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 | 宋代书院会讲的两种形态及学术意义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设为星标更方便哦！
摘要: 中国古代书院的会讲制度，一般是指书院举办的学者聚会或学术辩论。宋代有著名的朱张岳麓会讲与朱陆鹅湖会讲。但是，这两次会讲的目的、过程和结果均不同，是两种不同的会讲类型。朱张会讲采取学术同道之间彼此倾听、相互切磋的方式，以化解学派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最终达成学术共识并推动理学建构的完成，可看作是一种“求同”的会讲；朱陆会讲是两位论敌之间缘起于学术分歧，开展辨疑问而论是非之理，最终形成多元化思想的不同学派，可视为一种“求异”的会讲。这两种不同形态的书院会讲，不仅体现出南宋书院百家争鸣式讲学活动的特点，而且客观上推动了宋代不同学派的交流发展，促进了宋代书院多元化教育流派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中国书院；宋代书院；会讲制度；岳麓会讲；鹅湖会讲；教育流派；学术意义
会讲是中国古代一种比较普遍的传授学业和学术研讨的形式，其历史十分久远。不管历史上那些不同学术观点的人聚集在一起讲学的方式是否称之为“会讲”，但是其实均具有“会讲”的实质内涵，如战国时期稷下学宫的“期会”，汉代太学、精舍中的“师弟子相问难”，魏晋时期名士的“清谈”、隋唐寺庙的“会讲”等。会讲之所以必要，《礼记·学记》认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可见，中国古代教育家很早就知道，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必须建立在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基础之上。
作为一种高等学府的教育方法、学术研究方法的正式会讲形成于宋代书院。书院集中国传授学业和学术研讨等传统形式之大成，正式建立了会讲制度，将会讲形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纳入到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体制之中。所谓会讲，即是持不同学术观点的论敌或学友，通过聚会讲学的方式以达到推动新的学术探索和传播的目的。会讲作为两宋出现的一种学术活动形式，推动了书院的学术与教学的发展，并且成为书院所特有的一种学术活动和教育活动形式，在学术史上、教育史上均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到了明代，还发展出专门而固定的度化“讲会”。
其实，无论是从知识创新和理论建构的学术功能来说，还是从传播知识与学以成人的教育功能来说，会讲发挥的作用是十分多样化的。但是，学界往往是笼统地论述“会讲”的学术和教育功能，并没有对会讲的多样化作进一步的分疏，以深化对会讲在知识创新、思想建构中的特点及其重要性的认识。
所谓会讲，一般是指两位以上持不同思想观点的人通过聚会的形式讲学论道，恰恰是因为他们的观点不同，才需要采取这样一种会讲的方式，即“会友讲学”或者是“会见讲论”的方式，展开学术交流式的会讲活动。但是，就会讲的目的、过程来说，往往会形成两种不同的学术结果。一种会讲是指学术同道之间通过彼此倾听、相互切磋的方式，以化解彼此的误解和分歧，最终完成知识建构与价值共识的文化使命。这也就是《学记》所讲的“相观而善之谓摩”，或者是王船山所说：“两泽并流，有相竞之势，而抑有同流之情。言迭出而不穷，道异趋而同归，朋友讲习，以此为得。”另一种会讲是指学术论敌之间通过明确分歧、辩疑问难的方式，希望最终明确谁对谁错的是非之理。这也是汉代王充所说：“汉立博士之官，师弟子相问难，欲极道之深，形是非之理也。”陆九渊与朱熹辩论时也一直强调：“是非本在理，当求诸其理。”
其实，这两种会讲形态各有自己的价值与意义。宋代发生的朱张会讲与朱陆会讲，分别就是这两种会讲的典范。本文以此为例，进一步探讨这两种会讲类型的不同学术功能及意义。
一、朱张岳麓会讲
孔子一直主张，每一个人均有自己的长处，善于向他人学习是本人成长的条件。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礼记·学记》进一步指出，如果一个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所以，中国古代教育家总是要求学者应该相互交流切磋，而达到至真至善的目标。朱熹也认为会讲论辩有助于彰明道理。他说：“讲学以会友，则道益明，取善以辅仁，则德日进。”
南宋是理学集大成阶段，要完成“集大成”这一个重要使命，理学家需要进一步形成知识与价值的共识。朱熹、张栻的岳麓书院会讲就是朝着这一目标努力的活动。这种会讲形态在程序上需要几个主要步骤：倾听—切磋—共识。这里以朱熹、张栻的岳麓书院会讲这一典型例子，作一简要分析。
（一）倾听
南宋乾道初年，朱熹、张栻均在思考如何在北宋理学家奠定的学术基础之上，进一步完成理学思想集大成的任务。但是，他们发现彼此的一些学术观点存在差异，他们的弟子往往感到无所适从，故而均感到有“会讲”的必要。朱熹在会讲前的一封书信中就反映出这一点：“胡仁仲所著《知言》一册内呈，其语道极精切，有实用处。……大抵衡山之学，只就日用处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见功。某近乃觉知如此。非面未易究也。”这封信的意思十分明显，他一方面十分敬佩湖湘学者，对他们的学术思想表示理解和赞赏；另一方面，他也发现自己的思想和湖湘学之间有不合处，感到需要进一步辨析，但因书信交往十分不便，只有通过会讲才能解决问题。朱熹在其《二诗奉酬敬夫赠言并以为别》中说：“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妙难名论。谓有宁有迹，谓无复何存？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万化自此流，千圣同兹源。”张栻也有相同的想法。他在给朱熹的一封信中写道：“数年来尤思一会见讲论。不知何日得遂也!”
可见，他们两人均希望倾听对方的学术见解，以化解彼此的差异和分歧，最终达成新的学术建构，形成价值共识。
（二）切磋
朱张虽然彼此敬重，愿意倾听，但是并不意味着“和稀泥”，会讲其实是充满切磋精神的。他们就《中庸》中的“未发”“已发”的心性论、察识涵养的工夫论、太极论、仁论等主要问题均展开了讨论切磋。据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一记载：“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可见他们之间的学术讨论十分激烈。
张栻认为，“未发”的先天本体必须通过“已发”的经验心理才得以显露出来，因而，他认为道德修养的重点是在喜怒哀乐“已发”后的“处事应物”中“察识”这个“未发”的纯静本体。朱熹曾概括他和张栻的差异，认为张栻是主张“动中见静”，自己则主张“静中见动”，这就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他们的不同学术见解。所谓“动中见静”，就是在处事应物的活动中体认、实现这个纯静的超越性本体；“静中见动”，则是要求“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即在经验心理“未发”时体认这个先天本体。由于闽学一派和湖湘学一派在“中和说”上的差异，才导致朱、张两人在岳麓会讲中的争论不休。
又如仁学。岳麓会讲之时，朱熹和张栻就仁说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朱子语类》记载：
问先生：旧与南轩论仁，后来毕竟合否？
曰：亦有一二处未合。敬夫说本出于胡氏，胡氏之说惟敬夫独得之，其余门人皆不晓，但云当守师之说，向来往长沙，正与敬夫辩此。
朱熹承认他和张栻的长沙之会就仁说进行了辩论，两人在仁学方面仍然不一致。张栻受谢良佐及胡宏等学者的影响，往往以知觉为仁，而朱熹又认为不当：“故谓仁者必有知觉则可，谓心有知觉谓之仁则不可。”
（三）共识
经过切磋讨论，朱熹、张栻两人在很多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恰恰是会讲的重要学术成果。
首先是心性论。两人会讲“中和说”，而分手时大谈的“太极”，是指一个人的经验道德心理的内在根据，这个太极即“未发”的“性”。朱熹诗中有“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酬酢处”即是“应事处物”的道德实践活动，“本根”即指太极，“酬酢处”见“本根”也即是从“已发”中见“未发”，此正是湖湘学派的心性论观点。可见，他们“深相契”的“太极之旨”，就是在心性论上达成了新的学术共识。
其次是工夫论。从朱熹后来的书信来看，他在会讲中接受了张栻的学术观点。他在一封信中说：“去冬走湖湘，讲论之益不少。然此事须自做工夫，于日用间行住坐卧处方自有见处。然后从此操存以至于极，方为己物尔。敬夫所见，超诣卓然，非所可及。”这里，他对张栻的学术思想表示钦佩，肯定于“日用间行住坐卧处”求“未发”之中，这显然即是“动中见静”的方式。会讲以后，朱熹受到湖湘学的影响，主张于“践履”中见“先知”，他所说的“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也即是要求在应物处事的实践中体认“先知”。可见，岳麓会讲最后在工夫论上达成了共识。
再次，在仁学方面也是如此。朱熹、张栻在仁说方面虽然分歧较多，但是两人经过切磋讨论，在很多方面也达成了一致意见，只是“有一二处未合”。后来朱熹、张栻继续展开讨论，并且两人均完成了“仁说”，作一比较，就可发现他们在学术思想的总体上是接近的。
可见，张栻和朱熹经过相互间切磋讨论，双方都感到收获极大，在许多方面获得了一致的结论，他们成为南宋时期的理学集大成者。著名汉学家陈荣捷先生赞叹他们是“两贤互磋道终同”，尽管他们也仍然保留着一些学术分歧。如朱熹后来回忆道，“忆昔秋风里，寻盟湘水旁。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连床。别去多遗恨，归来识大方。惟应微密处，犹欲细商量。”这里的重点是“归来识大方”的理论建构与学术共识，尽管他们也留下了“犹欲细商量”的学术差异。
二、朱陆鹅湖会讲
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人在江西信州鹅湖寺举行过一次著名的会讲，史称“鹅湖之会”。尽管会讲组织者吕祖谦的目标是希望消除朱陆的思想分歧，即陆九渊门人朱亨道所说“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但是对于朱熹、陆九渊来说，他们更为重视双方的学术差别，经过会讲之后，他们并没有达成一致，反而更加强化了彼此的学术差别和对立。朱陆之辩成为后来数百年的一段学术公案，以致后来进一步引发了明代阳明心学的兴起和发展。
考察这种会讲形态，笔者发现其在程序上也需要三个主要步骤：分歧—辩论—明理。这里以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会讲这一典型例子，作一分析。
（一）分歧
二程兄弟的为学工夫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别，程颢倡导定性、识仁，程颐倡导格致、主敬。二程学术思想的差别在程门后学那里进一步强化，特别影响了南宋时期的朱熹与陆九渊。
朱熹、陆九渊的思想差异就在于为学工夫，并且在“鹅湖之会”上集中爆发。在“鹅湖之会”前，朱熹、陆九渊意识到彼此的重要差别。朱熹闻象山之学时就说：“陆子静之贤闻之盖久，然似闻有脱略文字、直趋本根之意，不知其与《中庸》学问思辨然后笃行之旨又如何耳。”朱熹在获得对陆学的初步了解后，明确了他们之间的学术分歧，故而批判陆九渊的成圣之道是“脱略文字，直趋本根”，这和他倡导的读书穷理显然有别。
陆九渊在参加会讲之前，就对吕祖谦希望通过会讲建立起普遍认同的学术共识，使学术界能够“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的想法并不赞同。他说：“伯恭约元晦为此集，正为学术异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鹅湖之同？”可见，鹅湖之会的起点，朱陆其实是从学术分歧开始的。所以，鹅湖会讲一开始，朱陆两位理学家就各执己见，不愿让步，与前一种类型的会讲始于“倾听”对方就大不相同。
（二）辩论
朱熹、陆九渊会讲伊始就围绕两人在“为学之方”问题上的分歧展开激烈辩论。陆九渊在为学工夫方面，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尊德性”的强调，否定通过读书求知而“成圣”的可能性。他在“鹅湖之会”上准备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尧舜之前何书可读？他认为，三代之时没有书读，却圣人辈出；汉唐以来书益增多，却难觅圣人。他希望以此证明，“道问学”根本就不是一条成圣的途径，只有“尊德性”才是为学的根本方法。会讲过程中，陆九渊也一直对“道问学”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他在去鹅湖途中的和诗中有“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竞浮沉”句子，就明确将“尊德性”看作“易简工夫”，而将“道问学”看作是“支离事业”，将“尊德性”与“道问学”两者对立起来。陆九渊提出的“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正是他对“尊德性”的特别强调而提出的观点。
朱熹在鹅湖之会后给张栻的一封信中，进一步批判陆九渊的“体悟本心”：
子寿兄弟气象甚好，其病却是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却于践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者。
他所反对的是陆氏“尽废讲学”，特别是陆氏“自信太过，规模窄狭，不复取人之善”，故其表现出方法上的偏见。这一点，真正构成了朱陆的学术冲突。
所以，在鹅湖之会上，朱陆围绕学术分歧的焦点展开问难辩论。据当时的文献记载：
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
陆九渊一直表现出对朱熹“为学之方”的不满，提出“学者大病在师心自用，师心自用则不能克己，不能听言，虽使羲皇唐虞以来群圣人之言毕闻于耳，毕熟于口，毕记于心，只益其私，增其病耳。”这是对朱熹一派强调读书穷理的工夫论的批评。朱熹也继续批评陆九渊的修身工夫论，即使在陆九渊去世后，朱熹仍将批评陆九渊的焦点集中在为圣的工夫方面。他写信说：
世衰道微，异论蜂起。近年以来，乃有假佛释之似以乱孔孟之实者。其法首以读书穷理为大禁，常欲学者注其心于茫昧不可知之地，以侥幸一旦恍然独见，然后为得。
他坚持认为，儒家学者如不能读书穷理，一味地内求于心，就会失去成圣所应遵循的伦理准则和社会规范，最后坠入“茫昧不可知之地”，流于释老之学。
三、判定是非
陆九渊认为会讲的目的一定是明确是非。他说：“吾人皆无常师，周旋于群言淆乱之中，俯仰参求，虽自谓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见蔽说？若雷同相从，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惧也。何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间，正宜各尽所怀，力相切磋，期归于一是之地。”
可见，他并不将两人观点一致作为学术会讲的目标，而是坚持必须明确两人之间的是非曲直。
当然，朱陆两人的是非可能发生变化。陆九渊一直坚持自己“发明本心”的观点，而朱熹后来希望将“尊德性”与“道问学”、“明心”与“格物致知”两个方法结合起来。他说：
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耳。
朱熹在批评陆九渊只讲明心、尽废讲学时对格物穷理的强调，尽管有时会感到“支离之病”、“道问学上多了”，但是他总是在自我反省中发现并力图纠正这种偏向。可见，朱熹本人在学术上是倡导“道问学”“尊德性”并用的，他相信这是“去短集长”“不堕一边”的好方法，希望坚持“去短集长”的原则，并发展两种方法的长处。他在谈到朱陆两派的论战时明确表示：“示喻竞辩之端，三复惘然。愚意比来深欲劝同志者兼取两家之长，不可轻相诋訾。就有未合，并且置勿论，姑勉力于吾之所急。”
但是，陆九渊对读书穷理的肯定，与朱熹的“去两短，合两长”是根本不同的。朱熹是将两者列入同等重要的地位，主张两者相互促进，而陆九渊则总是将“尊德性”列入根本的地位，即使赞成读书，也是将其作为涵养德性的手段，而不是为了增长知识。陆九渊反复说：“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莫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自家主宰尚精健，逐外精神徒损伤。寄语同游二三子，莫将言语坏天常。”
四、两种会讲的不同意义
南宋时期发生的朱张会讲、朱陆会讲，无论是在学术史上还是在教育史上，均可以称得上是有历史影响的文化事件，体现出宋代书院是一种自由讲学的开放式古典学府。而且，从两次会讲的结果来看，它们也有着相同的重要学术和教育意义。首先，这两次会讲活动，均是指不同思想的学者和不同学术的流派的讲学活动，均是通过聚会讲学的形式开展学术交流、讲学论道，以达到交流学术的目的，体现出南宋书院百家争鸣式讲学活动的特点。其次，这两次会讲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均有积极的意义，客观上推动了宋代不同学派的交流发展，促进了宋代书院多元化教育流派的产生。所以，学术界一般大多是在积极意义上评价这两次会讲，肯定这两次会讲是中国书院会讲制度的典范。
尽管这两次会讲有相同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会发现这两次会讲其实存在很大差别，不仅是在会讲的目的、过程方面明显不同，而且会讲所产生的学术成果、历史影响也有明显差异。其实，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会讲，我们还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其学术成果、思想贡献的不同意义，也可以从现实的角度评判它们对知识创新的不同意义。
朱张会讲是指学术同道之间的会讲，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求同”的会讲。朱熹、张栻两人是南宋时期两位志同道合的理学家，他们所承担的其实是一个共同的学术使命。北宋时期，经过理学家的不断推动，已经初步奠定了新的儒学思想体系，但是新的儒学思想还不够精密完善，特别是还存在许多相互矛盾的看法，因此，南宋理学家需要进一步总结完善这些理论，也就是要完成理学集大成的任务。南宋时期，由于理学正面临综合化与系统化的要求，而且在“学统四起”之后需要重建一种学术理论、价值体系的基本共识，朱张会讲便是这样一种寻求共识的会讲。朱熹、张栻通过在岳麓书院的会见讲学，以彼此之间相互倾听、相互切磋的方式，化解了彼此学术上的差异和分歧，最终完成了他们在理学的知识建构与价值共识的文化使命。朱熹在为张栻所撰祭文中，表达了两位学者通过相互倾听、相互切磋的会讲等各种学术交流方式，最终达成“末乃同归而一致”的学术共识的过程。他说：“嗟惟我之与兄，吻志同而心契，或面讲而未穷，又书传而不置。盖有我之所是，而兄以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议。又有始所共乡，而终悟其偏；亦有早所同挤，而晚得其味。盖缴纷往返者几十余年，末乃同归而一致。”①可见，朱熹、张栻之间的会讲，不仅实现了理学思潮的学术共识的达成，也有益于推动理学集大成的完成。朱熹、张栻建构的理学，后来成为东亚文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可见朱张会讲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朱陆会讲却是另一种类型的会讲，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求异”的会讲。这一类会讲发生在不同学派或学者之间，他们通过会讲不仅明确了彼此的学术分歧，还通过相互的辩疑问难而希望明确是非之理。这种会讲的意义不是为了化解彼此学术差异，而是希望明确学术分歧并展开学术争辩、明辨是非之理，最终确立一种正确的学术理论和价值目标。理学思潮中一直存在内向的尊德性和外向的道问学两种不同的求圣工夫，朱熹、陆九渊恰恰是两种不同工夫论的代表人物。这一次会讲，强化了朱陆两人的学术分歧。特别是陆九渊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尊德性”的强调，否定通过读书求知而“成圣”的可能性。他在“鹅湖之会”上强调只有“尊德性”才是成圣的工夫。所以，朱熹、陆九渊通过会讲而发现了彼此的分歧，两人均坚持各自的学术观点，最终两人不欢而散。朱熹、陆九渊之间的会讲，明确了两种不同工夫论的学术差异和思想分歧，他们之间虽然不能够达成学术共识，但是有益于多元化学术形态的形成。特别是明中叶以后阳明心学思潮的兴起，推动了中国学术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更体现出南宋多元化学术形态共存的积极意义。
如果我们从知识创新角度考察，这两种会讲同样体现出不同的现实意义。其实，现代学界的学术交流往往也存在不同的目的，体现为不同的交流方式和学术结果。一些学者的目标是希望通过交流而寻求共识，他们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倾听、相互切磋的方式，以消解思想上的差异和分歧，最终形成知识与价值的共识。而另外一些学者不指望达成学术共识，他们只是希望通过交流而判定学术差异和是非，所以他们会在交流中更加强调彼此的思想分歧。这种求异的学术会讲，能够进一步推动不同学术思想、不同学术派别的形成和发展，最终有益于多元化学术生态的形成。可见，这两种学术会讲，对学术发展具有不一样的意义，但均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朱汉民
作者简介：朱汉民（1954-），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长沙。
（原文载于《大学教育科学》2020年第3期 P82-87）
大学教育科学
● 扫码关注我们
CSSCI来源期刊
全国核心期刊（北大核心）
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
人大复印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点个在看分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