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 | 王承绪：个人旨趣、社会责任与比较教育工作者的使命

王承绪（1912-2013），历任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杭州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合作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编委及“比较教育和外国教育”部分的副主编，并合作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比较教育》教材，先后出版《伦敦大学》、《比较教育学史》、《中外教育比较史纲》、《教育原理》等专著、编著、译著二十余部，发表论文四十余篇。1993 年被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授予“荣誉院士”称号，2003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亚太地区教育革新终身成就奖”。　

时至今日，王承绪先生离开我们四周年，本文转载自《教育研究》对王先生的访谈，感谢他为中国学术与国际接轨、为浙大学科建设、杰出人才培养所做的贡献。

记者：王教授，您长期从事比较教育研究，能否简要谈谈您从事比较教育的初衷和感受？

王承绪：我初中毕业后于1928年秋进无锡中学师范科读书，当时，就觉得应该学习国外好的做法来发展中国的教育。师范毕业后，由于成绩优异，按规定我先在学校的实验小学当了一年老师，然后被保送到南京中央大学教育系深造。从那时候开始，我对杜威的思想就很有兴趣了，也很赞同进步主义教育的观点。我在浙江大学教育系一年级学习时，就开始写文章，第一篇文章《意大利教育》在《江苏教育》上发表。1938年出国前先后在《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杂志上发表了十余篇论文，介绍英国、苏联、波兰、墨西哥等国的教育情况。

1938年9月我考取了中英庚子赔款的留英资格，赴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学习。三年后，我获得了教师证书和硕士学位。在教育学院读教师证书时，教育原理是读沛西·能的《教育原理》，主讲教授是克拉克。其他课程与在浙江大学读书时学习的内容差别不大，但都有各自的特点。同时，还深入地了解了英国教育的实际，是留英的一大收获。

我于1947年1月启程回国到浙江大学任教。当时中国教育困难重重，大学图书、杂志缺乏，更不要说仪器设备了。为此，回国前我便购买了一些苏联和英国的书籍带回来，回国便讲授比较教育、外国教育。在从事比较教育的过程中，我就是一直想着怎样把教师做好，把外国可以借鉴的东西都学到，都介绍到。

记者： 1993年，您被伦敦大学授予“荣誉院士”的称号，奥尔德里奇教授在他撰写的《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百年史》一书中还将此列为该校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这是一个怎样的称号？

王承绪：当时，我在杭州大学教育系任教，伦敦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写信邀请我到英国参加该称号的授奖仪式，我自己事先并不知道，所以感到有点突然。这是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自创办一百多年来第一次设立“荣誉院士”的称号，以奖励对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当时，共授予了三个人，除我之外的另外两人是英国本国的。

记者：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您“亚太地区教育革新终身成就奖”，能否谈谈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期间的经历和感触？

王承绪：授予我终身成就奖是给我的极高的荣誉，但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的工作还很有限。其间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初创时期，二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

1945 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备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编辑委员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编辑一本关于基本教育的专著，我曾为这本专著撰写了《略论基本教育》一文。该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召开前出版。1946年1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成立大会，我曾以《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会议的经过和观感》为题，以论文的形式在《大公报》发表文章，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的经过。会后，我将《基本教育》一书译为中文，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80年4月，亚太地区教育合作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召开。会议对亚太地区教育合作的优先考虑领域和战略部署等做出了决定，对“亚太地区教育革新为发展服务计划”，人口、环境和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三个领域提出了详细的要求，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曼谷会议之后，我参加了1981年7 月在新加坡举办的亚太地区高等教育项目开发会议。这次会议创建了亚太地区高等教育联合研究网，是亚太地区教育革新为发展服务计划的新项目。此外，应“亚太地区教育革新为发展服务计划中心”主任拉蒂夫先生之邀，我还出席了1982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会议。不久，杭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和“亚太地区教育革新为发展服务计划联系中心”(APEID) 先后成立。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领导下，中国的教科文APEID联系中心逐步发展，联系中心的会议先后在北京、西安、宜兴和苏州等地召开，我也曾多次参加。

亚太地区教育合作咨询委员会从1980年至1991年共举行过六次会议。我在参加亚太地区教育合作咨询委员会会议期间，一方面报告中国有关会议主题的情况，会后及时向全委会汇报，另一方面在会议期间还广交了朋友。

记者：现在有人认为外国的东西其他的专业的人也可以自己去学，不需要专门的比较教育研究了，您是怎么看的？

王承绪：每个国家的教育都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不是简单地参观一下就能学到的，一定要了解到其制度层面。关于这一点，我个人的体验特别深刻，对于英国我不必说了，读书时代我曾参加英国的教育实习。后来每次出国访问，从幼儿园到大学都仔细地看，深入到基层。没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不深入进去，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理解他们的东西。我们的比较教育不是学一点做法，而是要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究竟是怎样做的，不是到哈佛或到牛津把他们的教材搬过来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所以需要专门的比较研究，需要了解他们的历史。我们现在比较教育可以说还是黄金时代，我们需要搞国际论坛，请他们来，我们也派人出去，但深入的研究还是要靠我们自己。

记者：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比较教育方法论目前有两派，一派以科温为代表，提出比较教育研究应以文化理解为主线和目标；一派以格林为代表，认为比较教育研究应以为国家民族的教育发展服务为目的。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王承绪：我们提倡两者都要搞。我们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提出了比较教育方法论：一方面要从实际出发，立足本国；另一方面要强调文化解释和理解以及可比性，要“以问题为纬、以时代为经，立足本国、放眼世界”。也就是说，介绍国外东西要先了解本国的情况和政策。学习国外的理论，开展交流，要立足于我国现状，从实际需要出发，根据我们的需要加以借鉴。在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时要全面深入地掌握该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关的理论框架，才能够真正厘清可比性和可借鉴性。

记者：您认为中外教育和文化交流要注意什么问题？

王承绪：首先，主体在我，主次要分清。其次，和国外学者合作，并不是我们请来讲什么就马上跟他们做什么。我们请人来交流，要先了解他们的思想，再看我们自己有没有相关的研究需求和条件。如果合作和研究可以达到借鉴和发展的目的，就可以积极开展合作。有时候，建立合作关系也要有计划地进行，不能急功近利。

记者：您组织翻译了很多书籍，在教育界影响很大，您是怎样选择要翻译何种类型的书的，应该怎样借鉴外国的成果？ 翻译者应注意什么问题？

王承绪：国外的书籍很多，我们翻译时只选择那些在他们本国和国际上影响比较大的作品。这不仅要选作者，对同一个作者选哪一本书也要认真考虑。我们所选的作者都是靠得住的，而且所选择的书籍要针对国内的教育实际和研究现状。我自己翻译的理论书，美国选了杜威，英国选了沛西·能，这两个人的著作在他们各自国家的教育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世界也有很大影响。把这些书翻译过来不是为了完全按照他们的观点去做，而是想把这些西方观点作为参考，我们起的是桥梁的作用。关于翻译问题，我认为翻译首先要语言过关，要忠于原文，要在本国文字上超越原文。同时，翻译就要全译而不是节译。解放初期有人翻译俄文书，拿着书做卡片，把卡片上的翻译联起来，这种翻译没有把书吃透。真正的翻译首先要选好书，译者要整个地把书理解透了才能动笔，而不是一到手就翻译。翻译最好能做到“信、达、雅”。

原文《个人旨趣、社会责任与比较教育工作者的使命——访王承绪教授》刊于《教育研究》2006年第7期。本文转载时题目有改动，内容有删节。

编辑：罗蕊、李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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