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轰动一时的鲁迅之孙“叛逃”事件
前些天和朋友交谈，他和我说起他的大姐，参加革命后改名魏琳，是新华广播电台最早的英语播音员。1947年10月在张家口和李敦白结婚。李敦白是美国人，当时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同意这桩婚事。新华社领导廖承志亲笔画像祝贺，并题诗：洋人何必忧天，有情必成眷属。可是到了1949年初，苏联制造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间谍案，牵连到在中国的李敦白，他也被关押起来。1952年，魏琳不得不遵照领导要求，和李敦白离婚。1955年，李敦白平反出狱，最高领导人当面向他道歉。他和魏琳又成了国际广播电台的同事，要求和魏琳复婚，但魏琳已改嫁他人。他们这桩跨国婚姻，本来基于共同的革命追求，他们也没有改变对革命的忠诚，但实际让他们品尝的更多是苦涩。
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先是反对帝国主义，后来同时反对帝修反，民间对外交往的空间急遽缩小，涉外婚姻成为罕见的现象。直到80年代，中国重新对外开放，涉外婚姻才日益增多。
鲁迅的孙子周令飞，是80年代初最早的涉外婚姻当事人。他择偶的对象不是外国人，而是一位台湾姑娘。周令飞生于1953年，在“文革”中参军入党，转业后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1970年代末，国家准许自费出国留学。他和妹妹周宁申请赴日留学。申请报告交上去以后，有关部门最初不批准，后同意“公派自费”，即费用自己筹集，对外的名义是国家派遣。他们兄妹进入改革开放后最早的留学生行列。
周令飞到日本以后，最初感到学业紧张。来自台湾的女同学张纯华伸出援手，帮他补课。两人产生爱情。青年男女因求学而相爱，本是浪漫的美谈。可惜当时两岸处于水火不容的敌对状态。鲁迅已经去世几十年，两岸评价存在尖锐的对立：一边奉为头等圣人，一边视为文化异端。宝岛姑娘爱上鲁迅长孙，引起了台湾官方的注意。张纯华的父亲本是一个普通生意人，迫于压力，只好把女儿召回。爱情力量不可低估。女儿以口头保证作为缓兵之计，重返日本后还是毅然投入心上人怀抱，决心缔结百年之好。周令飞为了心爱的姑娘，也不惜公开发表声明，“此举纯粹为了爱情，而没有任何别的企图；这事与我父母无涉。”
当时周宁从电视新闻中看到消息，紧急打电话向父亲周海婴、母亲马新云报告。父母如同听到晴天霹雳，马上向广电部领导汇报，又向主管留学的国家教委汇报，还向熟悉的老首长廖承志汇报。最初廖公以为婚礼在香港举办，说了几句宽心话。但周张的婚礼是在台北举行，周海婴夫妇遭遇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当时谣传很多，说张纯华是“受过长期培训的女特务”，“经验老到”，惯于施用“美人计”，已经勾引过多名大陆男子“投奔台湾”。
广电部长吴冷西找周海婴谈话，开门见山地说：“周令飞的事情，你知道不知道这是叛逆行为？政治影响极坏，你负有教子不严的责任。”并让他马上写声明，宣布与周令飞脱离父子关系。还向他宣布三条纪律：一、最近一段时间内不会见任何记者，尤其是外国记者。实在避不开的，可回答“无可奉告”；二、表示已经和儿子划清了界限，断绝了父子关系；三、暂不出国。
本来周海婴公务繁忙，需要阅读的文件很多，需要参加的会议也不少，此后文件不再交他处理，事业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也有名无实。他向徐崇华副部长要求工作，徐副部长表示爱莫能助，说：“你就看看书，休息休息吧。”他原是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出事后主席团成员资格也被取消了，只保留人大代表资格。
马新云是中学外语教师。当时新学期刚刚开始，学校突然通知她说，学生不欢迎你讲课，让她改去图书馆上班。马新云不接受，于是提出到外语学院进修。校方倒是答应了。从1983年到1986年，她前后四年没上讲台。
周令飞在台湾结婚后，曾将一叠结婚照托经商的朋友捎到北京。台湾商人把照片放在饭店大堂服务台，打电话请周海婴夫妇去取。周海婴想到组织纪律，赶忙请示徐副部长，徐沉吟片刻说，让我们研究一下。过了一会，答复说：“照片去不去取由你们自己决定。”马新云念子心切，说：“我不是党员，我怕啥？我去把它取来！”照片取到，夫妻俩一张张地观看，如同打翻了五味瓶，百感交集。事后，周海婴还是汇报了妻子取照片的事。徐副部长说：“有人认为，这是对你的考验。”
主管人事的郝副部长还找到周海婴谈话，让他写信把在日本读书的周宁召回，说，“万一你的女儿也跑掉了，岂不问题更加严重？”还说，他女儿目前正是一个台湾男子的“目标”。还是马新云态度坚决。她说：我是党外人士，你们组织的决定对我没有约束力，我是她娘，我不同意她回来！
其实周令飞、张纯华的婚姻完全出于爱情，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所谓“特务”云云，全是无稽之谈。周令飞到台湾后，拒绝了各种安排和当地媒体的邀请，进入了岳父开办的百货公司担任协理。后来岳父公司破产倒闭。夫妻二人一度甚为窘困，买了一台爆米花机，靠批发爆米花维持生计。更多国内不易看到的机密内幕请加小编私人微信（qss1999566 ),小编私人微信更多猛料！后经过多年奋斗，周令飞写成研究舞台艺术的专著在台湾出版，才进入台北娱乐界成为节目制作人。张纯华相夫教女，是个本分的妻子和母亲，对公婆也十分尊敬。
好在数年之后，官方承认事实。先允许周令飞回大陆探亲。廖承志通知周海婴：“你儿子不是叛徒。”周令飞回来时，新华社还发了消息，宣告风波烟消云散。1995年又批准周海婴到台湾访问，亲家、公媳、爷孙得以欢聚。最后周令飞张纯华携一对女儿到上海定居，并到鲁迅墓前祭拜。回望当年周张婚恋的轩然大波，官方的反应显然过度了。周令飞对记者所说：“台湾、大陆都是中国，一个中国男人和一个中国女人，有恋爱结婚的自由，也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当时似乎匪夷所思，如今却成了常识。
几乎与此同时，北京还发生了一桩跨国的恋爱。女方是23岁的北京姑娘李爽，男方是法国青年白天祥，时任法国驻北京使馆文化处官员。李爽原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担任美工，喜欢绘画。她在北京结识了一批青年艺术家。他们以独立于体制之外的方式，集中了二百多件绘画、雕塑作品，于1979年9月27日在中国美术馆外的花园举办了首届“星星美展”，成为中国大陆艺术新潮群体的先声。1980年，他们又登堂入室，在中国美术馆内举办了“第二届星星绘画展览”，李爽有《神台下的红孩》、《希望之光》、《盲女》等作品参展。
这批青年艺术家，引起了外国驻华外交官和记者的极大兴趣，开始了面对面的交往。作为法国外交官员的白天祥，就此认识了李爽，并向她表白了爱意。随后两人开始了小心翼翼的幽会。后来，李爽住进了白天祥在建国门的外交公寓，在里面画画。她的行为被周围人指指点点，领导也提醒她要注意影响。但她认为：“相爱难道不是一切的理由吗？”有一天，她从外交公寓下楼去见姐姐，在门口被埋伏在岗楼里的警察抓到了三里屯派出所。公安部门认为中国女子与外国人公然“未婚非法同居”有损国家尊严，把问题上升到“里通外国”的高度。先以“向外国人出卖情报”的理由将她逮捕，对她审讯了三个月，最后以“流氓教唆犯”判处劳动教养两年。白天祥则被驱逐出境。白天祥回到法国，没有放弃对恋爱自由的追求。他积极奔走，不停地给法国政府和媒体写信，希望得到理解和支持。
两年以后，事态终于出现了转机。1983年5月，法国总统密特朗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面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请允许这位小姑娘赴巴黎与其相爱的人团聚并结婚。”经中国领导人直接过问，李爽第二天就被放出来。此时，离劳教期满只差一个星期。当年年底，李爽抵达巴黎，受到隆重欢迎。1984年2月4日，白天祥与李爽在巴黎结婚，巴黎市长担任证婚人。以后李爽定居法国从事绘画创作，和白天祥育有两子，还出版了回忆录《爽》。
李爽事件推动了中国政府对跨国婚姻管理方式的改变。1983年8月17日，国务院批准实施了一项行政法规，即《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使得中外通婚有法可依。2003年，这项法规的内容又被《婚姻登记条例》所覆盖。2013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废止了劳动教养制度。
如今，中国每年的涉外婚姻数以千计，社会已经习以为常，政府也不再大惊小怪。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中国文明变化的轨迹。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本来就是人类生活的正当内容。在这些方面，政府应该为公民提供方便和保障。历史留下了太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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