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产业转移能够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吗？——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
▲点击“广东社会科学”关注我们
提要：
环境压力的与日俱增使得产业转移效应理应同时考虑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那么，污染产业转移究竟能否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研究显示：广东省污染产业转移可以兼顾转出地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工业废水重污染行业在各地市的转移可以兼顾全省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工业经济规模与环境污染呈现“倒Ｎ型关系”，并且技术进步可以显著抑制环境污染。
［关键词］污染产业转移 经济增长 环境污染
作者| 曹翔，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暨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傅京燕，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暨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教授
（摘自《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P33-42）
一、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发生了第五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浪潮。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资源成本等方面的优势成功地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其中，珠三角地区正是在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大量承接了低技术含量和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使得广东省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进入新世纪以来，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工成本的不断攀升以及环境压力的与日俱增等等因素也使得珠三角地区部分产业纷纷向东南亚、印度、国内其他欠发达省份等地区转移。
无独有偶，省内各地级市之间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也使得这类产业向欠发达的非珠三角地区进行了转移。与此同时，广东省政府更是从2002年开始积极引导珠三角地区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并在2008年推出了“双转移”战略的政策性文件。其近期颁布的《广东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行动计划（2016~2018年）》更是明确制定了推动钢铁、石化等行业产能向环境承载力强的粤东、粤西沿海地区转移的目标。由此可知，新世纪的广东省正在发生着国际产业转移、省际产业转移以及省内产业转移等现象。
二、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不论是国际产业转移还是省际产业转移和省内产业转移，往往都是由发达地区转移到欠发达地区。其结果更多的是改善了发达地区的环境状况，并使得其产业结构更加高级化，而欠发达地区却被动地以牺牲自身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直观上来看，这其实是发达地区转移和欠发达地区各取所需的“双赢”结果。但是，国内外环境压力的与日俱增使得作为产业承接地的欠发达地区的环境代价也变得越来越大。此外，经济新常态形势下的保增长任务也势必成为广东省政府亟待完成的目标。
那么，广东省污染产业转移究竟能否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目标？显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为广东省政府如何有效处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重压力提供参考依据。由于广东在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产业转移大趋势等方面的特点恰恰也是全国范围以及其他省份的一个缩影，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可以起到借鉴作用。客观地说，污染产业转移效应可以分为国际产业转移、省际产业转移和省内产业转移对转入地、转出地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双向影响。其中，产业转移对转入地的效应既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等正向效应，也包括恶化环境污染等负向影响；而对转出地的效应不仅包括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产业地位以及改善环境污染等正向影响，而且也包括降低转移产业的就业和竞争力等负向影响。
三、研究方向
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围绕转入地效应来展开研究，对转出地效应的研究显得不足。具体而言，学者们主要从外商直接投资（许和连和邓玉萍，2012）、对外贸易（李小平和卢现祥，2010）、环境规制（傅京燕，2010）等角度对国际产业转移是否使得作为转入地的我国成为了“污染避难所”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随着产业转移现象在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以及省内地级市之间的日益突出，不少学者也纷纷对我国内部产业转移进行了研究。例如，吴要武（2013）通过估算中西部地区跨省迁移者与省内迁移者的收入差异发现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带来的潜在收益较为有限；张彩云和郭艳青（2015）通过分析环境规制对省际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认为有针对性地加强环境规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具体到广东省产业转移效应的研究来说，仅王志勇和陈雪梅（2014）等研究量化评估了广东省“双转移”战略的实施效果。由此可见，本文对广东省污染产业转移的环境经济效应进行量化评价可以弥补现有文献对此问题的研究不足。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首先采用产业转移相对量和产业转移粘性指标对广东省2000~2014年污染密集产业的转入和转出情况进行了测度，然后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污染产业转移对转入地、转出地以及全省的环境经济综合效应。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1）对广东省的环境经济综合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2）同时考察了污染产业转移对转入地、转出地及其整体的环境经济影响，从而使得研究结论更加客观和全面。
四、结论及其政策启示
针对污染产业转移究竟能否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这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我们首先采用产业转移相对量指标以及粘性指标对广东省2000~2014年污染密集产业的转入和转出情况进行了测度，然后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污染产业转移对转入地、转出地及其全省的环境经济综合效应。结合前文结论与新常态下广东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背景，我们得到的政策启示如下。
1从地级市和行业角度精准地加快工业废水重污染产业的转移速度
一方面，前文中污染产业转移的测算结果表明：广州、深圳、佛山、梅州、东莞、中山和茂名等7个城市间歇性将工业二氧化硫重污染产业转入到其余14个地级市；深圳、汕头、佛山、河源、汕尾、东莞、中山、肇庆和清远等9个城市间歇性地将工业废水重污染行业转入到了其余12个地级市；广州、深圳、汕头、佛山、河源、梅州、东莞、中山和茂名等9个城市则间歇性地将工业烟尘重污染行业转入到了其余12个地级市。
另一方面，子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工业二氧化硫和烟尘重污染行业在各地级市的转移无法兼顾全省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但工业废水行业在各地市的转移可以兼顾全省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因此，我们可以放慢工业二氧化硫和烟尘重污染行业在上述地级市之间的转移速度，而加快工业废水行业在各地市的转移速度。
2注重协调转入地和转出地的环境经济压力
前文全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广东省污染产业转移无法兼顾转入地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却可以兼顾转出地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具体来说，广东省工业二氧化硫、废水、烟尘这三类重污染产业的转移促进了转入地的经济增长却未能改善环境污染问题，并且在改善了转出地环境污染状况的同时也牺牲了部分经济增长空间。因此，我们应当适当减轻转入地的环境压力且释放其增长潜力，同时也可以减轻转出地的保增长压力。由此，广东省污染产业转移将同时有利于减轻转入地、转出地以及全省总体上的环境经济压力，进而更好地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目标。
3加强转入地和转出地的技术合作程度
一方面，前文回归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可以显著抑制环境污染；另一方面，相对污染产业转入地而言，污染产业转出地往往拥有丰富经营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水平。因此，加强转入地和转出地的技术合作可以从根本上促进转入地、转出地乃至全省范围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目标。
（插图来源：全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