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许钧：中华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关于《大中华文库》的评价与思考

提要: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实施过程中，中华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大中华文库》作为实施“中国文化外译”国家宏观文化战略的重大译介工程，受到译学界的高度关注。论文针对译学界对该工程的某些质疑，就《大中华文库》对外译介工程的重要意义与多重价值进行了探讨，进而结合《大中华文库》的译介与推广，就中华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大中华文库》; 译介; 传播; 意义; 建议

近十年来，国内学界越来越关注中国文化的外译，重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赵芸、袁莉，2010: 16—29)，陆续举办以“中国文化走出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国内出版界也积极参与，采取有效举措，推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就目前而言，最令学界关注的，应该是上个世纪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推出、多家出版社共同参与出版的《大中华文库》(以下简称《文库》)。对这套作为“中国文化外译”国家宏观文化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库》，学界有不少肯定性的评论，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这套书的出版未能有效地起到对外译介中国文化的目的，因为“绝大多数已经出版的选题都局限在国内的发行圈内”，最后仅束之高阁于各地高校的图书馆里，无人问津，无人借阅(谢天振，2014: 2、6)。这一看法的提出，依据的是读者的接受效应。一套书的出版，如果没有读者的广泛接受，自然就达不到传播的有效性，其译介与出版的价值就值得质疑。但是，评价一部书或一套书，尤其是评价像《大中华文库》这样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出版物，仅仅以当下的市场销售与读者接受情况来衡量便得出否定性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文库》最初是在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指导和推动下，以向海外传播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为目的，于1994年7月开启的一项大型系统出版工程。这套书的图书选题110种，其中哲学思想类经典21种，如《老子》、《论语》、《周易》等; 文学类经典55种，如《诗经》、《唐诗三百首》、《红楼梦》、《浮生六记》等; 科学技术类经典15种，如《黄帝内经》、《天工开物》、《四元玉鉴》等; 历史类经典10种，如《战国策》、《史记选》等; 军事类经典9种，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文库》得到了季羡林、任继愈、叶水夫、袁行霈、丁往道、韩素音等多位学者和翻译家的支持与指导，现已有外文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译林出版社、花城出版社等18家出版社参与该项目图书的编辑与出版工作。《文库》涉及两种类型的翻译，一种是语内翻译，即将古代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另一种是语际翻译，即将汉语翻译为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俄语、阿拉伯语、日语和朝鲜语等8种外语。从1999年1月1日外文出版社出版《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汉英对照)》，拉开了《文库》系列图书出版的序幕，到2014年7月1日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唐诗选(汉法对照)》，《文库》已经出版了汉英对照版97种，汉法对照版11种，汉西对照版9种，汉德对照版8种，汉俄对照版3种，汉阿对照版6种，汉日对照版6种，汉韩对照版尚待出版。《文库》中的每一本书，除经过出版社正常的“三审”程序之外，还要经过《文库》编委会指定专家的“二审”，它代表了我国最高的出版水平与出版质量。随着《大中华文库》出版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在国内外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远，已经成为对外汉语教学，国外图书馆和科研机构，以及外国友人收藏的首选图书。《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的编纂出版工作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和重视。温家宝总理曾三次写信批示要努力做好《大中华文库》出版工程，他特别指出:“这部巨著的出版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有益实践和具体体现，对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与合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部文库翻译和出版质量之高，反映了我国的出版水平。”胡锦涛主席 2006年4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向耶鲁大学赠送《大中华文库》中的《论语》、《礼记》、《墨子》等图书。

这一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宏大出版工程，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价值。第一、《文库》敏锐地捕捉到了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动向，顺应了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和趋势。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莫言、余华、毕飞宇等一批汉语作家在国际文坛上获得广泛认可，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兴趣。而中国文化所反映出的中国精神植根于中国文化典籍，《文库》就包括了这些文化典籍和著作，因此这一出版工程在启动时就带有前瞻性，顺应了当下海外希望了解中华文化的发展潮流和趋势。应该说，海外读者要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就会有走近中国文化源头的兴趣，去阅读中国文化典籍，而他们在阅读中国文化典籍时，语言是他们首先需要跨越的障碍。他们在汉语语言水平不能完全达到的情况下，通过阅读准确而精当的译本，而不是删减改编的译本来接近中国典籍，有助于他们更加准确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化。可以说，在世界希望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不断增长的今天，这套书的出版从现实角度看是适逢其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意义深远(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经典的翻译本身就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这一事实)。季羡林先生1995年在谈到《文库》时说，这一翻译出版活动是“送去主义”，把中国文化的精华送出去，惠及全世界，并预见这套书对中国文化的外传，特别是在海外非英语世界的传播，必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季羡林，1995: 34)。从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来看，《文库》确实顺应了世界文化交流与发展的潮流，正在为中国文化的域外传播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第二、“中国选择”和“中国阐释”是构建系统的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中国文化经典丰富，《文库》通过组织中国的学者和专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翻译，构建一个系统的中国文化宝库，这里面既包括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典籍，也包括重要的文学、科技、军事、历史典籍，它们都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结晶。就“中国选择”而言，通过文本的选择，体现的是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中国人依照自己的价值观念，选择本民族文化的经典著作进行推介，有助于系统全面地反映中国文化的精髓，对于其他国家与民族译介中国文化，可以起到引导与示范的作用。而“中国阐释”，则是以对中国文化精髓准确的理解为基础，保证传译的准确性。就目前阶段而言，在中国文化尚处于弱势的情况下，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在西方，可能会出现刻意曲解中国文化及中国作品的现象。有翻译研究者近来研究了台湾地区著名作家朱天文的成名作《荒人手记》和葛浩文、林丽君夫妇翻译的英文本的伴生文本之后，发现出版葛氏夫妇译本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为了迎合美国的意识形态，在书的宣传页上极力想凸显台湾的地缘政治位置和现实生存状态，并对这本以同性恋为主题的小说进行了较为明显的政治化阐释与评价(朱玉彬、陈晓倩，2015:149-158)。可见，“中国选择”和“中国阐释”是现阶段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必要举措。从《文库》的具体实施情况看，《文库》约请了专家学者撰写导读，对其中的一些典籍还做了必要的注疏并进行了语内翻译，然后要么选择已有经典旧译，或者另寻译家进行新译，从而形成最具有民族性的中华文化双语读本，向读者传播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应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无可替代的价值。

第三、《文库》对于国内高水平翻译人才和语言服务人才培养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翻译需求迅速增多，国内对高水平翻译人才的培养越来越重视。《文库》的翻译工作，实际上锻炼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译外人才。几年前，杨宪益先生离开我们时，国内翻译界曾有学者提出“杨宪益之后，中国文化如何在全球传播”的问题，在强调杨宪益先生翻译功绩的同时，从多个角度考虑文化的实际传播。这样的思考，笔者是赞同的。但《文库》工程自启动以来，并不只是埋头翻译与出版，不问传播与接受。事实上，随着《文库》工程的不断推进，《文库》工作委员会一方面强调翻译的质量，《文库》中的作品要么是精选翻译名家的经典旧译，要么是邀约中外翻译家对一些作品进行新译后经过严苛的中外文校核方才付梓，其翻译质量和出版质量得到相对的保证，可以成为外语学习者学习汉译外时的译文范例。另一方面，也不断增强对外传播与接受的意识，做好《文库》的对外推广与传播。事实上，在参与《文库》的翻译工作中，一些年轻翻译家得以不断积累经验，提升水平，逐渐成长为翻译名家，其翻译的中国文化典籍被国外重要的或主流的出版社接受并出版。如承担《文库》翻译的中年学者王宏教授、傅惠生教授(《易经》译者)、朱源教授(《紫钗记》译者)等已成为典籍英译界知名专家。苏州大学的王宏教授更是先后主持英译了五部《文库》作品: 《梦溪笔谈》、《明清小品文》、《国语》、《山海经》、《墨子》。其中《梦溪笔谈》、《明清小品文》、《国语》、《墨子》均属首次全文翻译。全英文版《梦溪笔谈》、《明清小品文》后来被英国帕斯国际出版社(Paths International Ltd．) 选中，于2011年和2013年在全球发行出版。这些作品到底命运如何? 笔者在2014年2月28日《苏州日报》2014年2月28日对王宏教授的一篇题为《王宏: 翻译的烦恼和快乐来自不同文化的碰撞》的访谈中，读到了王宏教授本人的回答:“要查询《梦溪笔谈》的英文全译本出版后的情况，最简捷的方法就是利用谷歌进行搜索。我于今年2月14日在google．com．hk查询了一下，双引号键入《梦溪笔谈》的英文‘Brush Talks from Dream Brook’，只用时0.31秒就得到12万6千条结果，这说明《梦溪笔谈》英文全译本已经享有很高的国际关注度。再搜亚马逊网站，则发现英国帕斯国际出版社在2011年出版《梦溪笔谈 》英文精装本后，又于2014年出版了《梦溪笔谈》英文平装本，这说明《梦溪笔谈》的英文全译本销售情况很好。帕斯国际出版社社长保罗先生在其网页上把《梦溪笔谈》的英文全译本称为‘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重要代表作’(an important masterpie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我又搜索了包括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几十所英美著名大学图书馆的网站，发现它们的馆藏里都有《梦溪笔谈》英文全译本，有些大学图书馆有收藏，下属学院图书馆也有收藏。我还在网上读到英美硕士生在读完《梦溪笔谈》英文全译本以后，以《梦溪笔谈》反映的中国古代科技为题目写出的系列论文等。这些都说明《梦溪笔谈》的英文全译本已经真正走向了世界并起到了传播传统中国文化，弘扬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作用。作为《梦溪笔谈》的英译者，我看到这些信息感到很高兴。”笔者读到这样的信息，比译者本人更高兴，因为这样的例子，并非特例，恰恰说明通过王宏教授这样的一批优秀的中国译家实实在在的努力，在国内外译家的合力助推下，中国文化典籍在域外的传播才成为可能。

当然，我们清醒地知道，《文库》系列图书的翻译与出版发行，并非是我们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活动的全部与终结，如何避免这些双语对照的中国文化经典读本在出版之后被“束之高阁”或“无人问津”的命运，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美国国家智库亚洲研究专家贝茨·吉尔博士和黄严忠博士2006年在共同撰写发表的《中国“软实力”资源与局限》一文中指出:“就文化吸引力而言，中国虽然资源丰富，但应该承认，她未能有效地推销自己的文化产品”(Bates ＆ Huang，2006:27)。因此，《文库》的出版仅仅是提供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一种参照性双语文本，我们还要花大力气推介这些文化产品。在这一过程中，众所周知，翻译是一种困难复杂的跨文化交流活动，要将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典籍准确翻译成外文，会遇到多方面的障碍，译作出版值得庆贺，但是译作问世，仅仅是我们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另一个新开端。《文库》今后若想走得更远，真正达到准确、全面、系统地传播中国文化精华的目的，除了继续抓好图书的翻译质量与出版质量、邀请国外汉学家加入翻译与审校阵营之外，还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首先，加强与国外著名出版机构和国外书商的合作，为《文库》图书在海外获得更多读者开辟渠道。每个国家都有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人文作品出版社，这些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在读者心中具有相对来说更大的吸引力。如果能够加强与他们的合作，通过出售图书版权或者联合出版等形式，我们就能够借助这些海外出版机构的发行与销售渠道，让《文库》图书走出国门，获得更多海外读者的关注。现在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图书在电子商务平台上出售，《文库》图书也可以直接进入相关国家电子书商的销售平台，让更多的外国读者有机会去购买这些图书，助推《文库》真正切实有效地走向世界。我们还可以考虑推出《文库》的电子版，通过电子书销售平台，比如亚马逊公司在各国网站的Kindle书店，增加海外读者接触到《文库》图书的机会。

其次，围绕《文库》作品，借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教育领域所建立的国际合作途径，与国外高校和学术机构举办中国文化专题学术研讨会和报告会，探讨中国文化，扩大中国在国外的影响力。这里，不仅要关注英语世界，更需要关注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等世界。德国一些学术机构经常举办文学作品朗诵会，邀请作家本人公开朗诵其本人写作的作品，或者邀请学者就自己的研究对象所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做学术报告，这些作品和报告的内容不局限于德国的文学作品，还包括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品。这一活动旨在促进德国文学与他国文学的交流，从而促进世界文学的发展。很多中国作家都受益于此，他们的作品通过朗诵会扩大了在国际文坛的影响。此外，不少人也都有这样的亲身体验，他们可能对一个作家或者某部作品不了解，而听过某位学者专家或者作家本人的报告之后，就萌生了对这个作家或这部作品的兴趣，进而想购买该作家的作品深入阅读。由此观之，我们需要创造译本接受的小环境。这里需要指出，每个文本接受的小环境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外国读者听了关于老子的报告，可能进而会对庄子感兴趣，甚至对中国道家思想以及与之有关联的佛教思想和儒家思想感兴趣。可见，这种创设接受语境的方式，是弱势文化输入强势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第三，采取有效措施，主动宣传与推介《文库》图书。文化作品的对外译介与传播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我们需要不断拓展交流途径，系统地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化。实际上，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自己文化的对外推广工作，美国如此，欧洲国家也如此。如法国政府，多年来一直采取积极措施，利用学者讲学和文化交流的机会，积极推广法国文化。就笔者所知，法国驻中国大使馆与法语联盟，每年都会资助数十位法国作家、艺术家、教授到中国讲学与交流。这方面，有很多成果经验值得借鉴。如在哲学领域，我们知道冯友兰先生通过他的《中国哲学简史》，对中国哲学思想在国外的流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最初是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的英文讲稿，后来结集成书付梓出版(冯友兰，2009: 前言)。如果当时没有冯先生通过授课的方式进行宣传，这本书恐怕无法得到诸多海外学者的广泛认可，更谈不上中国哲学思想的传播了。就我们所在的翻译理论界而言，长期以来西方翻译理论界一直认为中国没有系统的翻译理论，后来香港浸会大学张佩瑶教授编译出版了《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 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Cheung，2006)，并在国际翻译界的顶级刊物《译者》杂志编辑专号(Cheung，2009: 223-278)，系统介绍中国的翻译思想和翻译话语系统，其作用是非常明显的。由此可见，《文库》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需要有人主动去宣传。宣传者可以是译者本人或译作研究者，他们利用去国外开会或者授课的机会，向海外学子介绍自己的翻译成果或研究成果;宣传者也可以是国学家，他们与翻译家合作或在海外撰写书评，或举办中国文化研讨会，目的就是向海外读者宣介中国文化的精髓。我国现阶段已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建立了孔子学院，这是推动汉语国际教育、宣传中国文化的重要机构，它与法国的法语联盟、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德国的歌德学院和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一样，都是宣介人类优秀文化的非盈利性机构。孔子学院的教师除了教授汉语和介绍中国文化之外，还可以通过这些双语对照的中华文化经典读本，鼓励所在国的年轻人阅读，甚至可以使用所在国语言，从《文库》相关双语读本撷取有关部分，向海外学子介绍中国文化的精髓，激发他们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现代中国的兴趣。

总而言之，中国文化的对外译介与交流，有助于丰富世界文化，维护文化的多样性。“翻译活动是一种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许钧，2014: 50)。《文库》代表着中国声音，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它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目前，《文库》的翻译与出版还在继续，而且《文库》的图书选题还保持了一定的开放性，总编辑杨牧之先生希望今后尽快将图书选题扩展到现代和当代的一些作品上(杨牧之，2007: 26)。我们期待作为“中国选择”和“中国阐释”的《文库》，与“外国选择”和“外国阐释”的中国文化和文学作品形成更多的互补，从而让中国文化在异域文化中走得更远更好地促进全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 本文是“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二期项目”(2014090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许多，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许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学和法国文学。

本文原载《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5年第3期，第13-17页。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发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