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阴影下的大学校园，高校何以成为艾滋病的重灾区？
艾滋病阴影下的大学校园，高校何以成为艾滋病的重灾区？
艾滋病检测包贩售机走进大学校园
正午时分，清华大学学生综合服务楼内人来人往，这正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11月13日，一种名为“HIV尿液匿名检测包”自动售卖机的装置被悄悄安放在了这座楼一层的楼道里。这意味着，清华学生通过简易的操作就能检测自身是否得了艾滋病。
它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饮料自动售货机，只是比一般的自动售货机多了一个不大的“样品回收箱”，点击触屏上的商品目录，前3页都是各种饮料和零食的名字，最后一页的目录中才出现一项“HIV快易检”，用手机支付后便能获得。路过售卖机的学生发现，14日中午12点，该商品显示“已售完”，而它仅仅安装了一天。
清华大学并非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据了解，首批安装了售卖机的高校包括：北大、清华、人大、北航、中农大、北交大、北理工、北师大、北林大、国际关系学院、八维学校。北语、北外两校今年有望安装，售卖机在明年底前将覆盖海淀区内所有高校。
除了海淀区，朝阳区的中国传媒大学于去年安装了同类售卖机，厦门大学、西南石油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等高校近年也有同类举措。
艾滋病检测包到底怎么使用？
这种检测包的市场售价298元，但在高校内只卖30元，里面包含使用说明书和尿液采样器，购买者通过自动售卖机购买之后，再把自己密封的尿样放回售卖机的投样箱里，厂家就会看到反馈，派人收回并送到官方指定专业机构检测；购买者会得到一个编码，尿样送回10天后，凭编码就能上网查询检验结果，整个过程完全匿名。
海淀区疾控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从今年9月27日至11月5日的一个多月时间内，除清华大学外的10所高校的售卖机共卖出37个检测包，其中14个送检，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未感染）。
然而，并非每个送检的人都这么幸运……
张怡（化名）：毕业于山西某高校，艾滋病快速检测中心的志愿者。他的第一个服务对象是一位大三学生，名叫刘森（化名）。艾滋病快速检测是用采样棒沾取牙龈的渗出液进行分析，准确性大约在90％以上，所需时间不超过20分钟。在等待检测结果时，刘森一直紧紧捏着张怡的手，而当阳性的结果呈现在两人面前的那一刻，在痛苦的哀号声中，张怡办公室内所有能被投掷的物品都被刘森砸了个稀烂。从那以后，张怡一直跟刘森保持联系，督促他吃药，但是悲剧还是发生了，2016年春节前，刘森突然失联，他被父亲赶出了家门，两个月之后，在一间低矮的地下室里，张怡和警察一起发现了一具已经腐烂的遗体，通过衣服口袋里的证件和一双张怡曾见过的皮鞋，刘森的身份才得到了证实。法医判断他是病发身亡……
艾滋病，高校的魔咒
在北上广等大城市高校艾滋病情上涨的同时，一些中部省份高校学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比如说湖南大学生艾滋病患者8年竟上升37倍；湖北累计有139所学校的537名青年学生感染艾滋病病毒；据南昌市疾控中心公布数据显示，至2016年8月底，南昌全市已有37所高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或病人，共报告存活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135例，死亡7例，近5年来，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年增长率为43.16%。
正如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表示，“2011年到2015年，我国15～24岁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净年均增长率达35%（扣除检测增加的因素）”，且65%的学生感染发生在18～22岁的大学期间。可谓是触目惊心，如此发展下去，后果不可想象。
1985~2014中国艾滋病各传播渠道所占百分比
数据来源：中国疾控中心 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大学校园已成为艾滋病的“重灾区”
高校本为一方净土，学习的乐土，创新的乐园，为何成为艾滋病重灾区？艾滋病又是如何入侵象牙塔的？
高校染艾者八成源于“好基友”
根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性传播是感染艾滋病的主要途径，而在青年学生中通过男男性传播感染已达81.6%，形势非常严峻。
以广东为例，2002年至2015年，广东累计学生艾滋病病例为630例，其中男男同性性传播占比70%；在江西南昌2011—2015年新发学生病例中，男男同性性传播占83.61%；湖南省从2007—2015年累计报告536例，这些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学生主要是男性，占90%以上，传播途径以男性同性性传播为主，占69.6%。
对此，吴尊友分析，大学生男男同性传播感染者上升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早期对这部分人群不够重视，监测不到感染情况，二是大学生刚从高中学业压力释放出来，对男男同性性行为感到新鲜，就想“尝试一下”，但他们并不知道其中的风险。
性观念开放，性知识滞后
大学生的性观念、性心理、性行为虽然趋于开放化，可是对于性病知识的缺乏及预防能力却令人担忧。西安南郊某高校22岁男研究生小东（化名）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感染艾滋病，“一直不敢也不想检查，总觉得距离我很遥远。”外表斯文的小东说，他在读研前就比较喜欢男性，“男友”都是经网络认识的，通过QQ聊天，等聊得投缘后就约会，“有四五个，长的交往几个月，短的就一次”，大家在一起不问名字，也不用安全套。他自己也不知道是被哪位“男友”感染的，是否还有人因为自己而感染。
较低的自检率和自知率
南昌疾控每年主要对暗娼、吸毒人员、“男男”、性病门诊、肾透析、无偿献血、青年学生进行检测。专家介绍，疾控部门主动对这些高危人群检测外，市民还可以享受免费自检，但居民自检率很不理想。比如，南昌去年艾滋病检测55万人次，除了重复检测和外地人口，南昌艾滋病自愿检测人数还不足10%。“很多人还是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另外不少高危人群也抱有侥幸心理。”
感染艾滋病病毒之后，杨光感受到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压力。为了不让室友发现，杨光把药瓶藏在衣柜里，把柜子上了锁。每天晚上到点，趁大家都在干自己的事情，假装喝水，很快把药吃下去。“我们宿舍的关系很好，我知道只要我的血液不沾到他们，就不会有问题，但我绝不敢告诉他们”，杨光说，“我也不敢告诉妈妈，她是很要强的人，我怕她接受不了。”
而正在读研究生的吕洋（化名）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被确诊为艾滋病后，在宿舍吃药时不慎被室友发现，他当即被其余三位室友赶出了门外，行李和衣服都被从阳台直接扔下了楼。面对紧闭的宿舍大门，抗议无效的吕洋只得回家居住，开始走读生活。时至今日他仍然不敢向父母坦承自己的病情和性取向，“万一他们赶我出去怎么办？”
对于在高校中日益庞大的这一群体，教育部体卫艺司巡视员廖文科认为，高校一方面应该有针对性地普及和加强艾滋防控教育，另一方面，更要为这些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学生们完成学业提供方便。
共同努力，把艾滋病毒逐出校园
高校何以成为艾滋病的重灾区？这不是我们只需要思考的时候，而是我们需要面对、需要以实行行动来应对的时候。要将艾滋病毒逐出校园，不能再停留在口号上，针对高校青年学生的防艾工作是教育行政部门与高校的分内事，同时社会各界也应该有良知，来促进那些正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作为家长，不要以为孩子考上了大学就万事大吉，放任孩子，这其实同样会害了孩子。相反，我们不但不能放松对他们的教育，还要不断加以正确的引导，让孩子安全度过青春危险期。
如果说曾经的失语已经难以弥补，那么今天严峻的现实会倒逼我们行动起来，关心、关注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不只是因为他们是孩子，还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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