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点ll修“名”与督“实”：国内翻译学跨学科研究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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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学研究经历了从前学科到准学科再到独立学科的发展过程，目前翻译学研究处于多范式共存与互补的跨学科阶段。本文以国内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名实关系为经，以修名督实、按实定名与名实相生为纬，将翻译学研究的学科架构分为三大领域即哲学思维系统、社会文化系统与语言符号系统，以此描绘国内翻译学跨学科研究路线图并讨论其以学导术之“为”与“无为”。
关键词：翻译学；跨学科研究；路线图
一、引言
翻译学研究经历了从前学科到准学科再到独立学科的发展过程。具体点说，翻译学研究历经语文学范式主导的前学科阶段、语言学范式主导的准学科阶段与以霍姆斯的翻译学框架为标志的独立学科阶段。目前翻译学研究处于多范式共存与互补的跨学科研究的内生植入式拓展与外向嫁接式增长的阶段。
翻译学研究需要全面深化、拓展、构建与完善，而且翻译学研究应该是次学科、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与超学科的研究。只有以开放的态度接受各种有利于翻译学科发展的其它学科研究成果，翻译研究才会持续发展并且卓有成效（傅敬民，2014：101-111），而且由于翻译现象的复杂性，多学科研究成为必然（方梦之、袁丽梅，2017：3），需要借鉴其它学科的理论模式与研究方法（刘立胜，2018: 86）。
二、修名督实：翻译学跨学科研究
学者们对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科名称与性质、研究对象与目标、理论框架与方法以及学科地位与关系等多有阐述。刘宓庆（1999：19-20）在《当代翻译理论》中提出“翻译学学科架构：外部系统”即翻译学的横断科学网络并将该网络分为三大领域即哲学思维系统、社会文化系统与语言符号系统且分析了翻译学与该三大领域的功能性学科关系，认为该三大领域实际上是翻译学的基础理论系统：哲学等的基本原则或原理为翻译学提供立论依据；社会文化系统各学科为翻译学提供广泛的社会文化内涵及调节因素；语言学各学科为翻译学提供科学的方法论及形式论证手段或途径。
本文以该“翻译学学科架构：外部系统”为纲，梳理并构建国内翻译学跨学科研究路线图。
（一）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哲学思维系统
1.翻译哲学
翻译哲学（蔡新乐，2016：7-8）是研究翻译的哲学思想形态，其研究翻译成为翻译的根由，其作用是强化翻译理论的思想品格并在此基础上突出其理论的指导作用；翻译哲学不仅根据翻译实践厘定翻译理论的框架，而且在根本上为翻译理论的取向设定最基本的框架；翻译哲学最终作用通过翻译理论调整、说明、制约或者影响翻译实践并且规定与判断翻译实践的历史性与文化价值。
2.翻译美学
翻译美学的任务是运用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阐释与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刘宓庆，1999：204）。其研究对象是翻译中的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活动、审美判断、审美欣赏、审美标准与创造性的审美再现等（毛荣贵，2006：7）。其主要内容包括阐明翻译实质，描述翻译过程，厘定翻译标准，描述翻译策略、方法以及界说翻译矛盾（李智，2013：7-11）。
3.翻译思维学
翻译是用不同语言表达同一思维内容。就功能而言，语言既是思维工具又是交际工具；而思维是人脑反映客观世界的过程。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互为表里，相互依存。翻译思维学（龚光明，2004：2）主要研究翻译与抽象思维、灵感思维、逻辑思维、语义思维、语用思维、模糊思维、语篇思维、文体思维以及创新思维之间的关系。
4.和合翻译学
和合翻译学（吴志杰，2011：81）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抽取能够体现和合精神与和合价值的“意”、“诚”、“心”、“神”与“适”等五个核心范畴分别对翻译本体观、伦理观、认识观、审美观与文化生态观作出系统的理论分析与阐释，同时从上述五个维度对翻译属性、译者修养与译作评价进行理论探讨与阐释，整体上提高对翻译过程与属性的认识，也为解决现实中的具体翻译问题、解释历史中的具体翻译现象提供新的方法与视角。和合翻译学（吴志杰，2018：179）的理论基础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和合观”，其包括三个层面：和合本体论层面体现出过程性、创生性与动态平衡性等特点；和合认识论层面具有整体性、系统性与理性直觉性等属性；和合实践论层面表现出伦理性、审美性与历史性等特征。
5.大易翻译学
大易翻译学（陈东成，2016：前言3、1）是援易入译、以易治译、以易弘译的翻译研究途径，其以《周易》文本与文化、翻译理论与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将易学与译学融为一体，按照大易所揭示的道理研究翻译本质、翻译标准、翻译原则、翻译审美、翻译伦理、翻译风格、翻译距离、翻译批评、翻译生态等系列问题，从而寻求翻译规律以指引翻译实践。陈东成（2018：6）提出、论证了系列译学观点，如翻译的本质是文化交易、翻译标准宜为“太和”、翻译审美应持“贵时通变”的态度与翻译风格务求译者风格与原作风格“致中和”等。
（二）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社会文化系统
1.文化翻译学
文化翻译学是文化学、文化语言学与翻译学交叉的学科。其研究对象是语言文化中的翻译问题与翻译中的语言文化问题的统一；其立足翻译，探索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联系与客观规律（王秉钦，2007：9-10）。文化翻译学包括四大课题（刘宓庆：2007）：语义的文化诠释、文本的文化解读、翻译与文化心理探索、文化翻译表现论。文化翻译学研究的是本体意义上的翻译，始终关注语言转换过程中的文化问题（杨仕章，2016：79-84，97），其学科体系包括四个分支：基础理论、历史研究、应用研究与元理论（杨仕章，2018：91-94）。
2.翻译心理学
翻译心理学（刘绍龙，2007：19）是研究翻译心理的学问，是以双语（或多语）转换的认知心理过程为研究取向的交叉学科。翻译认知心理学（颜林海，2008：50）是以译者为研究对象、以揭示译者认知心理活动特点与规律为目的的交叉学科。就口译研究而言，口译认知心理学是口译学与认知心理学跨学科研究的产物，其借助认知心理学等理论研究成果与译员的实践相结合，对译员口译实践操作时信息加工过程进行研究的一门科学（康志峰，2013：6；吴文梅，2015；王建华，2019）。
3.翻译生态学
翻译生态学（许建忠，2009：3）依据生态学原理，特别是生态系统、生态平衡、协同进化的原理，研究翻译现象及其成因、翻译与其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与机理。作为从生态视角综观翻译的研究范式，生态翻译学（胡庚申，2013：27）立足于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同构隐喻，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归，以“适应/选择”理论为基石，系统探讨翻译生态、文本生态与“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关系。
4.翻译地理学
翻译地理学（许建忠，2010：4-6）将翻译及其地理因素相联系，从系统论角度审视翻译、研究翻译，对翻译中的种种现象进行地理剖析与阐释。其以翻译系统为主轴，剖析翻译的地理功能，以翻译的地理系统为横断面，建立纵横交织的网络系统结构，从而集中阐释其原理。
5.社会翻译学
社会翻译学（王洪涛，2011：16）是翻译学与社会学交叉产生的学科，旨在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翻译现象或者翻译活动，其研究对象为翻译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共变关系即双向、互动的作用与影响。以考察对象论，翻译活动中的任何阶段或翻译现象的任何方面都在其考查范围之内，其落脚点在所有这些翻译活动与翻译现象的社会性上（王洪涛，2016：9-10）。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是翻译本质的必然体现，使翻译研究走上辩证、动态研究（陈秀，2016：41）。
6.认知翻译学
认知翻译学（谭业升，2012：VI、373）是翻译涉及的认知过程与译者认知能力构成的学科或理论，其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基于翻译文本语言材料的分析，可以得到有关翻译认知过程的整体性认识。认知翻译学（卢卫中、王福祥，2013：606-607）指基于认知科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与认知语言学理论的翻译研究。研究者借助认知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解释翻译现象，揭示口笔译的认知过程，进而揭示翻译的本质与规律。其研究对象主要包括翻译加工模式、翻译策略、翻译单位、翻译能力及其习得、翻译专长及译者认知努力。
7.翻译伦理学
翻译伦理学（彭萍，2013：90、92）从伦理角度审视伦理与翻译之间的关系，即关于翻译活动、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等的伦理规范的研究。翻译活动伦理学包括译者伦理、读者伦理与中间人伦理；翻译理论伦理学涵盖翻译理论中的伦理关注与理论研究本身的伦理规范；翻译批评伦理学包括对译文本身的批评标准与规范、对翻译出版与翻译理论研究的批评以及翻译批评者本身的态度与方法；翻译教学伦理学包括翻译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伦理。
8.翻译传播学
翻译传播学（张生祥，2013：116-120）是运用传播学原理研究翻译现象与有关问题的学科，是翻译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其研究可以从控制研究、文本分析、译者角色、媒介研究、受众研究与效果研究等方面入手。其研究对象包括翻译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传播目的与传播环境等（谢柯、廖雪汝，2016：16）。
9.翻译经济学
翻译经济学（许建忠，2014：15）是翻译学与经济学相互渗透的结果。具体点说，是将翻译与其经济因素相联系，将翻译学与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研究，并以其相互关系及其机理为研究对象，审视翻译、研究翻译，对翻译中的种种经济现象进行剖析与阐释。
10.共生翻译学
共生翻译学（刘满芸，2015：38；2016：20）是以生物共生学为依据的跨学科研究，是研究人类语言与文化的共生现象、性质、方式及规律的科学，是研究翻译主体、翻译客体、翻译伦理与规约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学说，着眼于研究各种翻译共生现象的客观存在，理清各种共生关系互依共存的性质、特点以及演变规律。
11.拓扑翻译学
拓扑翻译学（陈浩东、陈帆，2016：9-10）应用拓扑学的主要原理，即连续变化中的不变特征及主要概念，如拓扑结构、拓扑变换、变量、不变性、恒量、映射、等价、离散性等阐释翻译现象，解释翻译行为，分析翻译缘由，解析翻译文本，理清翻译机制与总结翻译经验以形成翻译理论，从而使翻译过程建立在合理分析与有效控制的基础上，这是因为译者能够得到相对更为理想的译文，也可以对翻译结果作出合理评价。
（三）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语言符号系统
1.翻译修辞学
翻译修辞学（杨莉藜，2001：71-73）是研究文学翻译中词语、句式以及文体选择的学科，其研究对象有：原作修辞形式与内容的分析方法、翻译修辞的标准、翻译修辞资源的系统描述、翻译修辞的矛盾、修辞格的处理。翻译修辞学（冯全功，2012：101）不仅研究翻译中的修辞手段、文体风格等客观的语言资源，而且探索翻译主体的心理运作、认知语境、修辞行为与精神建构等。翻译修辞学（陈小慰，2019：44-46）的核心在于探讨翻译行为的修辞特性与体现修辞意识的翻译实践，其将研究对象延伸至所有通过口笔译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社会互动行为。
2.翻译写作学
翻译写作学（杨士焯，2012：12-13）运用写作学基本原理，以西方翻译理论，特别是语言学翻译理论为参照，将指导翻译实践的中国传统译论加以整合、扬弃。其目的是探索翻译过程中的目标语表述，如何写出优秀译文。其有别于写作学的关键在于，其在翻译研究框架下探讨译文写作，而非研究纯写作或西方意识形态下翻译研究学派的“改写”理论。
3.翻译符号学
在符号学的研究方法论指导下，翻译符号学（贾洪伟，2016：96）探讨翻译发生过程中的符号转换现象及其相关问题。其不仅关注翻译过程中的指号过程，还涉及原本与译本之间的符号转换关系、文本间性、主体间性、符号阐释性以及基于原文和译文产生的附文本现象与过程。王铭玉（2015：21-23）认为，可从符号过程、符号行为、符号关系、符号层级、符号间性、符号功能与符号守恒等七个层面探讨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内涵。翻译符号学（潘琳琳，2018：119）主要以符号三元观为骨架，以符号转换与流动为实质，将翻译置于动态的、开放的、递归的符号阐释过程之中，将翻译的过程与行为融入符号学研究的版图。
4.语用翻译学
语用翻译学（李占喜，2017：1-2）从语用学视角探讨翻译过程中译者思维运作的动态过程，描述译者大脑思维运作机制如何促使译者与原文作者与意向读者进行跨文化交际。李占喜（2017：2）将“翻译过程”界定为“原文语篇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中译者思维的运作过程”并假定整个翻译过程由语篇释意交际过程与语篇产出交际过程这两个阶段组成。
三、按实定名：翻译学跨学科研究路线图
本文站在跨学科角度，从学科立场走向问题立场，以刘宓庆（1999：19-20）的“翻译学学科架构：外部系统”为纲，运用多元和合与学科互鉴的思路，构建国内翻译学跨学科研究路线图，将该框架分为三大领域即哲学思维系统、社会文化系统与语言符号系统即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基础理论系统。该路线图的目标不是寻求标准化的模式、建立单一的体系，而是企求加强不同学科对翻译学的协同理解。但是，傅敬民（2018：96-97）认为，立足翻译学的学科发展应该成为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基本立场；其他的学科如果对翻译缺乏解释力，如果无益于翻译学的健康发展，那么，妄论某某视角的翻译研究都没有现实意义。
四、名实相生：翻译学以学导术之“为”
翻译学创建过程取“译事—译技—译艺—译论—译学”的上向路线（黄忠廉，2014：11），逐步摆脱“术”的桎梏，探索从“术”到“学”的转变。早期的翻译学研究主要是职业译者的经验总结与技巧探讨，一直长于“形而下”之“器”的探讨而短于“形而上”之“道”的探索，缺乏理论自觉、自信与创新、创建的意识与冲动。翻译理论峰值之后的翻译学研究界需要强化理论研究，而不能弱化理论研究甚至去理论化。翻译学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也表现于翻译学理论的推进。我们既要知道“译何为”、也要明白“何为译”与“为何译”。也就是说，既要理解翻译实践的实然结果，也要回答翻译实践中的应然问题。其实，重视翻译实践未必一定要轻视、贬损甚至排斥翻译理论。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内在地、复杂地互联互动、互证互释、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因为翻译理论或洋或土、或繁或简、或玄或实，是翻译实践连续不断的升华，是对翻译本质与规律的认识，具有阶段性与层次性。其中有些理论并不直接来源于实践的归纳而是先验假设或者演绎推理。
一直来，人们习惯性地认为翻译理论只能以其是否能够有效指导翻译实践来作为该理论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穆雷，2017：25）。其实，翻译理论还具有认知解释、描述分析、概括启发、预测指导、检验评价与导向批判翻译实践的功能，而不是精准描写、全能说明。况且，翻译实践不可能没有任何翻译理论的浸润，多是直接与否、自觉与否而已，而不应该无视、轻视甚至歧视翻译理论。否则，对翻译活动全面、深入、系统的认识可能是雾里看花、水中捞月，翻译实践与翻译教学可能是直觉式领悟、内省式探索、技巧性讨论、经验式总结、感觉式传授、体验式训练而已，难以认识其规律性且发挥翻译理论该有的价值。故此，那种轻视理论，一味突出实践的思路，会遭受到最为根本的质疑（蔡新乐，2016：8）。当然，每一种具体的翻译理论都来自与之相关的特定的翻译活动及其结果，因此每一种翻译理论都有其时空上的局限性，要真正掌握并正确运用一种翻译理论，必须了解这种局限性（曹明伦，2019：6）。总之，辨证看待翻译理论的特殊性、甚至局限性是正确认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关系的前提与保障。
五、结语
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出现是必然的，也是翻译学学术创新的重要增长点。翻译学跨学科研究可以避免低水平重复，还能使研究者获得更开阔、更深入的研究思路，使翻译学走出封闭僵化，尤其是当翻译学遭遇到理论资源缺乏之时。
但是，如果借鉴其它学科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却不能实质上加深对翻译过程与结果的认识，仅仅满足于术语翻新与概念替换，不仅会导致泛学科化，甚至危及翻译学的学科主体性。韩子满（2018：74-79）系统梳理了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表现、成因、贡献、风险与出路，详细分析了其优劣与得失。其中，其贡献是促进了翻译学研究的发展，开阔了翻译学研究的视野，扩大了翻译学研究的影响。其出路则应有四种意识：解决问题的意识、翻译为本的意识、选择与创新的意识与方法论意识。在借鉴其它学科的理论时，应该充分论证该理论对翻译实践的解释力与指导意义，确保相关理论的有效性（韩子满，2015：15）。
目前，翻译学主要还是受体学科，其它学科是供体学科。随着翻译学的发展，翻译学与其它学科将是真正的学科间性关系。傅敬民（2018：95）认为，建构完备的翻译学学科体系，一方面需要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需要坚持“为我所用”的原则。总之，翻译学跨学科研究需要采取基于翻译（学）—超越翻译（学）—回归翻译（学）的研究路径。
作者简介
吴文梅，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口译认知、口译测评与口译教学。
文章来源：原载《上海翻译》2020年第3期，第18-22页，参考文献从略，推送已获作者授权，引用请以期刊为准，转载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