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如何成为工商重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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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479-重庆工商重镇
作者：言岑
制图：孙绿 / 校稿：猫斯图 / 编辑：棉花
1月下旬，重庆公布2017年经济数据显示，GDP同比增长9.3%。高增速下，GDP总量达到19500.27亿元，由此超过天津，排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之后。
过去几年，重庆经济增速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一直居于前列，并因其主要依靠基建和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增长，经济结构偏重而被外界冠以“重庆模式”。
重庆经济结构偏重，其实由来已久。始于抗战时期的重工业内迁，使重庆从一个西南商贸中心，变为当时最重要的工商城市，乃至临时首都。建国后的“三线建设”时期，重庆又是西南工业基地的领军城市。
老重庆钢铁厂
从一个地处四川盆地落后地带的军事城堡，崛起为西南地区的商贸中心，之后一度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城市。重庆独特的区位优势，如何与时代相互作用，从而使其在全国的地位，从无足轻重到重中之重？
今天的这篇文章，就是讲重庆是如何“由轻变重”的。
左挟右带，控驭便捷
从陆地上的不同尺度来看，重庆的地理区位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以四川盆地的角度来说，重庆位于盆地东部，其主城九区位于盆地东南部的华蓥山南麓，是在岭谷中相对独立的板块。
川东与川中之间的重庆
从西南地区的角度来说，它是西南五省与中东部省份的连接地带，是群山中的门户；从全国的角度来说，重庆是西南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与外界产生大量互动。
重庆不止是四川盆地的门户
也是大西南的门户
从水路来看，重庆地处长江及其上游最大支流嘉陵江交汇处。加上流经境内的培江、渠江、綦江、磨摊河、五步河等数十条江河，可使重庆通过水路联系四川盆地各城，乃至陕南、甘南、滇北、黔北等周边地区，可以说是长江黄金水道上游最重要的看门人和使用者。
不过，与沃野千里并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川西平原相比，川东地区“盛夏无水，土气毒热，如炉碳燔灼。山水皆有瘴而水气尤毒”（宋《吴船录》）。隋唐前，川东地区大片土地尚未开发，有的地方还以渔猎经济为主。
一只热到绝望的滚滚
从公元前316年秦国灭掉位于重庆地区的巴国，并置巴郡，筑江州城始，到北宋以前的上千年历史中，重庆主要作为四川盆地向东的战略枢纽。因此北宋中期以前，重庆尽管在军事上占据重要地位，但在经济上远落后于川西，乃至川北嘉陵江中游地带。
汉中和重庆
蜀国哪个都丢不起
因此重庆的作用在此时仅限于屏卫政治、经济地位远高于川东的川西平原地区。正如《重庆府志》所载：“府据三巴之腹，壤会二江之洪流，水陆交冲，山川刚险，从来为战守必争之地。”
在政治地位上，秦汉至五代时期的江州（重庆），是川东地区军政中心。但到了隋唐时期，这一地位已丧失，降为普通州郡，远不如川西的成都。那时候的重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生活条件也不好，朝廷常将官员贬谪至此，甚至还包括流放罪犯。
将益州(成都)和渝州(重庆)
分置于剑南道和山南西道
或许也可以看做防止剑南道封关独立的安排
（地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唐代）
商贾云集，万里贸迁
但也正是从隋唐开始，重庆触底反弹，进入了全面开发阶段，经济地位日增。
此一时期，大批汉族移民重庆地区，当地居民也加速汉化。北方汉民引入了新的开垦耕作技术，让重庆的丘陵地带也得到了开发，人口大大增加，导致原有的行政系统都无法管理当地。据研究重庆地方史的学者统计，仅唐代，该地区新设县就达19个。和人口爆炸的明清时期相比，县的数量也已经相差无几。
到了宋代，重庆地区已是四川旱地粮食和经济作物的重要产区。除此之外，包括丝织业、陶瓷业、井盐业等在内的手工业也发展迅速。
重庆云阳井盐遗址
当农业和手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重庆区域内的商业就随之兴旺起来，加之重庆地处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川东地区的商品流通逐渐以重庆为中心，由此使其奠定了川东交通运输和商业贸易中心地位。
长江-岷江一线的几大中心
当然，随着时代变迁，重庆日后的经济地位，远不止此。
四川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北有大巴山和秦岭，东有巫山，南有云南高原，西有川西高原。因此在古代，四川与全国其他主要经济区的联系，主要是从川北走蜀道入关中，以及从川东乘船沿长江而下华中。
唐中期前，全国经济重心在关中平原和黄河中下游平原，北方更显重要。因此，走蜀道从关中甚至陇右进入四川的商贸活动比较多，也就带动了川西的发展，让成都和川北地区在盆地内一马当先。
如何从长安前往成都
与之相反，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重庆的作用类似于从富庶的川西平原，通往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一个站点。但宋以前，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一带虽已有开发但仍相对落后，重庆空占水道却没有贸易对象，经济上也就相对落后。
有宋一代，一方面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至长江中下游和东南一带，政治中心也东移；另一方面，川中、川东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虽仍不如川西平原，但在全国至少已属中等水平；此外，两宋商业比隋唐更为发达，区域之间的经济交流更为密切，经由重庆的大额商品长途贩运也日渐频繁。
如果退守南方的南宋不能稳拿重庆
那四川盆地就当做飞地好了
在此时代背景下，重庆才真正发挥出了独特的区位和水运优势。
到南宋，重庆已成为大都会，是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商贸中心之一。大量的绢帛、米粮、食盐、茶叶、马匹、药材在此汇集转运，“商贾之往来，货泉之流行，沿溯而上下者，又不知几”（《重庆府志》）。
作为四川盆地水路总枢纽的重庆
南宋淳熙年间，重庆由州升府并正式得名重庆，政治地位逐步提高，在元明时期都是西南赫赫有名的大城市。
清中前期川江航运兴盛后，稳坐长江上游水运枢纽的重庆，也和长江中游水运枢纽的武汉一样，出现了一批商贸繁盛的市镇。比如四川四大名镇之一的白沙镇，是川南和川东水路重镇。重庆与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汉口、苏州，自西向东组成长江水道上的三大商品集散中心。
据成书于乾隆朝的《巴县志》记载，当时重庆“商贾云集，百物萃聚”、“水牵运转，万里贸迁”、“九门舟集如蚁”。重庆城外的沿江地带，形成大片商业街区。商人们在此贩进卖出，集资新建大量会馆，俨然是一座江边都会。
长江三连
特殊年代，由轻变重
1891年开埠后，重庆开始崛起为西南和长江上游最大的水运枢纽和商业中心。
开埠后重庆作为西南门户，被动加入世界贸易体系中，扮演着外贸“二传手”的角色，是长江上游土货出口和洋货进口的最大中转口岸。
以外贸数据为例，开埠前的1875年，重庆进口洋货为15.6万海关两，开埠后的1906年，增长95倍至1482.3万海关两。出口方面，从1885年的105.6万海关两，增长33倍至1929年的3491.4万海关两。
在长江贸易航线上，重庆、武汉和上海分据长江上中下游外贸龙头地位。但在发展近代工业方面，前两者远不如后者。武汉直到1889年张之洞督鄂后，才开始发展近代重工业。重庆开埠后尽管经济地位吃重，但经济功能依然以商贸为主，工业非常薄弱，经济结构偏轻。缺乏自主工业生产的能力让重庆的城市竞争中多少显得体虚。
但战争给了这座城市转型的契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不得不迁都重庆，使其一下子成为全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特殊时期，重庆从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跃升为全国最重要的城市。这是重庆历史上的巅峰时期。
抗战前，作为长江上游最大商业都会的重庆，商业资本远多于工业资本，后者又以轻工业资本为主。抗战后因战时需要，重庆的工业结构完全颠倒过来，重工业资本多于轻工业。重庆的经济结构因此变重了。
因为宜昌以下都沦陷了
据研究近代工业史的学者统计，抗战前重庆万元以上工厂为77家，仅占全国的1.96%。到了1940年，重庆工厂数已占大后方的三分之一，远高于其他后方其他大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大工业中心。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大批工厂返迁，几十万人离开重庆，巅峰岁月一去不复返。但此一短暂时期，给重庆带来了深远影响。
建国后，重庆虽被撤销直辖市，但依然是副省级市。在计划经济年代，重庆在建国前已有的工业基础，助其成为“三线建设”时期的重工业城市。昔日工商业发达的外贸型城市，转身变为计划经济的工业堡垒。
重庆老工业，长安机械厂
这个趋势一直维持到重庆成为直辖市以后都没有发生改变，甚至因为重庆特殊的发展模式和特殊吸引力，而使产业结构越来越重。以至于直辖20年后的今天，重庆还要设法调整产业结构，改变偏重的产业结构。
具体而言，重庆一方面改造机械、冶金、化工等传统重工业为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另一方面发展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同时，大力发展商贸、金融和交通运输业，巩固其自古以来的传统商业优势，终于见到了一些减轻的成效。
自古以来，因商而兴的重庆，背依大西南地区，控扼长江流域上游，是一座重贸易轻制造的轻型城市。每当西南地区在国家事务中变得重要，重庆的经济结构才会逐渐变重。
在经济结构上由重变轻，并强化商贸中心地位，是重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崛起之道，也是回归城市本质，顺应区位使命的必然。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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