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仲刚：论翻译问题之问题：一个活动理论的视角

摘要：翻译是一种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跨文化活动。翻译问题是译者在翻译活动实施过程中，必须克服的那些并非由其个体能力和技术因素造成的、具有主体间性特点的“困难”。翻译问题作为翻译学的一个核心概念，目前仍处于翻译研究的“灰色地带”。基于活动理论框架，通过解析多元语境因素制约下翻译活动的实施过程，可归纳不同类型的翻译问题、探究译者处理翻译问题的决策机制。翻译活动中，译者通常会遇到因操作“条件”而产生的语篇和规约性翻译问题，还会面临因翻译行为“目的”与操作“条件”、制约翻译活动的“社会规则”不相符，而产生的情景和职业翻译问题；这些问题的决策依据分别是源语文本功能、情景性译本功能、翻译规范与规约性译本功能。

关键词： 翻译活动；活动理论；翻译问题；决策机制

1. 引言

翻译问题是翻译学的核心概念，无论对于应用翻译研究还是翻译的纯理论、描写-解释性研究，它都是一个需要探究的重要课题（Toury：2010）。然而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个使用频率颇高的翻译学概念，仍然缺少足够的学术关注，甚至连许多翻译学词典、百科全书也未将其列入，可见它还处于翻译研究的“灰色地带”（gray zone）（Toury，2012：35-36；2010：235）。如Newmark (1988：9)所言，“若无翻译问题，便无翻译理论”，翻译理论的首要任务是界定、厘清翻译问题，揭示翻译问题的决策过程、手段及翻译决策过程中需要考虑的语境因素。需要指出，尽管目前的翻译理论多元共存，但仍鲜有翻译问题及其决策机制的连贯理论解释。

Wilss（1982：290）、Lorscher（1991：92-96）、Krings（1986：112-170）等人曾将“翻译问题”界定为“翻译困难”。如Lorscher（1991：80）所述，“当译者意识到不能或经努力后仍未能将源语文本完整转换为目标语时，便会产生翻译问题”。Newmark（1988：9；35；95）则认为它是由于双语语言、文化差异而造成的，译者在处理语篇段落、句群、单句、词组、文化和习惯表达、专名、语言变体、新造词乃至词素、标点时，需要通过选用适当翻译手段来解决的目标语语言问题。Nord(2006)提出，“翻译问题是特定翻译过程中，每位译者都需面对的不受其翻译能力和技术制约的客观的（至少是主体间性的）双语转换任务”。从这些定义可见，翻译问题至少具有三个特性：1）客观性（或主体间性），即它是每位译者都会面临的“困难”或都须完成的任务；2）翻译问题并非因译者“能力”或“技术”的制约而产生；3）翻译问题的存在使源语文本不能被完整地转换为目标语，为此解决翻译问题，译者须选用适当翻译策略和手段，对源语文本语篇形式、语义内容或功能效果的某些方面进行取舍 (2006:166-167)。

需要指出，Newmark和Nord的定义都拘于以双语转换为主的翻译操作行动。考虑到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社会活动，翻译活动是依次通过系列翻译行为和操作行动来实现的，故此可将翻译问题界定为在翻译活动实施过程中，每位译者都会面对的客观任务或克服的具有主体间性特点的“困难”，它并非因译者的个体能力或技术因素而产生；翻译问题的解决需通过调整源语文本的语篇形式、语义内容或功能效果的某些方面来实现。

2. Nord对翻译行为中的“问题”及其决策依据的功能主义解释

Wright等人的行为理论(Action Theory)主张“目的决定手段”（The ends justify the means），它是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基础。如Wright(1963)所言，“行为”是“一种事态向另一种的有意图转变或过渡”(1963：28)。据此，Nord提出翻译是一种目的性/意图性的情景行为（2001：13），她将翻译行为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划分为语用、规约、语言和语篇翻译问题四类。其中语用翻译问题是因源语和目标语文本语境因素的差异，尤其是因在各自交际情景中的意图性文本功能（intended text function）的不同而产生，对比、分析双语文本相关的文外语境因素是发现该类翻译问题的主要途径；规约性翻译问题因双语文本相关的文化习惯、规范、规约的差异而产生；语言翻译问题指因词法和句法规则的不同而造成的双语转换问题；语篇翻译问题是源语文本在修辞手段、词组表达等层面语篇特点的体现（Nord，2006：174-176）。由于文化是规约化行为习惯和观念的统称，而作为一种 “社会契约”的语言本身也是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Nida，2001：78；150），不难看出，规约性翻译问题其实就包含了主要因规约性语法规则的差异而产生的语言翻译问题。

Nord（2001）认为“功能+忠诚”（function plus loyalty）是实施翻译行为的原则（2001:126），当然也是翻译行为实施过程中解决上述翻译问题的依据。所谓“功能”即体现翻译行为“目的”（Skopos）的意图性文本功能，指通过有意图构建的译本，在特定目标语情景的读者身上产生的预期语境效果；“忠诚”指维系译者、源语作者、目标语读者和委托人之间的人际关系（2001:126）。该原则可进一步操作化为：在特定目标语情景的读者身上产生与委托人（或者经与译者协商后的委托人）意图相符的语境效果，同时尽可能对源语作者和目标语读者“负责”（Nord，2006：32；2001：59-60）。

可以发现，Nord对翻译问题的界定仅拘于情景性翻译行为，她并未论及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中的“问题”。正因为此，她的翻译“目的论”，也未能解释那些在翻译活动中形成的翻译规范、职业伦理等社会规则，对翻译行为的约束性。换言之，如果译者仅依照上述功能主义翻译原则，她/他的翻译行为有可能妨碍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甚至有可能违背其职业伦理；如果不考虑明示翻译行为正确与否、适当与否、能否被接受的翻译规范，译者不但有可能会受到“制裁”（negatively sanctioned），也不会构建出具有一定“接受性”、对目标语读者“负责”的翻译文本（见Toury，2012：68；195）。这是功能主义翻译理论所面临的困境。

3. Toury对翻译操作行动中“问题”的描述

Toury（2010；2012:35-43）参照翻译操作行动的三个环节：源文分析、目标语比对和双语转换，对翻译问题及其解决方式作了描述。环节1通过模仿同类翻译行动，对可译性和双语文本间最佳对应关系作初步构思和整体设想；该环节中的翻译问题具有前瞻性（prospective）和理想化（utopian）特点，译者侧重对翻译问题解决方式的理论化分析，以及对目标语中替代源语表述的最佳逻辑选项的考量（2012：38-39）；环节2参照目标语和目标语文化语境，通过回顾源语文本翻译问题相关的语言片段，寻求可对其直接替代的目标语表达方式，该环节的翻译问题具有反思性特点（retrospective），其解决方式也更现实、更具体（2012：42-43）；环节3指双语的实际转换过程，由于受双语语言、文化的差异、源语文本类型及其语篇特点等客观条件的制约，该环节翻译问题的解决方式，已经不单是用目标语对源语的一对一替换，更包括语言形式、内容和语境效果的增减变化，故此，“可变性”（changeability）是该环节中翻译问题及其解决方式的主要特点（2012：45-46）。可以发现，从源语分析、目标语比对到双语转换，翻译操作行动逐渐从设想变为现实，翻译问题的解决方式也从一对一的配对替换变得多维复杂。需要指出，现实中制约翻译操作行动的因素不仅包括双语语言、文化的差异、源语文本类型和语篇特点等客观条件，还有特定交际情景中的目标语读者、委托人、翻译目的以及翻译规范、职业伦理等社会-文化因素。正由于受这些因素的制约，译者的翻译操作行动便成了翻译行为、翻译活动。

4. 翻译活动中的“问题”及其决策机制

根据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活动是主体在一定动机的驱使下，在不同分工社会个体的参与下，以工具（artifacts）为媒介将客体转化成（transform）一个有意义结果（a meaningful outcome）的过程，所谓“有意义”指该结果具有满足实施者、参与者期待和需求的功能，该功能是活动结果的价值所在；长期以来，这些不同分工的活动参与者和实施者一起便形成了一个社团（community），活动的实施须依照对该社团所有成员都具约束力的“社会规则”（Engeström，1987：78-79），该规则不仅是活动社会性的体现，也是“社团”文化的表达。所谓行为是指主体在特定情景中有目的地将客体转化成预期的“结果”，行为目的通常是该情景的集中体现（abstraction of the situation）（Leontjev，1978：64-65）；操作行动是主体在特定“条件”的制约下，将客体转化为“结果”的习惯性（automatic）、程序化（routinized）步骤和过程，“条件”即“客体”和“工具”的具体特点（Leontjev，1978：65）。

通常，具有一定社会-文化属性的活动通过系列“目的导向”的行为（goal-directed actions）来实现，而行为则是通过受制于“条件”的操作行动（conditioned operations）来实现的（Leontjev，1978：67）。换言之，活动是由社会-文化层、行为和操作行动构成的分层系统，其上层需通过下层来实现，下层则又受到上层的约束，“社会规则”是制约活动社会-文化层的主要因素。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翻译活动是译者为了满足生存、自我发展等需求的动机驱使下，在委托人、出版商、目标语读者等人的参与下，以目标语语言为媒介将源语文本或源语思想转化成一个有意义的目标语文本的过程，该文本具有满足译者、委托人、出版商和目标语读者的期待和需求的功能（Sang，2011）。翻译活动实施过程中，制约其社会-文化层的“规则”分为翻译规范、职业伦理等规约化规则及法律、规章制度等强制性规则两类，其中翻译规范是这些规则的直接体现；同时，“情景性/意图性文本功能”，即在特定情景中的目标语读者身上获得与委托人、出版商等人意图相符的语境效果，是翻译行为目的的具体化（桑仲刚，2015）；此外，制约翻译操作行动的“条件”，包括源语文本功能及其语篇特点、双语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译者的翻译能力、语言选择惯习及其翻译工具（桑仲刚，2013）。这就是制约翻译活动的分层语境因素。如Baker（2006）所言，语境不单是翻译过程的制约（constraints），更是译者的策略资源（strategic resource）。

基于活动理论，桑仲刚（2014；2015）解释了翻译活动中译者的策略选择过程：翻译活动受“翻译规范”制约的社会-文化层，主要是通过“情景性文本功能”导向的翻译行为和受制于“条件”的翻译操作行动来实现的；翻译操作行动或行为的实施，不仅要依据本层的语境因素，还需确保与上层因素或“规则”相符合。当层次间存在不一致时，译者需参照上层因素或“规则”进行翻译决策。这为解释翻译活动中译者的“问题”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需要补充，规约性译本功能也是制约翻译活动社会-文化层的重要因素。如Toury(2012：8)所言，和其它交际活动一样，翻译本质上是目的性的（teleological by its very nature），其产品的功能/地位是制约其实施过程的最高层制约条件（constraints of the highest order）。通常，译本在目标语文化系统的预期功能（prospective function)决定其语篇-语言（textual-linguistic）结构，进而支配(govern)译者的策略选择过程(Toury，2012：6)。在翻译活动的实施过程中，译者确定其译本“预期功能”的依据是规约性译本功能，即该社团译者在大量翻译活动中，构建的业已被相同目标语读者所接受的同类型译本，所产生的语境效果。由于这些译本都是翻译活动的“有意义”成果，为此其功能不仅能满足译者、委托人、出版商和目标语读者的需求和期待，而且与该社团的翻译规范等“社会规则”相一致。可见，规约性译本功能也是社会-文化层“规则”的具体体现。

4.1 翻译活动中的“问题”

在翻译活动实施过程中，译者通常会遇到语篇翻译问题、规约性翻译问题、情景翻译问题和职业翻译问题。首先是因翻译操作行动层的“条件”而产生的语篇和规约性翻译问题。如上文所述，制约翻译操作行动的“条件”包括源语文本功能及其语篇特点、双语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等因素，其中不能用目标语完整重构的那些体现源语作者意图、文体风格和源文语域特点的标记性语篇特点，造成了语篇翻译问题。比如 E.E.Cummings采用拆分字母、颠倒排列方法创作的 A Leaf， 由于汉语中很难对该诗的排列风格进行完整重构，故此便产生了语篇翻译问题；又如韩少功《马桥词典》中的自造方言、George Orwell的Nineteen Eighty-Four中的“Newspeak”和Anthony Burgess的A Clockwork Orange中的“Nadsat”等自造语，都是引起语篇翻译问题的标记性文体特点。此外，双语语言、文化的差异是规约性翻译问题产生的原因。这类翻译问题不仅源于双语句法、词法等规约性语法规则的差异，更来自于源语特有的文类规范、规约性语篇图式、修辞结构及修辞手段（比如汉-英翻译中唐诗宋词的韵律格式及源语文本中的联边、析字、析词、镶字、歇后语等修辞格，英-汉翻译中十四行诗的音韵规则、英文法律文本中情态动词的特殊用法等），还源自于表述源语特有文化的惯用词语或短句（比如专名、术语、习语、俗语、行话及方言等语言变体）。实践中，对比双语文本（源语文本和拟构建的目标语文本）是析出这两类翻译问题的途径。

其次是情景翻译问题。当体现翻译行为目的的“情景性文本功能”与翻译操作行动层的“源语文本功能”不相符时，便会产生情景翻译问题（桑仲刚，2014）。翻译和其它交际行为一样，都是在特定情景中有目的地构建文本的过程。情景性文本功能，即文本在特定情景的读者身上产生的预期语境效果，是行为目的及交际情景的具体体现，它是翻译和其它交际行为的“导向”。由于文本功能的不同，目标语和源语文本的语篇构建方式和手段也会有所不同，情景翻译问题便由此而生。例如，如果委托人要求将杜甫的《春望》，翻译给一位需要了解中国晚唐社会、但又不懂中文的英国历史学家，除了因该诗特有的文体特点、语篇图式结构而产生的语篇和规约性翻译问题，此处更包含一例情景翻译问题：源语诗歌的功能是表达性的，而译本的情景功能则以信息性为主。需要补充的是，这里的“源语文本功能”并非情景功能，而是规约性文本功能，即业已被源语语言社团认可的同类型文本普遍具有的功能。这是由于“导向”源语言交际行为的情景性文本功能，需要与源语交际活动社会-文化层的“规约性文本功能”相一致；同时，翻译过程中译者单凭源语文本，很难对源语交际情景进行真实重构，也就是说很难准确界定源语文本的情景功能。故此，对比规约性源语文本功能和情景性译本功能，是发现情景翻译问题更为现实的途径。

另外，当“导向”翻译行为的“情景性文本功能”与翻译规范等“社会规则”不相符时，便会出现职业翻译问题；假如委托人或出版商要求将涉及尚未申报的专利或国家安全机密的源语文本，翻译给目标语大众读者时，职业翻译问题便会产生，此时译者需依据翻译规范、职业伦理乃至法律等强制性“社会规则”，调控自己的翻译行为（桑仲刚，2014）。需要指出，由于情景和职业翻译问题均源于语境因素间的矛盾，故此翻译语境分析是发现这两类翻译问题的主要手段。

4.2 翻译活动中“问题”的决策机制

在翻译活动的分层实现过程中，翻译操作行动或行为的实施，既要依照本层的语境因素，还需与上层语境因素或“规则”相符合。如果层次间存在不一致时，译者则需参照上层因素或“规则”进行翻译决策。职业翻译问题的产生，源于社会-文化层的“社会规则”与翻译行为层“情景性文本功能”的矛盾，其决策依据为上层的翻译规范等“规则”；同理，情景翻译问题是因操作行动层的“源语文本功能”和行为层的“情景性文本功能”不相符造成的，其决策依据应为后者。对此，巴西学者Arrojo（2005）曾做过一个实验：她在一家饭店里邀请数名译者将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诗“This is Just to Say”（This is just to say/ I have eaten/ the plums/ that were in/ the icebox// and which/ you were probably/ saving for breakfast// Forgive me/ they were delicious/ so sweet/ and so cold）译成葡萄牙语，并告知该文本可能是一位美国客人留给巴西主人的，结果译者竟一致将其翻译成一个生活便条。显然，此处译者的策略依据是“情景性文本功能”，而非源语文本功能（桑仲刚，2013）。需要指出，如果情景性文本功能与社会-文化层的“规则”不相符，情景翻译问题的决策依据则为规约性译本功能、翻译规范。

如上文所述，源语文本功能是制约翻译操作行动的“条件”之一，在符合情景性文本功能及翻译规范等“社会规则”的情况下，它是语篇和规约性翻译问题的策略依据。文本生产也是一种社会活动，该活动的“成果”对于作者、出版商和读者都有意义，也就是说具有满足活动实施者、参与者期待和需求的功能，该功能是评价文本生产活动的标准。在长期的文本生产活动中，同类文本的主要功能被规约化，比如诗歌的表达功能、广告话语的呼吁/感染功能、新闻报刊的信息功能等，这些功能是构建同类文本的操作行动所依据的“规则”。如Reiss(2004)所言，按照信息、表达、呼吁/感染三种功能，可将文本分为三种类型：以内容为中心的信息性文本、以形式为中心的表达性和以呼吁性语境效果为中心的感染性文本(2004：25)。译者在处理信息性文本的语篇和规约性翻译问题时，首先会选取那些能确保准确、完整、通畅地传达源语信息内容的翻译策略和语言手段；对于表达性文本中的这两类问题，她/他会采用那些既能保证语篇形式最大相似，又不会造成源语信息内容缺失的翻译策略和手段；在处理感染性文本的语篇和规约性翻译问题时，译者则会优先考虑有助于实现双语文本语境效果最佳对应的策略和手段(Reiss，2004：25-28)。当然，一个文本通常会兼具多种功能，此时译者会根据这些功能的显著性，依次制定解决翻译问题的策略方案。这样，翻译活动中的“问题”及决策机制可用图1来表示：

如图1所示，在翻译活动从社会-文化层、行为到操作行动的分层实施过程中，译者通常会面临由制约操作行动的“条件”造成的语篇和规约性翻译问题，还会遇到因（行为层）情景性译本功能与（操作行动层的）源语文本功能、（社会-文化层的）翻译规范等“社会规则”不相符，而产生的情景、职业翻译问题。通常，译者会参照源语文本功能处理语篇和规约性翻译问题、依据情景性译本功能解决情景翻译问题，并遵循翻译规范、规约性译本功能等“社会规则”处理职业翻译问题；当这些制约翻译活动的操作行动、行为和社会-文化层的语境因素间不一致时，译者则需根据上层的情景性译本功能或翻译规范等“社会规则”，选择适当翻译策略和语言手段，解决语篇翻译问题、规约性翻译问题或情景翻译问题。

5. 基于“问题”的翻译批评

翻译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活动（problem-solving activity）（Pym, 2007；Rothe-Neves，2003）；在这种跨文化交际活动中，译者的核心任务是解决翻译问题。换言之，翻译活动是译者根据源语文本功能、情景性文本功能、规约性译本功能和翻译规范等语境因素，依次解决语篇、规约性翻译问题、情景翻译问题和职业翻译问题的过程。为此，翻译批评的主要内容是评价翻译活动中译者的翻译问题决策，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分析翻译文本的语篇特点、重构分层翻译语境因素制约下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过程，以翻译规范、规约性译本功能、情景性译本功能和源语文本功能为参照，评判译者为解决翻译问题而采用的翻译策略和语言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译文质量评估的首要标准为翻译问题决策的适当性，而非译文语篇结构的“忠实”性和语言表达的“通顺”度。

例如，译者（或翻译机构）受一家筹划在境外上市的中国大陆公司之托，要将其中文年报翻译成英文，以便给某国际证券或金融管理机构呈交中英文双语文本，即使译者设法使目标语文本的宏、微观语篇结构都对源语文本“忠实”，其译作质量也并非就一定上乘。这是由于国内公司的中文年报和国际金融领域通行的英文年报的文类规范不同（王立非、韩放，2015），也就是说，在翻译的操作行动层面存在规约性翻译问题。由于源语文本功能以信息性为主，此时，评估译文质量的首要标准并非语篇形式的“忠实”度，而是信息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和通畅性。为此，解决该翻译问题，译者需要以目标语读者接受的文类规范为参照，调整源语文本的语篇结构，优先考虑那些能确保完整、顺畅地传达源语信息内容的语言手段。假如该公司为了能顺利通过资格审批，要求在译本中增添或删改源语文本的某些信息内容，与源语文本相比，此时翻译行为层的情景性译本功能，还增加了呼吁、影响等功能，这便与制约翻译活动社会-文化层的规约性译本功能、翻译规范等“规则”相冲突，职业翻译问题由此而生。解决该问题，译者须依据同类译本的规约性功能（即准确、完整、通畅地传达源语文本信息），参照翻译规范乃至规章、法律等有关强制性“社会规则”，与委托人进行协商使其调整翻译指令，以便选择那些能确保译本“合法性”和“接受性”的语言手段，构建语篇结构。否则，在源语文本在场的情况下，无论其译作行文如何地道、通顺，其质量则会在职业标准之下。

6. 结语

翻译活动是译者根据分层语境因素分析和解决翻译问题的过程。翻译问题是翻译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基于问题的（problem-restricted）翻译研究是构建纯翻译理论的途径之一（Holmes，1972；Toury，2012：4）；描写不同文类、领域和不同语篇层次中翻译问题的决策手段及其语言表现特点，能为翻译实践及翻译教学提供理据。

需要指出，分析和解决翻译问题的策略能力是译者能力的核心部分(PACTE，2005)，为此翻译教学需要以培养翻译问题决策能力为导向。基于问题的学习法（Problem-based learning）滥觞于建构主义教育思想，主张通过自主理解、探究真实情景中的实际问题（Barrows & Tamblyn，1980：1），着重培养学生的问题决策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Hmelo-Silver，2004），可见该方法可作为翻译教学的一种实施手段。一般而言，基于问题的学习分为三个步骤：发现、理解问题并提出假设；自主学习学科知识与解决问题的手段；形成问题决策方案（Wilkerson & Feletti，1989）。当学生遇到决策瓶颈时，教师需借助一个基于学科理论的概念模式，指导其理解和掌握处理同类问题的学科方法（disciplinary ways）（Hmelo-Silver，et al. 2007；Hartman，2002：23-69）。在活动理论的基础上，可构建一个解释翻译问题决策的理论模式，该模式可作为翻译教学的一种学科工具。当然，该模式也能为教学中的翻译语料构建提供方法论依据：制约翻译活动的分层语境因素，可作为翻译语料的标记参数；不同语篇层次上翻译问题的决策手段及其语言表现形式，是语料标注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该模式具有一定的应用翻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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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为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二十世纪敦煌汉文叙事文献西方英译活动研究”（项目编号：15BYY029）的阶段性成果。感谢本刊匿名评审专家在本文修改过程中所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作者简介

桑仲刚，男，甘肃天水人，博士，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学、语用学。分别在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Social Semiotics、Pragmatics and Society、《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中国外语》、《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外语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二十多篇，主编和参编著作多部，在“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Free Linguistics 等国际学术会议宣读论文多篇。中国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会理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理事、全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传统文化传播与翻译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

本文原载《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4期，第92-97页。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载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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