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小波 黄 好 刘潇华 | 潘懋元高等教育管理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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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潘懋元高等教育管理思想是其高等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系完备，内容博大精深。潘懋元先生长期的教育管理实践经历是其高教管理思想的实践基础，他提出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学说是其高教管理思想的理论支撑。潘懋元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核心要义是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学术为本，争创一流和追求卓越，具体内容主要包括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高校分类定位与特色发展、教学发展与管理创新，以及教育管理干部的专业化等。潘懋元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基本特色是传统与现实的结合、宏观与微观的兼顾、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关键词：潘懋元；高等教育管理思想；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探析

潘懋元先生是我国著名教育家、高等教育学科的开拓者和创始人，其教育思想十分丰富。目前学界对潘懋元教育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科开创、理论研究、问题研究、为师之道等方面，对其教育管理思想的研究还不多。潘懋元先生自己也一直以当教师为荣，对自己的教育管理思想和实践说得很少。今年是潘懋元先生从教85周年和百岁大寿，通过学习和整理潘懋元先生教育管理思想和实践，深感其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特色鲜明，体系完备，内容博大精深，特整理如下文稿。

一、潘懋元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实践基础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任何伟大的人物及其思想都离不开实践的历练和积累。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与他本人丰富的教育管理实践密不可分。潘先生教育管理实践主要包括四方面：小学教育管理实践；中学教育管理实践；大学教育管理实践；其他教育管理实践。 

潘懋元先生的从教经历始于小学教育，其教育管理实践也初始于小学。从18岁开始，潘先生就先后到普宁县泥沟乡锲金小学、墩圩高埕乡高埕公学分校（属小学）和潮阳县桥柱新寮乡仰高公学（小学）任教，并兼训育主任。1946年10月，应当时厦门大学校长汪德耀、教育系主任李培囿的邀聘，年仅26岁的潘懋元担任厦门大学附属小学校长。在完成附小复建复学后，他大胆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新教育理论，注重“三育”及个性教育，每周均安排专题德性训练及课外活动，如秩序周、礼节周、服务周、孝顺周、仁爱周、勤俭周、整洁周、助人周等，贯彻启发引导的原则，促进小学生自发自动。这些思想和实践在他亲自作词的厦大附小校歌中得到充分体现。厦门大学附小也成为当时厦门乃至福建省小学教育的典范，其他学校师生纷纷前来参观学习。 

潘懋元先生在中学的教育管理实践，主要是担任两所中学的教务主任。一是1943年9月，通过厦门大学教育系主任李培囿的介绍，24岁的潘先生在长汀县立中学教授生物学课程，次年兼任教务主任。另一次是1946年2月，他担任江西省南昌市葆龄女子中学国文和历史教员，8月兼任教务主任。刚刚解放时，潘先生除任职厦门大学教育系助教外，还在厦门第一中学等学校兼课，1950年11月被聘为厦门一中临时校务委员会委员。因为这个原因，1989年2月，潘懋元被厦门第一中学校友会推举为第二届名誉会长、1992年2月继任厦门一中第三届校友会名誉会长。 

潘懋元先生在大学的教育管理实践时间更长，经历也更丰富。1952年，潘懋元在担任厦门大学教育系讲师时，即兼任教务处教学研究科科长和教学改革委员会秘书，时年32岁。1957年，担任厦门大学教务处副处长；1958年，任教务处代处长；1962年正式就任教务处处长，时年42岁。1977年7月，厦门大学教育革命处重新改为教务处，潘懋元仍任教务处长，参加恢复学校教学秩序的工作。1978年4月至1984年9月，他出任厦门大学副校长、校党委常委，分管学校教学、科研及学生工作。1984年9月至1989年9月，改任厦门大学顾问，咨询审议学校重大发展战略，参与学校建设及改革发展工作。此外，他还担任过厦门大学海外函授学院院长、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

除大中小学教育管理实践外，潘懋元先生还被政府部门、社团组织和各级各类学校聘任兼职工作，从事了大量相关教育管理实践。这主要包括：国务院教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1985年2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办公厅顾问（1987年12月）、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咨询委员会委员（1999年4月）、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1993年10月）、福建省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3年12月）、福建省自学考试委员会名誉会长（1990年12月）、厦门市社会科学界名誉主席（2011年12月）、厦门大学顾问（1984年9月）、私立松花江大学名誉校长（1995年10月）、黄河科技大学顾问（1996年1月）、宁波大红鹰职业技术学院顾问（2006年4月）、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2019年6月）；被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南京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汕头大学等高校聘为兼职教授或研究员等。此外，潘先生行不言之教，在家庭教育管理方面也颇有心得，四个孩子个个身心全面发展，事业有成，“潘门四杰”传为佳话。 

潘懋元先生多方面的教育管理实践经历，使他的教育思想深深植根于丰厚的实践土壤之中，成为其教育思想的宝贵财富，也铸就了他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实践特质和强烈问题意识。他认为，行政、教学、研究就好似“三套车”，“多年实践证明，三者相得益彰，搞行政，既可以利用理论，又可以丰富理论，也是一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大中小学不同层次学校的管理实践，以及在相关行政部门和社会团体中的管理经历，使潘先生对大中小学有更为直观真切的感受，能够用比较的眼光来看待大学管理与中小学管理的异同，最终创立有别于普遍教育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形成符合高等教育实际的管理思想。同时，这也使得他具有更为宽广的研究视野，既熟知学校管理事务，又对学校之外的国家整体教育管理情况多有涉猎和了解，能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不同层面展开教育管理的研究，形成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 

二、潘懋元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理论支撑 

教育规律问题是教育基本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整个教育学的本质和任务，就是要研究教育活动，揭示教育规律，指导教育实践。潘懋元提出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学说是其高等教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其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基本理论支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痛定思痛，反思“十年动乱”由于违背客观规律造成的严重后果，呼吁尊重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搞经济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办教育也要按教育规律办事。但什么是教育规律？传统教科书没有现成答案。1980年，在湖南大学的一次讲座中，潘懋元先生第一次提出了“教育外部与内部关系”的两个基本规律。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学说源于潘懋元先生对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经验与教训的系统梳理和深刻剖析，自提出后，受到广泛关注和重视。1984年，潘先生将这两条基本规律正式写入他所主编的我国第一部也是世界第一部《高等教育学》，该学说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包括了教育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两条基本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是指教育活动过程与整个社会及其它子系统的活动过程，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必然联系。这条规律可以这样表述：“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这里的“适应”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教育要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所制约；另一方面，教育要对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起作用，以推动社会的进步。所以，这条规律也可表述为：“教育必须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发展起作用。”两者之中，“受制约”是前提，“起作用”是目的。教育内部关系规律是指在人的培养这一复杂的过程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必然联系与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最基本的有三个：一个是教育与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以及个性特征的关系，一个是人的全面发展与教育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再一个是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影响诸要素的关系。教育内部关系规律是指这些关系与作用的总和，可以这样表述: 教育要与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特点和需要相适应。或者进一步表述为：教育要受教育对象身心发展特点和需要的制约，并对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起作用。在这里，可以把人的身心发展划分为德、智、体、美等方面，也可划分为各种素质，如心理素质、身体素质、文化素质、科学素质、道德素质、审美素质等。

 两条规律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的运行要受外部关系规律所制约，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要通过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起作用。两条规律同时作用于教育，构成教育发展必须遵循的内外部逻辑。一方面，如果“就教育论教育”，只考虑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不考虑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考虑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往往就会由于社会条件不具备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或者培养的人才不适应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教育具有自身的特点，需要遵循一定的内在逻辑顺序进行。如果“离开教育论教育”，不顾教育自身的特殊性，只就社会的某个因素来谈教育，也是行不通的。也就是说，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性倘若不切合这种内部活动的规律性，就难以培养真正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也就不能真正遵循外部关系规律。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学说的提出，“使人们摆脱了传统的‘一般’与‘特殊’看待教育问题的思维方式，使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之间的必然联系，找到了探讨高等教育问题的逻辑起点”。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学说是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石，也是其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重要理论支撑。高等教育 管理中的许多理论与实际问题，如果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角度思考，就能进行科学地预见，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取得实际的管理成效。潘懋元关于高等教育治理的思想、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思想、高校内部管理以及教学领域管理创新发展的思想等，都可以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找到基本的理论支撑。例如，学校如何办出特色和质量？潘先生认为，从外部关系来看，需要考虑学校所处的环境条件以及社会需要；从内部关系来看，需要依据学校自身优势与基础。再如，关于我国应用型本科建设问题，我国之所以迫切需要发展应用型本科，这是由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使然。如何发展应用型本科呢？这就必须遵循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努力培养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

三、潘懋元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核心要义 

管理作为活动形态的东西，它根基于某种内在的理念或灵魂。这种内在的理念和灵魂是教育管理活动的核心指向和基本价值追求，如果没有这种追求，或者这种追求走偏了方向，整个管理活动就会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综观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笔者认为，其核心要义和基本价值追求主要体现为：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学术为本，争创一流和追求卓越。 

以人才培养为中心——高等教育管理的出发点。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人才培养是教育的核心任务和中心工作，学校教育的一切活动，包括管理活动都应该紧紧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这是教育管理的出发点和根本价值取向。潘先生认为，高等学校最基本的职责和任务就是培养人才。除了培养人才之外，高等学校后来还增加了科学研究和直接为社会服务的职能。高等学校三大职能的出现有先有后，出现的先后顺序也是其重要程度的顺序。人才培养是基本职能，科学研究是重要职能，直接为社会服务是拓展职能。“培养人才（第一职能）是三大职能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能，也是最早出现的职能，是和学校共生的职能。大学一开始就有了培养人才的职能，没有这个职能，就不成为学校”。 

潘懋元先生给博士开设的“高等教育学专题”课程中，列有“根据‘以生为本’理念，探讨高校管理制度的改革”专题。其中强调，“学生是学校这个社会的主人，教师、职工是为学生服务的。教师，主要在教育教学上为学生服务；职工，主要在管理上、生活上为学生服务，使学生能在安定的学校秩序中，和谐的校园环境中学习、成长。我们说，管理也是服务，说的就是‘以人为本’、‘以生为本’的管理工作”。但在一些学校的管理工作中，存在一些违反这一理念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方法：不是以人为本、以生为本，而是以管理者的权力为本；不是为人民、为学生服务，而是从维护权力或便于控制出发，使学生服从。服务异化为使服从，学校行政部门往往从加强管理和工作方便的角度出发，制订管理学生的规章、条例，限制学生的自由发展，甚至造成了学生发展缺失、文化失语等怪现象。许多规定也是违反教育规律的，如不得转系转专业、不得补考、图书馆与实验室节假日不开放等。 

在潘先生本人的管理工作和教育教学实践中，他也始终坚持“以生为本”的理念，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从各个方面为学生着想，在管理中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尽力帮助学生成长成才。举个简单的例子，组织一次博士答辩，将论文寄出请专家评审，从外地请专家组织答辩委员会，整个组织工作量很大，是非常不易的，但为了最大限度地方便学生，厦门大学高教所的博士答辩，除6月份和12月份外，还增加了9月份一次机会，共有三次。本文笔者之一的博士答辩就是在9月份通过的，至今记忆深刻。 

以学术为本——高等教育管理的基本属性。大学以传递与创造高深学问为己任，保障学术权力是高等教育系统面临的首要和最基本问题，也是一切高等教育问题的根源。不论是中世纪大学学术权力与宗教权力之争，还是当代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争，保障学术权力一直是制定大学管理规章和高等教育法规的基石，也是高等教育系统中起支配作用的因素，因而成为当然的高等教育管理学的逻辑起点。潘懋元认为，高校是一个社会机构或组织，它的运行就需要行使一定的行政权力；但高校更是一种学术性的机构，为达到学术的目的，完成学术的任务，就必须赋予高校作为学术活动主体应 有的权力，而且赋予其权力越充分，任务就完成得越好。当然，高校不仅有学术权力，还有行政权力，这两种权力都是必要且必然的，“高等学校的二元权力结构是合理的”。但现在的问题是，高校普遍存在着行政人员过分干预学术事务、对“学术”进行行政化的“工分制管理”、行政权力干预学术权力的情况，这就是大学的“行政化”，是高等教育管理中需要特别加以解决的。潘懋元说:“学术权力来源于学术民主。没有学术民主就没有真正的学术权力。学术民主是办好学术性事业的根本。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促进学术民主，加强学术权力，使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平衡”。 

在大学中，具有专业技术知识的教师是学术的化身，对教师的尊重，是大学中尊重学术、以学术为本的具体体现。一直以来，潘懋元以学术为志业，特别重视教师的作用，也以自己是一名教师为荣。尽管他也曾经为“官”，担任过大学副校长，但对这些经历从来都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他始终认为，管理的本质就是服务，对于“官本位”那一套非常反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曾发表了一篇《“尊师”有感》的小文，谈到自己参加某次学生干部们组织的活动，主持人致辞时，念了很长的热烈欢迎的名单，从校领导到各处处长，再到行政科长、宿舍科长等，凡带“长”字的介绍在前边，没有带“长”字的普通教师介绍在后边。对此，潘懋元十分痛心，评曰:“长”们引导有方，教师教育无能；学生情有可原，教师责无旁贷；鞭子抽在青年身上，痛楚落在教师心中。 

争创一流、追求卓越——高等教育管理的归宿处。高等教育管理就是要努力争创一流，追求卓越。什么是一流的标准呢？潘懋元认为，一流大学有三个基本的特征：第一，一流大学要有自己的理念，这个理念应是在发展过程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是有利于高等教育发展和提高的。如果学校没有自己的理念，只看统一、规范的排名榜，然后跟着排名榜的指挥棒转，为建立一流大学而建立一流大学，那你永远建不成一流大学；第二，一流大学要有名师。一流大学除了师资的总体水平高，还要有大师，有名师；第三，一流大学要培养出优秀的学生，并为社会所承认，学生中要出对社会有很大贡献的知名人士。

潘懋元先生特别反对大学办学围绕着排行榜转。他认为，排行榜将若干项指标量化后进行评比，但校风、凝聚力、社会声望等这些构成一所著名大学的重要因素很难量化。排行榜还会把一些大学的办学特色消解掉，诱导不同大学追求统一的办学模式，带来脱离实际、千校一面的后果；多数排行榜指标是按绝对量计算的，容易诱导大学在扩大规模上做文章，放松教育质量的提高；根据系统工程的原理，局部优化并不等于整体优化，大学是一个系统，各指标相加的简单方法不见得能反映整体的真实情况。潘懋元说：“我一直在想，建世界一流大学，我们追求什么? 与其去考虑这个排名、那个排名，不如对那些世界著名的大学集中进行研究、分析，分析人家著名之所在，研究他们如何从不著名到著名。尤其是对一些新出名的大学，研究他们如何从不著名到著名，或者说如何从不是一流到一流，这样可能比较实在。当然别人的东西也只能够作参考，不能照搬”。 

潘懋元先生还认为，一流大学不是只存在于研究型大学，各层次类别的大学都可以办成一流。在精英教育阶段，“有质量”是指学术水平高，但是在当前转型社会，既需要一定数量的研究高深学问的科学家，更需要大量的工程师、管理人员、技术人才和具有创新能力的大国工匠。他说，“这些都是质量的内在要求。”因此，他认为，中国要建成高等教育强国，不能够只靠100多所进入“双一流”的高校。我们有近3000所高校，应该所有高校都在各自不同的类型上争创一流。潘先生于1998年便提出高等教育质量是多样化的，各种学校有不同的质量标准，不能够用一个标准来评价所有高校，不能够把研究型大学、精英教育的标准来要求所有的高等学校，包括应用型本科和高等职业学校。他主张，应该把“双一流”的建设泛化到各种高等学校。 

四、潘懋元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具体内容 

潘先生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十分丰富，内容涉及广泛，包罗万象。述其要者，主要有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高校分类定位与特色发展、教学发展与管理创新、教育管理干部专业化等。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大学作为学术组织，在知识经济时代，已走近社会的中心，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库、知识库和知识产业的孵化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大学要完成上述使命的需要。潘懋元认为，完整的现代大学制度包括组织机构、决策机制、激励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工作机制和制度创新机制。就当前我国的大学制度来说，还存在种种不能胜任新使命的缺陷。在组织机构方面，院校合并形成的巨型大学中组织机构重复设置、运转不灵的混乱状况还比较严重。在决策机制方面，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基本职能活动的决策，尚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调。在激励机制方面，学校的产权（所有权、经营权、利益分配权）结构还不能激励社会投资办学。在资源配置机制方面，人事管理制度还不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动，知识资源的系统管理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在工作机制方面，我国大学的课程生成系统和教学模式比较传统，不能适应培养创造型人才的需要。在制度创新方面，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只鼓励大学执行上级决策，不鼓励大学自主创新，创新活力受到抑制。大学制度改革的理论研究还相当薄弱，束缚着大学的制度创新能力。 

因此，要构建中国特色的、适应时代发展的现代大学制度，需要着力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如何处理现代大学制度的“中国特色”与普适性的关系；二是如何平衡政府和大学的关系，提高大学的制度创新能力；三是如何完善社会与大学的关系，促使大学胜任日益多样和复杂的使命；四是如何规范大学与大学的关系，引导大学之间的公平竞争；五是如何优化大学的管理能力，保障大学决策的科学性和协调性，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大学的生产力。我们只有解决好上述五方面的问题，布好现代大学制度的整体格局，搭好现代大学制度的完整框架，高等教育管理的有效推进才有基础，高等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的全面提升才有保证。

2017年11月，潘懋元先生在厦门大学举办的“面向2030年的高等教育发展：理念与行动”国际学术研讨会强调指出，未来，要通过“放、管、服”方略，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建设，从管理机制进入治理机制。就政府而言，要尊重高校的自主办学，既要简政放权，又要有效管理，更要立足服务。就高校而言，应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提升自我管理水平，努力构建以大学章程为基准，依托利益相关者的多元治理机制。 

高校的分类定位与特色发展。高等学校内部管理范围十分广泛，潘懋元先生的研究也多有涉及，其中，高校的分类定位与特色发展是他近些年来较为关注的一个议题。他认为，社会的人才需求是多样的，因此，应该发展包括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在内的各种层次类型的高等教育。他根据国际教育标准分类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把中国高等学校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类是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他们遵循 “本科（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顺序提升其学习层次；二类是多科性或单科性专业型（应用性）大学或学院，他们依循“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专业硕士（学位或文凭）→专业博士（学位或文凭）或进入研究型博士”的学习阶梯；三类是多科性或单科性职业技术型（或技能型）高校，它们走“专科（副学士学位或文凭）→职业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进入专业硕士”的培养阶梯。每一种类型都有重点高校，都可以办出自己的特色而成为国内（省内）知名、国际（国内）有影响的高校。 

潘懋元先生认为，高校的办学，只要定位准确，举措有力，每一类型都应有重点高校，都可以成为名校。关于高校的办学定位，潘先生认为，首先是要考虑客观环境——经济、文化、高教、生源等；其次要考虑社会需要——类型、层次、专业等；再次是要考虑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文化积淀与社会声誉、师资力量与特长等。定位之后，就要在自己所处的层次、类型中办出特色。特色可使一所高校以其优势获得社会的称誉，形成自己的品牌，是一所高校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他认为，大学特色不是少数人拍脑袋拍出来的，不是上级“钦定”或专家“设计”的，而是自身文化积淀和客观的社会环境和谐结合的产物，是学校通过主观努力扎扎实实地干出来的，包括办学的理念、师资的力量（尤其是骨干教师的特长）、校风、毕业生的质量与贡献等。

对于我国高校办学的同质化、千校一面的现象，潘先生深为忧虑。他认为，不少高校类型定位重“学”轻“术”；层次定位层层攀高，规模定位越大越好；学科定位综合求全。目标定位北大、清华、哈佛、牛津、剑桥，从一所学校来说，“其志可嘉”，但是从全国来说，大家都朝同一个目标发展是不行的。2004年6月，本文主要笔者曾跟随潘懋元先生专程来到吉首大学考察，他对吉首大学立足湘西，突出办学特色给予了很高评价。吉首大学的办学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面向湘西培养人才；第二，它有许多民族特色的专业。吉首大学的生命科学就研究湘西独有的、宝贵的植物，研制的猕猴桃又大又好，年产值1.2亿元，使10万湘西农民脱贫致富。他强调，“作为一所大学，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它的定位与发展方向，现在我们全国大学除了一些老牌大学外，很多大学尤其是新办大学，都是定位不清，发展方向不明。这所大学的定位很清楚，发展方向很明确”。 

教学发展与管理创新。“高等教育的改革，最终必须落实到培养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才上，而人才的培养，是通过多种教学活动（课内的与课外的，有组织形式的与隐形的）来进行的。所以，教学改革才是教育改革的核心”。一切体制改革工作，必须围绕这个核心，使之有利于教学改革的进行而不是有害于教学改革的开展。如果偏离这个核心，体制改革就可能失去目标，迷失方向，尽管五彩缤纷，往往是开花而不结果或所结的不是教育之果，甚至产生一大批水课，导致教学质量下降，与教育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潘懋元先生认为，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的核心应在教学发展与管理创新上，通过教学改革、创新和提高使教学过程诸要素得到优化。

潘懋元先生对大众化时期高校教学发展与管理创新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这集中体现在他关于“什么是应用型本科”的探讨上。他认为，教育观念的转变固然重要，但仅仅是转变观念还不行，许多具体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应用型高校要培养应用型人才就不能落实。例如，在课程建设方面，他主张应用型本科教育既不能按照研究型大学来要求学生的理论又深又厚，也不能按照职业教育只要“够用”就可以，应该要求理论的科学性很准确、实在，着重于这个理论如何转化为实践，如何应用到实践中去。在教材建设方面，他主张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材编写要体现“理论坚实”原则，不能够照搬研究型大学的教材，提倡应用型高等学校包括许多新办院校、地方院校尽可能地自编或者合作编写应用型的精品教材，突出应用型的特点，使得教师的教学有所依据。

实际上，潘先生对教学管理工作一直十分关注，很早就提出过教学的十大原则，对学籍管理及“三学期制”改革发表过高见，甚至对教学管理过程中的“学业成绩负偏态”问题进行过专门探讨。2015年6月13日，在山东济南大学召开的“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研讨会暨从教80周年庆祝会”上，鉴于此前的高等教育研究大多集中在宏观的高等教育理论和政策层面上，潘懋元先生在大会致辞中呼吁，今后的高等教育学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微观教学领域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专门人才的培养，更多地关注教学管理的创新，言之切切，发人深省。

教育管理干部的专业化。干部队伍是实施教育管理的主体，干部的专业化问题一直为潘懋元先生高度重视，曾就此发表过多篇文章专门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高等学校干部专业化应该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具有某一学科领域的科学知识、学术水平；二是具有领导才能、组织能力、管理经验；三是懂得教育科学，能按教育规律办事。他提出，高等教育专业化干部的来源主要有三种途径：从现有的教育干部中培养；从教师中选拔；设置高等教育专业或教育管理专业，培养新生力量。他希望教育管理干部要能够追踪教育家的足迹，领会教育家成长的规律，以成为教育家自期，当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

在高等教育管理中，大学校长处在特殊的重要位置，教育管理干部的专业化，首先是大学校长的专业化。现代的校长应该努力实现由职务校长向职业校长转变，从“只管理不经营”到“既管理又经营”的转变，职业校长要全心全意投入这一职业所要求的“管理、经营、研发”等领导工作，现代的校长应该首先成为教育家。“从理论上说，从职务校长到职业校长的转变，是教育体制适应经济体制转轨的必然；但在事实上，这种角色的转换，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过程。首先，政府、社会、学校以及校长自身，都要有一个转变思想、重新定位的过程；其次，如何当好职业校长，还要有一个学习、体验的过程。无论思想转变或工作学习，都有必要接受校长职业化的培训”。

强调校长要全身心投入管理工作，潘懋元又不主张校长脱离学术工作。潘懋元说：“我没有当过大学校长，但当过20多年的教务处长，也曾当过数年分管教学、科研以及学生工作的副校长，基本上是双肩挑。现在年老不能担任行政工作，也还在教学、科研一线耕耘。我的体会是，为了做好大学的领导工作，最好不要脱离学术工作，时刻处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仍然是学术群体中的一员，对于教学、科研的实际困难与问题有切身的体验，从而在学术职业的领导工作上，更好地体现学术群体的所思所想，反映学术价值的细微变化”。阿里·谢沃说，有些 “双肩挑”人员在晋升为院长或校长后，便会放弃原本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但是潘懋元始终坚持教学和研究工作。这种坚持让他不得不付出更多努力，但同时也因此而受益良多。当他思考教育理论时，他总是会想到该理论在实际工作中是否能够行得通，该理论在哪些方面可行和有效。当他在应对实际难题时，他又会自然求助于理论研究以寻求破解之道。

五、潘懋元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特色分析 

作为一名著名的教育思想家和卓越的管理大师，潘懋元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十分丰富，内容博大精深，体现了传统与现实结合、宏观与微观兼顾、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鲜明特色和风格。

（一）传统与现实的结合 

潘懋元先生早年曾专攻教育史研究，这段经历使得他的高等教育研究特别注重历史分析的方法，善于从前人的思想和实践中汲取有用的成分。潘先生反对高等教育研究中固执于历史、生搬硬套地 “食古不化”，也不提倡厚古薄今的“以古非今”，主张高等教育研究要坚持“论从史出”和“以论论史”相结合。他认为，教育史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之间的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鉴古知今”，教育史解决教育现实问题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透过历史长河的演变更好地认识教育发展规律；另一方面，“知今通古”，一个人越是了解现实社会的一些问题，也就越容易认识历史上相似问题的真相，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能使教育史研究富有活力与生机。因此，“一定意义上，古与今是互补为用的”。

这一特点突出体现在他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上。潘懋元先生认为，“重视历史研究是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必然要求，只有对高等教育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有全面的了解，才能更加有的放矢地进行高等教育管理理论探讨，才能在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下提出切实可行的有关高等教育管理的理念”。潘先生本人对历史上许多大学校长教育管理思想的研究，对当代教育管理思想和实践的分析，也充分体现了古今结合的特色。查阅潘懋元先生的研究文献，历史研究部分占有相当的比例，内容涉及到杨贤江、蔡元培、王亚南、鲁迅、邓小平、刘佛年、黄炎培、陈嘉庚、林文庆、萨本栋等人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潘先生认为，从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来看，除了考虑政治、经济因素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作用之外，还应重视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影响。文化传统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形成的，一旦形成以后，就会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广泛复杂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顽强的。各种文化传统都会产生一定的文化惯性，也肯定会影响管理的效率和效益。

潘懋元先生不仅自己在研究中重视传统与现实的结合，还希望其他高教研究者都应该这么做，并为此奔走呼吁，倡导引领。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潘先生就提出要结合高教改革发展及管理中出现的相关问题来开展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弄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有哪些成功的经验与尚未解决的问 题。如：学位制的历史演变、学分制的历史演变、私立大学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中国留学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经验教训等等。

（二）宏观与微观的兼顾 

高等教育管理分为宏观的高等教育管理（行政管理）以及微观的高等学校管理两部分。宏观高等教育管理是指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依据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和国家高等教育的目的，有计划地协调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各种关系和资源，确保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目标实现的过程，解决的是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之间的关系问题。微观高等教育管理是指高等学校依据高等教育目的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有意识地调节高等学校内外的各种关系和资源，有效地达到既定的高等教育系统培养各级各类高层次人才的目的的过程。

潘懋元高等教育管理思想涵盖了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潘先生曾说道，他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宏观层面有关于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研究，包括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体制和机制转型，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高职模式的构建，民办高等教育体制、民办高等教育的立法等；微观层面则是集中在教育教学实践的操作上，包括高校的定位和分层分类、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的探究、大学教师待遇问题的思考、高校内部的管理、校园文化建设等等”。需要说明的是，潘先生宏观与微观管理思想的研究较传统研究更深刻，前瞻性更强。例如，传统的宏观管理研究主要从政府管理着眼，更多探讨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潘先生的研究不仅关注到政府与高校关系，还广泛涉及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新科技革命与高等教育、文化与高等教育等诸多属于大学治理的范畴。

潘懋元先生一直主张，高教研究者要做“顶天立地”的大学问，体现在其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上，就是特别重视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这一特色的形成，既有其实践基础，也有理论支撑。从实践经历来看，潘懋元先生不仅在大中小学实际从事过具体管理工作，也曾长期任职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兼任过国务院教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国家重点研究基础负责人等职务，曾代表教育部率团赴多国考察学习。这些经历和实践，使得他能够高屋建瓴地从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角度来思考教育管理问题。从理论基础来看，他提出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学说，既涉及宏观层面的教育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关系，又涉及微观层面的教育教学具体过程。他认为，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受之影响，其高等教育管理思想既关注宏观，又重视微观，宏观管理重在协调教育与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关系，而微观管理重在协调教育内部之间的各种关系。

（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传统与现实、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反映了潘懋元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特色，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则从性质维度来体现了潘懋元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特色。潘懋元先生一直主张高等教育研究中应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曾批评高等教育研究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理论脱离实际，内容贫乏，理论空泛，教条味重；二是实际脱离理论，铺叙事实，就事论事，不能上升到理论。潘先生认为，高教管理科学必须而且必然要和高教管理实践相结合，这样得出的科学成果才有用武之地。如果一位教师或干部，在教育实践中确有深切的体会，有一定价值的经验，他能够把这些体会、经验整理出来，并力求在理论上有所论证，能解决一两个具体问题，就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也应强调理论研究的意义，不能把经验等同于理论，以经验取代理论，实际工作者应当转变思想，尊重理论，尊重规律，不能拍脑袋决策或凭经验决策，对于重要决策，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的理论论证。总之，潘先生一直重视管理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如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呢？潘先生认为，理论转化为实践一般要经过中介环节。因此，潘先生十分重视加强对中介环节的研究。他曾提出过教育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详细路径：基本理论→应用研究（开发研究）→政策（一般指宏观的）→操作性措施→实践。他认为，理论转化为实践过程中更多情况下是不必经过政策环节而进入实践，也就是基本理论→应用研究（开发研究）→操作性措施（一般指微观的）→实践。他还十分重视高等教育管理中“当家、行家、专家”三家的协力。他认为没有行家，容易脱离实际；没有专家，理论水平提不高；而没有当家，研究工作很难开展，当家是关键。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进一步争取领导的支持。但争取不能光靠空口游说，更不能老是批评、抱怨；重要的是主动关心改革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能够拿出具有可行性的科研成果，做好咨询服务工作。

潘懋元说：“我比较重视高等教育学尤其是高等教育管理学的应用性，强调理论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我认为，理论只有转化为可操作性的知识与方法，如实施细则、改革措施等，才能转化为实际工作者的行动，对实践起作用。但同时也反对片面狭隘的操作主义理解”。他本人的教育管理思想就是在边学习，边研究，边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其管理思想既具理论属性，又体现了浓厚应用色彩，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典范。例如，潘懋元认为，在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和保障中，现代大学质量观是作为思想引领的前提；现代大学教育制度是质量的载体；招生、就业、投资、管理等体制与机制的改革是质量建设的关键；教学的改革、创新和提高是质量建设的核心，这构成了他关于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的基本思想。这一基本思想，上承大众化理论，下接教学实践，既具有厚实的理论功力，又紧扣现实的质量建设与管理需要，实现了知行合一、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

作者：余小波  黄  好  刘潇华

作者简介：余小波，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湖南省教育研究（教育质量评价）基地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黄好，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刘潇华，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大学教育科学》2020年第4期 P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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