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会军：《金瓶梅》英语译本研究的新成果——评齐林涛博士的英文新著《<金瓶梅>的英语译本：文本、副文本和语境》

摘要：《金瓶梅》是我国著名文学作品，明代开始流行，不仅赢得很多国内读者，而且先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介绍到国外，英语改写本、翻译本至少就有十几种，其中包括两个全译本。美国汉学家夏志清用“极佳”两个字来评论两个全译本的翻译质量。但是，相对于其他文学名著而言，关于《金瓶梅》的翻译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非常罕见。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齐林涛博士在2018年出版了第一部《金瓶梅》英译研究专著，勾勒出《金瓶梅》英译的历史，并对两个全译本进行了深入研究，挖掘了新的资料，解决了长期困扰《金瓶梅》翻译研究的老问题，验证了翻译理论家的假设，并提出了新的观点。无论在研究内容、研究途径、研究方法、理论视角，还是在研究发现上都有所创新，代表了《金瓶梅》英语译介研究的新里程，对于是中国文学作品外译、外译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金瓶梅》；英语译本；《<金瓶梅>的英语译本：文本、副文本和语境》

一、引言

《金瓶梅》是我国明代著名文学经典，但是一直以来因为背负着“色情”小说的名声而被排除在“四大名著”之外，其实其文学成就完全可以和《红楼梦》相提并论，甚至有很多学者认为比《红楼梦》更胜一筹。哈佛大学田晓菲教授就明确提出，“《金瓶梅》实在比《红楼梦》更好”。[1]106在她看来，相比于《红楼梦》，“《金瓶梅》看社会各阶层的各色人等更加全面而深刻、更严厉、也更慈悲”。[1]106无独有偶，美国汉学家、翻译家芮效卫（David Roy）在他的译者序中指出，《金瓶梅》“是叙述艺术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不仅从中国的角度看是这样，从全世界的社会历史语境来看也是如此。在世界文学史上，在它之前出现的小说——或许应该将《源氏物语》(1010)和《堂吉诃德》(1615)抛开不谈，因为它跟这两部作品没有相似之处，却可以与其相提并论——还没有哪一部能够达到《金瓶梅》一样复杂的程度。虽然这部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性很早以前就得到认可，但是它对中国社会全面而严肃的批判以及它在实验性文学技巧的创新方面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2]xvii田教授看重《金瓶梅》的第二个理由，也跟这部小说的叙事相关，具体而言是该小说在叙述过程中对于古典诗词的利用。“《金瓶梅》自始至终都在把古典诗词中因为已经写得太滥而显得陈腐、空虚的意象，比如打秋千、闺房相思，填入了具体的内容，而这种具体内容，以其现实性、复杂性颠覆了古典诗歌优美而单纯的境界。”[1]107

《金瓶梅》问世之后，被翻译介绍到海外，到底出了多少个英译本以前似乎没有人统计过，可以肯定的是英美两国各出版了一个全译本，翻译水平在夏志清看来极佳（extremely well）[3]29，但是两个译本有什么不同，哪个译本充分再现了《金瓶梅》独特的叙述艺术？两个译本在多大程度上再现了小说中的性描写？相对于我国明清的另外四大名著而言，对于《金瓶梅》英译本的研究是非常落后的，偶尔可以见到一些零星的、不成体系的研究，与《金瓶梅》的文学地位及其英译本现状及较高的翻译水平极不相称，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亟待改善。

最近有幸收到国际著名出版社劳特利奇2018年推出的Jin Ping Mei English Translations: Texts, Paratexts, and Contexts（《<金瓶梅>的英语译本：文本、副文本和语境》）一书，这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齐林涛博士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完善而成的一部学术专著。通读之后发现，该书在一定程度上有填补空白之功。下面笔者将对这部专著进行简要介绍，并尝试对其进行较为具体的分析。

二、结构安排及主要内容

这部专著分成五个部分，如果抛开绪论和结论两个部分不谈，中间的三个核心部分跟副标题比较吻合，分别是语境化研究、副文本研究和文本研究三大部分，只是排列的顺序跟副标题不同。绪论部分从文本（text）入手，引入该著中“text”密切相关的几个概念——context（语境）、intertext（互文本）和paratext（副文本），并展开讨论。这几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比较清晰：译者采用描述主义的研究方法对《金瓶梅》的英译展开研究，通过对英语译文文本以及相关的副文本——包括各个版本的封面、书评、书信往来、访谈以及大量的档案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确定不同改写本或是译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尝试重建各个改写本、译本得以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从而还原出历史的真相，对文本的跨文化翻译与操纵形成深刻的认识，因为在作者看来，“翻译在本质上是互动的，是译者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译者与其他翻译行为人——翻译发起人、出版商、印刷商之间的互动，译者与翻译规范以及文化情境的互动。”[3]1接下来作者先后围绕文本和语境、文本与互文、文本与副文本几个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为下面三大部分的撰写进行了理论上的铺垫。

本书的第一部分是“文本的语境化”，主要给出该研究的选题依据。作者首先对《金瓶梅》的故事梗概进行了介绍，继而讨论了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总体特点、不同版本、以及这部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情况。作者接下来简要对比了“万历”和“崇祯”两个不同的中文版本，因为两个英文全译本——美国汉学家芮效卫（David Roy）翻译的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金色花瓶中的梅花》）和英国译者埃杰顿（Clement Egerton）翻译的The Golden Lotus（《金莲》）是分别根据这两个不同的版本翻译出来的。在绪论的最后，作者进行了文献回顾，列举了目前相关领域已有研究的具体情况，并指出其不足：第一，作者引用郑振铎的观点，指出《金瓶梅》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来说，具有突出的文学成就，因而非常值得研究，小说中的文学成就跟小说的性描写无关，性描写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损小说的文学魅力，由此突出该小说本身的文学水平[3]28。第二，在作者看来，小说的英文译文几乎没有引起应有的学术关注；[3]28-29作者接着引用夏志清的说法，认为西方译者和学者翻译的《金瓶梅》相对于明朝另外三部经典中国作品——《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的翻译而言，质量极好（extremely well），但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对于《金瓶梅》英译本的研究都是非常罕见的。[3]29第三，总的来说，相关领域对于《金瓶梅》英译本的研究是零散的、印象式的、不成体系的，往往是介绍性质的，没有多少理论的内涵、或者说理论的视野比较局限。[3]29不难看出，作者在这一部分较为充分地论述了进行该项研究的必要性或者说该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本书的第二部分由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组成，主要是尝试在副文本的基础上重建各个英语改写本或是译本得以形成的语境。第二章是对现存所有英语改写本的一个历史概览。多个改写本是新发现的，因此在本书中第一次介绍给学界。第三章、第四章分别对两个全译本进行着重探讨。第三章是在阅读档案资料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个案例研究，探讨了英国译者埃杰顿 1939年翻译的The Golden Lotus（《金莲》）版本中掺杂拉丁文的现象。以往人们一直以为拉丁文是英国译者埃杰顿本人所为，但是翻阅档案资料后作者发现，埃杰顿当时完成的是一个完整的英译本，由于印刷商的干预，一位拉丁文学者莱特（F. A. Wrigh）介入进来，在埃杰顿英文译文的基础上将一些让印刷商感到不安的性描写翻译成了拉丁文。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出版界，审查制度比较严苛，印刷商印刷色情作品，与出版商同罪。译者、编辑、印刷商和拉丁文译者是这一翻译活动中的行为者，这些行为者相互作用，产生了1939年那个英文、拉丁文杂合的译文。第四章主要研究的是汉学家、翻译家芮效卫完成的另一个全译本，着重探讨了译者的惯习和各种资本在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金色花瓶中的梅花》）五卷本全译本诞生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三部分是两个全译本的文本比较研究，从小说中的姓名、诗歌和性描写三个角度出发，考察两个译本的处理方法，对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和解释。

最后是本书的结论部分。

总的来说，作者首先对西方历史上先后出现的我国明代古典文学名著《金瓶梅》的十几种改写本、翻译本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厘清了这些改写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大致梳理出《金瓶梅》在西方英译的历史；接着，作者将着眼点放在小说的两个全译本上，对这两个全译本进行了文本细读，着重考察了两位译者对小说中出现的姓名、诗歌以及性描写的不同处理。除了文本之外，作者主要依赖各种各样的副文本——包括各个版本的封面、书评以及大量的档案资料、书信、访谈资料对各个改写本、译本得以产生的语境进行把握，从而令人信服地还原出译本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

齐林涛 著

三、主要创新

这是一部颇有创新的翻译研究专著。威廉（Jenny Williams）和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和[4]2在他们合作完成的《路线图——翻译研究方法入门》一书中曾经指出，翻译研究的目的在于对翻译研究有所贡献，增加我们对于翻译的认知。具体来说，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贡献：（1）提供新的数据；（2）对已有的问题提出一个解答；（3）对已有的一个假说、理论、方法论进行验证、完善；（4）提出新的想法、假说、理论、方法论。

齐林涛博士的这部专著在上述的几个方面都有所贡献。第一个贡献是提供了全新的史料和数据，第一次系统、深入地研究了《金瓶梅》的英语翻译的历史。作者首先指出《金瓶梅》英语译介研究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那么历史上到底出现过多少个《金瓶梅》的英译本？这些译本之间关系如何？就《金瓶梅》的英译研究而言，这些都是学界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带着这些问题，作者梳理了西方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金瓶梅》的十几种英语改写本、翻译本，很多译本并没有明确承认本身是在《金瓶梅》德语译本或是英语全译本的基础上编写而成，作者付出了大量的时间通过对内容的对比和甄别确定其改写本、翻译本的身份，从而书写出第一部《金瓶梅》英语翻译的历史。

再者，作者占有资料非常丰富，他前所未有地参阅了劳特利奇出版社和英国雷丁大学等档案馆收集的档案资料，发现了很多重要的史料，从而对一些问题给出新的解释。对这些档案资料的使用具有方法论意义，可以看出翻译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曼迪（Jeremy Munday）对作者的影响。曼迪为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先后于2013、2014年在Target和The Translator发表论文，探讨在翻译的描述性研究中使用档案资料进行翻译或翻译史研究的理论及方法论意义，并介绍了几个重要的档案库——英国雷丁大学的“出版印刷”档案库、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的“译者档案库”、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企鹅经典作品档案库”、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拉美特别档案库”以及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收集的关于译者的各种各样的文本资料[5][6]。作者显然受到启发，花费很多精力去查找跟《金瓶梅》英译本相关的档案资料。他通过对劳特利奇档案资料的阅读，了解到埃杰顿的翻译动机问题，发现埃杰顿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非常有兴趣，他是为了搜集精神分析的案例才下决心翻译中国这部“性”书的，作者因此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下面的现象：这位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忽略了小说中的一些文学性特点，而更加关注传递小说的社会和心理信息。也是通过阅读档案资料，作者了解到译者的英文全译本如何被迫变成了英文、拉丁文的杂合本。作者还找机会采访了美国汉学家、翻译家芮效卫，通过采访和通信往来，获得了珍贵的资料，现在翻译家已经故去，这些资料就更加显得弥足珍贵。另外，很多版本都是作者首次发现，并且是本书第一次介绍给学界，为未来学者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金瓶梅》英译研究奠定了基础。英国利兹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曼迪教授（Jeremy Munday）是齐博士这部专著的通讯审阅专家，他在审阅意见中指出：“齐林涛的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文本的出版审查与自我审查的有趣案例。该研究尤其具有创新性的地方体现在作者使用档案资料和采访资料来揭示这部经典文学名著翻译、改写以及重译的过程。”①另一位通讯评审专家——美国密执安大学从事中国文学及亚洲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罗斯顿（David Rolston）副教授也对此非常认可：“作为这一研究计划的一部分，齐林涛博士进行了非常有趣的研究。比如通过翻阅劳特里奇的档案资料，厘清了长期以来围绕埃杰顿译本的几个问题，通过对芮效卫进行认真访谈，作者能够比以往任何学者都更加全面地考察芮效卫的翻译活动，使人们对于他的翻译的认识丰满起来。”②

第三，作者发掘的资料修正了过去人们的一些错误的认识。以埃杰顿翻译的The Golden Lotus（《金莲》）为例，译者在这本书的译者序里面提到了小说中的拉丁文问题，但是含糊其辞，让读者和学界一直以为拉丁文出自译者手笔，但是齐林涛博士从档案资料中找到的史料可以证明，拉丁文是另外一位拉丁语学者在埃杰顿的英语版本基础上翻译成拉丁文的。这个发现推翻了一直以来的一个错误认识，让人们可以了解到历史的真相。

第四，作者在对两个全译本进行文本对比与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中国典籍在英译过程中人名翻译的一个倾向：男性人物的名字用音译的方法处理，而女性人物由于其在社会上的从属地位，往往只是作为男人的玩物而存在，并不能跟男人享有平等的地位，因此其名字在埃杰顿的译文中基本没有被音译出来，而是被译者翻译成“物”，比如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就被分别被翻译为Golden Lotus、The Lady of the Vase和Plum Blossom，跟男性人名的翻译截然不同。作者认为这是西方译者在翻译中国典籍的时候经常表现出来的倾向，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五，作者通过对《金瓶梅》英译历史的考察发现，虽然有学者对切斯特曼于2000年提出来的关于“复译”的假说提出质疑，《金瓶梅》的英译历史实际上证实了这个理论假说。所谓“复译假说”，即复译本要比之前的译本更加接近原作。[7]作者在研究中发现，《金瓶梅》较早的版本，包括埃杰顿的全译本，基本上都以目的语文化为依归，都不同程度地显示出意译的倾向，结果译文往往都比较归化，而最晚近的译本——芮效卫的译本则主要是以原文为依归的，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方法，似乎是为了纠正以往译文的不足，力图还《金瓶梅》以本来面目。

第六，在理论视角上，作者借用了社会翻译学的理论展开研究，借用社会翻译学中的惯习、资本、行为人等概念对一些翻译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有一定的说服力。比如作者在第三章就借用了行为人的概念，探讨了译者、编辑、出版商、印刷商等人在将埃杰顿的全英译文改为英语、拉丁语杂合译本的过程中，不同行为人各自的角色及其所发挥的作用，而在第四章，则从译者的惯习、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以及象征资本等不同的角度出发，全面分析芮效卫的《金瓶梅》翻译，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四、结语

在笔者看来，齐林涛博士的这部英文专著Jin Ping Mei English Translations: Texts, Paratexts, and Contexts（《<金瓶梅>的英语译本：文本、副文本和语境》）是《金瓶梅》英译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勾勒出《金瓶梅》英语翻译的历史，丰富了学界对于《金瓶梅》不同时期十几个英译本及其互文关系的认识，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对重译假说进行了验证，是一部优秀的典籍英译研究专著。当然，这部专著主要围绕外围因素展开，对于文本内的研究也略有局限，还有很多方面的内容需要进一步挖掘和研究，但是总的来说，齐林涛博士的这部新著是《金瓶梅》英译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无论是在研究内容、研究手段、研究方法、理论视角，还是在研究发现上都有所创新。该书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一部颇有分量的翻译研究专著，对于译介研究，尤其是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代表了《金瓶梅》英语译介研究的新里程。

孙会军 著

注释：

①②https://www.amazon.co.uk/Jin-Ping-Mei-English-Translations/dp/1138481157/ref=sr_1_9?ie=UTF8&qid=1533461119&sr=8-9&keywords=jin+ping+mei

参考文献

[1] 田晓菲.请将注意力转向一本坦白的书[J]. 文学自由谈，2002（4）：106-110.

[2] Xiaoxiaosheng.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or Chin P’ing MeiVol. 1[M].The Gathering. David Roy (tra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3] Qi, Lintao. Jin Ping Mei English Translations: Texts, Paratexts, and Context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4] Williams, Jenny & Andrew Chesterman. The Map: A Beginner’s Guide to Doing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2.

[5] Munday, Jeremy. “The Role of Archival and Manuscript Research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ranslator Decision Making.” [J] .Target, 2013, 25:1, 125-139.

[6] Munday, Jeremy. “Using Primary Sources to Produce a Microhistory of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or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oncerns.” [J] . The Translator, 2014, 20:1, 64-80.

[7] Chesterman, Andrew. “A Causal Model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In M Olohan (Ed.) Intercultural Faultline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Textu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 2000:15-28.

作者简介

孙会军，南京大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翻译研究。

本文原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39-43页。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载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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