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龙:开放·多元·动态·选择:建构性的翻译批评新探索——评肖维青新著《翻译批评模式研究》
摘要:《翻译批评模式研究》一书在对古今中外翻译批评思想的归纳和总结基础上,进一步廓清了翻译批评中的一些术语概念,明晰了翻译批评的性质、分类、地位、作用、主体、客体、标准等,重点探讨了翻译批评模式,并对各种中外模式的优缺点进行了独到的解读,最后指出要建立一种开放的、多元的、动态的、选择的和建构性的翻译批评体系。全书引证丰富,理论性强,学科交叉性突出,是我国翻译批评理论研究的新突破。本文简要介绍了该书内容,指出了其写作特色,最后指出了该书面世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关键词:翻译批评;翻译批评模式;翻译学
1.0 引言
翻译批评作为一种实践,与翻译活动相生相伴,有着自身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肖维青,2010:1)然而,翻译批评研究在整个翻译学研究中处于“失语”的边缘化的地位。对此,刘云虹总结说,“翻译批评长期处于非理性状态、拘泥于‘技’的层面,无法摆脱诸如形与神、直译与意译、忠实与叛逆、归化与异化等种种经验主义的对立与矛盾。”(2005:38)薄振杰等也指出,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现代译论和各种现代哲学思潮、批评理论的滋养,我国的翻译批评研究有了一些新的进展:1)批评的范围有所扩大。2)译评者的理论意识逐步增强”。(2008:72)尽管如此,薄振杰等认为我国的翻译批评仍未摆脱语文学批评传统,缺乏系统的现代语言学和文艺学理论指导。
近年来,翻译批评中存在的以上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和研究,如杨晓荣(2005)、文军(2006)、王宏印(2006;2009)、温秀颖(2007)、吕俊和侯向群(2009)等。尽管如此,较之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的《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初版于1971年,2004年被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引进),我国有系统的翻译批评研究起步要晚得多。最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肖维青的《翻译批评模式研究》(2010年4月版,以下简称《研究》),该书响应了翻译批评需理性化的呼吁,在总结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对翻译批评研究中还存在的诸多问题作出了及时、必要的澄清,深化了我国翻译批评的系统研究。
2.0 主要内容
《研究》由六个章节组成,即翻译批评概论、翻译批评的性质及其分类、翻译批评的基本要素、翻译批评的参照系——翻译批评标准论、翻译批评模式研究和结语。全书310页,共计26万余言。
第一章“翻译批评概论”主要回顾了中外翻译批评思想、重新厘定了翻译批评概念,并对我国翻译批评研究现状作出了评述。在文献回顾中,作者首先从古代、近现代和当代三个层面简要回顾了我国翻译批评思想的发展情况。接着又对西方翻译批评史上比较经典的著作篇目进行了简要评述,最后从中西比较视野角度论述了中西翻译批评的相似和相异之处、西方翻译批评的三大发展阶段和翻译批评的文化转向等问题。基于此,作者从译学辞典、翻译批评专著和翻译批评学术论文等三种学术来源对翻译批评概念进行溯源、比较,在肯定彼此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并重新给出了翻译批评的定义。最后,作者对1991-2007年我国的翻译批评研究做了调查分析研究,并指出当前我国翻译批评研究中依然存在五种不足称道的批评模式。
第二章“翻译批评的性质及其分类”中,作者指出了当前人们对翻译批评的性质、意义、分类等的认识仍存在差异,故而首先论述了翻译批评的性质。接着,作者结合中外翻译史实,认为我们需要一种“肯定性”(或称建构性)与“自治性”的翻译批评,一种“大写的批评”,一种有着自身不可取代的地位的翻译批评(P61),提出了“翻译就是批评”、“翻译批评是批评的批评”两个论断。再接着,作者对翻译批评进行了重新分类,如按照翻译批评主体、按照翻译批评的客体、按照翻译批评的定义划分等方面,对翻译批评分类进行了细化。最后,作者考虑到译品翻译批评的分类中,存在一些经常被忽视或随着时代发展新生的类别,也需要对之进行重新分类,如可按照翻译方向分类、按照作品体裁分类、按照翻译次数分类等。此外,作者认为还应包括一种特殊的翻译批评形式——对伪译的翻译批评。最后,作者还归纳了其他几种翻译批评模式,如不对照原文的批评和对照原文的批评、网络翻译批评和非网络翻译批评、不好的翻译批评等。
第三章“翻译批评的基本要素”是对翻译批评的一个综合描述,主要论述了翻译批评的三大要素,即翻译批评的主体、翻译批评的客体和参照系(翻译批评的模式和标准)。论及翻译批评的主体时,作者首先阐述了三类翻译批评的主体及其相互关系,并探讨了与批评主体有关的其他问题。接着,又阐述了翻译批评者的修养问题。最后,作者认为应加强翻译批评者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在论述翻译批评的客体时,作者认为批评的客体应包括译品、译者、译事、译论、翻译过程等诸方面,既包括具体的现象,也包括抽象的问题。应该说,作者把后三者纳入翻译批评的客体,是对翻译批评研究本质的扩充和提升,目光不再局限于翻译批评的结果(译品)之上(P129),这对一般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在论及翻译批评的模式和标准时,考虑到该部分是本书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作者在本章中只是作了一个引子,将之放在后面的章节中详加探讨。
第四章“翻译批评的参照系——翻译批评标准论”主要讨论了翻译批评标准概论和多元动态的翻译批评标准。论及翻译批评标准概论时,作者首先澄清了译者标准/翻译原则/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标准两组概念,指出了它们的异同,接着指出了翻译批评标准中的两种错误倾向。由于翻译批评不能无法可依,但又不能依据单方面的标准,故作者又论述了翻译批评标准的抽象性和具体性/多元性性质,同时也指出必须遵守最低限度的标准。在论述多元动态的翻译批评标准时,作者首先探讨了该标准的三个理论来源,因为这些标准对制定一个完善的翻译批评标准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接着,作者论述了翻译批评的标准体系建设问题,最后又阐述了翻译批评三类标准之间的异同和相互关系,并提出“翻译批评标准应该是个动态系统”,是“开放式的动态多元体系”的观点。
第五章“翻译批评模式研究”是本书的核心所在,凝聚了作者的翻译批评观。作者首先论述了翻译批评的方法论原则,接着借用文学批评的相关原理,认为文学批评和翻译批评具有相通和不同之处,故而可以有无数翻译批评的视角,于是作者就列举了中西方翻译界比较有影响力的十三种批评模式。此外,作者还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前后前苏联的翻译批评运动、法国的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批评和“规范”概念衍生的翻译批评三类批评模式,进一步丰富了翻译批评模式的多样性。基于此,作者认为从分析方法的特征或分析模式角度来看,翻译批评模式又可归为三种,然后在文军的研究基础上,又将翻译批评的具体模式分为三大类型。最后,作者在论述现当代翻译批评模式溯源和发展趋势时,具体阐述了三大翻译批评传统,认为三大翻译批评传统的更迭、碰撞、整合,现今大致形成了三种维度的变化趋势,或者说三个转向,又由于“三大转向都具有思想解放、开拓解释空间的优势,同时,也隐含了新的危机”(P274),进而作者对这三个转向的优势与危险(局限)进行了一一评述
第六章“结论”中,作者首先阐述了翻译批评的两大使命为阐释和评价,交代了翻译批评研究的意义所在。接着,又论述了90年代初至今的20多年来,虽然翻译批评的各种思潮、学派、观点竞相涌现,呈现出活泼生机,但总体上,这些标新立异的传统、单一、封闭、保守和模式化的翻译批评正在被开放、多元、动态、选择的翻译批评所代替,并就翻译批评是线性发展还是合力作用这一问题作了回答,最后,提出了翻译批评应该具有建构性的学术追求这一鲜明观点。
3.0 本书特色
近年来,随着翻译研究的纵深发展,翻译批评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研究》要想在先前的研究成果上有所突破,必定要有其独具特色之处。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平理若衡,阐析精微。任何一部好的学术著作,其结构上的自成体系和非常重要。纵观《研究》,作者在这两个方面把握得恰到好处。
首先来谈谈系统性。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作者无论是在全书的构架,还是每个章节的安排上,都体现了较为严密的系统性。从内容上来看,《研究》探讨的对象几乎涵盖了翻译批评研究的所有主要方面,如翻译批评的定义、性质、地位、分类、主体、客体、模式和标准(参照系)、方法论原则、功能等等,然后每个项下又可细分为许多小项,层层推进,环环相扣,组成了一个严密的系统体。每个章节的安排也是如此。如在第一章中,作者就对翻译批评作了必要的文献回顾,首先从古代、近现代和当代三个层面对我国的翻译批评思想作了评述,接着对西方主要翻译批评思想也做了一个简要勾勒,然后比较了中西翻译批评的异同,最后指出了翻译批评的文化转向现象。同时,通过对我国的翻译批评研究状况做调查,是为了了解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以及还有哪些问题尚未解决。作者的这种行文安排可以帮助读者更有效地阅读。在作者看来,无论中外,翻译批评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呈现出不同的存在方式。要对翻译批评作一个系统性批判研究,研究者不仅要了解其历史与传统,而且还要中西横向比较。
再来谈谈对一些概念的阐发性。任何一门学科的成熟,翻译术语/概念是否精准是其直接反映和衡量标准。全书中,作者对翻译批评研究中的许多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和廓清。比如何谓翻译批评?很多学者也曾下过定义,但作者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这些定义不甚精准,便重新界定说,“所谓翻译批评,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是批评者运用翻译研究以及其他相关理论,或者参照一定标准和尺度,对具体的翻译现象(包括译作、译者、译事、译论和翻译过程等)进行的分析和评价,以提高译者的整体素质和翻译的整体质量,推动翻译学的发展。”(P29)又比如,何谓翻译批评的性质、意义、分类、标准以及批评者应有的修养等问题,译界也存在不同的认识,如果对这些概念问题的认识都不能统一,“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何谈去教授学生,又谈何去建设好翻译批评(学)或翻译学。作者的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体现了一种创新性的学术追求,实属难能可贵。
第二、照辞如镜,焕乎其文。在当前翻译界,常听到有读者抱怨说有些理论著作很深奥,里面搬弄了很多艰涩难懂的翻译术语,使阅读难以为续而嘎然终止。其实,对于一部好的著作来说,作者大可不必行文用辞深奥,应尽量使之简明扼要,清晰易懂。殊不知,著作晦涩难懂会使读者“敬而远之”,去寻找其它类似的“易消化品”取而代之,造成失去读者而失去交流的机会。全书中,作者在语言使用上,时而夹叙夹议,时而举例引证,时而评论解读,语言通俗易懂,内容详实可信。为了读者阅读方便,作者几乎在每一页都作了脚注,添加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解读,这有助于读者理解本书内容。另外,为了“征服”读者,作者在全书的目次安排上也动了不少脑筋,每章都有四级标题,从大到大标题,小到四级标题作者都用词精确,高度概括了本章节所要讲述的问题,而且还有本章小结,对本章作一个简要总结。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对某一翻译现象作出严厉批评,还是对某一理论概念的解读,全书处处透着批评的“杀气”,如作者在谈到翻译批评的五种倾向中的“理论印证式”翻译批评时,指出,“还有更牵强的理论印证式翻译批评,让人不禁认为,翻译批评是假,印证理论是真。从某种角度上讲,这也是学术界的一种‘腐败’,比不得剽窃抄袭,至少不是真正做学问的路数。”(P43)如此“犀利”的言语,全书俯拾皆是,这也算得上是贴合本书的“批评”主题。
三、方法独特,比较视野。近年来,翻译方法(论)研究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翻译批评研究莫不如此。较之同类的其他几部翻译批评论著,《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比较研究视野。全书中,作者不仅和国内研究翻译批评的相关学者进行比较研究,还同国外的学者进行比较研究。如对翻译批评的定义、性质、分类、标准等概念的厘清,作者就是在和古今中外的同一概念比较上进行分析引证,然后一步步廓清翻译批评的一些概念。又如第一章中作者进行了中西翻译批评思想比较,又如第五章中的翻译批评模式研究中,作者不仅列举了国内一些批评模式,还列举了国外一些影响较大的批评模式,并一一对其优缺点作出了详实解读。正如本书的书名一样,翻译批评模式是本书的研究核心,而这种批评模式的科学建构正是基于中外批评模式的比较研究之上。可以说,该书所提出的每个观点,都是基于比较视野之上。读者阅读本书后,对其中的一些新颖的观点、见解不会感到唐突,因为作者对其占有材料进行了批判思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换言之,作者对一些观点的提出,不仅让读者能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采用比较研究法,可以在比较分析中凸显翻译批评的特殊性质与内涵。总之,唯有比较,方知优劣,才能取长补短。
当然,《研究》的鲜明特色绝非以上内容所能尽揽,如该书参考资料丰富、详实。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该书的参考文献共计301条(其中没有包括部分脚注参考文献),比其他同类书要多出许多,足见作者在撰写该书时所做的大量文献搜集和筛选工作。此外,该书的写作体现了翻译批评的科学性、时代性、前瞻性等其他鲜明特征等,在此就不展开。
4.0 评价与反思
翻译批评在翻译学研究中是个颇受争议的研究领域。翻译批评和翻译研究是何关系?如何去完善并发展它?翻译批评研究到底该何去何从?等一系列问题一直困扰着译界同仁。薄振杰等曾指出,“中国的翻译批评研究要进步、要发展,既要利用当代译学理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译论,加强对中国传统译评理论的系统整理、现代诠释,又要在立足于民族自身特定文化历史积淀的基础上,批判地借鉴和吸收西方译评研究的成果。具体而言,国内的翻译批评研究近期至少应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努力:1)扩大批评理论视域;2)建立多元互补的批评模式;3)梳理客观科学的翻译批评观念。”(2008:72)应该说,以上的这些疑问都在《研究》中都能找到较好的答案。这也正是该书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所在。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体现了作者为建立科学系统的翻译批评理论体系的诉求,前瞻性地指出了翻译批评的发展方向。王宏印(2004:1)曾说,“翻译批评本身是实践性的,而翻译批评的学科建设却非有系统的理论思考不行。”本书作者在对中西翻译批评思想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我国的批评理论意识淡漠,多属于‘随感式’、‘印象式’的浅层次技术性评论,挖掘不够深入;西方更关注批评的理论指导和建构。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批评学术专著在我国仍很缺乏,而西方已经出现了好几种比较成熟的翻译评价模式,且均有一定的理论支撑。”(P21)的确,正因为我国的翻译批评长期以来缺乏必要的理性思考,所以导致我国的翻译批评建设难以自成体系,而《翻译批评导论》(杨晓荣)、《文学翻译批评论稿》(王宏印)、《翻译批评学引论》(吕俊,侯向群)等著作的出现,使翻译批评研究有所改观。事实上,科学的翻译批评不容作者“偏科”或个人喜好所左右。已出版的翻译批评论著中,由于各种缘由,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韩子满(2007:5)指出了《翻译批评导论》的不足之处为“对非文学翻译批评的关注不够,仍然有把翻译批评等同于文学翻译批评的倾向。”而王宏印的论著则更是旗帜鲜明地“构建出自己独特的文学翻译批评理论框架”,是“文学翻译批评领域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王洪涛,2007:63)《研究》中,作者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有意识地对现有的翻译批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归宗,起到了查漏补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和补充了上述问题中的不足。如对翻译批评的分类就更为客观,将人们往往会忽略的因素都也考虑在内,作者按照翻译批评主体、翻译批评客体、翻译批评定义、按照翻译方向等不同划分,可有不同的翻译批评类型,也需依据不同的翻译批评标准进行衡量。此外,作者对于当今流行但未引起足够重视的网络翻译批评也作了一番探讨,关注了翻译批评研究中的新问题,这就大大拓宽了翻译批评研究的内容和视野。
《研究》的另一大理论贡献在于强调了翻译批评模式研究。作者认为长期以来,无论是翻译理论研究者,还是翻译实践者,都以期探索出一套科学的翻译批评体系和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模式,但结果总不尽如人意。虽然,杨晓荣也曾总结了数种国内的批评模式,但仍不够全面。《研究》中,作者在第五章“翻译批评模式研究”中,则专门论述了当代中西翻译批评模式,并对各种模式的优缺点都作了中肯的解读和评论,为建构一种新的翻译批评模式打下了基础。另外,作者还对未引起译界足够重视的翻译测试作了大篇幅的阐述,认为“翻译测试正是科学化翻译批评的一种”(P314),我们必须建立科学的翻译测试体系。基于以上种种理论思考,作者最后提出建立一种开放的、多元的、动态的、选择的和建构性的翻译批评体系的观点,认为“翻译批评模式的多元化是翻译批评最正常的状态。一方面,翻译批评的模式多元化是对翻译活动各个侧面和层次进行的更为深入细致的发掘,是对翻译批评个性的彰显。”(P284)惟其如此,期待已久的“大写的批评”和“大写的翻译批评家”就指日可待。
二是进一步夯实了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科理论基础。何谓翻译学?我想大家依然记得数年前的一场围绕“翻译学”的大辩论。无论你是否承认,翻译学这棵大树已然根深叶茂。杨自俭(2000:5)曾提出了译学建设的5条标准,即:(1)研究对象和领域是否清楚。(2)学科的性质是否明确。(3)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构成(包括是否有分级的范畴;范畴界定是否清楚并前后一致;范畴是否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理论是否普遍有效等)。(4)本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是否清楚。(5)是否有本学科的方法论。依照以上这5条标准,可将现今翻译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加以比较,答案不言自明。
那么,翻译批评和翻译、翻译研究以及翻译学是何关系?这对构建科学翻译学至关重要。笔者以为,科学的翻译研究(学)应该包括翻译批评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但在以往,人们往往把翻译批评看作是翻译实践的一部分,没有认识到翻译批评是连接翻译理论与实践的重要中间环节(纽马克语)。正因为此,长期以来,翻译批评研究就难免处于零星杂乱和无序的研究状态。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翻译批评的非理性和缺席状态?刘云虹(2008:12)认为翻译批评话语权的失落,一个重要表现是“对翻译理论建设的缺席,而这是由于其自身理论建设的不完善所造成的。”这就说明,翻译批评缺乏系统的理论探索不仅跟人们对翻译批评的科学认识有关,而且和科学的翻译学建构不甚成熟不无关系。反之,要建构和谐、科学的翻译学,就必须重构翻译批评失落的话语权。
《研究》中,作者特别强调,要想给翻译批评科学定位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建立一个科学的翻译批评研究体系。作者对这个翻译批评体系的建构,不仅遵循着杨自教授提出的5条标准,而且也谨记译学作为一个学科建设所必需有的5个支柱,即①中国传统译学的继承性研究;②外国译学的借鉴性研究;③翻译实践(包括教学实践)中新问题的探索性研究;④相关学科的吸融性研究;⑤方法论的多层次研究(包括本学科的、相关学科的、系统科学的、哲学的多个层次)。(杨自俭,2002:9)纵观《研究》,全书既是在重构一个新的翻译批评体系,也是在为构建一个科学的翻译学体系夯实必要的理论基础,尤其在方法论的研究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然而,笔者在阅读该书过程中,发现有一点不甚方便,就是没有列出每个章节所用参考文献,而统统放在书的末尾。笔者以为,对于那些使用参考文献较多的翻译论著,如果作者将其列在每个章节末尾或采用脚注的话,会使读者查阅时更方便,这一点在文军的《科学翻译批评导论》一书中把握得较好。另外,虽然作者也知道翻译批评的系统理论研究对于翻译学建构至关重要,但在书中却并未费点笔墨对两者之间的异同作些衔接性的探讨,笔者以为似有不妥,毕竟翻译批评理论系统建构对翻译学的系统构建意义非凡。
总之,这些所谓的缺点并不影响本书的学术价值。《研究》较之以往的翻译批评论著,无论是在翻译批评理论的广度,还是深度研究上都有了新的突破,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敢于对一些翻译批评理论提出批评,并对元翻译批评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朝翻译批评学体系的建立又迈进了一步。笔者相信,该书的出版不仅会极大地推动我国的翻译批评教学和研究向前发展,也必定会为翻译学的理论建构注入新的活力,值得一读。
作者简介
刘金龙,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在读。研究兴趣为应用翻译、翻译书评、翻译史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本文原载《山东外语教学》2011年第6期,第105-109页,参考文献从略。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载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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