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 宸 | 我国“新兴大学”的特征、内涵及实践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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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兴大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广泛关注。这些大学具备如下基本特征：组建了高度国际化与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布局了相对前沿、结构完备的学院（部系），确立了融贯中西、扎根中国并拥抱世界的先进办学理念，构建了多方参与、多元共治的内部治理体系，建立了具有高度国际化、普遍实施导师制、开展个性化与小班化教学等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这些“新兴大学”具有特定的时代内涵，主要体现在：将改革创新作为学校发展的基本价值起点，以引领我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方向为使命担当，以成为新时期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新供给者为己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些“新兴大学”应着力培育其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试验田和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者的实践品格。

  关键词：新兴大学；特征与内涵；实践品格；内部治理体系；人才培养模式

近年来，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内出现了一批“新兴大学”，主要包括如下两种类型：一是以中外合作办学的形式引进境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而组建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大学，诸如西交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温州肯恩大学；二是独立筹建的大学，诸如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西湖大学，以及正在筹建的雄安大学等。之所以将这些大学称为“新兴大学”，一是因为其建校时间短，二是因为其呈现出有别于我国传统大学的发展态势。有研究者认为，“新兴大学”在时间、知识、管理和信念四个维度上体现出了基本内涵和独特性；“新兴大学”是建立时间较短、却表现出持续发展潜力的大学；“新兴大学”采用不同于传统大学的办学体制以及知识生产方式，追求卓越办学成效。我国香港科技大学以及国际上诸如韩国浦项科技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英国邓迪大学等一些大学的成功实践证明，走“新兴大学”发展之路是快速提升区域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的有效路径。在我国，加快推进“新兴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对于做大做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库、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无疑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鉴于此，本文试图对我国正在兴起的“新兴大学”的特征与内涵做出深刻解析，并阐明其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的实践品格。

一、研究背景 

我国在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转型发展的过程中，除了需充分发挥“双一流”建设工程各入选高校和学科的中坚作用外，还需要进一步发挥其他各类型高等教育机构的作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之一。为实现这一重大战略目标，中央政府推出了“双一流”建设计划，并以此战略工程为牵引，在全面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系统性改革创新的同时，不断提升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能力。这是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两大重要任务。就高等教育的改革创新来说，在实践办学过程中，由于既有高等教育机构在改革创新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现象，一些改革举措会受到既有思维惯性、既有政策措施以及改革成本过大等原因形成的改革路径依赖问题的制约，导致改革创新难度大、效果不好，如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对内部治理体系的改革等。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的形成不仅仅是历史偶然事件或小事件引起的，而更多的是由行动者的有限理性以及制度转换的较高交易成本所引起的。由于经济、政治的交互作用和文化遗产的制约，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复杂。因此，仅依靠既有高等教育机构通过“双一流”建设而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系统性改革创新具有较大的难度与阻力。为此，就要努力破除这种路径依赖，创造新的改革路径。Kemp等人总结了三种不同的路径创造方式：一是通过外部的力量来构造路径，也就是通过设计新的系统和克服实现理想路径的障碍来构造理想路径；二是通过使用经济奖励和惩罚来影响路径发展过程，以使一些路径更有吸引力和更可行；三是通过共同演化的过程和调整来构造理想路径。因此，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需要建设更多“新兴大学”，并充分发挥这些大学的重要作用，克服改革创新的路径依赖问题，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新局面。

就提升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能力来说，由于既有高等教育机构受自身的办学能力、办学容纳空间以及办学资源等因素所限制，很难在较短时期内根本性改变既定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局面。但在知识经济时代，在我国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阶段，我国对拔尖创新型人才和高端原创性科研成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迫切需求状态。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美国对我国一些高新技术产业的封锁和制裁，更突显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对于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和保障科技、经济战略安全的极端重要性。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中等收入以上人群的比例不断提高，其对高等教育的消费能力与要求也随之提高，越来越多的学生表现出到高质量高等教育机构求学的现实需求。在既有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短时期内难以得到迅速提升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新兴大学”的作用，其意义便十分凸显。因此，我国一方面须进一步借助“双一流”建设工程快速提升既有高等教育机构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能力，另一方面还要给予“新兴大学”更大的发展空间，充分发挥其独特优势，使之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先驱者和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重要供给者。故此，我们需要对我国“新兴大学”在当前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特征、内涵以及在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特殊使命做出较为深刻和全面的论述。

二、我国“新兴大学”的当代特征 

对“新兴大学”当代特征的精准把握是提炼其时代内涵的前提。高等教育机构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组织，既包括物化的诸如办学物理空间、师资生源结构、办学学科专业结构等内容，也包括非物化的诸如办学理念、内部治理体系、人才培养模式等内容。故此，需要从物化与非物化两个维度对其当代特征展开描述。由于涉及的要素较多，本研究只选取那些能够对“新兴大学”的特征起决定性的要素进行描述分析。具体来说，包括物化要素中的师资结构、学院（专业）结构等；非物化要素中的办学理念、内部治理体系、人才培养模式等。此外，由于一些“新兴大学”办学历史较短，基础数据积累还不够丰富，本研究仅选取具有较长办学历史的7所“新兴大学”作为案例进行梳理分析（如表1所示）。

从7所“新兴大学”的基本情况看，这些大学都地处东部沿海地区。这些区域经济发达，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需求旺盛，也具备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此外，这些“新兴大学”同样也呈现出了“小而精”的特征，办学规模较小，办学层次较高，大多数学校都具备从本科到博士的办学能力。

（一）“新兴大学”物化要素特征分析 

从物化要素来分析，“新兴大学”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1.组建了一支高度国际化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在短时期内构建起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后发新兴世界一流大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这些“新兴大学”建设起了一支多元的、高度国际化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如表2所示），这是其开展高水平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等相关活动的基本前提。与此同时，以中外合作办学的形式创办的大学在高层次人才上较之独立筹建的大学有明显的劣势，这也反映出当前以中外合作办学方式举办的“新兴大学”在实际办学中主要还是以教学为主，科学研究并非其优势，未来在此方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2.布局了较为完整且具有前沿性的学院（部系）结构 

作为新型高等教育机构，“新兴大学”可以充分发挥其后发优势，特别是在学院（部系）布局上，根据自身办学需求和国际办学趋势构建起相应的学院（部系）结构。从这7所学校来看，它们均布局了诸如人文社科、理工和商学等基础性和前沿性学院（部系）（如表3所示）。这样具有前沿性和学科互补性的学科结构布局，能够保证“新兴大学”更好地开展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和前沿性科学研究。

（二）“新兴大学”非物化要素特征分析 

从非物化要素来分析，“新兴大学”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1.融贯中西、扎根中国并拥抱世界的先进办学理念 

大学理念是人们对大学本体的基本看法，是关于“大学应然”的理性认识，是渗透人们对大学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要求的“好大学”观念，是人们观念中的大学，想说明的是“大学应该是什么”。“新兴大学”的办学理念同样是办学者对其办学使命的理性认识。根据7所“新兴大学”的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学校在其办学理念中特别重视改革创新、国际维度和本土意识，都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新时期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参与者与践行者，体现出了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创新意识（见表4）。

2.多方参与、多元共治，既保证正确办学方向又能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的内部治理体系 

各校构建起了多方参与的多元内部治理体系（见表5）。在此治理体系下，这些“新兴大学”坚持党委在学校的领导作用，既能保证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又能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凝聚多方力量引导学校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创造性地发挥党委在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协调各方力量促进学校建设和发展上的功能。

3.以博雅教育与导师制、国际化、小班化、个性化教学为其主要内容的人才培养模式 

通过对7所“新兴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梳理（见表6），可以发现“新兴大学”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具备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将博雅教育作为学校本科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二是强调导师制在本科人才培养中的价值；三是重视国际化、小班化、个性化教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这些大学正是因为其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使得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以上海科技大学为例，该校2018年6月迎来首届本科毕业生，在184名本科毕业生中，约37%选择前往国（境）外攻读研究生；约36%的毕业生选择在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高校攻读研究生；约27%的毕业生选择直接就业，工作单位包括通用电气、诺华、AMD、和辉光电、上海证券、上海银行、汉高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其他几所“新兴大学”在人才培养质量上也成效显著，其本科毕业生无论是到海内外高校深造还是直接就业，均显示出了较强的竞争力。

三、我国“新兴大学”的时代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经过“211工程”“985工程”以及当前“双一流”建设的重大牵引后，不少指标已逐渐位居世界前列。诸如在国际期刊发文数、院校及在读学生数、授予博士学位数等。然而，我国在高等教育改革创新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上依然存在不足。正是在此背景下，诸多旨在改革创新我国高等教育办学理念、模式和治理结构，力求提高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能力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在近些年不断涌现。从词源学意义来看，“型”源自古希腊的“共相/理念”（ideal）或“形式”（morphe/forma）。后来，“型”逐渐演变为“类型”（type）、“典型”（model）、“范型”（paradigm）等。古代的“共相”和现代的“范型”都具有“型”的共同特征，即现实性（actuality）和客观性（objectivity）。“型”，一方面是真实客观的存在者，另一方面又负载着主体的期待、意志和愿望，渗透着理论观察和价值判断，更附有社会、人文和历史要素。因此，新型高等教育机构既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呈现出应有的时代特征并具备特定的时代内涵，同时还负载着社会各界对其存在的期待、意志和愿望等。

（一）以改革创新作为学校发展的基本价值起点 

从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诞生至今，纵览世界高等教育史，其本质就是一部不断改革创新史。从办学的理念到大学的功能，从大学的组织形式到人才培养模式，从大学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到大学的经费来源结构等，无不时刻地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就大学功能来说，自现代大学创办以来，高等教育组织不断地随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期望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布鲁贝克称此为“大学合法性地位的辩护”。他说：“中世纪的大学把它们的合法地位建立在满足当时社会的专业期望上。接着，文艺复兴后的大学又把其合法性建立在人文主义的抱负之上，这种人文主义抱负的发展以自由教育观念为顶点，自由教育观念使得红衣主教纽曼时代的英国式学院合法化。与英式学院同时并进的是德国大学，它们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它们注重在科学研究中获得其合法地位。最后，还出现了‘赠地’大学，这些大学的合法地位依赖于它们把人力物力用于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服务。”因此，作为我国的“新兴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其发展的价值起点就是改革创新。从前文对“新兴大学”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大学的办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内部治理体系等均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革。以内部治理体系来说，“新兴大学”进一步强化了多元治理的理念，不少学校都设置了董事会或理事会，这就让社会各界贤达能有机会成为学校的智囊团成员，参与学校决策集体，保证了学校发展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与此同时，这些大学立足中国大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化党委对于学校办学方向的把握。因此，对大学而言，变革是一种使其传统以更具活力的形式适应社会和时代变迁，进而保持大学传统生命力的发展方式。

（二）以引领我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方向为使命担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因此，我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就是要从根本上实现内涵式发展，早日建成高等教育强国。这种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模式，以高等教育本质属性要求及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为驱动，以高等教育内部诸要素有效开发为基础，以提升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和效率为目的，在发展形态上重视资源配置合理、规模适度和结构协调，追求质量、规模、结构、效益的统一。因此，要根本上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就必须完成以下三大主要任务：第一，坚持育人为本；第二，重视知识贡献；第三，创建善治结构。2019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51.6%，正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普及化时代不同于精英化时代。精英高等教育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上，即高等教育的本质是高深学问，只有少数天资聪颖的学生才适合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普及化之后，这种假设面临挑战，因为现在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接受高等教育由少数人的特权变成了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对传统的高等教育理念、办学模式、课程与人才培养方式产生了巨大挑战。作为新兴大学，他们正在这些方面做出积极的探索，引领我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内涵式发展方向。比如，他们都在积极创新人才培养理念和模式，以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型人才为使命；他们都在积极进行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为使命；他们都在积极进行办学体制机制创新，以探索新型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和宏观管理体制为使命。

（三）作为新时期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的新生力量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已经从过去适龄人口“上大学难”转变为当前“上好大学难”。一方面，人民群众接受公平、优质、多样化高等教育的诉求强烈；另一方面，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短缺且发展不均衡。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加强高等教育内涵建设，提高办学质量，办好每一所大学，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覆盖面。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普通老百姓收入水平越来越高，人们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也越来越旺盛。因此，近年来国内不断掀起了出国留学潮，出国留学还呈现出低龄化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上还存在着较大短板。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是一定时期内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内的宝贵资源，其构成要素包括先进的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高质量的师资队伍、课程教材及优良的学习环境与氛围，以及毕业生较强的就业与升学核心竞争力而产生的良好大学声誉等。因此，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很难在短时期内得到快速增长，尤其是在既定高等教育格局和体系内，其增长的幅度更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由此，这些新兴大学就成为了新时期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的新生力量。他们能够以更灵活的办学体制机制，以创新的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以多元的资源投入方式在较短时期内成长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内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者。这也是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特定内涵之一。

四、“新兴大学”作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理想类型大学的实践品格 

新时期我国这些“新兴大学”除了具备前述的当代特征与时代内涵，更重要的是需要构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想典型模式”（typical ideal model），具有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应有的实践品格。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理论，社会科学也必须构造出类似自然科学的精确的、严密的同时又是抽象化、概念化的工具，这种工具就是他的理想类型。韦伯把理想类型定性为一种精神结构，一种社会观念，它“不能凭经验在现实世界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种乌托邦”。在复杂的情境下，尤其是涉及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人的目的、希望和态度时，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类型。此外，比较教育学者霍姆斯认为，传统的规范陈述（如为一个民族所接受的哲学思想，及其反映在现实中的立法和制度）一般内化在人的心中，对此建构的“派生于传统根源的理想类型规范模式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有关复杂的精神状态模式的东西”。也就是说，基于我们民族的传统规范理念（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与传统）和现实社会发展理想（如欧美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成功经验）带来的动力，均会形成特定的教育理想，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新兴大学”发展模式。基于此，在新的发展时期，我国这些“新兴大学”需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理想大学发展模式上担当起特定的使命，并将在实践中呈现出独特的品格。

（一）“新兴大学”作为新时期改革创新试验田的实践品格 

1.作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世界领先办学理念的实践者 

大学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的理性认识、理性追求及其所持的大学教育思想观念和哲学观点，是一所大学的办学思想、信仰追求和灵魂支柱的高度浓缩。可以说，大学理念就是在一定时期内，办学者根据时代需要以及大学自身所面临的发展环境对大学自身办学思想、信仰追求和灵魂支柱的高度提炼。无论是世界大学还是我国大学，都会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创新其办学理念，而先进的办学理念是引领一定时期内高等教育发展的最高纲领和思想引领，具有重大的意义。如，自我国现代大学诞生以来，其办学理念就经历了从忠孝为本、经世致用，通识为本、协调发展，术德兼修、文武合一，工具理性、培养专才，到通专结合、育人为本的嬗变。故此，当前我国大学理念也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而进行相应的改革创新。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地位不断提高，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实力也不断增强，我国正在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因此需要在办学理念上适应这一基本变化，满足国家政治经济地位不断提升和我国高等教育实力不断增强的现实需要。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新兴大学”自开办之初，就具备先进的办学理念，诸如国际化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育才兴国理念以及面向社会办学理念等。从对我国“新兴大学”办学理念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办学主体主动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开始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与世界领先的办学理念。诸如昆山杜克大学就明确提出要“建设扎根于中国并以通识博雅教育为特色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致力于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追求有意义、有成就的人生”。“新兴大学”作为具有后发优势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应该立足我国国情，并充分借鉴吸收世界范围内一切先进的办学理念，积极探索成为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世界领先办学理念的实践者。

2.作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世界领先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者 

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是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高等教育获得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如美国斯坦福大学就推出了旨在创新其人才培养模式的《斯坦福大学2025计划》，提出了所谓“开环大学”概念，以取代传统的“闭环大学”，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学制、学习方式等进行重新规定，并对人才培养模式做出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创新，如提出自定节奏的教育、轴翻转、有使命的学习等。我国高校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也将积极开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作为核心任务之一。“新兴大学”由于没有历史包袱，因此可以根据当前我国现实需求以及世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最新发展趋势有针对性、创造性地设计其人才培养模式，具备成为探索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世界领先人才培养模式实践者的优势。事实上，这些“新兴大学”正在根据各自办学需求，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如上海纽约大学就通过积极探索，秉承博雅教育的理念，顺应经济全球化及科技高速发展迭代的时代特征，贯彻宽口径、厚基础的原则，将通识培养与专业训练的优势相融合，打造独具特色的本科教育模式。

3.作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实践者 

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一直以来是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其中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实现其内部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是：顺应变革时代的要求，以实现大学教育现代化为目标，以建构政府、社会、大学新型关系为核心，以推进管办评分离为基本策略，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大学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香港科技大学作为“新兴大学”，治理框架与结构权责明晰，治理模式有其自身特色。其中最主要的三个管治机构是校董会、顾问委员会和教务委员会。校董会负责高层任命、大学资产管理等事务，是学校最高管治机构；顾问委员会是学校最高咨询机构，主要由社会知名人士以及工商界人士组成，致力于为学校发展规划提意见，加强学校与企业及社会的联系，以便更好地为学校募集资源，寻求更多发展机遇；教务委员会作为学校最高的教务机构，主要负责教务政策的编制与修订。故此，“新兴大学”可以充分根据自身办学需求，在新的教育理念指引下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内部治理体系，诸如探索如何构建起党委领导下的多元共治体系，如何理顺大学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如何处理学校内部党委领导与校长负责的关系，如何调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学校建设等。如南方科技大学正在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学校遵循理事会治理、教授治学、学术自治原则，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此外，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创建的“新兴大学”，还可以积极探索如何既让中外各方共同有效参与大学治理，又能在保持社会主义正确办学方向上实现治理体系的创新设计。

（二）“新兴大学”作为优质教育资源新供给者的实践品格 

1.作为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全球竞争力和世界担当的拔尖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基地 

以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量子通讯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根本性地塑造人类的学习、生活和生产方式。一国或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技创新，与之伴随的便是国家区域间的竞争也必然越来越激烈，诸如对科技前沿的抢占，对高端科技人才资源的争夺等。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推进，国家区域间也越来越需要在一些全球性问题上展开更紧密的合作与联合攻关，诸如恐怖主义威胁、气候问题、粮食危机、对癌症和艾滋病的攻克等。因此，无论从国家的发展还是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都需要大批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全球竞争力和世界担当的拔尖创新型人才。当前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能力依然不足，并且入学机会的地区差异较大，其中2018年处于前5位地区的适龄人口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是排名后5位地区的近4倍，而北京地区则是云南地区的近6倍。我国“新兴大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要自觉承担起培养大批拔尖创新型人才的使命，而且这些“新兴大学”本身也具备相应的优势与能力。无论是独立筹建还是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方式建立的“新兴大学”，都拥有高度国际化的师资队伍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课程与人才培养体系等。事实上，经过办学实践证明，这些“新兴大学”在人才培养质量上的优势已得到凸显，但同时还需要强调对学生家国情怀的塑造，特别是以中外合作办学方式举办的“新兴大学”，要让爱国、爱家的情怀根植于每个学生的血液之中，使学生愿以己之学为国家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避免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办成留学预备班的不良倾向。

2.作为开展原创性、前沿性科学研究的重要平台 

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驱动将取代主要以资源和劳动力要素投入的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在当今第四次科技革命时代，国家区域间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越来越依赖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产品和工业体系。因此，当代我国高等教育要自觉承担起开展具有原创性和前沿性科学研究的使命。“新兴大学”在这个过程中更应发挥自身独特的优势，主动根据国家需要并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聚焦科研方向并搭建相应科研平台。香港科技大学在章程中明确提出，其“办学宗旨是通过教学和研究，促进学术，追求知识，学科以科学技术、工程、管理和商业为主，协助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香港科技大学与 浦项科技大学极力整合自身的学科优势以提高其深入参与区域创新的能力，将学校定位于国家或区域战略研究领域的前沿。香港科技大学确立纳米科学与纳米科技、生物科技与生物技术、能源与环境、电子无线与资讯科技以及管理教育与研究5个重点研究领域，并努力通过技术转让、初创企业孵化等方式获取投资与外界捐款。这在香港知识型经济转型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2016年，香港科技大学接受校外资助者的巨额资助成立大数据生物智能实验室，致力为生物学及医疗保健方面设计大数据分析方案，拓阔知识领域，改善人类生活。

除此以外，我国近些年设立的“新兴大学”也充分认识到了搭建原创性、前沿性科研平台的重要性。如南方科技大学的科研机构中就包括深圳格拉布斯研究院、深圳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南方科技大学未来网络研究院、南方科技大学空天动力研究院等国家急需且处于世界科技前沿的科研平台。此外，以中外合作办学方式建立的“新兴大学”，还需要努力发挥其在国际合作上的优势，充分利用合作方的科研优势和平台，积极整合相关资源，构建起一个高度国际化和富有创造力的科技创新体系。

3.作为增强我国高等教育对全球优质生源吸引力的重要载体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是否具有对全球优质生源的吸引力是判断一国或地区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准之一。与此同时，通过高等教育吸引大批优质生源并培养成为“我所需”的各级各类人才也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或地区获得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经验。从世界范围来看，“新兴大学”既注重吸引国际优秀教师队伍，也注重吸引国际优秀学生，并以此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增加获取经费的重要渠道。如澳大利亚“新兴大学”的20%经费来源于国际学生。“新兴大学”采取诸多举措吸引国际学生就读，增加国际学生的比例，如丰富校园文化的多元性、加大国外招生宣传并提高国际生的招生比例、增加奖学金的规模以及提升奖学金额度等。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新发展阶段，除了需要努力留住本土优秀生源，还需要进一步增强对全球优质生源的吸引力。近年来，我国来华留学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来华留学生规模取得较快增长。根据最新数据统计，截至2018年，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185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 31个省（区、市）的1004所高等院校学习，比2017年增加了3013人，增长比例为0.62%（以上数据均不含港、澳、台地区）。中国已成为世界重要的留学目的地国之一，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诸如来华留学生源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来华留学生源质量总体仍不够理想；来华留学教育质量需要进一步提升等。基于此考量，我国“新兴大学”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特色，努力发展成为吸引全球优质生源的重要载体。具体来说，“新兴大学”应开设更多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专业，提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课堂教学，引入国际第三方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与评估体系等。如宁波诺丁汉大学，不仅采用全英文教学，还沿用英国诺丁汉大学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共享英国诺丁汉大学网络和教学资源，颁发英国诺丁汉大学学位证书，并接受国际第三方评审机构监督，是唯一获得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QAA）认可的中国高校。

五、结语 

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高等教育从办学理念到人才培养模式，从大学功能到大学发展使命，从大学组织形式到课堂教学模式，从师生结构到办学资源来源渠道等，也在不断地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变革。在我国全面实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战略新阶段，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不断深化发展和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同样也要主动拥抱变革和迎接挑战。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内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这些“新兴大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被打上了变革创新的底色，就被各界寄予了变革创新的期许，就在变革创新中不断发展壮大。事实证明，这些“新兴大学”通过自身的求新求变已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无论是对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探索，还是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人才培养模式的建设，都取得了阶段性成就，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和蓬勃生机，办学特色鲜明，效益显著。但这些大学还主要设置在东部沿海少数几个发达地区，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尚未有类似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还需要更多类似的办学主体，需要政府、社会各界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与支持，从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帮助。但在此过程中，这些“新兴大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办学方向，更加注重对学生家国情怀的培养，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宣传，并避免把学校办成留学预备班的倾向。可以说，通过这些“新兴大学”的成功实践证明，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扎根中国大地办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完全有理可循、有例可证。 

（本文在写作及修改完善过程中得到了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祝怀新教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沈文钦副教授的指导，特此感谢。）

作者：伍  宸

作者简介：伍宸（1985-），男，四川宣汉人，教育学博士，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治理、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杭州。

（原文载于《大学教育科学》2020年第5期 P4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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