否存在? 葛浩文在一次访谈中谈起自己的翻译计划时曾说道，“还有家出版社邀我重翻《骆驼祥子》。《骆驼祥子》已经有三个译本了，都不好。最早的译本是抗战时一个日本集中营里的英国人翻的，他认为英美读者看中国的东西要是一个悲剧的话，会接受不了，所以就改了一个喜剧性的结局，完全歪曲了原著。后来北京外文出版社又出一本，可是他们依据的是老舍根据政治需要改过的版本，又是照字面翻译，没了老舍作品的味儿。还有一个译本是一个美国人翻的，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的，这个译者不知道文学作品的好坏，英文的把握也很有问题。我觉得这实在对不起老舍。”我们知道，伊万·金1945年翻译出版的《骆驼祥子》英译本对老舍作品真正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之后，不仅“以此英译本为基础，转译为法、德、意、瑞士、瑞典、捷克、西班牙等许多语种”，而且还“带动了海外的老舍其他作品的翻译与研究活动”。而葛浩文此番意欲重译《骆驼祥子》的原因很明确，并不在于原译本过于陈旧等历史原因，而是要“对得起”老舍，力求忠实地再现老舍作品的精神价值和美学趣味，译本既不能“歪曲了原著”，也不能“没了老舍作品的味儿”。这个事实或许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葛浩文在翻译中对忠实性原则不仅没有忽略，而且还有所追求。

如此看来，葛浩文所惯常采用的删节和改译等翻译方法不应被片面地视为一种对翻译忠实性的违背，更不应被借以否定以“忠实”为基本原则的翻译理念。如果说林少华强调的是“审美忠实”，那么，在葛浩文那里，“忠实”不在于语言层面，而在于意义层面，正如他所说，

“只要我在翻译词汇、短语或更长的东西上没有犯错，我的责任在于忠实地再现作者的意思，而不一定是他写出来的词句。这两者之间有细微差别，但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应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葛浩文的翻译方法与翻译忠实性原则之间的关系更为公允。

(二) 翻译方法与翻译观念。对于翻译方法与翻译观念之间的关系，译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 翻译是一种语言层面上“脱胎换骨”的再生过程，因而也是一种具有强烈的主观意识和理性色彩的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翻译被认为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从“译什么”到“怎么译”的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时时处处面临选择，包括对拟翻译文本的选择、对翻译形式的选择、对文本意义的选择、对文化立场与翻译策略的选择，等等。无疑，任何翻译方法的运用也同样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有意识的，渗透着译者对翻译本质、目标与价值的主观理解与认识。在《选择、适应、影响———译者主体性与翻译批评》［17］一文中，我们曾以林纾、鲁迅和傅雷的翻译为例，详细分析了翻译方法与翻译观念之间的密切关联，无论是林纾的“意译”、鲁迅的“直译”，还是傅雷对“以流畅性与可读性为显著特征的译文语体”的运用，三位译者对翻译方法的选择都是以实现其心目中翻译所承载的价值为目标的，也就是说，“正是在翻译救国新民、翻译振兴中华民族、翻译重构文化的不同目标与理想下，林纾、傅雷和鲁迅在各自的翻译中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葛浩文自然也不例外。那么，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葛浩文对翻译行为以及翻译的价值目标具有怎样的理解呢? 作为译者的葛浩文虽然并不从事翻译理论研究，却对文学翻译持有鲜明的立场与态度，并在不同场合多次有所表述，例如在一次演讲中他表示，“我们的工作目的是尽量取悦于一位不了解目标语国家语言的作家，尽力去忠实于他的原作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作者写作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他的译者，而是为了他的读者。而我们也是在为读者翻译。”又如在一次访谈中他明确指出，“我认为一个做翻译的，责任可大了，要对得起作者，对得起文本，对得起读者，我要多想的话，恐怕早就放弃了，所以我不大去想这些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对得起读者，而不是作者。”可见，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为读者翻译”，这是葛浩文对于文学翻译一贯所持的立场与态度。为读者而翻译，葛浩文所面对的是出版社编辑这个特殊的读者以及“他所代表的英美读者”，如何让他们接受并喜爱充满异域情调和陌生氛围的中国文学作品，他必须在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上有所选择。媒体和学界普遍认为，葛浩文式的“连译带改”翻译策略常常体现在作品的开头部分，究其原因，葛浩文曾在访谈中做出如下解释:“英美读者习惯先看小说的第一页，来决定这个小说是否值得买回家读下去; 中国作家偏偏不重视小说的第一句话，而中国的读者对此也十分宽容，很有耐心地读下去。国外的编辑认为小说需要好的开篇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在《苦竹: 两部中国小说》中，厄普代克曾说，美国读者那颗“又硬又老的心，我不敢保证中国人能够打动它”。倘若美国读者的心真的如此难以打动，又往往没有慢慢探寻和品味的耐心，那着实必须有一下子就能吸引眼球的精彩开头不可。因此，为了吸引读者，“除了删减之外，编辑最爱提的另一个要求是调整小说的结构”，以刘震云的《手机》为例，“编辑认为中国三四十年前的事情是很难吸引美国的读者的，他们想要看的是现在发生的故事”，在这样的情况下，葛浩文没有完全忠实地翻译原著的开头，而是“把小说第二章讲述现在故事的一小部分拿出来，放在小说开头”。通过这个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坚持“为读者翻译”的葛浩文那里，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接受，是为了更多的不通汉语的英语读者能喜爱中国文学作品，因此，读者的期待与喜好对翻译中是否删改原著以及如何删改就具有了决定性意义。试想，如果每部小说的开头都像哈金的《等待》的开篇第一句“孔林每年夏天都回到乡下去和他的妻子离婚”一样精彩，一样符合美国读者的审美标准的话，葛浩文也无需费力地在翻译中加以处理了。对原著的删改远不是翻译中必然采用的方法，更不是翻译中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翻译观念作用下译者的一次选择。

(三) 翻译方法与译者责任。莫言获奖后，创作与翻译、作家与译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颇为引人关注的话题，莫言对翻译采取的开放态度被认为不仅给译者很大的发挥空间，也因而对他的获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莫言对译者毫无保留地信任，其他作家却不尽然，比如另一位在海外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余华认为，“在文学翻译作品中做一些内科式的治疗是应该的，打打针、吃吃药，但是我不赞成动外科手术，截掉一条大腿、切掉一个肺，所以最好不要做外科手术［5: 48］”，而昆德拉对译者的不满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作品《玩笑》的最初三个英译本让他大为不满——尤其不满译者动辄在不同地方换用同义词来表达原文中同一个词的意思的做法。他曾公开对译者表示不满，说‘你们这些搞翻译的，别把我们又是糟蹋，又是凌辱的’”。可见，作家对翻译的态度，可以说因人而异，莫言在多种场合表示了对译者的信任和感谢，这或许因为“他很清楚汉语与英语之间不可能逐字逐句对应的，与其他语言之间也是如此”，又或许因为他明白“翻译可以延长一部文学作品的生命，并可以揭示原来文本中所隐藏的东西”，但恐怕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他遇到了葛浩文这样一个“真心喜欢莫言的所有小说”、并如顾彬所言“采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进行翻译的好译者。

无疑，莫言对葛浩文的态度不是盲目的，他所说的“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完全是出于对葛浩文的了解和信任。而这信任的另一面就是译者的责任问题。翻译是一个充满选择的过程，选择必然具有主观性，也就必然意味着责任。对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译者而言，翻译过程中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不是随意的、盲目的，而是有清醒意识和明确目标的，力求通过解决翻译中遭遇的各种矛盾而实现翻译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具体到葛浩文的翻译方法，他对原文的删节、改译甚至整体编译无一不是其主观性和主体意志的体现，每部文学作品都具有各自的特色，删不删、改不改以及如何删、怎么改，都需要译者根据文本内外的不同情况做出判断、进行选择。况且，译者对于翻译过程中的每一次选择都必须谨慎行事，一方面各种选择之间存在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各种选择都是语言、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等文本内部与外部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如果说翻译活动中有很多不可为而为之的艰难，完全忠实于原著不易，那么，删节、改译等体现主观性和创造性的行为也同样不易，正如葛浩文所言，“既要创造又要忠实——甚至两者之间免不了的折中——那股费琢磨劲儿”完全是一种挑战。而这艰难与挑战的背后所折射出的正是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责任意识。莫言曾这样描述他与葛浩文的合作: “我与葛浩文教授1988年便开始了合作，他写给我的信大概有一百多封，他打给我的电话更是无法统计，……教授经常为了一个字、为了我在小说中写到的他不熟悉的一件东西，而反复磋商，……由此可见，葛浩文教授不但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翻译家，而且还是一个作风严谨的翻译家……”毋庸置疑，这一百多封信和无法统计次数的电话所体现的正是译者对原作、对原作者、对翻译活动所承担的一份责任。

对作家和译者之间关系的理解可以说见仁见智，或像毕飞宇一再表示认同的那样，“一个好作家遇上一个好翻译，几乎就是一场艳遇”，或像余华认为的那样，“像是拳击比赛，译文给原文一拳，原文还译文一拳，你来我往，有时候原文赢了，有时候译文赢了，十个回合以后打了一个平手，然后伟大的译文出现了［5: 49］”。然而，从伦理角度来看，译者与原文之间首先具有一种责任关系，“翻译可以成全一个作家也可以毁掉一个作家”，这种颇为极端却又富有深意的说法或许是对译者责任的最好诠释。甚至，我们有理由认为，比起亦步亦趋地按照原文直译，当葛浩文采用删节和改译等翻译方法时，他对作者和读者所承担的责任都更为重大，因为无论原作者还是读者，对于从原文到译文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基本上是无从知晓的。想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浩文坦言，“作者与译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不安、互惠互利且脆弱的”。

无论删节还是改译，葛浩文的翻译方法不仅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更必然对原作、原作者和读者负有更大的责任，如何能将这样一种“不安而脆弱”的关系理解为文学译介中的唯一方法和固定模式呢?

(四) 翻译方法与文化接受的不平衡性。翻译就其根本目的而言是为了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而交流必然依赖并取决于对来自异域的他者的接受。因此，在文学译介，尤其是在两种存在显著差异的语言和文化之间进行文学译介时，读者的接受是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要考虑的首要问题。葛浩文之所以坚持“为读者翻译”的理念，无疑正是出于对翻译接受的重要性的认识。然而，翻译的接受远不是简单的语言问题，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语境、读者的接受心态以及源语与译语文化之间的关系等，这些都是在其中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

目前，国内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以忠实于原著为原则，出版的一般都是全译本，改译、节译或编译等处理是不被接受甚至不能容忍的，这是因为，中国对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的接受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无论文化接受语境还是读者接受心态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忠于原著的翻译不仅在读者接受层面不会产生障碍，更成为社会对于翻译活动的一种要求。反观中国文学在西方国家的译介，可以说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媒体有过这样的统计:“目前作品被译介的中国当代作家有150多位，只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1.3%。中国每年出版的引进版外国当代文学作品数量却十分巨大。在美国的文学市场上，翻译作品所占比例大概只有3%左右，而在3%的份额中，中国当代小说更是微乎其微。”可见，中译外与外译中之间的不平衡极为明显，中国文学输出与西方文学输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逆差。这一事实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文化接受语境和读者接受心态两方面的显著差距。而由于这样的差异和不平衡性，为了最大程度地吸引西方读者的兴趣从而推进中国文学在西方的接受，译者在翻译中就必然以读者为归依，对原著进行适当调整，使之在更大程度上契合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期待视野。就葛浩文的翻译而言，他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采用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也正是以西方读者的接受为出发点，以便在西方目前的文化接受语境下更有力地推介莫言等优秀作家的作品。

实际上，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也不乏类似的例子，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林纾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在今天的翻译研究视野下，林纾的翻译往往由于他在翻译中采取的“意译”的翻译方法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原著的种种背叛与不忠实而备受责难，然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林译小说”却将翻译在文化交流中具有的“媒”和“诱”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进而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究其原因，文化接受语境无疑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在林纾所处的晚清时代，文学界和评论界对外国小说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普遍认为“吾国小说之价值，真过于西洋万万也”。出于这样一种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与对本土文化价值的立场，为了加强翻译小说的可读性从而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虽然林纾极力提倡借助外国小说来实现改良社会、救国新民的目标，但翻译中重要的只是保留原作的内容，完成译介小说“知风俗、鉴得失”的使命，任何被认为符合这一需要的删改都不是问题。同样，我们也看到，正如任何翻译活动都必然具有历史性一样，林纾的翻译以及他采用的达旨、译述的翻译方法也是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的阶段性产物，并随着历史文化语境的改变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以史为鉴，我们可以试想，目前国内对葛浩文的翻译方法的推崇正是中国和西方对于异域文化接受程度的差异的反映，也正是中国和西方在文学译介上的不平衡性的体现，那么，随着差异的缩小以及不平衡现状的改变，葛浩文式的翻译方法是否也如同林纾的翻译那样，终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成为中国文学译介史上的曾经?

在中西方文化接受语境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下，除了读者的接受之外，另外有一点不得不提的就是商业利益问题。在市场和商业利益的作用下，正如葛浩文所言，“译者交付译稿之后，编辑最关心的是怎么让作品变得更好。他们最喜欢做的就是删和改。”如此情形下，作为译者的葛浩文常常要一再坚持和“斗争”，为的就是“不能让编辑这样随意改动”并“尽量保留更多的原文”。诚然，倾向于市场化的译本最终对文学译介本身无益，可遗憾的是，经济利益至上的商业性出版社恐怕难以为了文学的前途而无私奉献。这种与出版者在斗争与妥协之间的博弈远非个案，其他的译者也同样面临。王安忆的《长恨歌》出版前，出版社主张将书名改为《上海小姐》，理由是“有这样一个书名做噱头好卖”，但译者白睿文一再坚持忠实于原名的翻译，最终《长恨歌》的英文版辗转到美国非盈利性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才得以出版。无论葛浩文还是白睿文，译者的无奈和坚持都显而易见，对原文的某种删节和改译恐怕，一如林丽君所言，真的是译者“完全不能控制的事情”，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之与翻译方法本身的唯一性或正确性相提并论的。

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都从不同层面揭示出文学译介活动的复杂性与丰富内涵，而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语言、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客观存在着巨大差异的背景下，中国文学译介过程中尤其凸显出无法避免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等特征，而葛浩文——其他译者也同样——对翻译策略与方法的选择与运用是特定历史时期中主客观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显著的历史感和时代氛围，也强烈体现着译者的主体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将葛浩文的翻译方法绝对化、唯一化和模式化，甚至据此而质疑以忠实为原则的翻译观念恐怕是有失偏颇的，也无益于在中国文化、文学走出去的深层次意义上来讨论翻译的作用和价值等根本问题。

五、结语

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译介无疑是出色的，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莫言获得了重要的国际声誉，也使中国文学在其世界化进程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当代作家逐渐被译介到国外，包括莫言、余华、毕飞宇、苏童、刘震云等在内的一批作家都非常优秀，而葛浩文本人也已经翻译了中国二十多位作家的作品，为何获得诺贝尔奖的是莫言? 可见，虽然好的翻译是中国文学得到国际认可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仅凭好的翻译就能获奖，莫言作品本身的精神价值、艺术魅力与东方文化特质等才是其获奖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作为译者的葛浩文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眼光和选择，因为他选择了莫言这样一位足以引起西方读者兴趣的作家。因此，删节和改译等翻译方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也使得葛浩文的翻译收获了极大的赞誉，但对两人的成功而言都并非决定性因素。

可以肯定，随着莫言的获奖，莫言的国际知名度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不断增加，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学、文化的接受程度也将随之提高，那时，无论西方读者还是中国作家，都会逐渐不满足于目前的翻译处理方法，会对翻译的忠实性和完整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毕竟原汁原味的译本才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文学的魅力。正如莫言所说，“世界需要通过文学观察中国，中国也需要通过文学来展示自己的真实形象。”这是双方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文学作品的译介和传播确实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主客观层面的多种因素，如果说用“外译中”的眼光来看待“中译外”是把问题简单化了，那么，将目前获得成功和认可的翻译方法视为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唯一正确的方法、唯一可行的模式，这同样是一种片面的认识。针对部分学者和媒体对葛浩文式翻译方法的推崇、对所谓传统翻译观念的质疑，翻译理论界应当以翻译活动的本质与目标为出发点，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对某些认识予以澄清和引导。

作者简介

刘云虹，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许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学和法国文学。

本文原载《外国语》2014年第3期，第6-17页，参考文献从略。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发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