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虹：关于新时期中国文学外译评价的几个问题

摘要：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学外译受到各界的热切关注并引发了广泛讨论。围绕译介方法与模式、主体与内容、接受与传播等问题，各种评价不断出现，既有一定的共识，也有不同观点的交锋，同时还存在某些疑问与困惑。本文立足于对中国文学外译评价的整体把握，就中国文学主动外译的必要性、中国文学外译的方法及中国文学外译的接受等三个重要问题展开讨论，并对中国文学外译评价的未来走向加以思考。

主题词：中国文学译介；途径；方法；接受；评价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近10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学外译受到各界的热切关注，也引发了广泛讨论。涉及中国文学外译的方方面面问题，包括译介方法与模式、主体与内容、接受与传播等，都或多或少成为学界在探究中国文学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时关注的焦点。围绕这些焦点问题，既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也有不同观点的交锋，同时还存在着某些有待澄清的疑问与困惑。关于中国文学外译，各种评价不断出现，一方面折射出新时期我国翻译活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也需要学界，特别是翻译界和批评界，在直面现实的基础上展开深入探讨，以期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为推动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发挥应有作用。就目前而言，在针对中国文学外译的评价中，中国文学主动外译的必要性、中国文学外译的方法及中国文学外译的接受可以说是无法绕过的三个重要方面。本文拟从对中国文学外译评价的整体把握出发，结合现状，就以上三个根本性问题进行梳理与思考。

1、中国文学主动外译的必要性问题

中国文化“走出去”在新的历史时期具有重要意义，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举措。2002年，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正式提出，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全国文化厅局长座谈会上指出：“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进一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实施‘走出去’战略，着力宣传当代中国改革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大力传播当代中国文化，以打入国际主流社会和主流媒体为主，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和现代传播方式，树立当代中国的崭新形象，把我国建设成为立足亚太、面向全球的国际文化中心。”（杨利英，2014：186）就文化界而言，早在2001年，汤一介（2001）就提出“拿来主义”与“送去主义”应双向互动，认为“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我们把中国文化传播到其他国家和民族时应更加有‘自觉性’和‘进取’精神”，也就是说，“在我们和国外的文化交流上应是双方面的，一方面积极吸取国外的一切优秀文化，另一方面主动地向外面传播我们的优秀文化，在文化的对话和讨论中共同推进人类文化的发展”。季羡林（2004）也曾明确表示：“我一向特别重视文化交流的问题，既主张拿来主义，也主张送去主义。”

文学是民族精神与文化的集中展现，文学外译因此被视为最好的文化传播与推广方式之一，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其必要性和迫切性毋庸置疑。然而，中国文学是否有必要主动地外译，主动地“走出去”，这在各界的探讨与评价中却成了一个另当别论的问题，争议和批评的声音时有出现，甚至有学者认为，“实行与‘拿来主义’相对称的‘送去主义’，主动将中国优秀文化作品译成西方语言供西方读者阅读，则实在看不出有达到其预定目标的任何可能性”（刘亚猛，2009：64）。总体来看，质疑者的观点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弱势地位，目前把弱势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主动向占据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译介，是一种逆势而行的译介行为，违背了文化译介的基本规律；二是中国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存在显著差异，以宣传中国文化为目标的文学译介似有强行输出意识形态之嫌，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三是以自我为出发点的主动译介基本上依赖于主观判断，与国外读者的需求与期待相距甚远，如此一厢情愿的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在种种质疑声中，被最多提及的三个个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创办的《中国文学》、改革开放之初由杨宪益等人推动设立的“熊猫丛书”以及从1995年延续至今的《大中华文库》，它们往往被视作主动译介不成功的有力证明。这三次由政府主导的中国文学外译虽然时代背景和译介模式不尽相同，但最终的境遇和效果却被认为十分相似，《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最后都“难以为继”“黯然收场”，《大中华文库》虽仍在继续，但“除个别选题被国外相关出版机构看中购买走版权外，其余绝大多数已经出版的选题都局限在国内的发行圈内”，最终那“一本本堆放在各地高校图书馆里的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文化典籍”只有惨遭“无人借阅、无人问津”的命运（谢天振，2014：2、6）。总之，三者“并没有促成我们的中国文学、文化切实有效地‘走出去’”（谢天振，2014：5）。

这些看法与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文学主动外译的一种怀疑甚至否定，对此，不少学者认为有必要予以回应。首先，针对每每被举为反例的“熊猫丛书”和《大中华文库》，许钧（2017：5）认为“文化走出去既是文化发展战略，那么对其效果也应从战略高度去评价”，就文学外译而言，对于像“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这样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出版物，仅仅以当下的市场销售与读者接受情况来衡量便得出否定性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许多、许钧，2015：13）。他特别强调不应仅从接受层面对文学译介的成功与否加以简单判定，而要从思想开放与文化交流的高度进行历史性评价，“在经历30年的中西隔绝之后，这些图书的翻译出版向西方介绍了真实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为渴望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大门，其作用不应该仅仅从文学接受的层面加以论定，还应该从思想的开放与文化的交流层面去探讨”，而就实际的译介成果与影响而论，也应看到“《大中华文库》对外译介工程在对外介绍中国文化之源流、构建系统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培养国内高水平翻译与语言服务人才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许钧，2017：5）。

其次，中国文学外译以中国文化“走出去”为旨归，其根本目标并非局限于文学本身，而是在于向世界展示中国优秀文化、思想与价值观念，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增强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进而为建设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发挥应有作用。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必须以构建中华文化价值观为基础，“只有形成了明确、有力的中华文化价值观，文学译介才能有助于避免中国文化在西方国家遭受误读甚至曲解，有助于树立真实的中国形象；也只有形成了明确、有力的中华文化价值观，文学译介才能真正从文化交流与对话的意义上发挥作用”（刘云虹，2015：7）。而构建中华文化价值观，必须依赖于立足自我、立足文化主动“走出去”的“中国选择”。在针对中国文学主动外译的质疑中，一个与之密切相连的方面是文本选择，持怀疑或否定论者认为我们“送出去”的作品未必甚至难以满足海外受众的审美需求与阅读期待。对此，姑且不论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标签化和猎奇式阅读心态以及所谓审美期待的不确定性，仅就当下的文学输出质量而言，有学者指出，“传播出去的文学作品中，能够代表中国文学精华的还不够多，不足以反映中国文学的全貌，一些质量不高甚至质量低劣的作品掺杂其中，导致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印象不够客观”，甚至，部分作品“反映出的政治倾向非常明显”（韩子满，2016：105、106）。无论中国文学外译的根本目标，还是中国文学外译的现实状况，都凸显出“中国选择”在文本选择中的重要性，通过“中国选择”“体现的是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中国人依照自己的价值观念，选择本民族文化的经典著作进行推介，有助于系统全面地反映中国文化的精髓，对于其他国家与民族译介中国文化，可以起到引导与示范的作用”（许多、许钧，2015：14）。

坚持“中国选择”，发挥文化传播的主动性，理应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必要举措。在韩子满（2016：106）看来，“要想服务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大战略，要想扩大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坐等他国主动来引进翻译我们的文学作品是不现实的。即便对方引进了，也未必符合我们的期待，更不可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必须主动作为，把我们挑选出来的作品主动送出去，从源头上对中国文学的传播效果加以干预，减少甚至是杜绝低劣的、负面的文学作品在海外的流通，引导甚至塑造海外受众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看法”。

再者，不少学者对以官方意识形态输出为由诟病中国文学主动外译的观点持不同意见，张春柏（2015：10）认为，关于“有效去除官方意识形态”的建议“既不可取，也不可能”“因为意识形态是深深扎根在文学作品中的东西，它们本身就是‘中国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无法想象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要是去除了这些东西还会剩下些什么。恐怕走出去的已经不是中国文化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为了迎合西方‘读者’而刻意淡化甚至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这是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做的事”。中国文学之所以如论者所言，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居于“核心地位”（郝雨，2017），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文学具有显著的文化属性，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文化与意识形态又是同质的：文化诸形式的经验表达，并非纯粹的符号行为，而是与观念和思想体系——意识形态的价值规定相关的社会行为；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的精神文化体系，制约规范着整个社会文化的表现内容，主流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意识形态”（陈伟，2014：55）。这就意味着，正如学界所普遍共识的，文学译介绝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其中必然具有深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输出中，意识形态内涵都是不可避免的，与西方国家的文学译介与文化传播相比，中国文学主动外译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不应被刻意强化。另有学者依据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实际成果指出，“走出去的文化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仅从对外译介的作品来看，既包括当代文学作品，也包括文化典籍，涉及中国文学、美学、哲学、政治、伦理的方方面面，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精神财富的结晶，远非‘意识形态’几个字可以草草概括”（许钧，2017：5）。

从以上对中国文学主动外译相关评价的梳理与论述中不难发现，围绕中国文学主动外译的必要性问题，各方观点针锋相对。尽管文学文化主动走出去的成功个案已越来越多，但问题的提出或争议本身就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它揭示出，中国文学是否应主动外译，这不仅仅涉及文化交流的途径，而是与我们对文学外译从文本选择到文学接受的整个过程的关注与认识密切相连，也深刻关系到文学外译的立场与根本诉求。因此，探讨这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一点，即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与传播究竟出于怎样的需要和目标。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活动的跨文化交际行为本质得以凸显，而这一本质无疑应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我们既要看到对翻译问题的讨论应跳出单一的语言层面，进而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展开，同时也要真正从文化交流共生、文明交融互鉴的高度充分认识与把握文学译介的深层次目标。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学译介与文化交流更在维护文化多样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肩负着重要使命。当我们切实立足于这样的目标来看待中国文学外译时，如何以主动的姿态与开放的立场，促进中国文化更加真实地走向世界并在与他者的碰撞和对话中进一步认识自我、传承民族的文化血脉，则理应成为我们探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基本出发点。

2、中国文学外译的方法问题

文学译介首先是一种语言活动，涉及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转换必然依赖于方法，由于语言自身的多样性与不同语言之间显著的差异性，方法问题成为文学译介的核心问题之一，无论从我国翻译史还是西方翻译史来看，都是如此。在我国的翻译历史上，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清末民初的“豪杰译”以及中国文学翻译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林译”现象等等，无一不是关乎翻译方法并具有重要影响的经典个案。就中国文学外译而言，译介方法的选择与运用直接影响译作的风格与品质，因而也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接受与传播具有决定性意义。究竟应该如何翻译？在各界围绕中国文学外译的探讨中，尤其是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翻译方法成为各方热议和争论的一个焦点话题。

一方面，媒体纷纷认为以葛浩文、陈安娜为代表的外国译者对莫言获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将莫言获奖归功于葛浩文式“连译带改”的翻译方法。同时，翻译界的部分学者明确提出要破除翻译的语言中心主义，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走出去”问题，并呼吁“要尽快更新翻译观念”（谢天振，2013a），主张在向国外译介中国文学时“不能操之过急，贪多、贪大、贪全，在现阶段不妨考虑多出节译本、改写本”（张毅、綦亮，2013：55）。据此，《文汇报》2013年9月11日刊登了一篇题为《“抠字眼”的翻译理念该更新了》的文章，矛头直指翻译的忠实性原则：“做翻译就要‘忠实于原文’，这几乎是绝大多数人对于翻译的常识。但沪上翻译界的一些专家却试图告诉人们：常识需要更新了！这种陈旧的翻译理念，已经成了影响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的绊脚石”，进而指出，莫言的获奖与葛浩文的成功带给翻译界的启示应该是“好的翻译可‘连译带改’。”（樊丽萍，2013）在媒体的助力下，葛浩文的翻译似被定性为中国文学外译的唯一可行模式。

另一方面，文学界和评论界对葛浩文式的翻译方法却不断有质疑甚至批评的声音。作家余华坚持“尊重原著应该是翻译的底线”，他认为，“在文学翻译作品中做一些内科式的治疗是应该的，打打针、吃吃药，但是我不赞成动外科手术，截掉一条大腿，切掉一个肺，所以最好不要做外科手术”（高方、余华，2014：60）。评论家李建军（2014）更有激烈言辞，认为“葛浩文式的‘偷天换日’的‘改写’，实在太不严肃，太不诚实，简直近乎对外国读者的欺骗”。针对遭受部分媒体和翻译界学者质疑的翻译忠实性原则，他指出，“将原作的风格和真貌，真实地介绍给读者，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倘若无‘信’，所谓‘雅’和‘达’，便没有了意义，便是华丽而顺通的谎言”。

不难看出，伴随着葛浩文式翻译所引发的各种观点的对立与交锋，翻译方法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外译语境中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在最初的热议之后，翻译界就此展开了多方面更为冷静的思考与理论探究，形成了不少值得关注的评价，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在中西方文化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背景下，现阶段的中国文学外译有必要采取适度“改写”的策略，因为“适度‘改写’是取得文化认同的基础，在缺乏文化认同的情况下一味坚持‘原汁原味’‘本真原貌’，只会造成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阻碍”（姜智芹，2014：159）。二是文学译介与传播问题既关乎翻译观念、翻译目标与译者责任等主观因素，也涉及中外文化关系、目的语文学接受语境、赞助人系统等客观因素，具有十分复杂的内涵，葛浩文“对翻译策略与方法的选择与运用是特定历史时期中主客观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显著的历史感和时代氛围，也强烈体现着译者的主体意识”，不应将葛浩文的翻译方法绝对化、唯一化和模式化并据此质疑翻译的忠实性原则，否则将“无益于在中国文化、文学走出去的深层次意义上来讨论翻译的作用和价值等根本问题”（刘云虹、许钧，2014：16）。三是对于葛浩文的翻译，不应仅仅依据原文和译文的对比就得出“忠实”与否的简单结论，而要充分考虑翻译“忠实”概念的丰富内涵，切实关注翻译过程并深入考察其中蕴含的多方面因素，基于翻译过程的评价视角有利于“把静态的翻译结果分析扩展为动态的翻译过程讨论，并将其置于广阔的文化交流和历史语境中加以探索”（许诗焱，2016：98），从而避免认识的简单化和评价的片面性。四是葛浩文的翻译方法本身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动态性与复杂性，简单地将之标签化或盲目对其定性都是值得商榷的，应该看到“随着莫言在英语世界影响的不断扩大，随着读者的兴趣和要求的改变，葛浩文的翻译策略也逐步调整，越来越注重传达莫言小说所传达的中国文化的差异性特征和小说本身的文学性特征”（孙会军，2016：41）。五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必然结果是译入语文化的需求以及译入语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期待与理解力都在逐步发生变化，因此翻译方法也不应一味固守归化原则，在张春柏（2015：13）看来，“许多在霍克斯时代倾向于归化的东西，现在异化翻译已经完全可以为译入语读者接受，甚至期待了”，朱振武（2015：56）同样认为，“如果几十年前中国文学的外译应该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也就是尽量考虑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和接受习惯的策略，现在和今后一段时间的译介则应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也就是尽量保留源语文本的要素、原汁原味地移译成目的语的译介策略”。六是中国文学外译要以文化平等交流为根本目标，建立在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基础上，避免过度倾向西方价值观、过于认同西方文化，“中国文学走出去，要首先考虑优秀的文学作品优先走出去，但绝不是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要改头换面，要曲意逢迎，要削足适履，要委曲求全，要适合西方人的价值观”（朱振武，2018）。

纵观近年来学界就中国文学外译的方法问题展开的探讨，可以观察到，其中既有不同观点之间的矛盾与对抗，也有各种看法的相互认同、补充或深化，从总体而言，评价至少呈现出两方面的变化。首先，在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针对究竟应该如何翻译这一问题，各方的认识与评价随着探讨和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发展。莫言获奖之初，学界和媒体对“连译带改”式的翻译方法多有推崇，甚至依据葛浩文译介中国文学的成功经验将之视为中国文学译介的唯一正确模式，上文提及的《文汇报》2013年9月11日文章中的言论便是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而后，随着理论研究与实践关注的推进，学界越来越意识到翻译方法问题不应被孤立看待，并从翻译忠实性、翻译观念、译者主体性、文化接受的阶段性与不平衡性以及中国文学外译的根本诉求等多方面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探讨，同时力求澄清对于中国文学外译中翻译方法问题的某些模糊认识。这一发展从以上对翻译界主要观点的梳理中可见一斑，不仅如此，媒体对翻译方法问题的认识与评价也呈现出变化趋势。同样是《文汇报》，2018年8月7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文学要带着“本土文学特质”飞扬海外》。仅从标题便不难发现，原先对文学外译要“连译带改”的观点的宣扬，现在已经变为对“中国文学应该如何更好地带着文学特质‘走出去’”的考量，文章明确指出，“随着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世界各地的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必将逐步聚焦于中国文学本身”，并强调中国文学外译过程中“应积极引导海外读者欣赏中国文学的审美，而不是一味迎合市场”（钱好，2018）。中国文学外译评价中这一发展可谓是根本性的。

其次，针对究竟应该如何译介中国文学这一问题，各方的认识与评价逐步趋于理性。这着重表现在对葛浩文翻译方法的合理把握上。葛浩文的翻译不仅是中国文学外译中一个引人瞩目的成功个案，更像一个多棱镜，折射出文学译介活动方方面面复杂而丰富的内涵，在引发了国内学界对翻译问题广泛的关注、探讨和争议的背后，实际上也揭示了翻译的诸多根本性问题，亟待翻译界予以重新审视。对此，翻译界没有停留在印象式或人云亦云的主观判断上，而是一方面将葛浩文对翻译方法的选择置于其翻译理念与原则的基础之上加以整体把握，另一方面通过文本分析及对翻译过程的考察，力求做出有理有据的客观评价，既注重探析一个具有深刻影响的代表性翻译家的独特经验，又注重挖掘其独特翻译经验可能带来的普遍意义，从而最大限度地使翻译评价从不无喧闹的事件中跳脱出来，真正回归文本，回归理性。依据俄克拉荷马大学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中收藏的大量葛浩文翻译资料，许诗焱对葛译《干校六记》《手机》《天堂蒜薹之歌》等作品翻译过程进行的细致分析，许诗焱、许多就葛译《推拿》翻译过程中译者与作者之间的积极互动展开的深入探讨，就是非常重要也很有代表性的研究。无论葛浩文夫妇在翻译《推拿》过程中向毕飞宇提出的131个问题，还是葛浩文就出版社提出的删改要求在作家与出版商之间进行沟通的信件，都是对葛浩文翻译方法与策略研究中珍贵的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做出的翻译评价才更具说服力。

3、中国文学外译的接受问题

文学译介是文本生命的生成过程。译本的诞生并不是文学译介活动的完结，相反，恰恰意味着作品在不同时空中新生命的开始（刘云虹，2017：614）。而在这一段新的生命历程中，译本的接受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环。目前学界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是，“译出去”不等于“走出去”，上文提到的《中国文学》、“熊猫丛书”和《大中华文库》常常被视为译出去了但却没有真正走出去的代表性案例。《红楼梦》的杨宪益译本则是另一个被用来说明中国文学“走出去”境遇和效果不佳的个案，主要原因也正在于该译本的海外接受不尽如人意。有学者研究指出，尽管“杨译本的质量和水平在我国翻译界一直备受推崇”，但在走出去的实际过程中，“与霍译本相比，杨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接受和影响（从译本的印刷数、再版数、图书馆的借阅人次数以及译本的被引用率、相关重要文学选本的入选率等数据看）却远不如霍译本”（谢天振，2013b）。另有学者从世界文学的主要界定特征出发，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标志表述为“作品在接受文学体系中‘活跃’地存在下去”，而满足这一要求的前提是“文学译作必须同时以‘流通’及‘阅读’两种模式在接受体系中得到自我实现，缺一不可”（刘亚猛、朱纯深，2015：5）。不难看出，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践观照，一个基本认识就是，中国文学是否或能否“走出去”，关键在于译本的海外传播与接受。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译本的接受效果是传播和翻译过程不可分割乃至最为重要的环节，只有达到预期的接受效果，传播和翻译过程才能得以完成，文本价值才能得以实现，文学和文化输出才有意义”（夏天，2016），也就是说，在文学译介的整个过程中，译本的接受一方面与翻译过程中涉及的模式、策略、方法等层面的种种选择与抉择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学与文化传播的效果，进而对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产生根本性影响。因此，在围绕中国文学外译的探讨与评价中，被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文学接受的问题。

文学接受的核心概念之一是读者期待，接受美学认为，未被阅读的作品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通过阅读，作品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在文学译介的语境中同样如此，翻译始终面向读者，中国文学外译无论在过程中还是在效果上，都与读者的期待和接受息息相关。同时，就目前而言，中国文学整体“出海”不畅，“作品传播和文化交流的效果不甚理想”（周晓梅，2017：12）仍然可以说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各界在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均或多或少产生了某种焦虑，有“被翻译焦虑”（邵岭，2014），有“被接受焦虑”（曹丹红、许钧，2016：57），也有“文化认同焦虑”（周晓梅，2017：12）等。正由于这种种焦虑的存在，中国文学外译的接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当下海外读者的期待与认同，而后者又往往直接影响对翻译策略与方法的选择，于是类似“以读者接受为导向制定翻译策略”（夏天，2016）的观点成为相关探讨中颇有代表性的主张。论及“熊猫丛书”海外接受效果不佳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其中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译者遵循严格的直译，而“没有考虑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中西读者接受的差异”（姜智芹，2011：6）。可以说，正如有学者所观察到的，“当代中国文化界普遍被一种‘被翻译焦虑’裹挟”，这种焦虑“使得葛浩文关于‘翻译可以只考虑海外受众而不必重视原文’的论调成为翻译界的主流”（邵岭，2014）。张春柏（2015：13）则直言，“与中国文学外译应采用归化策略的主张相伴的是‘读者期待’论”。

对此，学界多有不同的声音，首先部分学者认为不应概念化地理解所谓的“读者期待”，无论“读者是谁”，抑或“期待什么”，都不是可以简单定论的。对于“读者是谁”，有观点认为，读者“有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之分，阅读目的和价值取向各不相同，而普通读者也是一个相当庞杂的群体，因审美情趣、文化素养和阅读期待的不同而可能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难以一概而论”（刘云虹，2015：3）。周晓梅（2018：122-123）同样关注读者因素的复杂性，将中国文学外译的读者分为文本外的真实读者、理想读者与文本内的隐含读者，并指出，“中国文学外译的真实读者既包括译者、对于中国文学作品感兴趣的普通读者、具有专业背景的学者和批评者，也包括出版社、编辑、文学代理人、文化政策制定者等把关人”。此外，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读者”实际指向的是译介受众，即“译介效果具体体现者和最终实现者”（鲍晓英，2015：14），在这个意义上，专业人士、普通受众、西方主流媒体，乃至图书馆馆藏和文学奖项等（鲍晓英，2015：14-16），都有理由成为对文学接受与传播效果的考察中应切实关注的广义读者。而对于“期待什么”，不少学者存有疑虑，所谓读者期待究竟是不是可以确定和把握的？如张春柏（2015：13）认为，“‘读者期待’本身是个有点‘诡异’的概念，特别是严肃的文学作品的读者”，他们对文学作品的期待并不一致，“有的读者读书只是为了消遣，他们需要的只是有趣的‘故事’，还有一些读者则期待真正的文学经典”。韩子满（2016：104）则指出，“读者阅读需求总会因时而变，甚至变动不居。以目标语文化某一时的读者阅读需求为依据，制定文学对外传播策略，往往收不到应有的效果”。在他们看来，读者的阅读期待与需求固然是中国文学外译中不容忽视的因素，但必须认识到，读者期待本身既非确定可测，也非一成不变。

其次，不少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广泛而深入，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与接受立场不断变化，理解和接受能力也相应地逐渐有所提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所谓的读者期待，翻译界和出版界的基本判断是外国读者阅读中国文学的主要目的在于了解中国社会或者是满足一种对遥远东方的猎奇心理。“性爱、政治和侦探”三类小说不仅是葛浩文概括的美国读者的阅读取向和兴趣（季进，2009：47），也几乎成为各界对外国读者的中国文学接受期待的标签式解读。实际上，正如媒体所指出的，“随着中国文化持续走出去，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必将逐步聚焦于文学本身”，同时，对作品文学性本身的关注也促使“海外读者必然会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艺术忠实度有越来越高的追求”（钱好，2018）。《解密》的成功被认为有不少“机缘巧合”的成分，但有学者分析指出，“麦家通过自己的作品，讲述了中国英雄的故事，以意志的力量克服了人类弱点和人类局限，将‘信仰’上升为一种沟通中西、超越时空的精神与品格，这才是麦家作品打动中西读者的最重要的力量”（季进，2018），也就是说，《解密》之所以受到海外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作品对世界、对人性的深入探索与深刻揭示，即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近期，鲁羊的小说《银色老虎》发表在《纽约客》杂志上，在随文配发的作家专访中，《纽约客》就作品的创作技法、叙事视角及意向的象征意义等进行了有相当深度的提问，媒体认为这不仅彰显出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入洞察”，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小说没有被当成社会分析样本或者猎奇媒介，而是回归文学本源，关注文学创作的技巧和意义，呈现作家对人类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的探讨”（韩梁，2018）。这样的个案并非鲜见，法国著名翻译家、汉学家、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法译者之一杜特莱曾坦言，文学性是他选择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的首要考量，他之所以喜爱并翻译了莫言的多部代表作，不仅因为莫言作品具有丰富的主题和很强的介入性，更因为莫言“从来没有忽视文学本身的品质”（刘云虹、杜特莱，2016：40）。季进（2014：28-29）曾分析指出，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与传播呈现出“从政治性向审美性的转变”“从边缘向热点转移”“从单一性向多元性的转变”，认为从三方面的转变可以看出，“中国文学的确开始走出被冷落、被边缘的困境，显示出不一样的文学特质，成为世界文学不容忽略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学之所以能逐步摆脱在世界文学中的边缘位置，一方面离不开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与发展，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中国文学国际影响力的整体提升，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抱有的通过文学了解社会的认知诉求和出于东方想象的猎奇阅读心态正在逐渐转变为对作品文学性本身的审美期待。

读者接受在文学译介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上针对中国文学外译的接受问题的相关评价正是基于这一共识展开的。在普遍关注并重视文学接受的情况下，学界对接受问题的探讨趋于深入，尤其对其复杂性和发展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概括而言，不少学者清醒地看到，读者接受固然对于文学译介具有决定性意义，但这不应导致中国文学外译中的唯接受论。对翻译原则与方法的认识、对翻译价值的把握以及对译介效果的评判，都不能仅以读者接受为导向，而必须立足于对复杂而丰富的翻译活动的深刻理解，以一种历史的目光，充分关注文学译介的阶段性和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从深层次来看，文学接受实际上正是一种文化关系的体现。无论译介与传播活动的客观规律，还是中国文学与文化在世界的相对边缘地位，都告诉我们，一蹴而就或一劳永逸的接受并不现实。同时，任何阶段性的产物都必然处于不断的演变与发展之中，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各国对异域文学和文化的认可程度与接受状况也并非一成不变。因此，在中国文学外译及其评价中，学界应高度重视并警惕唯接受论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翻译焦躁症与市场决定论”（许钧，2017：2）等功利主义倾向，而这同样需要我们真正从文化双向交流与精神建构的层面来理解翻译、定位翻译。

4、结语

新时期以来，在中国文学外译受到学界和媒体广泛关注的背景下，中国文学外译的评价也日益丰富，并聚焦于其核心问题，在不同观点的交锋中呈现出一定的发展性。这一点值得肯定。但我们同时看到，当下的中国文学外译评价在评价依据的科学性、评价视角的合理性及评价方法的有效性等方面仍存在某些有待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如定性研究较多而定量研究不足、对翻译结果的评判较多而对翻译过程的关注不足、感性评价较多而理性分析不足等。因此，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语境下，就今后的中国文学外译评价而言，译学界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1）在目前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立足文化史观、翻译价值观和跨学科视野，进一步深化中译外研究，力求考察并把握中译外实践的整体状况及其中凸显出的根本性问题；（2）切实加强对翻译过程的考察，通过对一手资料的挖掘，真正深入到翻译过程中，进而充分认识译者在文学译介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揭示翻译场域内各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3）真正深入文本，通过扎实、细致的文本比较分析，展开有理有据的翻译评价，以避免一切印象式或标签化的主观判断；（4）坚持文化自觉，从精神建构与文明交融互鉴的高度定位中国文学外译，促使文学译介实现其推动中外文化平等、双向交流的根本目标。

评价是一种目光，也是一种立场，中国文学外译评价无疑对中国文学外译实践具有导向作用，唯有推动其进一步彰显科学性与合理性，才能有助于加深对中国文学外译的途径、方法与接受等根本性问题的认识，有助于构建开放而多元的翻译空间，促使中国文学与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学外译批评研究”（编号：16BYY009）、江苏省第五期“333工程”科研资助项目（编号：BRA201807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云虹，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左侧为刘云虹教授、图片来自网络

本文原载《中国外语》2019年第5期，第103-111页，参考文献从略。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发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