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背后的“国师”，布热津斯基与一个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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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我局的第186篇观察文章，今天我们讲讲布热津斯基的故事
文字：隗知 | 制图：孙绿 | 编辑：大绿
入则无法家拂士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
国恒亡
—孟子
5月26日，美国著名的鹰派战略大师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9岁。
随着他的离去，为美国树立全球霸权立下汗马功劳的“国师”现在还在活跃乃至在世的已经寥寥无几。
第五十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已是暮年的布热津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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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美国已成为世界上的头号富国。自美西战争开始，美国开始走向世界，但是由于其门罗主义传统，其对“国师”的需求一直缺乏学术圈之外的支持。
一个基于北美的全球帝国呼之欲出
夺取西班牙殖民地不过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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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时期美国地缘政治学者斯派克曼完成了他的作品《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
政府，尤其是军方，以及洛克菲勒、福特等大资本建立的各个基金大力推动大学和民间智囊的对外政治、宣传等方面的研究，加上战后欧洲大量文化精英移民美国，美国的“国师”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大量涌现。
斯派克曼作品
《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
他从关切权力平衡的角度
说明美国企图以海洋阻隔敌人的
孤立主义政策必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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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欧亚大陆的边缘帝国（东亚、西欧）
是美国的长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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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了一篇咨文，攻击苏联是极权国家，标志着冷战正式开始。美国开始了对苏联的“遏制”政策，希望“在五至六年内”，苏联将“被内部解体的阴云所笼罩”，所以要“一切可能的手段”引发其政权的不稳定。
此时的苏联帝国仿佛如日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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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热津斯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崭露头角的。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1928年生于华沙。1938年，他的父亲担任加拿大蒙特利尔总领事，他随父来到加拿大。第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后不久波兰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布热津斯基也就长久的留在了北美大陆上。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父亲
塔德乌什·布热津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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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或许会希望自己是一个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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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他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
这一年的6月
也有一场名叫朝鲜战争的战争
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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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曾在美国驻德占领局工作的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弗里德里奇组织了一场关于极权主义的学术讨论会。
之后，他与俄国研究中心的一位年轻成员，刚刚毕业留校的学生布热津斯基进行了合作。他们的合作研究成果《极权专制与独裁统治》是“一段时间内是研究极权主义最具影响力、最具权威的著作”。
包括布热津斯基在内的
许多思想家都曾主张
苏联其实与纳粹政权同属极权主义
然而
我无法接受德国和斯拉夫人是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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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有理论自信，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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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苏联政权套入墨索里尼的极权主义理论里，认为“试图征服世界……是极权主义的自然倾向”——尽管西班牙显然没有扩张的野心，苏联或者南斯拉夫对外政治也是十分的现实主义——并认为社会主义政权和法西斯政权有着六个共同特征：
“一种官方意识系统”
“一个通常由单个人领导的大党”
“一个恐怖的警察控制体系”
“对一切大众传媒渠道进行几近完美的垄断式政党控制”
“对一切武装斗争手段进行几近完美的垄断式政党控制”和“对整个经济进行中央计划和调控。”
由于战后美国的精力还在布局欧洲与第三世界，对苏联并无自信有着绝对优势。意识形态战争主要爆发在欧美的学术界与大众媒体之间。以俾斯麦为偶像，信奉19世纪均衡政策的基辛格等人在智囊圈子里还是当时的主流。
来自外交平衡大师俾斯麦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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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布热津斯基斯拜访弗雷德里奇，年长他五岁的基辛格也来拜访这位名教授，据在场的人回忆，两人在会客室发生了一场不愉快。布热津斯基后来对这件事打了个圆场，表示“亨利（基辛格）其实给我留下的不都是那种印象”，但是事实是没等任职期满他就离开哈佛。
如今已是94岁高龄的基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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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两年后担任哥大国际形势研究所所长。
1968年，他离开大学步入政坛，在约翰逊政府中担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委员。
朝战的平局，越战的失利使美国在国际上的声望大跌，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班子的推动下，美国对外政策寻求转型，一方面先暂时缓和与苏联的关系，一方面寻找极权主义以外的意识形态大棒。
1969年
尼克松宣誓就任第37任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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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亚洲边缘两次失利的热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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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布热津斯基先基辛格一步，看到了打一场意识形态游击战的价值，“我强烈地感到，在美苏竞争中，美国作为一个自由社会的吸引力可能成为一笔重要的财富，在人权问题上我们看到了把苏联置于思想上的防守地位的机会”。
1976年12月16日，卡特任命布热津斯基正式执掌国家安全委员会，他大刀阔斧的削弱了基辛格建立的机构，引进了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塞缪尔·亨廷顿等知名学者。
他积极利用自己的地位推动对华约阵营的广播。1977年3月，卡特要求国会给予“美国之音”3000万美元的补充拨款，同时并增加“自由欧洲”电台的拨款。
1977这一年的布泽津斯基
不知东欧人民要不要感谢他对西方电台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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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中美两国恢复了中断二十多年的交往。在这一时期，美国政坛的主流声音主张通过对中缓和来最终实现对苏缓和，这种缓和更多是引苏上钩的饵料。共和党政府并无意在关键问题上作出妥协来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
尼克松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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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总理敬酒的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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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热津斯基亲自从密歇根大学请来的助理奥克森伯格在1975年国会听证会上曾说“我们与中国的联系越强，中苏之间缓和可能性就越小。”
1978年初，在布热津斯基的劝说下，卡特向法国表态，美国政府不会介意法国向中国出售武器。
在台湾新领导人蒋经国就任的5月20日，布热津斯基克服了万斯的阻力，得到了卡特的授权，率团访华。
这其中其中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塞缪尔·亨廷顿，介绍有关美苏力量对比的国际战略问题；国防部的莫顿·阿布拉莫维获，交流全球军事战略情报，并提出双方派军事代表团互访的建议；国务院的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交流双方文化与经济合作问题；总统科技顾问弗兰克·普雷斯的助手本·休伯曼，交谈扩大科技合作问题。
离开北京后，布热津斯基又去了东京，要求福田赳夫首相同意与中国联合反霸，恢复中断两年多的预备性谈判。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
1978年，
邓小平与布热津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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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秋，越南试图控制整个印度支那地区。河内一方面依靠莫斯科，一方面也向华盛顿扔出了橄榄枝，表示可以放弃越南战争对美赔款要求。
越南是很善于远交近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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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卿万斯希望能够尽早进行美越建交谈判。布热津斯基则推动卡特优先考虑中美建交！谈判进程对包括国务卿、国会在内的人员保密。
12月15日，中美宣布了将于翌年1月1日正式建交的决定，台湾仅仅当日凌晨才得到了美国不再承认“中华民国”地位的通知。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率团抵达华盛顿。
邓小平访美期间会见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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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京前，他对《时代》周刊记者表示，“我们在着手建立反对霸权主义的联合战线”。以北极为中心，华约集团已经被美国、加拿大、西欧、中国、日本团团包围。
被团团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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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邓小平即对布热津斯基表示希望与卡特谈一谈越南问题。
半个月后，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了美国在可能的中越之战中的对策，并采纳了布热津斯基的建议，即批评中国对越南的军事行动的同时也批评越南对柬埔寨的占领，要求中越各自撤军，并敦促苏联不要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4月16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代表团时表示：在我们教训越南的时候，我们对美国政府的立场和表明的态度是满意的。
假如越南控制了柬埔寨老挝，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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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布什还没有再次开始一次“新时代的十字军东征”的2001年，布热津斯基曾在一次访谈中说：“按照官方说法，中情局援助阿富汗圣战者始于1980年，也就是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之后。……事实上，早在1979年7月3日，卡特总统就签署命令，秘密援助反对喀布尔亲苏政权的游击队。同一天，我以个人名义给总统写了一份报告，指出这一援助将引发苏联的军事干预……这个主意棒极了……苏军进入阿富汗的当天，我又给总统写了一份报告，大意是我们终于有机会让苏联也尝尝越战的滋味。”
踏进帝国坟场（阿富汗）的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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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阿富汗战争最终推动了中美军事与安全合作， 1980年3月，国务院同意发出许可证，向中国出口30种后勤装备，从防空雷达、无线电对流层通讯设备到运输机、牵引车、电子干扰装置等。
反苏战场上的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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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主要的智囊中，布热津斯基一直是反苏（俄）的急先锋，这经常影响了他的判断力。
舆论对布热津斯基在白宫的四年评价每况愈下。
1979年头大半年，美国政府的精力放在了与苏联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 II）、埃以和谈及中美战略合作问题上，轻视了山雨欲来的伊朗革命。
伊朗沙阿在1977年与美国政府官员会晤
与会者包括万斯、卡特及布热津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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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主不妥协立场的布热津斯基压下了国务院与驻伊朗大使沙利文要求与霍梅尼取得缓和的意见。
他先是力挺巴列维国王，后又推动军方发动政变，丧失了与伊斯兰共和国和解的机会，并主张在伊朗人质危机中开展军事冒险，对这一行动不满的万斯在长期被架空之后最终递交了辞呈。
营救行动以沙尘暴之中一场草木皆兵，机毁人亡的闹剧收场。
营救行动中
相撞坠毁的EC-130E运输机(前)
与RH-53D直升机(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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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主见的卡特最终只当了一届总统，在选举中败给了主张和平解决人质危机的里根。1981年，里根宣誓就职的当日，伊朗释放了53名人质，长达444天的伊朗人质危机宣告结束。
电影《逃离德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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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热津斯基永远远离了权力中枢，回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当教授。
走上仕途之后，他的大部头作品并不多。回归学术圈之后，他便紧贴美国的选举周期：
里根第一任期后期他出版了《实力与原则》（1983），第二任期过半又出版了《竞赛方案》（1986）；
老布什上任之后出版了《大失败》；
克林顿上任时期则是《失控》（1993），第二任期伊始是《大棋局》（1997）；
为克里竞选总统助阵时他写了《大抉择》（2004）；
批判冷战结束后三位总统政策的《第二次机遇》（2007）；
以及奥巴马连任之时的《战略远见》（2012）。
由于他的独断专行、欺上瞒下，再也没有一位总统想启用他。
布热津斯基见证了美国智囊从鼎盛到衰落的七十年。
他在三十多年来的“战略远见”并无华府“伯乐”赏识，这标志着美国乃至西方国家对于“敌国外患”的迷茫，对“法家拂士”的厌倦。
布热津斯基的战略思想中，有重视意识形态与民主权利构建的软实力一面，但还以重视军事和地缘政治等硬实力为重。他虽然性格有种种缺陷，实践上有重大误判，仍不愧是名副其实的“国师”。
东欧剧变即将满三十年，如凯南、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可以影响美国数年甚至十几年战略规划的传统智囊仍难得一见，福山等鼓吹历史终结、后人类未来这类宗教性预言的学术明星越来越多。
乔治·凯南
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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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恩来、毛泽东会晤的基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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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多次访华的布热津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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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中得益的那些国家的知识分子们许多也开始做起了“国师”梦，或者用背信弃义的现实主义怂恿政治家们，或者用妄自尊大的理想主义鼓动群众。
曾在美国国防部军力转型办公室工作的战略学者托马斯·巴尼特敏锐的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应该建立的是以政治为出发点的自由民主国家联盟，还是为进一步全球化推动建立资本强权联盟？
这也许不仅是美国需要回答的问题。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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