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基刚:国家经济发展需求视角下的英语专业危机及其出路
摘要:英语专业的危机在于单纯的语言技能训练和坚持英语专业本质是人文教育,因此培养的毕业生很难满足国家和社会对跨界复合型人才的要求。英语专业要勇于突破,增设专门用途英语学科方向,致力于培养除英美语言文学之外的其他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方面的英语专门人才,即用英语掌握各个学科的知识构建,培养他们用英语汲取和表达各专业和行业内容的能力。英语专业及其支撑的学科只有满足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求才能发展,这是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外语教育规划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英语专业,英语语言文学,专门用途英语,人文教育,外语教育规划
日前,新一届教育部高等院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在规划未来四年暨新时代背景下的外语教育时,两个教指委面临的第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一个高校开展外语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为满足英美语言文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是坚持外语教育的本质是人文教育和博雅教育?还是为了满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在一带一路视野下设计我国外语教育规划,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议题。之所以提出,是因为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时中国高校外语界如英语界似乎迷失了方向。
1. 英语专业的危机及其判断标准
根据王俊菊(2015)提供的数据,全国1448所普通本科高校中,超过千所设有以“英美语言文学”为主要方向的英语专业,在校学生总数超过60万人。除了外语类大学、师范类大学和综合性大学,连农业、石油、海洋、医学、邮电、地矿这样的特色院校大多设有英语专业。一个专业点的学生少则上百,多则上千,我国各类高校每年毕业的英语专业大学生有近20万人。
国家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需要这么多从事英美语言或英美文学研究的毕业生吗?就上海一地调查,仅有不到5%的英语专业毕业生会继续攻读英美语言文学或英语教育硕士学位,其余都到银行、证券、营销等行业工作,还有相当多的英语专业毕业生到无须任何英语技能的岗位上工作。英语专业毕业生由于缺少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而不能在这些领域里显示出任何竞争优势。企业调查发现,拥有四级、八级英语专业证书,又具有语言文学知识的英语毕业生鲜有胜任软件、工程、法律等领域工作的,可谓 “大才难觅,小才拥挤”,即具有外语+专业的复合型高端人才或“大才”稀罕,仅有听说读写语言技能的外语人才或“小才”遍地。
北京外国语大学戴曼纯教授日前在同济大学召开的“一带一路”外语教育规划圆桌会议上介绍说,英国文化委员会多次对我国的英语教育进行评价,5分等级,只给我们打了一个非常可怜的2分,即不及格。这个评估也得到英孚教育英语熟练度指标报告连续八年的证实(熟练度指标报告是针对世界上近90个英语为非母语的国家与地区的上百万年龄中位数为26岁的人群调查得出的)。中国成年人英语熟练度始终徘徊在低水平(2018年为51.94%),比处于中等熟练度的韩国(56.27%)越南(53.12%)低了不少(蔡基刚 2018)。有一个事实不容否认:自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整整一代本土培养的大学生无法用外语熟练地汲取和交流他们各自领域的国际 前沿信息和科研成果,也无法用外语有效开展他们毕业后的工作与研究。这与我国40年来国家、社会和家庭在外语教育,尤其在英语教育投入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是极不相称的。
几年来英语专业进入了就业的红黄牌行列。我们这里说就业难不是指广义的他们找不到工作,而是指狭义的找不到英语语言文学学科对口的工作。如每年英语专业毕业生的数量远远超过市场上对英美文学翻译和编辑,中学和高校英语教师甚至涉外企业等能提供的岗位。据了解上海中小学各学科的师资尽管仍然缺口很大,但唯独不再招英语教师。不少考入英语专业的本科生不是真想学习英语,而是英语专业录取分数线在不少高校几乎低于所有其他的本科专业录取分数线;一些英语专业毕业生之所以违心攻读英语语言文学硕士,不少是无奈被调剂过来的,因为这是他们唯一能取得硕士学位的机会。可以这么说,冲着英语专业本身来学习的学生越来越少,每年从英语专业转出的人数则越来越多。
但许多高校外语学院还是乐此不疲,大量招收英语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大量引进句法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翻译学和英美文学等方向的人才。他们不知道英语专业本科和硕士毕业生的就业危机吗?他们不知道英语专业无法培养出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复合型高端外语人才吗?他们很清楚。但是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发展需要与国家和社会科学技术发展需要之间,他们宁肯选择前者;在牺牲学科硕士博士点,牺牲外语教师的学术前途和牺牲学生的利益之间,他们宁肯选择后者。
11月在宁波举行的2018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表示,教育部将全面整顿本科教学秩序,“对不起良心的专业应该停办”。什么是“对不起良心的专业”?各人有不同的解读,但我认为从英语专业危 机的视角来判断似乎有这么几个标准:
(1)这个专业培养的学生并不是国家和社会大量需要的;
(2)这个专业的教学内容并不能满足大多数选择这一专业的大学生需求;
(3)这个专业的教学体系并没有学科(如英美语言文学学科)的真正支撑;
(4)这个专业与中小学英语甚至外语培训机构存在着同质化倾向,甚至可以被后者替代;
(5)这个专业的存在和发展,无非是满足学科自身得以继续保留和发展的需要;
(6)这个专业之所以不顾需求继续招生,无非是英语教师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如果按照这几个判断标准,我们就会发现:不少高校的英语专业似乎正在接近危机的边缘。因此,根本问题不是英语专业毕业生进入了红黄牌就业行列,而是英语专业本身正进入红黄牌专业危机行列。当然,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看英语专业危机有不同的标准,如束定芳(2015)也认为“英语专业几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但他认为,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被市场化、低端化和工具化所绑架”造成的。
2. 英语专业危机的原因:专业与学科的分离
我们认为,英语专业危机一定程度上是专业与学科分离造成的。英语专业失去学科支撑有客观和主观双重原因。第一,从专业属性分析,英语专业内涵包括学科内容和语言技能,但这两者对英语学习者来说都是新的,都需要学习。由于不少新生的英语基础比较薄弱,前两年甚至整整三年都用于语法、语音等基础课程学习和语言基本技能训练,到了大四,不少人到公司实习或准备考研或辅修二专,因此无法系统学习英美文学或语言学理论。另外,缺乏师资条件的院校一哄而上开设英语专业,也使得学科知识的系统教学大打折扣。第二,从社会需求分析,过去社会对英语专业毕业生的需求主要是外交、文化、教育(如中小学甚至大学师资缺口)和外贸企业的日常翻译等,因此,即使没有系统的英美文学和英语语言学学科知识,学生凭扎实的语言基础也能胜任这些岗位。第三,从历史发展分析,英文系为容纳除文学以外的语言和翻译等方向改名为英语系,但改名加剧了语言学习与内容学习的分离。英文专业和英文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前面代表学科,后面代表行政。随着英文系改为英语系,英文专业变成英语专业后,学科研究逐渐淡化,语言学习逐渐凸显。英文专业类似中文专业,专业就是学科,无法分开,不系统学习和掌握语言文学的学科内容,专业就没有了。而英语专业类似汉语专业,代表的是语言不是学科,英语专业可以脱离学科而存在,即学生可以不学学科内容只学习语言便可获得学位。很多高校英语专业的学科内容无非是用英美语言文学作品来为语言技能训练提供载体。大多数学生既没有系统地学习英美语言文学理论体系,更没有读过国际上语言文学专业期刊上的论文,并对其展开专门研究。所谓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实际上成了教师发展的学术研究平台,和学生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如英语专业很少涉及学科知识体系并开设对应的课程,课程的开设大多根据教 师研究兴趣,并无经过严格的论证。
这种教师研究和学生学习分开,学科内容和语言学习分开的现象还 与英语界的理念有关。第一,英语专业界一直坚持扎实的语言基本功是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认为只要语言能力强就可以胜任任何专业领域工作。这就造成不少高校把英语专业主要课程放在听说读写技能训练上,学科内容只是英美小说选读、英美诗歌欣赏和英语语言学导读这些没有学科实质内容的课程。第二,英语界还有一种较流行的观点:大学目标不是培养技艺娴熟的律师、医生或工程师,而是造就能力强、文化素养高的人,英语专业不是培养实用人才或工具性人才。我们赞成本科教育的核心是通识教育,但不认同(国家和社会也不认同)高校不需要培养专业人才,或者说英语专业不需要培养有实用价值人才的观点。如果连培养英语教师和翻译人才也不屑一顾,也认为是被市场化、工具化和低端化,那我们只能建议撤销英语专业,用“通识专业”或“人文专业”取而代之。
英语专业危机不仅表现在失去学科支撑,还表现在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上。正如习近平在社科工作座谈会上批评的“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王灿龙 2018)。与过去不同,现在国家和社会需要的是:(1)不再是仅有语言技能而没有专业知识的“小才”;(2)不再是高级口笔译这样的高端人才;我们只要看看现在三四十岁从事涉外科技、经济外贸和政府等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有谁还带口笔译?随着人工智能翻译机器的出现,翻译专业的危机将更加深化;(3)不再是具有皮毛英美语言文学知识的英语专业毕业生。国家和社会急需的是能够用英语在工科、医科和农科等领域进行语言服务的英语毕业生。20世纪社会对科技类工程类的跨界复合型人才需求不大,因此,培养单一语言技能的大学生问题不大,培养文化文学翻译人才也是对的。从当时社会需求看,培养规格和规模也是恰当的。但今天的社会,我国新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大量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的复合型人才,这已成为国家战略和国家对高校人才培养的要求。试问,学科的发展和专业的发展是否可以脱离国家政策和教育部文件的指导?
3. 英语专业可以有专门用途英语学科支撑
既然英语专业不再代表特定的学科,可以从文学发展出语言、翻译,甚至商务等学科,为什么不可以承载和服务其他学科内容?除了商务、国际关系等软学科外是否可以有英语+工程(+农林、+石油等)这些硬学科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这已成为英语专业界一直未能或不敢突破的禁区。因此,处理好学科发展需要和国家经济发展需要之间的关系已成为高校外语教育规划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什么是学科?学科必须有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研究者群体、相应的教育学术机构等,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社会需要。没有社会的特定需要,一个学科就不可能产生,若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一个学科就会被淘汰。新需要、新知识的不断涌现是新学科不断出现的源泉,同时也是旧学科不断分化的催化剂。旧学科只有不断满足新的社会需要,这个学科才能永葆青春,才能在发展中催生出新的学科。从英文系到英语系,从单一英美语言文学发展出英语+翻译是当时社会需要的结果,但现在社会更需要有英语+工程(+农林、+石油等)人才。为什么英语专业不能容纳其他方向,不可以发展出专门用途英语二级学科,而是死守文学、语言学和翻译?可以这么说,学者的研究方向、学界的评价机制在阻碍英语专业向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新的学科方向拓展。语言文学学科或许可以坚持“普适”和“纯洁”获得发展,但英语专业必须依赖“特色”和“区别”才能生存,这是两个不同概念。
事实上,英语专业面临的学科危机完全可以通过与时俱进,从单一英美语言文学和文学文化翻译人才培养转向专门用途英语,培养国家紧缺的国际复合型人才,即医学、工程、农林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与英语专业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只有不断满足社会的新需求,这个学科才能持续发展,所支撑的英语专业才有可能继续下去。这不是去人文学科化,而是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结合的典范,是跨界发展的尝试。嘲笑跨学科探索的努力是无望的,或批评从语言学跨到理工学科是笑话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浅薄。我们知道:现代发明和改革创新都来自交叉学科和跨学科。远的不说,我们看到身边的计算语言学和生物语言学不就是一种跨人文和自然学科的尝试吗?
有人说中文专业也只有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也没有什么专门用途汉语学科。这个批评实际上既没有看到中文专业和汉语专业的区别(前者是研究文学语言,后者是学习汉语),更没有看到母语和外语的差别。对中国医生来说,似乎不需要有一个医学汉语的课程,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似乎不存在要学习如何用汉语 去汲取自己母语的学科信息,去学习和表达母语的医学理论和术语,去撰写母语的医学研究文章。但是我们认为:即使是母语,专业人士要有效地开展研究和工作,也需要学习专门用途语言,研究特定领域的语言表达规律和话语传统。现在接受这种观点的人很少,但一定会成为今后的常识。
有人说英语专业不应转向专门用途英语方向,应坚守人文学科阵地。首先,专门用途英语的定义是为满足学业和职业特殊需求服务的英语教学(Hutchinson & Waters 1987)。如单纯学习语言技能另当别论,如要满足用英语开展文学批评、文学翻译、新闻话语分析等需求,可以不需要学生掌握这些语类特殊的语言结构和研究范式吗?而这就是专门用途英语教学。因此开展专门用途英语教学 当然也可以满足医学、工程、法律等专业学习和金融、旅游、海关等行业工作。其次,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英语专业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在国外高校中似乎没有这样的专业,相近的有英语语言学,有英美文学等。若是英美文学专业,当然不能转去学习科技、医学等。但是作为英语专业,或确切地说是一种外语,按1998年教育部《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定义, “就是一种能力,一种载体;只有当外语与某一被载体相结合时,才能形成专业”,所以,英语为什么不可以有除英美语言文学研究的其他专业方向,如科技英语和医学英语的专业方向?
4. 专门用途英语发展的障碍:人文教育和语言基础的再认识
开展专门用途英语教学,英语界人士应首先放弃“英语教育本质上是人文教育”的片面观点。什么是人文教育?根据百度定义是指“人性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教育”;按Wikipedia,比较接近的liberal education是指“培养独立思考、判断、价值认可、尊严意识的教育”。我国英语界似乎接受的是前者。如果这样,人文教育(即使包括后者)那也只是英语教育的一部分,而且不是主要的,它还包括科学素养教育,尤其是专业素养和专业知识的学习。人文教育和人文学科并不是一回事,人文学科就是文史哲等,相对封闭。但人文教育是可以在各个学科包括医学、物理和工程这些领域开展的。人文教育不是外语学科的专利,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是高校所有专业的责任。人文教育只体现在英美文学文化课程中,只有学习《老人与海》和《最后一片树叶》等经典文学作品,学生才能具备人文素养,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人文教育的曲解。人文学科知识和人文素质是两回事,一个大学生满腹人文学科知识,英语诗歌出口成章并不一定具有人文素质修养;一个七八十岁拾荒老奶奶花了半小时把马路中央的碎玻璃一颗颗捡起,并不一定有任何人文学科知识。
外语学习并不是以掌握对象国文化或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为终极目标,而是学会用英语作为一门工具来汲取和交流各领域尤其是科技领域国际前沿信息,满足国家和社会的科技经济发展对外语的需求。忘记了这一点,就失去了设置英语专业的目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报考英语专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A)学习人文精神,接受人文教育;(B)学习和掌握英语语言技能;(C)学习英美文学和语言学知识;(D)学习英语+商务、金融、工程、教育等专业知识和语言。结果表明:(D)的选项超过80%,而几乎没有一个学生选(A)。因此,所谓“英语教育本质上是人文教育”是一个伪命题,是一个连学生都不认同的说法。一位自称John的英语专业商务英语方向本科生说,他选择这个专业是为学习专业知识,不是为了接受人文素质教育,如果仅仅是灌输人文精神(这是他下面“我不要人文素养”和“我不关心这些”的原意):
我选错了专业。我不要人文素养,我要经济学素养——也许本来我就该选商学院,我调查中160位商务英语的学生中,有107人也是这么想的。现在,老师天天在课堂上带我们讲human right,humanity,moral standards,可是我不关心这些,我关心的是信用证、汇票、谈判技能、营销组合。①
英语界应该放弃英语专业无须培养社会实用人才的观点,英语专业和文史哲等专业一样不应市场化和工具化的观点也是要不得的。我们想知道的是,英语专业应培养什么规格的人才呢?是具有高尚情操、良好品质,具有社会责任的公民?是精通英美文学和语言学的专家吗?前者不值一驳,国家会专门设置一个专业用四年让学生修身养性去培养这样的“优秀公民”吗?后者同样难以站得住脚。如果是英文专业,可以不面向市场,可以在象牙塔里研究英美文学和理论语言学,如同文史哲一样去系统研究他们的理论。但是第一,英美文学和语言学是否每年需要有20万毕业生去研究?第二,现在英文专业已改为英语专业,大多数英语专业失去了学科支撑,那么这些学生为什么不可以用学到的外语作为工具服务于市场需要呢?坚持本科专业是素质教育,不能降低到高职高专英语的工具获得,反对英语专业的市场化、低端化和工具化,与古代教育中人文道德教育可上书院,技术发明创造只在民间的重道轻器观念有什么区别?儒家重道轻器的传统观念应该不是我们今天要继承的优秀文化吧?但什么时候现代英语专业教育始终把这观念作为走向市场的挡箭牌?犹太人、日本人重视人文教育,但他们更重视技术教育,他们的大学外语课程就是研究如何汲取科技信息,而不是翻译唐诗宋词等风花雪月,他们不会因语文课本用一篇科普文章替换一篇鲁迅杂文受到学界拼死反对。
英语界应放弃英语专业与工具性无关的观点。如果英语专业定位在单纯打基础、学习语言技能上,或开展人文教育上,或许和工具无关。但如果要求学生系统地学习英美语言文学的学科理论体系,难道不需要依赖英语这个工具来汲取和交流英美文学和语言学的国际前沿信息和研究成果吗?实际上,语言的工具性和文化性(在语言属性中没有找到人文性,只有文化性)是一个硬币两面,无法分开(蔡基刚 2017)。专门用途英语或学术英语教学和人文素质教育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并不是学了学术英语就只能进入科学宫殿而无法进入人文世界。我们认为即使在用工具汲取和交流科技信息时也可开展医患矛盾、能源环境、人工智能的社会责任和基因编辑的科研伦理的人文教育。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伪命题。人文教育在英语教学中应该是一个隐性教学,是穿插在语言学习和学科内容课程中进行的。坚持英语教育的本质是人文教育的观点抹杀了英语专业的学科性和专业性,是培养不出“大才”的最大根源。
英语界还应该放弃英语专业不能跨学科研究的观点。跨学科让学生去学习理工科专业知识是较难的,但跨学科让学生去研究医学和工程的语言表达方式并不是不可能的。专门用途英语和“专业英语”(教授专业概念和术语)不一样,和“全英语教学”(如用英语教授英美语言文学)不一样,和传统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方式也不一样。专门用途英语不是去教专业的内容知识,不是让学生主要去学习复合学科的知识内容(这是英语界对专门用途英语最大误解),而是帮助学生了解医学、工程、农林和法律等学科的理论和知识是如何用语言构建和传播的(知识的构建和传播是因学科而异,是有自己特定结构和认知规律的);是帮助他们掌握学科内不同语类(genres),如专业期刊论文中的文献综述、方法介绍、结果汇报和发现解释是运用什么样的语篇结构、修辞手段、元话语方式和句法特征;是教学生如何用英语来汲取和表达这些领域的内容。因此,它还是在学习语言,与通用英语相比,这种学习是在特定语境下为特殊目的服务的,它体现了最佳的学习效率。也正因为如此,早在二战结束后随着国际科技与经济交流日益密切的背景下,专门用途英语脱颖而出,成为在语言学下面发展出来的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它有深厚的学理依据,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语言教师经过适当训练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英语界还应该放弃有了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就能胜任任何专业的英语学习和今后各类工作的看法。从功能语言学理论分析,一个人的英语写得再好,讲得再流利,只能说明他们语言能力强,可成为任何岗位上的“小才”,即能在任何岗位上显示其学过英语,但不能做事的“通用型英语人才”。一个人即使有再充足的语言技能储备也必须结合特定语境(如化学期刊论文写作的方法介绍,如飞行员和指挥台起飞降落的交流),进行专业训练才能具有语言的应用能力和专业共同体的话语权,才能成为“大才”和社会需要的“高端人才”。不研究所服务领域的专业知识和语言表达规律,怎能培养得出“高级翻译人才”?不研究外事领域的国际关系和外交话语英语,怎能培养“高级外事服务人才”?不研究二语习得和外语教育学理论,怎能培养中小学“高级师资”?英语专业多年来饱受高分低能、费时低效和培养不出高端人才的社会批评,原因之一就是学生在去语境化中进行与中小学英语甚至社会外语培训机构同质化的语言训练,就是英语界坚持认为英语专业只培养基础,“大才”是毕业后由社会培养的理念。英语专业病了,病在她既失去了学科基础,也同时失去了语言专业性。
5. 面对危机英语界需要反省
在这个注重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年代,人文学科边缘化是全世界的趋势。英美语言文学学科保持小而精规模是恰当 的,而专门用途英语学科的再次崛起和大发展是指日可待的。她已具备了充分的学理条件,就差法理的再认可,就差教育决策部门是否意识到:专门用途英语已成为实现国家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培养大批新工科+外语的复合型人才才能助推一带一路、双一流建设和科技创新发展。
实际上,教育部门已开始规划。如9月17日,教育部召开了全国高校公共外语教学改革工作会议。会上传达了国家领导人关于高校外语要纳入国家战略的指示,提出“实施面向非外语专业的公共外语教学改革”,培养国家急迫需要的“高素质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试点方案。最后有21所高校得到了国家的资助项目,进入了为期五年的试点改革。
显然,在新时代背景下,公共英语地位已经凸显。国家首先从公共英语入手,是因为相比英语专业,转型阻力小一点。实际上,无论哪个时期,国家始终把公共英语看得比英语专业重要,因为前者可以直接推动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助推国家战略的实现。问题是:处于教育部和基层高校中间的各外语类教指委是否能意识到这一点,能否放下英美语言文学的学科架子,放弃酸溜溜的心态,打开外语学科大门,发挥英语专业的资源优势,和公共英语一起合力,为国家需求做出贡献。
英语界较为普遍的反映是,批评“英语专业正接近没有良心的专业”是拷问错了对象。依据是:高校的英语专业设置都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的,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这种说法并不客观。教育部扩招和批准设置专业,但没有让各个高校的英语专业选择单一英语语言文学方向。我们所知道的事实是:教育部自1978年刘西尧担任部长起,40年来一直在要求高校外语包括英语专业以外语为工具培养国家和社会需求的外语人才(蔡基刚 2016)。直到2018年4月16日,高教司副司长徐青森还在成都会上要求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面对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变化,加快培养复合型人才。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英语界坚持英语专业单一的英美语言文学方向,坚持人文学科的纯洁性,在新颁布的《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简称《国标》)中把过去英语专业大纲提出的“复合型英语人才”悄悄拿掉,换成了“英语专业人才”;是英语界坚持英语教育的本质是人文教育,鄙视用英语作为工具去学习、汲取和交流科技经济包括语言文学的学科信息;是英语界坚持扎实的语言基础教育,误导大多数高校的英语专业把整个四年都花在语言技能训练上。出现今天上千所高校的英语专业,包括中医和体育等行业特色高校都是用同一的教学目标,同一的教学内容,培养同一规格的英语人才的“荒唐”现状,难道不是英语界制定统一的《国标》和配套的统一的评估标准所造成的吗?当英语界派出的评估专家用《国标》到下面检查,看到某个高校偏离英美语言方向,就宣布学科评估不及格的时候,各个学校还能有不同培养规格和不同培养方向的决定权吗?我们的批评对象没有错,更没有莫名其妙。错不在教育部,不在上面行政机关,也不在具体高校一哄而上,而似乎错在英语教育规划决策者错误的理念,错在强迫全国所有高校的英语专业使用统一的国家教学质量标准开展教学。出现问题,不从内部检查,而是把症结归到上面,这似乎形成一种惯性思维,但这不是勇敢,因为把责任往上一推,向上拷问是世人最容易做的事情了。
6. 外语教育规划亟须跟上
我们看到外语教育规划已滞后于下面高校的需要和行动了。如浙江省有十几所高校(如温州医科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国计量大学,温州大学,浙江农林大学、浙江树人大学,宁波财经学院)的外语学院已关停并转。如中国科技大学不支持英语专业,陕西中医药大学和陕西科技大学都停招英语专业了(后者是为评估,今年又不得不恢复)。这说明越来越多高校意识到不是每个高校都需要英语专业的。
如没有英语专业,英语教师的归属在哪,学术晋升前途在哪?这是外语教指委应该研究的。我们的观点:不是每个高校都要有以英美语言文学学科支撑的英语专业,但可以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和专业特色发展以专门用途英语学科为支撑的英语专业。实际上,早在1987年,教育部为配合改革开放,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在本科专业目录里的英美语言文学和语言学后,添加了专门用途英语这个学科,并规定了科技专门用途英语、旅游专门用途英语、外贸专门用途英语、外事管理专门用途英语四个方向。现在到了恢复这个学科的时候了。
一些有远见的高校正在奋起自救,积极转型,寻找打通外语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并与之对接的有效路径。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校方不支持外语系设置英美语言文学的本科和硕士点,停招后转向科技英语,与专业院系合作开设“文理复合英才班”,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南方科技大学不设英语专业,而是建立语言教学中心,开展学术英语教学,倾力为各专业服务,培养复合型人才。清华大学也采用这个模式,公共外语从外文系独立出来,成立类似的全校语言教学中心,致力于各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再如武汉工程大学开设“英语+材料”或“英语+财经”“英语+营销”等双学位课程。重庆邮电大学英语专业开设的“英语+邮电”的毕业生在电信公司非常抢手。
英语专业教指委曾在2000年《大纲》提出跨学科的“复合型英语人才”培养,但是看到英语专业跨出去了,就开始担忧起市场化和工具化导向了,因此呼吁要“回归人文学科本位,致力于重点培养人文通识型或通用型英语人才”(胡文仲、孙有中 2006: 246)。但收回后,他们看到下面都在培养单一语言技能的通用型英语人才了,就马上又在《国标》提出具有英语语言文学知识的“英语专业人才”。从“复合型英语人才”到“人文通识型或通用型英语人才”再到“英语专业人才”,最后是下面学校奋起自救,抛弃了后面两个,又开始回到培养“复合型英语人才”,这个过程不能给我们的英语专业教指委什么启示吗?
教育部这次批准成立的新一届111个高等学校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外语类有九个。但最紧迫需要设置的外语教育规划指导委员会却再次缺位。当外国语言文学类教指委或许讨论如何保持学科的纯洁性,英语专业教指委或许聚焦如何坚持人文教育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大学外语教指委或许围绕《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研究实施时,我们非常渴望有一个外语教育规划教指委挺身而出,把上面这些教指委可能忽视的任务承担起来,即:
(1)从国家和社会需要的角度来指导外语学科发展、专业建设、语种规划、培养规格和规模以及课程设置等等;
(2)设计出满足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学科评估标准,而不是用全国统一的、单一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来评估各具体学校的外语专业学科发
展并进行排名;
(3)提出满足国家和社会需要的新兴学科的建立,如尽快在外语专业目录里恢复直接有利于实现新时代国家战略的专门用途英语学科地位等。
因此,我们建议教育部尽快增补一个外语教育规划教学指导委员会,其成员不仅仅有外语类大学的校长和高校外语学院的院长,还应有政府相关部门官员(如教司、语委司、组织部、发改委和人力资源部等),有大学校长和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等院系主任,有企业市场的总经理,有无行政职务的外语教育专家。只有这样一个开放性的跨界的教指委才能打破单一地从学科自身发展利益考虑外语教育规划的思路,才能为新时代的外语教育规划制定出一个能充分满足国家和社会需要的蓝图。
7. 结语:专业学科的与时俱进
本文提出了英语专业危机的六条判断标准,认为英语专业危机不仅是失去学科支撑,也失去与中小学英语教学的区别化,而造成这些危机 的原因,客观上是英语专业的语言学习和内容学习分开,主观是英语界坚持英语教育是人文素质教育和语言基础教育,坚持英语专业只能跨人文学科不能跨自然学科,坚持专门用途英语不是英语专业老师能胜任的。本文提出英语专业必须对接国家和社会需求,培养英语+理工科等复合型人才的理据。为此本文建议成立外语教育规划教学指导委员会,尽快恢复专门用途英语学科地位等建议。
今天的外语环境已不是当年,中美博弈关系到国家生存和发展,而核心是高端科技和高端产业的博弈。因此,国家最近接连提出科技创新人才、新工科、六卓越一拔尖人才培养。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对大学生在这些领域国际竞争力的培养。今年9月国家正式把外语教育列入国家战略,难道我们英语专业可以无视这一变化,心安理得关起门培养“自由无用”人才?可以借口学科特殊性而不考虑国家的最高利益要求?可以不用国家政策来指导学科和规划学科吗?这场围绕英语专业危机的大讨论,双方根本的分歧是:一方把英语专业放在国家和社 会需求下面,探索跨学科的可能性,认为英语专业的市场化和工具化是好事;一方是把英语专业放在学科属性和研究范围内,固守学科的原来领域,担心英语专业的市场化和工具化走向。当英语界一些人士一边在抱怨国家对英语专业的要求太高,社会对英语专业的期望过高,一边我行我素,采用鸵鸟政策的时候,另一方在反省,在思考,在探索,在想方设法找到满足国家和社会需求的新路子。因为我们知道:满足不了新时代国家和社会的新需求,在市场和校方双逼下,这个学科只能萎缩,这个专业只能停办,这个专业的从业者只能下岗。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与20世纪完全不同的世界。如果说当时的英语专业的定位目标是培养外语干部和翻译干部,以便胜任我国外交和文化交流的工作,那么现在社会需要的就不仅仅是听说读写译基本功扎实,有点英美语言文学皮毛知识的英语毕业生,而是能够用英语直接开展科学技术各领域工作和研究的专门人才,尤其是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等创新人才。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翻译机器的日渐完善,专业人员对语言的依赖越来越少。没有一个专业的定位是不变的,没有一个学科的属性是永恒的。处在这样一个科技不断更新,社会不断发展的社会里,专业的调整和学科的重组是必然的,专业和课程的大洗牌是不可阻挡的,我们不需要去做卫道士,极力捍卫飘摇中的专业,在学科容许范围和研究方向内小心翼翼地进行跨学科或超学科尝试;我们要做开拓者,勇于探索专业新方向,在国家和社会需要的新工科领域里大胆地跨界创新。
改革开放40年给我们带来最宝贵的财富就是解放思想。外语界正在经历一个重大而又痛苦的范式转移,从单一英美语言文学向专门用途英语转移,就好比从语法到语用,从形式到认知,从text到context,从例句讲解到语料库运用的转移。这个转移在邻国日本早已完成,而在中国却遭到巨大的阻力,因为这个范式转移不仅涉及传统观念的转变,也必然动了一些一辈子都在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者的奶酪。我们今天似乎又来到了改革开放初期那场真理标准讨论的场景,又来到了对旧体制是维护还是打破的关键抉择时期。因此,这次有关外语界的范式转移讨论实际上是守旧与创新的博弈,是考验英语专业继续留在象牙塔孤芳自赏,研究自由无用,最终被淘汰,还是勇敢迈向市场,服务国家和社会多元化需求,求得新生。
这里不能不提一个发生在有500名高学历及海外专业背景的“汽车发动机群”的故事。其中一名成员提出未来的汽车将是电动化和无人驾驶,燃油发动机将被淘汰,结果受到群内人士“严厉谴责”,最后通过“公投”将他逐出群去。但是2018年12月4日在汽车高峰论坛上大众汽车集团产品战略负责人迈克尔向世界宣布,2026年将是他们推出最后一代燃油车产品的时间节点,之后不再对燃油车研发进行投资。这给燃油车“判死刑”的宣布给所有一辈子从事燃油车研发工作的工程师带来沉重的打击,包括制造和营销环节的人士,不得不为自己前途而担忧,因为迈克尔警告所有高管:只有三分之一可以留任,“三分之一人纯属多余,中间三分之一,必须早做打算,考虑彻底出局”。今天情况非常类似,当我们警告培养单一语言技能的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必须缩小规模,以免最后淘汰时候,在英语界受到群起而攻之。正如这个故事作者说的:“你不要指望去唤醒‘装睡的’人。大多数人不愿意听到反面意见,尤其是这些意见与自身切身利益相左时。大多数人没有勇气面对莫测的未来,宁可‘掩耳盗铃’般地装作一切都没有发生,都不愿意走出舒适区,改变自己,为了掌控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努力奋斗”② 。这个话非常恰当地描述了英语界一些人的心态。
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培养的大学生将从事过去社会并不存在的工作,将会使用现在社会并没有发明出来的技术,将解决现在社会并不存在的问题。我们不能用过去的学科知识框架或一成不变的模式去教我们的学生,仅仅为了自己过去形成的研究方向,仅仅为了自己专业学科的布局发展。英语专业出现问题不是内部的发展规模庞大造成的,而是其培养目标和要求无法适应外部世界对未来学生的需要;学科是否发展不是取决于这一学科的人才引进多少和论文产出多少,而取决于对整个社会未来需要的贡献大小。有勇气的外语人不是受到批评就去和中文、新闻等其他专业相比,认为自己专业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是用高校各专业的通病来为自己的不足找安慰、找借口。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整个社会永远不会有进步。英语专业只有不推诿,深刻反省,找出问题所在,与时俱进,始终对标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个专业才有希望,这个学科才能持续发展。
从更长远角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而历史上每一次大变革都是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和现有体制的颠覆,因而带来迷茫、质疑、对抗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拥有开放的心态和发展的眼光,接受今天的“奇谈怪论”很可能是明天的普遍共识,就会勇敢面对挑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当五年后或十年后,我们再来回顾这场发生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的高校外语教育史上的大讨论,每个外语人都能够为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亲身经历这场大变革,目睹高校外语教育范式的大转移而感到幸福和骄傲。
附注:
① 来自2018年12月8日“翻译教学与研究”公众号发布的一位署名John的学生感言“一位学生视角下的英语专业”。
② 来自2018年12月12日“建约车评”发布的“大众汽车集团,将 燃油车判了死刑”一文,参见http: //www.chezhudibu.com/detail/35644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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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基刚,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对比语言学、应用语言学。
本文原载《当代外语研究》2018年第6期,第1-9页。本次推送已获《当代外语研究》编辑部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载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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