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立宇、王洪涛：《人间词话》中诗词碎片化所关涉的翻译问题

摘要：《人间词话》中的诗词呈现出程度不一的碎片化特征，这些碎片化的诗词在翻译过程中涉及若干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包括诗词界限模糊问题、诗学特征再现问题、修辞效果问题、语篇连贯问题、互文关系问题。文章从这五个方面对李又安、涂经诒两个英译本进行了对比和评析，指出两种译文各自的优劣得失，在为各类文本中碎片化诗词的翻译提供方法借鉴的同时，也将碎片化诗词的翻译问题上升到理论层面提请学界重视。

关键词：《人间词话》；碎片化诗词；英译

一、引言

《人间词话》（简称《词话》）在中国文论史上堪称经典，截至目前，已经拥有两个英译本：一个出自涂经诒手笔(Poetic Remark In The Human World――Jen Chien Tz’u Hua)，收入词话64则；另一个为李又安译文(Wang Kuo-wei’s Jen-chien Tz’u-hua: A Study in Chinese Criticism)，收入评语141则。与海内外学术界对于《词话》进行的本体研究相较，《词话》的英译研究起步较晚；在相关研究成果中，相对于国外成果的乏善可陈，国内的研究渐具规模（彭玉平，2012；王晓农，2015a、2015b；荣立宇，2015）。尽管这些研究尚停留在译评、综述、比较的初级阶段，然而却在学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为更加深入研究成果的问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词话》内容由核心术语、评价对象、相关评论三个方面构成，其中评价对象——古典诗词，构成其正文部分的重要内容，它们作为被作者随性援引的评价客体不同于其原始出处整篇整首的作品，呈现出碎片化的显著特征，在这里我们权且名之为诗词的碎片化或者碎片化的诗词。这部分内容与以整篇整首的形态出现的作品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在翻译中应该如何处理，这对于《词话》翻译研究来说，甚或至于更加广泛的文学批评凡涉及诗词片段引用者的翻译研究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拟从《词话》中碎片化诗词的英译对比入手，进而深入探讨碎片化诗词关涉的翻译问题。

二、《词话》中诗词碎片化所关涉的翻译问题

《词话》中的诗词呈现出程度不一的碎片化特征，这些碎片化的诗词在部分地保留了其完整作品诸多特征的同时，也获得了一些其完整作品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些特点在翻译过程中引发出若干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包括诗词界限模糊问题、诗学特征再现问题、修辞效果问题、语篇连贯问题、互文关系问题。

1.诗词界限模糊问题

由于《词话》中很多引用是只言片语，有些地方长短句的特征不明显，词与诗的区分不清晰，如第三则引用欧阳修《蝶恋花》词“泪眼看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秦观《踏莎行》词“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与同一则所引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元好问诗“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均为齐言体，不明就里的读者诗词莫辨。

长短句抑或齐言体是区分狭义的词与诗的重要形式特征，但碎片化的长短句会泯灭了这种具有区别含义的形式特征。在漫长的汉诗英译史上，由于中英两种语言本身存在着巨大的形式差异，在几种主要译法中——无论是诗体译诗还是散体译诗，无论是译成韵体，还是译成自由体，即使是以英诗音节的整齐划一来对译汉诗齐言体的整齐划一（如霍克思对《红楼梦》中许多齐言体诗歌的处理），也只是实现了诗句音节数目的大致相当，而在阅读的视觉感受上还是很难做到汉诗豆腐块式的齐整。句子原本便长短不一的词，译成英文更是难以做到形式上的整齐划一。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西方大多数译者和读者其实很难从译诗的形式特征方面区分词与诗，久而久之，便在经济原则的影响下泯灭了汉诗中词与诗的形式差别。

考察《词话》两个英译本对碎片化诗词的处理，我们发现两个译本并未凸显汉诗齐言体与长短句的形式差异，而是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自由体的译诗形式。应该说，自由体译诗在翻译过程中泯灭了句子齐整与参差的形式特征，同时也就意味着泯灭了汉诗中狭义的词与诗之间的界限。两个译本在诗词形式差异处理上的不约而同与其说是两位译者翻译手法的暗合，毋宁说是汉诗英译领域自由体译诗理念在两位译者身上的体现。

2.诗学特征再现问题

没有了通篇整体性的诗学观照，《词话》中援引的碎片化诗词在节奏、音韵方面的特征多有减损。如“小玉双成”、“玉老田荒”等，就只言片语看，音韵特征十分模糊。尽管如此，由于援引诗词碎片化的程度不同，《词话》中也存在一些诗学特征明显的援引。如第四十一则，“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不妨可以看作一首四言绝句。从诗学特征再现方面考察，《词话》中碎片化诗词的翻译涉及到意象并置与去虚词化、句序以及音美等问题。

（1）意象并置与去虚词化

叶维廉（1992：16）谈中国诗有这样的表述，“文言中不一定要冠词（事实上文言诗中极少用），不需要代名词作为主词，甚至不需要连接元素如前置词、连接词而自然成句。”尚永亮（2008：103）也有类似观点，“总起来看，中国的古诗，特别是唐诗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剔除虚字甚至是系词、动词，从而形成了一种景物排列、画面叠加的情形，诗人借此来展示物象的原生态，扩大诗歌的意蕴空间。也就是说，事物原来是什么样的，他就如实地把它搬上来，而不进行人为的联系和加工。”笔者将中国古诗的这一特点概括为意象并置与去虚词化。从诗学理念看，《词话》李译本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中国诗的诗学理念，如意象并置、去虚词化等；而涂译本则尽最大可能地迁就了西方诗歌的诗学特征。如第十则，“……‘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王国维，2009b：10）

李译：West wind, evening glow/On tombs of Han.（同上：11）

涂译：There is a west wind and lingering light over the tombs and arches of the Han dynasty.（涂经诒，1970：7）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四个名词词组，构成三种意象，构成汉诗中常见的意象并置。李译以八个单词对译，亦是三个意象。中间只用了“on”“of”两个虚词进行必要的衔接，再无其它，可以说基本再现了源诗中的意象并置。对比之下，涂译由于更多虚词“a”“and”“over”“the”“and”“of”“the”的加入形成十七个单词的规模，给人以绵延拖沓的感受，全无源诗肃杀、粗犷之感，丢掉了很多中国诗的况味。

再如第六十三则，“古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平沙。古道西风瘦马。……” （王国维，2009b：68）

李译：Dry reeds, aged trees, dusky crow/A little bridge spanning a flowing stream, a level stretch of sand./On the old path the west wind chills the bony horse.（同上：69）

涂译：Withered rattens, old trees, and evening crows; under the small bridge by the rural houses a river flows. Old roads，west wind, and lean horse;（涂经诒，1970：44-45）

这里三句引文分别由三个意象的并置构成，堪称中国诗学中意象并置与去虚词化的经典案例。“古藤”句，李译还之以三个意象的并置，堪称保留了原味，涂译添加了一个虚词“and”，对原来的意象并置略有影响；“小桥”句，两种译文则平添了许多表示关系的虚词，原文中的意象并置不见了踪影；“古道”句，李译将三个意象由介词“on”和动词“chill”串联起来，破坏了原诗的意象并置，涂译虽添加了连接词“and”，但更接近原文中的意象并置。

应该说，两种译文都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中国古诗中意象并置与去虚词化的诗学特征，同时也适当迁就了英文诗歌的诗学特征（如加入一些必要的表示语词彼此关系的虚词），但就程度而言，李译趋向中国诗学的程度明显高于涂译，更多地反映出汉诗中意象并置与去虚词化这一特征。

（2）语序

功能语言学认为，“形式是意义的体现”，翻译领域则有“改变形式也就改变了意义”的说辞（黄国文，2003：21）。因此，语序问题作为语言形式的一个维度在翻译中构成重要的考量要素。

在语言学上，语序与语言的句法结构密切相关。从话语分析出发，语序涉及到语篇的衔接和连贯问题。从文化人类学考察，语序则包括更加深刻的内涵，体现着“信息的排列和接受的心理顺序。”（王宏印，2009：262）从诗学文体学的角度来看，语序在一定程度上与诗歌的文体风格相关。

翻译中语序的处理通常包括两种情况：保留原文句子语序；放弃原文句子语序。这两种情况倘若细分，则有四种情形：由于英汉语言存在部分可通约性，保留原文句子语序（直译兼意译）；由于英汉语言存在部分可通约性，放弃原文句子语序（意译）；由于英汉语言存在部分不可通约性，保留原文句子的语序（硬译）；由于英汉语言存在部分不可通约性，放弃原文句子语序（意译）。事实上，这里胪列的四种情况只是理论上的分析，在实践中很少有第三种情况，除非是出于某种翻译目的（如宁信而不顺、学术求真等）而进行的翻译。在翻译实践中，出于读者的考量，最常见的情况为其他三种。

从语序维度对比，可以发现，李译最大限度保留了原文引用诗词的语序，而涂译则做了比较灵活的处理。如第七则，“‘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王国维，2009b：8）

李译：Red apricot blossoms along the branch, spring feelings stir.…As the moon breaks through the clouds, flowers play with their shadows.（同上：9）

涂译：The spring bustles at the red blossoms of the apricot trees, …The moon arises through the clouds as the flowers joyfully play with their shadows,（涂经诒，1970：4-5）

如果说“云破”句两种英译区别仅在“云破月来”与“花弄影”孰主孰从，在语序方面差异不大的话，那么对“红杏”句两个译本的处理则大相径庭。李译基本依从了原来的语序，从中可以看到“红杏——枝头——春意——闹”这种有意布局；涂译则对句序做了较大调整，将原诗语序变为“春意——闹——红杏——枝头”。如果说前者是在力图再现原诗“信息的排列和接受的心理顺序”的话，那么后者则可解释成为照顾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增强译诗诗意所进行的努力。

事实上，李译试图最大限度再现源诗语序的理念是贯穿其译本始终的。这里的例子绝不算孤例，也谈不上极端。再如第六十五则，“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王国维，2009b：70）

李译：In Huai-nan a brilliant moon chills the thousand peaks./I returned in the darkness but there was no one to care.（同上：71）

“淮南”句完全保留了原诗语序，“冥冥”句只对语序做了微调，即把原诗“冥冥归去”变成了“归去冥冥。”这与第七则中两句诗的处理如出一辙。

（3）音美

音美主要涉及到节奏、音韵两个方面。从这个角度考察，可以看到《词话》中碎片化诗词的音美特征并未在两个译本得到保留。以第十三则为例，“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王国维，2009b：14）

李译：The lotus once fragrant is fragrant no more, its blue-green leaves now withered and faded,/The west wind in sadness stirs the green waves.…In the fine rain I return from dreams of Chi-sai far away./Through the little tower the notes of the pipes blow cold.（同上：15）

涂译：The fragrance is faded from the lotus-flowers and the emerald leaves have withered; /the west wind is scattering sorrows among the blue ripples.…From a dream hovering around the distant Fortress of Cockcrow I am awakened to a fine rain; /the icy notes blown from the jade-pipes fill my small garret.（涂经诒，1970：8-9）

南唐李璟的《摊破浣溪沙》原诗如次：“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珠泪无限恨，倚阑干。”（王国维，2009a：8）。该词分上下两阙，每阙以三个七言开篇，以一个三言句收尾。一、二、四行行末押韵。这是该词牌主要的形式特征。这里的援引虽然不算完整，但也算主体较为突出了。仅就援引部分来说，四个句子为齐言体七言，各行行末诸字“残”、“间”、“远”、“寒”彼此押“an”韵。

显然，李译和涂译都没有再现原诗的节奏和韵律。译文对原诗韵脚、韵式的舍弃十分明显，对原诗节奏的破坏也很突出。特别是李译“菡萏”两句，前句21个音节，后句10个音节，涂译“细雨”两句，前句25个音节，后句14个音节，可谓天壤之差，当显著的齐言体变成悬殊的长短句，原诗的节奏被彻底打破。当然，其它一些地方也不是不存在较匀齐的处理，如第七则“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花弄影”，李译采用了每行14个音节的整齐句式。鉴于此，我们固然不能说两个译者对原诗的音美特征完全没有考量，但很明显的是，他们对于译诗音美方面的考量十分有限，至少不像霍克思对《红楼梦》诗词的英译处理，从始至终贯穿着以英诗格律体翻译汉诗齐言体的诗学理念。

张立玉、臧军娜 译 [美] H. W. Lan 审校

3.修辞效果问题

陈定安（2004：1）指出，修辞是“有关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语言运用的艺术及其规律。”它通过“调整文章的表里关系，使思想感情的表现、客观事物和情况的反映恰如其分。”修辞对于文章十分重要，对于诗歌更是必不可少。陈定安（2004）将修辞格区分出三类：意象上的辞格、语义上的辞格和词句结构上的辞格。由于《词话》中诗词具有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及由此导致的篇章不完整，一些结构上比较宏大的辞格如排比（parallelism）、层递（gradation）等并不多见，对照（antithesis/contrast）、联珠（catchword repetition）等有时也因为过度的碎片化而失去了意义。尽管如此，其中还是能识别出一些特征明显的辞格，主要涉及叠字与借代两种。

（1）叠字

按陈望道（1997：169）的定义，“叠字”是“把同一的字接二连三地用在一起”的“复叠”辞格的一种，特点是同一的字“紧相连接而意义相同”。相较之下，徐有富（2007：181）的说法更加简明，叠字即指“相同的字无间隔地重复使用。”《词话》中涉及到叠字的地方有两处，分别为：第三则，“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王国维，2009b：4）；第三十则，“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同上：30）

李译：The cold waves rise smoothly, quietly/white birds glide softly down.（同上：5）…Trees, trees all in autumn color/Mountains, mountains just in the rays of the setting sun.（同上：31）（黑体为笔者标示，下同）

涂译：Lightly, lightly arise the chilly waves; slowly, slowly descends the white bird.（涂经诒，1970：2）…On every tree is autumn color; on every mountain lingers the setting sun.（同上：19-20）

两个译本对于《词话》中叠字的处理可谓互有参差，即李译舍弃了第三则中叠字的再现，保留了第三十则中叠字的效果。涂译则相反。这固然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两位译者主体性方面的差异，但恐怕也折射出两位译者在各自译文中对于同一辞格的处理如何做到前后一致考虑欠周。或者说，两位译者对于在译文中再现“叠字”辞格的主观意识不强。

（2）借代

据陈定安（2004：20）的定义，借代是指“不直接说出所要表达的人或事物，而用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相似的人或事物来代替。”《词话》中碎片化诗词涉及的借代只有一处，在第三十四则，“词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王国维，2009b：34）

李译：The cinnamon blossom drifts over the tiles ……he used the two words “cinnamon blossom” as a substitute for the moon.（同上：35）

涂译：The moonlight flows on the tiles.……he substituted “Kuei-hua”(cassia’s splendour) for “moon”.（涂经诒，1970：22）

李译以“cinnamon blossom”翻译“桂华”，一方面成功再现了原诗的借代辞格，另一方面也照顾到了与下文（再次提到“桂华”）行文上的连贯。涂译上文以“moonlight”、下文以“Kuei-hua(cassia’s splendour)”音译加意译的方法翻译“桂华”，在原诗辞格的再现以及上下文的连贯方面都存在着问题。

4.语篇连贯问题

衔接与连贯是最为重要的语篇组织手段，衔接是指语篇显性的语法组织方式，连贯则指向语篇隐性的语义贯通。如果说衔接是语篇的有形网络，那么连贯便是语篇的无形网络。《词话》中碎片化诗词涉及的语篇连贯问题主要是王氏评语与其援引诗词的契合问题，这集中体现在两处：

（1）在探讨“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两个概念时，王国维援引了一些诗词。这里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所援引诗词片段的翻译能否契合评论部分对于“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说明？

如第三则，“‘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千秋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王国维，2009b：4）

李译：With tear-filled eyes I ask the flowers but they do not speak. /Red petals swirl past the swing away. How can I bear it, shut within this lonely inn against the spring cold? /Slanting though the cuckoos’s cries the sun’s rays at dusk.（同上：5）

涂译：The flowers do not respond to my tearful query, and the scattered petals fly over the swing. Unbearably, all alone I live in the inn locked in spring chill; the sun is setting amid the chirping of the cuckoo.（涂经诒，1970：2）

汉语诗歌一大特征是主语的缺省。“中国诗歌的最高境界是自我消失在自然之中以及‘物’、‘我’两者之间的区别荡然无存。”（转引自邵毅平，2008：263）原本主语缺席的汉语诗词译成英语很多时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补充相应的主语。这本来不是什么问题。但倘若考虑到语篇的连贯问题，即使谈及“有我之境”时如此处理不存在太多问题，那么到了翻译“无我之境”涉及的诗词时，恐怕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不该有“我”的地方有了“我”，还是“无我之境”吗?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王国维，2009b：4）

李译：I pluck chrysanthemums by the eastern fence, /Far distant appear the southern mountains. The cold waves rise smoothly, quietly/White birds glide softly down.（同上：5）

涂译：I pluck chrysanthemums under the east hedge; easily the south mountain comes in sight. Lightly, lightly arise the chilly waves; slowly, slowly descends the white bird.（涂经诒，1970：2）

对于“采菊”两句的翻译，两个译本都存在着“无我之境”中“有我”的问题；而对于“寒波”两句的翻译，两个译本又都避免了类似的问题。后者与其说是译者有意作为的结果，毋宁说是无意而为的巧合，因为原诗中存在现成的非“我”主语“寒波”与“白鸟”。而前者的问题也可以解释为原诗主语虽不在场，但通过挖掘找到的最理想结果舍“我”其谁。

（2）讨论“隔”与“不隔”时，王国维也进行了类似的举例说明，如第三十九则，“‘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王国维，2009b：40）；第四十则，“‘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同上）

这里需要译者考虑的同样是援引诗词片段的翻译与“隔”与“不隔”的核心概念相契合的问题。即用来说明“隔”的诗词其译文应该是“隔”的，同理，用来说明“不隔”的诗词其译文也应该是“不隔”的。然而，就汉诗英译来说，由于中英诗歌间存在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不同，“隔”的译文似乎总是不难产生的，而“不隔”的译文则相对很难得到。就这里的译例来说，两个译本在“隔”的方面基本成功，但在“不隔”的方面似乎有所欠缺。如“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的两种英译——“Spring grasses come to life beside the pond”、“Swallows drop bits of mud from the desolate beams”（王国维，2009b：41），“In the pond grow the spring grass”、“The mud falls from the swallow’s nest on the deserted beams”（涂经诒，1970：26）——都因为过窄的限定把“不隔”的原文成功转变成了“隔”的译文，当然，这一方面的不成功是语言、文化上方面“不可通约性”使然，读者是没有任何理由去苛责译者的。

5.互文关系问题

“互文性”是最早由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提出的文本理论。在互文理论看来，“任何文本的产生都不是孤立的和封闭的，都与其它的文本发生联系并产生互文指涉。”（罗选民、于洋欢，2014：92）《词话》中的碎片化诗词在翻译过程中涉及的互文关系包括两个方面，即原文中的互文关系与译文中的互文关系。

（1）原文中的互文关系

原文内部存在互文关系，这在各类文本中十分常见，通常表现为前后照应，上下关联。《词话》中的碎片化诗词涉及互文关系的地方，如第二十一则，“‘绿杨楼外出秋千。’……此本于……‘柳外秋千出画墙’”（王国维，2009b：22）这里互文核心是两句中关联出现的“出”字。

李译：Through the green willows beyond the toer a swing comes into view. ……Beyond the willows the swing comes in view (ch’u) over the painted wall.（同上：23）

涂译：A swing dashes out of the pavilion amid the willows.……Through the willow a swing flies above the painted wall.（涂经诒，1970：13）

李译选取同一短语的变体形式——“comes into view”与“comes in view”——来翻译前后两个“出”字，十分成功地再现了原文中前后两句所存在的互文关系。而涂译使用的“dash”与“fly above”两个词显然说明译者在此处互文关系认识与再现上的疏忽。

此外，上文在论及修辞效果问题举例提及的《词话》第三十四则，也涉及到原文内部的互文关系，即上文的“桂华流瓦”与下文的“桂华”构成这种关系。事实上，我们在上文讨论时已经指出李译在辞格、连贯两个方面优于涂译，这里还要补充第三个方面，即在原文内部的互文关系再现方面李译的优胜。

（2）译文中的互文关系

《词话》译文中的互文问题，在于两个译者对于某些诗词先在经典译本的参照。当然，这种参照的情况包括照录与改编两种。例子很多，如第六十二则，“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王国维，2009b：66）

李译：Once she was a dancing-house girl,/Now she is a wandering man’s wife./The Wandering man went, but did not return./It is hard alone to keep an empty bed.（同上：67）

涂译：Once she was a dancing house girl; now she is a wandering man’s wife. The wandering man left and has never returned; it is hard to keep an empty bed alone.（涂经诒，1970：43）

对比两个译文，不难发现彼此之间的像似性。可以说两个译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只有个别细节地方的不同。如何解释，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参考，还是两位译者的不约而同、心有灵犀。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在于两位译者参考了同一位译者的译诗。根据李又安所做的注释，其译诗录自阿瑟·韦利（Arthur Waley）译诗（王国维，2009b：184），而根据涂经诒所做的注释，其译文则改编自韦利的译文（涂经诒，1970：57）。一为照录，一位改编，同中有异，各得其解。

综上，可以初步得出：诗学特征方面，两个译本对原诗音美因素的再现都乏善可陈，李译在意象并置与去虚词化、句序方面更加趋近中国诗学，涂译则试图迁就西方诗学；修辞手法方面，两个译本都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和偶然性，但李译再现原诗修辞的意识要比涂译明晰很多；语篇连贯方面，两个译本存在一定程度的像似性，在处理“有我之境”、“隔”的例证诗词上比较成功，而在处理“无我之境”、“不隔”的例证诗词时则相对失败；互文关系方面，两个译本对于译文中互文关系的处理存在着相似之处（尽管方式稍异，一为照录，一为改编），这充分体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共同的互文参照意识。但李译对原文中互文的处理要比涂译更加理想。总体来说，李译在碎片化诗词的翻译方面闪光点更多，而涂译则构成李译的一种有益对照与补充。

从翻译操作的角度看，诗词碎片化涉及的诗与词形式特征模糊的问题在翻译的过程中似乎难以避免，音韵与格律的暂时缺席似乎更加有利于译者抛开音美因素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原诗意义与意境的再现上。与之相较，碎片化诗词所关涉的修辞效果、语篇连贯与互文关系等问题则更加值得译者的注意。从学科理论上瞩目，上述问题需要在翻译研究，特别是诗歌翻译研究领域给出学理层面更加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三、结语

词（诗、曲）话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样式，它们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经过历史的演进发展，已然成为十分重要的学术批评文类。词（诗、曲）话虽然因其对于诗词评点的片段性、随感式和不成系统等弊端饱受诟病，但也因为其中一些评语类似佛教禅宗式的顿悟思维，具有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的效果，从而彰显出中国文化对于宇宙人生诸多问题的大智慧而为人称道。目前来看，相对于我国词（诗、曲）话数量的宏富规模，对于这种文类作品的英译显得十分不足，即使是比较重要的一些词（诗、曲）话如《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随园诗话》、《蕙风词话》、《薑斋诗话》、《李笠翁曲话》等尚无完整的英译本，遑论其他。从诗词碎片化视角考察《词话》两个英译本的翻译问题，一方面为我们彰显出两个译本各自的优劣得失，为我们的翻译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也将碎片化诗词在翻译中的处理引入翻译研究的视野，拓展了翻译研究特别是诗歌翻译研究的范畴，这对于《词话》的复译以及其他同类型文本的进一步翻译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泛言之，这里进行的分析和探讨的问题对于其他文类如演讲稿、新闻发布会中碎片化诗词的翻译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的英译与传播研究”（项目批准号：13CYY00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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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晓农.英语世界对《人间词话》的翻译与研究.《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a（1）：89-94.

[14]王晓农.《人间词话》英译本对原文征引-评论关系的再现研究.《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b（4）：72-78.

[15]徐有富.《诗学原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6]叶维廉.《中国诗学》.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作者简介

荣立宇，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典籍翻译、诗歌翻译。

王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南开大学翻译学博士，牛津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翻译学、理论翻译学、翻译批评、中西文化经典翻译研究，兼及西方汉学、中西比较诗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本文原载《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9年春季号，第155-161页。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载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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