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去工业的代价
可能是香港最大的问题
前一阵去了一趟深圳办事。中间偷闲，想去香港找朋友聊聊，顺便重新观光一下没有游客的香港。从九龙进港岛的时候坐了轮渡，某厂商还赞助了个免费乘船日，帮我省了3港币，不知道和最近的旅游业萧条有没有什么关系。
到了另一头，中环码头上还真是一个游客都没有，摩天轮也不用排队了，香港的核心旅游区显得空空荡荡，其实比以前有味道。
接待的朋友是个广东人，属于那种黑白政商各道通吃的人脉结点人物，常年在香港和内地之间往返，对各路掮客、商人、官员迎来送往，常常忙得没有自己的生活。结果今年下半年闲了，对财务早就自由了的他来说，这反倒是一种解脱。
他对我在这个当口到香港去感到很惊讶。在香港闲得无聊的他经常呼吁朋友们趁这个时候到香港来玩，酒店也便宜，购物不需要排队，注意避开预告的骚乱地区就可以了。但几乎没什么人响应他，之前预定要去香港打疫苗、买保险、开账户的朋友最近全都躲了起来，表示要再观望一段。
我跟他说，低吸高抛大概是做生意人的一贯思路，正是因为香港便宜了，才让人想来呢。
几个朋友哈哈大笑，全然没有在漩涡中心的感觉。
宴席结束，朋友希望我能自己在香港走一走，回内地多向人介绍一下今天真实的香港。我能理解他们的期待，这都是在香港生活多年的人，有的已经拿到了永居，香港对他们来说，至少也是第二故乡。如今家丑在外，旅游业饱受打击，经济增长预期又被一再下调，他们也很担忧香港从此就一蹶不振了。
而香港若要恢复生气，内地人民的信心一定是最关键的因素。可惜由于一些害群之马的存在，香港都已经被称为“臭港”了，大家对它的信心尽失。再加上深圳被选为先行示范区，更是有人觉得香港有没有都两可。
毕竟黑-白二元化思维是群体意识中最容易被接受的观念，让大众舆情“辩证”的看待问题实在有些苛求。
说到深圳，这次我还拜访了几家当地龙头企业和机关单位的朋友，深感这座城市的发展前途不可限量。问题当然也有，但在可见的未来里，深圳的高速增长仍然可期。关于这一点，以后我们会再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今天先给其中的一个结论：香港与深圳走上不同的道路，和工业在城市中是否继续存在大有关系。
深圳的工业氛围仍然浓郁，这为它持续提高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做了很好的铺垫。而香港的脱实向虚，让这座东方之珠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家已经熟悉的关于房地产的老生常谈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香港的衰退和社会问题的堆积，在它去工业化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这是一根漫长的逻辑链条。
本来我还担心自己没法很好地把故事组织起来，但后来我一个人在中环转悠的时候，在书店里淘到了一本《香港后工业时代的生活故事》，从很小的角度切入，采访了大量从60年代走过来的香港人，从在失去工业之后的香港市民的个人境遇抉择着眼，重新叙述了我们熟悉的那种很宏观的叙事。
这本书还挺有意思的，就当是铺天盖地的香港分析之下底层视角的补充，希望你们喜欢。
香港的工业黄金时代
当今的香港经济被学者们称为“后工业时代”。这是一个甚至先于内地改革开放就已经出现苗头的时代，年代确实已经很久远了。现在在香港社会的无论是年轻学生还是中坚力量，差不多都已经把这个时代当成了理所应当。
香港工业如火如荼的年代，工人能过得比白领还好。
得益于抗战之前从长江中下游南下转移的工厂和资本，香港完成了第一轮工业原始积累。此后由于抗战和解放战争接连爆发，以及内地特殊的社会经济制度，民用工商业的发展相当迟缓。而香港的局势相对稳定，很自然地成为了东亚大陆的加工业中心。
轻工业，尤其是纺织业，是当时香港人的骄傲，连带着从事这些行业的员工，也成为了社会羡慕的职业人士。
喜欢看老港片的人说不定看过陈宝珠演的《工厂妹万岁》，这个片名并非是调侃，而是影视行业对社会舆论的一种强化。60、70年代香港服装厂里的工厂妹，如果勤快些每个月的工资能到1000元，管理她们的文职人员也不一定能赚到这么多，和她们社会地位相仿的货车司机则是每月800元，而且工作环境还并非露天，已经是体力劳动者能想到“巴闭”（粤语，一解为光彩、显赫）的出路了。
一直到80年代，香港社会中仍然有一半左右的产业工人。这些人是真正的生产专家，其中有能力者甚至能胜任一间服装厂里的所有岗位，被尊称为“坐飞机的”，也就是可以空降到任何车间从事生产。
然而在服装业的繁荣胜景下，香港人流下了没有核心技术的泪水。
当时香港采用的劳工制度是非常简单粗暴的外包制度。公司拿到订单之后，就会转包给若干个包工头，包工头再外包给次级工头，每个工头手里都有十几名工人，随时可以参与工作。包工头和工人可以为多家工厂工作，通过人力堆叠和快速分拆高效地完成工作。
整个生产流程掌握在包工头和工人手中，产业工人的工资才能拿到这么多。相比之下，服装公司的老板倒是像一个中介，赚的是外国订单和用工成本之间的小小差价。
服装公司的收入不多，也就在生产的同时投入研发和营销的成本，香港服装业的自有品牌孵化也就无从完成，长期停留在为外国订单代工的阶段。
同样因为企业没有钱，研发、采购高技术水平的自动化机械也不可能，生产效率高低长期掌握在包工头和工人的手上。
换言之，虽然上世纪70、80年代香港的服装行销世界，甚至帮助它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但它本质上只是一个低技术劳动密集产业，是整条产业链中很容易被取代的一环。当品牌溢价和技术价值都不站在香港人这一边的时候，随着一个更大的劳动密集市场的开放，香港的工业优势很快就会消散殆尽。
而1979年，内地就正式改革开放了。
从企业到工人的脱实向虚
中国内地能成为今天的世界制造业中心之一，不是没有道理的。这里人口密度更大、人均收入更低、内需市场更庞大，只要政策保持稳定，任何头脑清晰的外商都不会拒绝在这里投资。相比之下，工人成本过高、内部市场极为狭隘的香港，就被放弃了。就连香港商人自己，也忙不迭地跑到内地开厂。
1981年，香港仍有近120万产业工人，到了1996年回归前夕，已经只有82万，此后更是逐年减少，到了今天大概只占香港总工作人口的3%左右。
但如果说是内地抢了香港人想做的工作，那也真是太抬举体力劳动了。香港的去工业化，既是内地开放后比较优势竞争的产物，也是香港人对更好的工作环境、收入、社会地位的追求所决定的。
在香港制造业的黄金时期，虽然工人们拿到的工资不少，但大多数人对自己的工作环境是很不满意的。一位包装女工这样形容她的工作：
“包装只是用手折纸盒，然后将产品放入纸盒里面就得……不过这些工作‘好鬼闷’，工作环境又唔好，又无空调，人工（费）又不多……”
她描述的这种工作场景，改革开放以后在内地也很常见了，其实就是一个劳动密集产业的典型景象。有过这种做工经历的人都会对流水线生产有心理阴影，认为自己这一代人吃这个苦就够了，一定要让下一代从这种魔窟里逃出去。
能怎么逃出去呢？也无非是从生产第一线变成坐办公室。
这是发生在上世纪70~90年代的一次大转型。在这段时间内，从事第三产业的香港劳工比例也从41%一路飙涨到79%，基本完成了劳动力的脱实向虚。这是由企业内迁造成压力的“推”和香港黄金年代的产业工人希望培养出轻松劳动的下一代的“拉”的合力下完成的变化。
而当时香港人坐办公室需要掌握两项关键技能之一：英语和办公软件。
英语在经济外向性极高的香港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公司的订单就掌握在会英语的人手里，英语说得好也更有机会进入高级管理层。而办公软件则是电脑普及后的产物，确实提高了香港文件的制作效率。
但就是这两种技能的普及埋下了香港的祸根。
从功用上来看，英语和办公软件都是辅助生产的技能，能提高生产效率，却不能发明出新技术产品。也就是说，虽然香港拥有庞大的文职中产群体，这些人却并不能参与社会增量的创造，只能在现有的存量当中继续深挖。
图为香港一处文创园内的展品 控诉家长对童年的控制
这种现象一言以蔽之就是“内卷”。
更糟糕的是，传统的服装、玩具等低端制造业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多文职人员，有的文职人员的薪水还不如在第一线工作的工人高，公司对他们的要求却与日俱增。一个玩具销售经理，在70年代还可以由高中毕业生胜任，到了90年代已经是非硕士不能做了，这本是完全不必要的教育投入。
而过剩的文职人员，则必须在香港现有的产业结构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出口。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
银行地产与技术保守
文职人员虽然薪水不一定高，但在自我定位上，却总要以中产阶级自居，社会也认可他们的这种定位。毕竟经历了漫长的教育投资，如果收入实在跟不上，就要给予一些地位上的拔高，让过往的投入显得值得一些。
拥有一套体面的住宅和丰富的理财结构，也就成了这些中产阶级的必然诉求，房地产和银行保险业就是在这个时候走上香港的历史前台的。它们不仅能为中产阶级提供符合他们需求的产品，还能创造更多的中产岗位，让后工业时代的香港内部经济滚动起来。
这很难让人不联想到当年福特在美国做汽车时的战略：让产业工人获得收入，以买得起汽车，从而汽车厂扩产培育更多中产工人。文职中产在这根链条上，已经和产业工人没有什么区别了，只是资本家扩大自己收入空间的工具而已。
而房地产和金融业有一个共性：它们的技术水平很低，对技术进步的需求也很低，甚至会抗拒新技术的出现，继续恶化产业核心区的技术进步速度，让内卷不断继续下去。
举个香港信息产业的例子吧。
80年代末，香港银行业曾让程序员们体会过一段衣食无忧的黄金年代。但这并不是因为银行真的有多喜欢新技术，而是因为随着电脑的普及和此后互联网的普及，各家银行不得不制作自己的电子办公系统，全社会对程序员的需求达到了巅峰。
然而随着银行业完成了在电子世界的基础建设，过去因稀缺而成为香饽饽的程序员们就很难再找到高薪工作了。
银行业需要的数码平台以稳健为主旨，主要作用还是辅助银行的日常业务，不需要太多创新。而且银行的系统高度复杂，涉及大量涉密数据，一旦基建完成，银行恨不得一百年不转换，只愿意投资维护这些服务器运行。而从香港发达的外包公司外聘信息专业的大学生就可以完成日常运营维护，资深的程序员反而失去了发展空间。
这和工业时代香港服装业找包工头分派工作的做法没有什么区别，让香港一度蓬勃的信息产业又陷入了低收入、低技术水平、低组织度的原始困境。
至于互联网创业，在当时的香港就更不现实了。
首先是时代问题，当时PC和互联网尚未完全普及，用户基础并不存在。其次是体量问题，互联网需要规模化的高用户容量以保证盈利，而香港显然不具备这个体量。第三是启动问题，90年代的香港资本正和内地打的火热，投资内地的实体回报更有保障，银行业政府并不看好IT类的新生事物。
所以在银行业电子化时代培养起来的香港程序员队伍，很快就因为收入不够而解散了，不少看中银行业转型红利学习信息工程的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不得不流入其他行业。而由于这次转型太过迅猛，全社会对IT产业的看法也急转直下，人们拒绝再送孩子去学计算机，香港的信息科技从业人员占比也再也没有超过过2%。
香港的科技设计看上去落后内地十年
总让人觉得有些不对
这时候再看香港数码港计划令人惋惜的失败，就觉得一切都顺理成章了。世纪末的香港根本就没有足够大的程序员队伍，也缺乏技术创新的环境。再加上计划公布时亚洲金融危机刚刚结束，被吓坏了的投资界出手更为谨慎，科技初创企业根本无法生存。
硒谷港、数码港最后变成地产项目，只是地产大亨们顺势为之，甚至有点“废物利用”的意思。
香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已经注定再也赶不上信息工业革命了。
去工业化的代价
绵延几十年脱实向虚的过程，让香港的产业结构逐渐固化，原有的工业社会完全解体，新的信息工业体系也没有建立起来，就只能借着制度红利在金融、房地产领域持续发展。这让香港作为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大大下降，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香港就会很受伤。
就说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于香港来说还叠加了回归前夕的不确定性，对全岛经济造成了巨量的打击。
1989年，香港的失业率仅为1.1%，几乎达到了全民就业的水平。即使收入不一定高，但毕竟每个人都有事情做，社会至少还是比较安定的。但到了99年，香港的失业率暴增到6.2%，有20万年轻人在家待业，这已经成为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就算是就业人口，也未见得就好到哪里去。由于企业和特区政府都下调了经济预期，劳动保护的执行开始时紧时松。根据一项研究成果，1999年香港的就业人口中有64万属于没有保障的“边缘劳工”。他们可不是当年在厂里叠盒子的苦力了，而是经过过漫长专业教育的办公室人员。
由于缺乏新的增长空间，企业和员工做什么事都是事倍功半，社畜们只能日复一日地耗在办公室里，公司利润却没有上升，还得忍受福利和收入不断缩水的命运。
糟糕的是，在劳资关系中，收入从来都不是自由变化的，而是上调容易下调难。当收入长期萎缩时，说什么“共克时难”就很难起效果了，如果工人们能跑，他们就会跑；如果他们跑不掉，就会发泄自己的怨气，并改变自己的行为策略。
香港太小，他们只有后一种选择。这就是2003年开始的传统艺能大新闻，和高知识人群向“收税”型行业流动的现状。
对2003年大新闻的传统解释，是港府执政态度恶劣、官员腐败失职导致的民众反抗。可千万别信这种附会的借口。港英时代的香港执政水平还停留在封建水平，74年廉政公署成立前官员腐败成风，都没见到有人搞大事情，就是因为当时大家还能感受到经济增长，人人都忙着赚钱，一些社会瑕疵睁一眼闭一眼就过去了。
97年危机之后香港的薪资水平长期不动，也没能找到新的产业方向，再加上别有用心者的煽动，人们才会愿意参与其中。
至于高知人群从事“收税”行业，这方面的介绍也已经很多了，比如香港高考状元们都会选择医科和牙医科这种几乎不会受到经济周期影响的专业。最次也要从事银行、保险等当地稳健特色产业，和内地优秀学生蜂拥进入信息工业形成了鲜明对比。
医生当然重要，但它终究只是一个社会辅助行业，无法创造变革世界的技术，由感兴趣的一般人才担任就可以了。最顶尖的理科头脑，如果不放在人工智能、芯片、核聚变等行业里，实在是一种浪费。但香港年轻人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
成长在这样的时代是一个悲哀。
去工业化是发达经济体的必由之路，毕竟工业的单位产值较低，即使高端制造也很难和服务业相比。但安全的去工业化道路，是保留设计、技术和品牌能力，仅仅将制造部分外包，还得选择恰当的时机，让转型阵痛不至于变成慢性绞痛。
可惜时间没有给东方之珠太多选择机会。内地的开放一夜之间取代了香港的制造优势，它既没有来得及培养自己的品牌，也没能捱到第三次工业革命，只能成为一个高度内卷的社会，艰难地寻找自己未来的道路。
向北看看，机会还是不少的。我这次在前海合作区看到了一个港澳学生创业园区，虽然里面的项目多少有些一言难尽，但至少可以让对医科没兴趣的香港学生不用痛苦地削尖脑袋当医生了。现在进出深圳口岸也很方便，希望香港的年轻人都多来走动走动吧。
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