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二代向左、富二代向右：中国精英再生产的双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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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本文试图分析自改革开放以来，父辈的优势地位影响子代获得特定精英身份的程度和方式，以及这一模式是否在1978-1992年、1993-2002年、2003-2010年这三个历史时期发生了变化。研究发现，虽然父辈的优势地位对子代的精英地位获得有着显著正效应，但体制精英和市场精英的代际流动仍然遵循着两条相互隔离的轨迹，只是在2003年之后体制精英的子女成为市场精英的几率比1993-2002年有所上升。对可能造成这种代际再生产模式的原因分析表明，虽然精英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多元化给社会流动提供了一定的开放性，但未来代际再生产的趋势很可能会强化并且由体制精英占据主导。这种代际流动的格局及趋势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反映了中国自市场转型以来政治经济生态的变迁。
作者简介
吕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
范晓光，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引言
在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的地位似乎是“互通”的。这不仅表现在代内流动上两者之间有着所谓的“旋转门”机制，而且在代际流动上，许多批判性的研究者认为，经济精英的子女可以利用父辈的优势获得政治精英的地位，反过来，政治精英的子女也有很多成为商场上的赢家。
这一模式能够运转的关键在于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经济精英的子代在竞选政治职位的过程中可以获得来自家族以及家族编织的政治经济网络的支持；而政治精英的子女可以通过昂贵的精英教育为进入顶级公司买到“入场券”，或者他们的父母或家族本身其实就同时也是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或经济精英其实都是一个权力精英集团、“内部圈子”、上层阶级的成员，是同一拨人，或者说得更文雅点，“国家贵族”。
尽管上层阶级一直饱受道义上的批判，但客观上，一方面“赢者通吃”保证了上层阶级的再生产，另一方面，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等构成的“确定的精英”相互之间的代际流动——加上来自外部多多少少的“流动性”——也给掌管这个国家政治和经济命脉的集团内部带来了一定的“开放性”。
那么，在强国家的社会中，权力精英内部是否存在代际流动上的“跨界再生产效应”？也就是说，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在代际流动上是相互排他，还是说他们其实是一类人？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取决于国家的强度。在转型之前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精英（官员）基本上只能从阶级出身正确的“红苗子”里选拔，而“旧社会”里经济精英的后代，因为“市场”已经被“消灭”了，大多数失去了成为市场经济精英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红色”家庭背景的强调，有助于加强政体的合法性。
但是我们要讨论的，不是那些基本定型的社会，而是市场转型社会。在强国家与市场并存的大环境下，精英的再生产模式是否会形成某种独特轨迹？中国为我们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天然的“社会实验室”。我们的研究有两个关键性的目标。一是“历史的眼光”，即考察政治精英和市场精英优势地位的获得模式及其机制是否在过去30年的三个主要历史阶段中存在差异。二是聚焦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虽然有大量的定量研究从各个社会阶层的总体流动率上来判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代际流动的延续性（inheritability）的程度，但我们将只讨论与我们的研究直接相关的两类阶层（国家精英和商业精英）之间代际流动的机率和轨迹。
第一项目标让我们必须关注地位获得模式的时期效应。许多研究者都曾指出，不管是代内流动还是代际流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过去曾经占主导的模式都可能发生变化。不同时期分层模式的变化，可能是同一种家庭背景在不同时期被赋予的政治地位变化的表现，也可能是占据主导的经济规则变化的反映，还可能是在不同时期国家针对不同部门的产业政策差异或人事制度变革的反映。
第二项目标让我们可以将有关国家精英的地位获得和商业精英的地位获得这两批文献放在一起考察。自所谓“市场转型理论之争”兴起以来，这两方面的文献都曾经占据了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前沿。但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大多数研究关心的是代内流动或职业发展（career advancement），尤其是再分配体制下的政治精英向市场体制下的经济精英的流动；甚至有学者认为，在包括中东欧在内的整个转型研究的文献中都存在重代内轻代际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们在后面将讨论这些文献对于我们揭示代际流动机制的启示。
在讨论市场转型以来中国政治精英代际流动的文献中，大多数的研究者在“再生产还是循环”这个描述性的命题上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在1978年之后，优势家庭背景的正向作用——不管是1949年之前的“旧精英”身份，还是作为党政干部的“新精英”身份——又回来了，而党政精英的后代在成为党政精英上比其他群体的后代优势更为明显。即使一些持部分相反意见的研究认为专业技术精英在职业发展上的开放性依然较高，也并不否认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都可以将自己的优势传递给下一代。
相反，市场精英的代际流动研究在经验层面并没有形成一个支配性的答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受数据局限，相关研究匮乏。但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在于，政治精英的存在是延续的；相反，与其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一样，中国的市场经济精英是在市场转型之后重新出现的。因此，许多研究者认为他们面对的是“第一代”私营企业主，在代际传承上很少存在“企业家父亲再生产企业家子代”的故事。一些研究者于是将问题转化为讨论干部的子女成为私营企业家的几率，另一些研究者则试图讨论“被中断”之前的家庭背景对人们“隔代”再生产的影响。不少学者都发现了来自家庭的“隔代”影响，就像塞勒尼在20世纪80年代匈牙利农民企业家的研究里提出的“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理论”那样。
我们将自己的主要经验发现概念化为“精英再生产的双轨路径”。我们发现，一方面，体制精英的子女更有可能成为体制精英，市场精英的子女更有可能成为市场精英；但另一方面，父辈是体制精英的个体并不是更有可能成为市场精英，父辈是工商业者的个体也并不是更有可能成为体制精英。精英之间的再生产，倒更像是沿着两条轨迹在进行，只是在2003年之后出现了父亲是体制精英的子女在成为市场精英上优势下降的局部现象。
也就是说，虽然父辈的优势地位可以对子代成为精英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在总体上来说，各种类型的精英在我们所考察的代际之间并没有实现人员上的自由交换。中国的市场经济精英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下的“专政对象”，但他们的子女也没有像一些人所描绘的“典型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精英一样，能够较容易地成为政治精英的一员，从而构成一个统一的或确立的上层阶级。
“精英再生产的双轨路径”为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精英阶层的代际流动提供了一个经验上的洞见。但我们并不仅仅满足于此。我们要继续追问的是，造成这种双轨再生产路径的机制有哪些？尽管与本文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那些单独或主要以国家精英或商业精英的代内和代际流动为讨论对象的研究也为我们理解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有意思的是，尽管政治精英的文献“再生产派”占据主导，经济精英的文献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但学者们用来解释各自发现的“机制”却大体一致：政治身份和教育程度是学者们最常考虑的因素。刘欣和李婪就指出，党员身份对于在公有部门成为行政精英的重要性较以往有明显下降，而其对公有部门专业精英的效应有所上升；市场部门的管理精英地位与其市场能力密切相关。
中国政治精英地位获得模式研究的许多争论是围绕“红与专”展开的。虽然官方政策并未完全放弃对家庭背景的审核，但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将党员身份和高等教育视为最为重要的中间机制。党员身份测量的是政治忠诚（红），大学文凭测量的是文化程度（专）。“红”与“专”之间的区分也成为“精英二元论”（政治官僚与技术官僚）的出发点。尽管各有分歧，但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同意，随着人事制度改革的推进和时代的发展，教育程度相对于党员身份的重要性在日益提高。
研究市场精英的代内流动的研究也会考察政治身份对他们地位获得的影响。但与政治精英的研究不同，市场精英之前的职业经历（尤其是党政部门的职业经历）是一个比党员身份更常用的指标。一些人认为有干部经历的人会更有可能成为企业家，另一些人则认为干部在成为乡镇企业家方面不占据优势，还有人认为干部成为企业家的机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有学者认为干部成为乡镇企业家的几率在下降，还有学者则认为政治精英在成为公司企业家方面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此外，高等教育在企业家地位获得方面的重要性也会被研究者讨论，而另有学者认为对家庭的（重商）文化资本的继承才是理解市场经济精英再生产的关键。
基于以上回溯，我们将选择党员身份、初职部门和文化程度作为解释前述代际流动的机制，来考察这两类机制的作用力在过去30年的三个不同历史时段内是否发生了变化。简言之，我们的研究发现，促成体制精英和市场精英代际再生产的机制也呈现出以下两方面特征：国有部门的初职对党政精英获得产生强化作用，但是市场部门的初职作用较弱。另一方面，变化也在出现，初职部门效应在1993年后在弱化，而党员身份、教育程度的作用在日益增强，这表明决定精英地位获得的机制呈现多元化趋势。
▍研究设计
（一）数据资料
本研究使用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2011年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SS2011）资料。该数据库是目前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综合调查数据之一。经过数据筛选和清理，我们得到有效样本量为4125。表1为描述统计。
（二）变量及操作化
自变量
家庭背景是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我们主要通过父亲在调查时点的职业地位来测量。对于调查时点已退休者，将其退休前最后一份工作视为职业地位；对少量过世者，我们用其妻子的职业地位来替换。在数据处理上，本研究首先将“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职业编码转换为ISCO88，而后利用EGP（Erikson-Goldthorpe-Portocarero）框架将其分为11大阶层，最后再根据单位性质和职业大类区分出三大类：体制精英、市场工商业者和普通从业者。
具体而言：（1）体制精英包含了党政干部（党政军群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工作者）。这些人大体上也是我们平时所称的“国家干部”的范畴。（2）市场部门的工商业者由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中高级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组成。（3）其他从业者家庭背景。包括了不在上述范围内的群体，这里面既有体制内的普通从业者（如国有企业的工人等），也有广义上的市场部门的其他从业者，如外资私营企业的工人，还有不便归类的自由职业者等。
除了家庭背景，入职时期也是我们揭示精英地位获得的关键自变量。本研究试图考察1978-2010年中国城乡的精英地位获得过程是否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存在差异。综合考虑到政治格局代际更替和市场化进展的标志性事件，我们划分出1978-1992年、1993-2002年和2003-2010年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个阶段始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在这一阶段，尽管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已经从农村的合作社蔓延到了城市的工厂，但占据国民经济支配地位的国营企业并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冲击。
第二个阶段始于1992年，到2002年止。在这一阶段，党和政府开启了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新一轮市场化浪潮。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造既给干部和新生代企业家创造了无数的机会，也受到来自利益受损者的批判。
第三个阶段理论上应该从2003到2012年，但实际上分析截至2010年，也就是我们数据截止的最后一年。这一时期虽然私营经济在总量上依然保持较快增长，但大型国有企业的崛起也带来了关于是否存在“国进民退”的争议，且社会上对于干部子弟经商谋利、贫富分化等现象的批评也更加尖锐。
此外，党员身份和文化程度是我们分析精英地位获得形成机制的核心自变量。前者分为中共党员和非党员两类，后者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和大专及以上。
2.因变量
因变量包括被访者的现职、第一份工作和目前（或最后）工作的单位类型。我们将子代职业地位分为党政精英、技术精英、市场精英和非精英等四大类。与父代一样，党政精英与技术精英属于体制精英，但我们对党政精英的界定更为严格，仅指党政军群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副科级以上的管理者；同时，为了较好地将对象聚焦于更小的群体——位居社会分层结构最上层的社会成员——我们将子代是个体工商户的归入“非精英”类。因为如无意外，绝大多数人的初职都是从基层做起，无法像现职一样区分出精英与非精英。
单位类型分为国有部门、市场部门和其他。国有部门包括党政军群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市场部门包括外资、港澳台和私营企业。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被访者的性别、年龄、年龄平方、户籍和（调查时被访者所处的）地域。其中，户籍是影响地位获得的重要外生变量；考虑到东南沿海和直辖市的市场化程度较高，我们将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作为一类，称为“沿海发达地区”，用虚拟变量来测量。
（三）统计模型
为检验1978-2010年中国精英职业获得的不同模式，本研究主要采用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multi-nominal logit model）。囿于CSS 2011没有测量个体职业流动历程，在分析不同市场化时期精英地位获得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我们对分样本采取相似的回归分析。
▍经验发现
（一）初职的进入：体制的区隔
表2为进入初职部门的影响因素分析。模型2-1、2-2和2-3还增加了文化程度、户籍和入职时期变量。总体而言，相比于非精英家庭来说，不管是体制精英家庭，还是市场精英家庭，他们的后代在进入体制内部门和市场部门上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优势。
具体而言，来自体制精英家庭的个体更可能在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包括国有、私营和外资）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而且相比于市场部门，党政干部后代进入国有部门的几率要高于专业技术人员的后代（见模型2-1），即体制精英后代的部门进入也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对于市场精英的后代，他们虽然在进入国有部门和市场部门上比非精英后代都具有优势（系数分别为204和1947），不过在两个部门间不存在显著差异（p>01）。此外，从历史时段比较来看，不论进入国有部门还是市场部门，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精英后代的几率都呈现上升趋势，与2003-2011年逐渐趋同，不过市场部门的进入优势要高于国有部门。
表3是进入现职部门的影响因素分析，模型设定与表2中完全一致。从结果上看，家庭背景对现职部门的影响效应与初职部门略有不同，体制精英家庭后代进入市场部门没有比非精英后代更具优势（见模型3-3），这恰恰反映出体制精英进入国有部门的优势依然稳定。
（二）精英地位获得：家庭背景的影响
图1报告了1978-2010年间子代精英的流入率（inflow ratio）。党政干部家庭后代成为党政精英的比率从1978-1992年间的12.89%上升至2003-2010年的21.69%，而成为市场精英的比率要低得多，1978-1992年为5.07%，最高的1993-2002年也仅为11.99%。在党政精英中，来自工商业者家庭的占比在1993-2002年为2.03%，1978-1992年和2003-2010年为零；与之存在明显反差的是，他们成为市场精英的比例从3.48%增至9.31%。
以上发现来自流动表分析，没能控制其他的相关变量，为此我们引入多元逻辑斯蒂回归，对家庭背景效应做进一步的分析。在表4中，模型4-1和模型4-2都以技术精英为参照组，比较党政精英和市场精英获得的几率。模型4-3则以市场精英为参照，直接考察党政精英获得几率。
具体而言，模型4-1表明，相比于工商业者背景，不论是党政干部还是专业技术人员，体制精英家庭背景对子代获得党政精英和技术精英地位不存在显著优势。然而，体制精英家庭对子代获得市场精英地位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具体而言，党政干部后代成为市场精英的几率是工商业者后代的47.43%［exp(-.746)］，专业技术人员后代的几率为34.47%［exp(-1.065)］。在入职时期方面，党政精英和技术精英地位获得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市场精英获得的几率存在明显时期差异，2003-2010年最高。
在模型4-3中，我们发现党政精英背景对子代获得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的地位都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系数分别为1.943和2.096），而且非精英后代成为党政精英的几率也与参照组存在统计差异（p<0.05）。由此，我们认为，体制精英和工商业者的后代在精英地位获得上具有优势，但是他们的“跨界效应”却并不明显，即体制精英后代成为党政精英和技术精英的可能性更大，而工商业者后代成为市场精英的可能性更大（见图2）。
（三）精英地位获得：家庭背景效应的时期差异
家庭背景对精英地位获得是否存在时期效应？其中的机制是否呈现新的趋势？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我们对子样本做了多元回归分析，重点考察体制精英和工商业者家庭背景的影响效应。我们在模型5-1、5-2、6-1、6-2、7-1、7-2中都纳入了文化程度、党员身份和初职部门变量，其中模型5、模型6和模型7分别基于对1978-1992年、1993-2002年和2003-2011年子样本的分析。在文化程度上，其效应在三个时期都表现出稳定的正向作用，不过2003年后略有下降；在党员身份上，它对党政精英的影响在1992-2002年间不显著，在前后的两个时期不仅显著，而且2003年后效应呈现增强趋势；在初职部门上，国有部门经历对其成为党政精英或技术精英有正效应，市场部门经历对人们成为技术精英却存有负效应。
概言之，统计结果传递出以下两方面特征：国有部门的初职对党政精英获得产生强化作用，但是市场部门的初职作用较弱。另一方面，变化也在出现，初职部门效应在1993年后在弱化，而党员身份、教育程度的作用在日益增强，这表明决定精英地位获得的机制呈现多元化趋势。
最后，我们要花适当笔墨回应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即母亲是否会带来叠加效应？虽然不少类似的研究只考虑父母一方的职业，但我们一开始仍然试图在模型设定上增加母亲的职业。但数据中母亲职业缺失量较大，最终带来有效样本量大量遗失，导致统计偏差。许多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中国的婚姻匹配以“男高女低”和“男女相当”为主导，那么，相比于用父亲职业地位来作为家庭背景的代理变量，用父母职业地位之和作为家庭背景代理变量，其对子代地位获得的影响很可能会更大。因此，不论叠加效应存在与否（父母的独立效应理论上是一致的），都不影响我们去实现研究的目标。
▍讨论与总结
本研究试图通过“精英再生产的双轨路径”这一表述来概括本文的主要经验发现。这个表述有两层含义：一是精英地位的再生产。不管是体制精英还是市场精英，都更有可能将他们的优势地位传递给子代。二是虽然无论个案研究还是新闻报道都显示“一家两制”的现象时有发生，全国性抽样数据表明，从整体上来说，这两种职业地位延续的壁垒依然存在，子代对父代优势地位的继承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跨界效应”。
也许有学者会认为，这种格局只是两代人之间的一种暂时性现象，随着更多代人的成长，体制精英和市场精英之间的相互代际流动最终会成为精英阶层再生产的主导模式。我们并不掌握第三代家庭成员的职业流动数据，因此暂时无法对更长期的趋势做出预判。但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这两个原因都来自本文的经验发现。一方面，市场精英和体制精英在吸纳模式上的多元化趋势正是精英地位流动依然维持一定程度开放性的动力。我们以上对精英地位获得的机制分析表明，对精英们而言，初职部门的重要性在1993年之后都较之前有了明显下降，而党员身份对获得体制精英的作用不断强化，同时文化程度的影响保持稳定。这种多元化如果能够长期化，就会对整个阶层结构产生实质性影响。
另一方面，本研究还发现，在2003年之后，父亲是体制精英的子女在成为市场精英上出现了局部优势。这种优势在现实生活中真实程度可能被低估。正如一份晚近的调查所显示的那样，父母中至少一方是党政干部的子代在金融业和党政军群机关、事业单位及国际组织任职的比例明显高于普通人群子女。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即便是投身商界，相比于自己开办实业做企业主这种“风险”较高的行业，一些官员的子女更加偏好去诸如金融、房地产、能源这样的收入丰厚的境内外企业担任经理人，或者扮演这些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中介和服务角色。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常规手段进行的社会调查对这部分群体的覆盖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完全没有暗示这样的行为即涉嫌寻租。事实上，子代从事商业活动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一些研究指出体制束缚自由、晋升渠道较窄等，反而可能推动子女走上体制外的发展道路。问题的关键是要让这些活动严格按照法律和党章进行。
私营企业主和私营企业管理者的子女“从政”被低估的可能性则要小很多。从一些新闻报道和我们通过调研获取的一些个案来看，近年来这一现象在一些地方似乎有所增多；但与领导干部子女经商常常会被“低调处理”不同，这基本上是一件不用刻意去隐瞒、甚至很多时候值得去“夸耀”的家族成就。当然，企业家的子女从政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方面的动力总体上可能并不大。在现有的政治架构下，市场精英可以通过人大、政协、工商联甚至党代会在内的渠道实现个人或家族的政治地位，在一些基层，甚至有直接让民营企业主担任地方党政机关副职以资鼓励的做法。
因此，如果未来精英之间代际流动的跨界开始加速，那么在既有利益格局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家子女从政这条轨迹的可能性不会显著增加。这一判断背后反映的是，套用布迪厄的术语，市场精英仍然是“支配阶级中的被支配阶级”。这也是我们通过这项研究得出的对中国当前政商关系格局及未来走向的一个基本判断。
更重要的是，精英研究的意义，不只是为了解他们掌握资源的多寡和渠道，更要去分析他们掌握的资源转化成其他形式资源的方式。因此，正如有学者已敏锐地指明，对精英的研究实际上关注的是对资源的控制与分配，或者说，从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来考察权力与不平等。
本文指出，中国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再生产，基本上是在两条轨道上进行的；这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再生产基本上混合在一条轨道上进行的格局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本文并不是一项单纯的“中国研究”，而是给理解中国的代际流动的机制提供了国际和历史比较的视野。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这一转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了解精英循环或精英再生产背后的动力机制究竟从何而来的新场景。但从更长远的视角来说，在经过几代人之后，体制精英和市场精英究竟是从同一群人中产生，还是完全隔绝的两种人，抑或相互渗透但一方主导，仍然取决于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博弈。博弈的方式和结果，也将对精英集团内部的团结或分裂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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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中国走向未来30年的道路并不平坦。如果依照过去的表现来推算，中国具有极大的可能在2035年进入高收入的国家行列，这意味着中国在未来15-20年要确保平均每年5%或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上升过快的收入不均和财富的分化对于十九大绘制的和谐而美丽的蓝图而言是非常不利的潜在风险和妨碍因素。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未能解决好增长与收入分配出扩大之间的冲突。中国需要更加智慧地处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均这两个目标的冲突。
最后，也许有必要从人口学的视角展望一下30年后的中国。30年后，即便中国能顺利实现中共十九大绘制的蓝图，进入到高收入和先进国家的行列，但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中国在人口转变上的快速步伐。中国那时将极有可能变成一个严重老龄化的社会。
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15年修订版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预测，到2050年36.5%的中国人在60岁以上，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多数发达国家。2015年，有一半中国人的年龄小于37岁。但到2050年，尽管那时的总人口跟今天持平，约为13.8亿左右，但0-14岁的儿童人口比例将低至13.5%，仅比日本高一个百分点；人口年龄中位数将高达49.6岁，接近日本53.3岁的水平，而瑞典、英国、美国欧美国家依然才40岁出头。
精英与非精英的分殊：不同的生活机会
作者：高勇 来源：文化纵横
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中，“红”与“专”之间的精英分殊是明显的。体制内存在两条截然不同的职业发展路径，一条是通向管理岗位，一条是通向专业技术人员。两条路径不仅并行不悖，而且还相互补充。通向管理岗位的职业发展路径上不仅仅需要文凭，而且需要党员身份，在这里存在着一系列政治筛选和吸纳机制；通向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发展路径上只需要文凭，党员身份并不重要。二元路径的形成，一方面是出于组织的偏好，另外还受到当时人才短缺的限制。在人才短缺的情况下，对于专业技术人员的政治筛选机制不得不放松，对于管理岗位的教育筛选机制不得不放松。
这一图景在改革后发生了改变：精英日益多样化，除了“红”、“专”之外，经济精英的崛起增加了新的精英产生路径；与此同时，不同精英路径之间不再如此泾渭分明，无论从代内流动还是代际流动上，政治精英、技术精英、经济精英之间的流动加大了，甚至产生了孙立平先生所言的“总体性精英”。在所谓的“总体性精英”身上兼具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于一体，甚至上述几种资本形态在他们身上根本无法厘清，而是浑然一体，一概囊括。从代内流动的角度来看，存在所谓“不拉空现象”，即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每一次机会，得到的总是同样的这一批“总体精英”；从代际流动的角度来看，各种精英之间的代际转化更加频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三者存在可转化性（这是在各个国家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特有的转型背景下的制度安排（如双轨制）为各类精英的转化提供了特殊渠道。
改革为非精英层进入精英层提供了大量机会，但是伴随着改革逻辑的深化演变，精英与非精英之间的流动樊篱正在悄然加固，进入精英层的门槛日渐提升。在此特别值得注意的，以往进入精英层的重要流动渠道——教育，正在成为阶层再生产的重要工具。教育作为一种制度设置，对于阶层流动而言具有两种彼此抵牾的功能：一是为社会的优势位置“筛选”出相应人选；二是为不同的社会成员提供相应合适、公正平等的发展机会。我们称前一种功能是“作为竞争场的教育”，后一种功能是“作为制衡器的教育”。然而，多数社会学的经验研究都认为，近三十年来受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大，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之后迅速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的功能可能更多地不是赋予各个社会成员更多平等机会的制衡器，而是不同地位群体之间竞争的竞技场，非精英层借此渠道进入精英层的可能性减少了。
工人内部的分殊：不同的社会关系体验
如果说精英与非精英的意识分殊，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活机会；那么另一些阶层意识分殊，则是因为他们虽然具有大致相同的生活机会，但却具有不同的社会关系体验。在这一方面，中国工人阶层的意识分化具有典型性。英国学者洛克伍德等指出，工人阶层的精神气质并不完全由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所决定，也受到生产过程的具体情境、社区生活、交往网络乃至社会潮流的影响。
借用洛克伍德对工人的“传统无产阶级”、“顺从的保守主义者”、“私人化的工具主义者”的分类，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工人阶级在市场化进程中形成的不同形象。传统的国企工人在大工厂的产业社区里居住，他们有高度的工作自豪感，社交网络、休闲生活与工作关系高度重叠，师徒关系和工友关系带有情感色彩，推崇彼此之间的互助和团结。乡镇企业工人则往往在共同体内部的企业中工作，劳动关系中夹杂有熟人或半熟人世界中的人情关系，生活范围中充斥着明确的地位系统和声望等级，因此他们往往顺从既定的秩序，认同共同体中既定的权威。在以家庭流动为特征的农民工身上，生活重心既不是大工厂的产业社区，也不是充满了人情关系的共同体，而是自己的小家庭，其利益关系与行动模式的基点也往往在此。而在“富士康”的工厂宿舍劳动体制管理之下的青年工人中，社会关系以最彻底的方式被抽离出来。
不同的社会关系体验，造就了不同的“社会观”视野。传统的国企工人作为一个阶层的主人翁意识、社会力量感，使得他们的“权力”感知甚为强烈，他们看社会也往往从权力出发。乡镇企业的工人则更重视共同体社会内部关系中的“地位声望”，这可能是他们最重要的精神基点；而流入城市的农民工，看社会的窗口可能是“收入与机会”。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中，对于不同工人的经济、社会境遇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对于他们的精神视野的研究仍然较少，然而此类研究甚为重要。在工人阶层的承担者发生剧变的当下，传统的国企工人充满自豪感、社区生活与生产生活密不可分的形象已经日益褪色；对于大量“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证实着个体化趋势在这个群体中的日益显现，但是新型的农民工的形象仍然未能完全明晰。工人阶层内部的意识分殊，可能会对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图景产生重要的影响。
上述分殊是与中国特殊的制度情境密不可分的。农民工背后的城乡二元体制，新生代农民工遇到的教育与就业市场分割，中国NGO和公民社会因素的逐渐萌芽，都使得中国工人阶级的精神气质与社会观是无法用刻板的类型化描述去框架的。我们不仅要关注社会怎么看工人阶级的，也要看工人阶级同时在怎么看待社会整体的，他的社会观的出发基点和视野是什么样的，什么在影响着这种社会观的基点和视野的变化。例如，我们已经观察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场景从乡土社会转入到了城市社会。在他们的社会观中，一方面是城市中建构的“人人只要努力皆可成功”的文化目标，另一方面却是对于城市本地人和农民工相互边界的自我建构。前者构成了他的抱负框架，后者却在不断限定着他的途径选择。他们处理上述两者矛盾冲突的方式又往往是个体性的，这又与其个体性意识的萌生有着密切关系。上述关系往往成为我们理解他们行为的关键所在。
中国前30年间，阶层意识的主调可谓是分殊，但是不同阶层毕竟共处同一社会当中。作为命运共同体当中的一员，他们的阶层意识当中亦有共通之处。只是这种共通之处，若没有积极有效的制度建设时，往往呈现出负面结果，即下文所谓主观地位感的“向下偏移”。面对分殊的阶层意识，社会整合的需求挑战要求我们以“公平权”的平等与阶层间的不平等相制约，在分殊的阶层意识基础上打造出共同文化和共同意识。
负面的共通：主观地位感的“向下偏移”
中国公众的地位层级认同不仅横向与其他国家比较有“向下偏移”的特点，而且纵向来看也呈现出不断“向下偏移”的态势。卢汉龙在1991年的上海调查中，自我认同属于“下层”的比例在10%以下；而刘欣在1996年的调查中，这一比例上升到12%~14%之间；2002年“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的调查数据中，这一比例约为14.6%；2003年CGSS调查和2006年“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全国抽样调查”中，这一比例进一步上升到了28.3%和24.5%。冯仕政通过对于“中国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地位层级认同自认为属于“下层”或“中下层”的比例不仅出奇的高，而且这一比例逐年攀升，从2003年到2006年间增加了至少10个百分点以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地位层级认同的“向下偏移”不只局限于某个收入层级当中，甚至也不只局限于某个阶层当中，而是普遍性的。虽然上级阶层下降的幅度相对较小，但是其地位认同也出现了一定的下降。
人们传统上普遍使用“相对剥夺论”来解释地位层级认同的下降，但是地位层级认同下降的“普遍性”使得上述解释失效。我们认为，这与中国转型期变迁社会的独特性有关，应当用“整体影响论”替代传统的“相对剥夺论”观点。“地位层级认同”会受到社会思潮和社会精神的影响。个人的地位层级认同不仅受到自己客观地位要素的影响，而且取决于社会思潮和社会心态的整体性影响，取决于社会整体的运行方式和机制。虽然个体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事件各不相同，但是对这些生活经历和生活事件的阐释却往往基于一套共享观念之上，这些共享观念往往又与社会运行方式和机制紧密相连。这种整体性影响不依赖于个体拥有的客观地位要素而发生作用，无论是哪个社会群体都会受到这种影响。同样的收入分布结构，如果对于收入形成机制的体验和阐释是不同的，社会思潮与社会心态就会不同，由此影响到个体的地位层级认同也会改变。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于地位层级认同具有一种较稳定的选择倾向（如更倾向于选择中层），不会轻易改变。但是，当一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和机制正在发生改变，民众对于社会思潮和心态的感知也在改变时，地位层级认同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动，整体性的社会事实就会深刻地影响到个体的主观评判。
正面的共通：公民权的成长前景
公民权的平等，应当也可以与社会阶级体系的不平等相容，这是T·H·马歇尔在《公民权与社会阶级》中提出的核心思想：尽管在商品和服务上不可能达到平等，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绅士”；都可以“学会重视教育与休闲”，都可以作为社会的完全成员“有分享社会遗产的权利”，有“作为一个文明人按照社会中通行标准而生活的权利”。马歇尔认定，这种公民权的平等不仅在经济上是可能的，而且存在着切实的社会动力。以英国历史为例，在这种社会动力作用下，公民权相继从公民的、政治的、社会三个层面从上层阶级中扩展到下层阶级中，其结果不仅仅是缩小了两极差距，更重要的是大大扩展了不同阶级的“共同文化和共同经验领域”，从而起到了稳固社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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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先生在面对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结构演变时，忧心忡忡地提出了“断裂”的隐喻。断裂的可能，正来自面对市场竞争必然带来的阶级体系分化、不平等加剧时，在社会制度设置方面不仅缺少必要的平衡与消解机制，甚至可能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同阶级在意识上的断裂与其生存境遇上的悬殊同样令人触目。乡村不仅仅是在经济上处于劣势，而且在精神上也开始荒芜和边缘化，原本的活力日渐萎缩。农民工不仅仅生活处境堪忧，其在权利层面、文化层面上也得不到尊重。然而，城市生活的高度密集，现代传媒的方便快捷，又使得种种断裂的阶层意识不可能“隔绝”，而是天天都在碰撞。孙先生提及过一个例子：农民工每天看的电视，和自身完全不相干，甚至不处于同一个时代。这样的断裂情境之下，我们何来马歇尔看重的不同阶层之间的“共同文化和共同经验领域”？因此，“断裂”问题固然有其经济结构及至社会结构根源，但是公民权的现实缺失使得各阶层缺失共同生活经验，缺失共享观念，也未尝不是一个方面的原因。马歇尔认定公民身份在不同阶层间的扩展在英国是有“切实的社会动力”的，虽然他没有明确这种社会动力何在，但应该是与英国的个人权利传统有关的。不同国家公民身份的扩展自有不同的路径，自有不同的社会动力。在当下中国，这种切实的社会动力何在？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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