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延明 | 潘懋元高校分类定位思想探赜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设为星标更方便哦！
潘懋元高校分类定位思想探赜
韩延明
摘要: 科学分类是高校有序发展的前提，准确定位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关键。在紧扣中国国情和教育实际、深入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生成的潘懋元高校分类定位思想，特别是其新建本科院校、民办高校和高职院校等应用型高校分类定位思想，对改革开放以来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其能并建立结构合理、优势互补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引领作用。潘懋元高校分类定位思想的生成逻辑，包括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潘懋元先生的挚爱教育情怀、理论创新勇气、实事求是精神，以及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的胸怀和气派，值得学人效法。
关键词：潘懋元；高校；分类定位；生成逻辑今年102岁高寿的中国高教泰斗潘懋元先生，依然精神矍铄地活跃在学术论坛和教书育人岗位上。他多年兢兢业业从事高校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且善于思考、善于创新、善于进行理论提升和实践探索。其高等教育思想博大精深、体系完整，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发挥了思想引领、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的重要作用，而蕴蓄其中的高校分类定位思想亦是含英咀华、问道求真，富有前瞻性、创新性和应用性的独特贡献。
一、潘懋元高校分类定位思想的理论支撑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史表明，要使高等学校各安其位、各负其责、各展其能、各具特色，必须对其进行科学分类与准确定位。如此，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人才规格、专业学科、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材建设、服务面向以及质量保障体系等，才能真正具有针对性、可行性、高效性。21世纪伊始，潘先生就敏锐地提出了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四个关键问题：“一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问题；二是高等教育的分类定位与发展方向问题；三是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四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这四个方面，成了一个时期内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界的研究重点和热点，其中不少成果成为政府决策和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
面对快速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潘先生站在建设国家高等学校体系、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厘清各级各类高校发展目标的高度，针对我国高校一度趋之若鹜的“在水平定位上动辄提‘国际’知名”“在类型定位上重学轻术”“在层次定位上层层攀高”“在规格定位上越大越好”“在学科定位上综合求全”的所谓“高大上全”现象，对高校的分类定位、目标管理、质量标准、特色建设等进行了认真调研和理论探讨。他认为，科学分类是高校有序发展的前提，准确定位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关键，观念更新是高校深化改革的引擎，强化特色是高校错位竞争的良策。据不完全统计，自2003年的《高等学校分类与定位问题》到2019年的《让高职教育走进“一带一路”》，潘先生针对高校分类定位及有关问题相继发表了50余篇论文。
分类定位是实现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和质量提升的基础。然而，如何实施科学分类和准确定位，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教育难题。潘先生明确指出：“就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而言，必须有科学的分类，以构成与社会人才需求相适应的教育体系；就每所高等学校而言，院校及其所设置的学科、专业，必须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找准自己的‘定位’。”
从理论层面和实践断面剖析与审视，高校的分类定位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高校类型与层次定位。所谓类型定位，是指高校要明确自己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的确切位置，找准自己的“类特色”，确定自己属于哪一类型的高校。美国高校就分为理论研究型的综合大学、应用型的专业学院、实用型的专科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所谓层次定位，是指高校要根据自己的办学层次，根据学校隶属关系层面，确定自己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所应发挥的层级作用。二是高校目标定位。目标定位包括高校培养目标和发展目标两个方面：高校培养目标定位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靠谁培养人、培养出来的人怎么样。教师是育人的主体，承载着传播真理、育化新人的时代重任。高校要切实加强以师德师能为重点的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充分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高校发展目标定位即高校发展的基本方向，包括高校办学思想、总体发展规划、教育理念、校园文化、运行模式等一系列具有导向性、引领性的内容。高校要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建构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三是服务面向定位。即高校在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引领过程中所能够影响到的地理区域或行业范围，特别是区域高校尤应在这方面合理定位，不要好高骛远。高校要强化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水平，更好地发挥在推进区域社会发展中的独特功能。四是学科专业定位。高校要综合考虑传统学科专业、优势学科专业、新兴学科专业、交叉学科专业等的不同发展，科学调整、改造和优化学科专业结构。五是评估标准定位。国家要建立高校分类评估的体系和机制，按照不同类型的高校制定不同的培养目标和评估指标体系，克服“一刀切”现象和盲目攀比陋习。
潘先生认为，高校的科学分类和准确定位，最根本的是要注意把握教育规律和转变教育观念。首先，高校干部和教师必须掌握教育科学、懂得教育规律，并按教育规律办事。否则，必然影响其对教育效果的判断、正确决策的制定和对教育全面、准确的认知和评价。1980年11月，他应邀到湖南大学作题为“高等教育学及教育规律问题”的讲座，第一次提出了“教育内部关系规律”和“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科学阐释了教育与个体身心发展、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应该说，这是潘先生对中国教育界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为其对高校进行科学分类、准确定位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石。其次，高校干部和教师必须革新教育思想、转变教育观念。他强调三个转变：“一是要把唯社会价值观或唯主体价值观转变为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前提下，充分尊重人的主体价值，使社会价值与主体价值协调平衡的价值观；二是要把传统的知识价值观转变为包含知识、能力等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观；三是要把急功近利的教育发展观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发展观。”这也是潘懋元高校分类定位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高校分类定位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教育立场。他尖锐地指出：“不要一阵风都去搬美国式教学计划，要保证学生系统地掌握必要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保证基本规格，并留有适当余地。一句话：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
二、潘懋元高校分类定位思想的路向探索社会发展史表明，人类从事某一项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离不开四种人才：一是学术型人才；二是工程型人才；三是技术型人才；四是技能型人才。而这四类人才的高质量培养，则有赖于高校的科学分类和准确定位。
长期以来，世界上较有影响的高等学校分类法主要有四种：一是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会1971年制定的高校分类法，按性质和功能把高校分为六种类型；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6年制定并在其后多次修订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按人才培养目标把高校分为三种类型；三是美国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的规定性分类，按严格的系统把高校分为三个层次；四是欧洲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法（U-Map），按照6个维度与25个指标对高等学校进行分类。
2003年，在当时美国卡内基高校分类法和加州大学分校模式风靡我国教育理论界的情况下，潘先生根据我国社会人才结构和骤入大众化阶段的高校发展实际，结合世界发达国家的高校类型，在科学厘清高等教育各子系统及其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种属关系、并列关系、层次关系）的基础上，认为“《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关于高等教育类型的划分，更值得我们重视。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考虑的不只是某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现状，它必须全面概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情况，因而大体上能适用于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分类”。据此，他创新性地把我国高校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类是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其学习层次是“本科（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主要培养各类研究型高级专门人才；第二类是多科性或单科性专业性应用型大学或学院，其学习阶梯是“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专业硕士（学位或文凭）—专业博士（学位或文凭）或进入研究型博士”，主要以各行各业的专门知识为主，培养应用性高级专门人才；第三类是多科性或单科性的职业性或技能型高校，其培养路径是“专科（副学士学位或文凭）—职业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进入专业硕士”，“以各行各业实用性职业技术为主，培养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专门人才”。
2009年，潘先生根据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与趋向，参考世界发达国家（美、英、法、德、日等）的高校类型，将我国高校分为学术型(研究型)大学、应用型本科高校和职业技术高校三种类型。这种简捷而科学的分类，既可避免高校间因定位不当而目标错位、相互攀比、缺乏特色等，也有助于培养适应社会人才市场需求的多层次、多规格、多领域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当然，潘先生同时指出：“三种类型的区别，主要在于人才培养目标不同，并无层次高低之分，更无社会地位之别。各种类型之间，可以架设‘立交桥’。”他进一步指出，三类高校的学生培养一定要“因材施教”：本科生培养要以学习为主，通过课程学习和初步的科研训练，培养某一专业的专门人才；硕士生培养要课程学习与科研并重，通过自主学习和有指导的科研活动，使其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独立承担技术工作的能力，以培养某一学科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博士生培养则以科研为主，通过自主的科研活动，使其具有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并做出创造性的成果，以培养某一学科的带头人。他多次警示，要避免“研究生培养本科化”。“所谓本科化，不只是指培养方法的本科化，还包括培养目标、课程设置、论文水平、管理制度的本科化。”
三、应用型：潘懋元高校分类定位思想的着力支点在高校分类定位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中，潘先生尤其重视对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举足轻重的应用型高校——新建本科院校、民办高校和高职院校的深入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各安其位、各赋其能的高校分类定位思想和实施策略。
（一）新建本科院校的独特定位
1999年高校“大扩招”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大量的新建本科院校相继应运而生。针对这类高校当时严重存在的“方向不明，为地方服务的意识不强和力度不够”“行业特色的淡化与消失”“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且结构不合理”“学术型较多而技术型较少”等“提高教育质量的瓶颈”问题，潘先生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调查研究这些高校的发展定位问题，因为“定位明确之后才能明确对培养对象的培养目标和规格，决定设置什么专业和课程，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式，以及购置什么教学仪器设备等”。
潘先生认为，新建本科院校在办学定位、培养目标、发展路径、社会服务等方面理应朝着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方向发展，应定位于：“（1）立足地市，为地方服务；（2）职业本科或应用性专业本科；（3）有所侧重的多科性或单科性；（4）教学型或教学为主的教学研究型。”为此，他相继发表了《论新建本科院校的定位问题》《新建本科院校的办学定位与特色发展》《做强地方本科院校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什么是应用型本科？》《应用型本科教育特点与建设重点的探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历史探源》《应用型人才培养呼唤知行体系教材》《论行业特色型院校的回归与发展》等切中要义、影响深远的重磅论文。
潘先生对新建本科院校的发展目标定位、学科专业定位、人才培养定位、市场需求定位、课程设置、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双师型）建设和教学模式、生产实习等诸方面，均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他特别强调，新建本科院校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教师。为此，他对教师素养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学术水平——基础理论、学科理论、跨学科的知识面；第二，教师职业知识、技能——教育知识和教学能力；第三，师德——学术道德、教师职业道德。”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已经证明，潘先生对新建本科院校的科学定位和发展道路设计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新建本科院校如果循规蹈矩地去挤人才市场早已饱和的传统本科道路这个“独木桥”，只能惨遭失败甚至被淘汰出局。所以，新建本科院校要走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的应用型发展道路，根据产业结构变化，以就业为导向，转变单一的精英教育培养目标，改革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使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能够适应社会人才市场多样化的实际需要。他指出：“本科以上老高校，要扩大专业口径，拓宽就业的适应面；新办本科高校和高专高职，要加强应用性、技术性、职业性，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不难看出，国家后来不断推行的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政策和举措，基本上吸纳了潘先生的研究成果和路径设计。
（二）民办高校的独特定位
潘懋元先生是国内第一个研究民办高等教育的学者，而且持续追踪研究30余年，在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如民办高等教育的性质、任务、生源、师资、质量、观念、管理、立法、产权、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究。民办高校这株幼苗刚刚在华夏大地破土而出，潘先生就给予了高度关注和大力扶持。1988年，他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关于民办高等教育体制的探讨》的论文，呼吁支持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复苏和发展，为民办高校的健康生长营造良好的政治和政策环境。为了澄清有些人在民办高校性质、体制上的模糊认识甚至偏见、指责，他明确指出：“学校的社会性质，并不决定于经费的来源，而是决定于办学方针、教育宗旨以及体现方针、宗旨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管理制度。”该文很快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为诞生不久的民办高校的“正名”“松绑”和“认同”起了不可低估的重大作用。
潘先生反复强调，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大厦有两根不可或缺的支柱：一根是高职院校，一根是民办高校。他认为在民办高校的分类定位上要改变传统的西方“二分法”即两条道路，因此创新性地提出了发展“第三条道路”的先进思想：“将捐资举办的民办高校称作第一条道路，将营利性民办高校称作第二条道路，将投资举办但不要求取得回报的民办高校和要求取得合理回报但又不是营利性的民办高校称为第三条道路。”他之所以提出“第三条道路”这一命题，是基于我国民办高校产生的特殊背景，以及一度遇到的反常现象（如有的“民办高校的举办者进行了资产转移”、有的“以股份的形式调整了民办高校的资产构成”、有的“变相地收回了自己的投资”等），同时“借鉴国外私立大学的发展经验”，独辟了我国民办高校发展的新路径。应该说，潘先生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客观而有效地兼顾了民办高校的公益性和个人投资的营利性两个关键方面，使原本彼此矛盾的办学两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为公益性教育找到了办学经费来源，又为个人资本或社会资本投入教育疏通了渠道，打破了民办教育公益性和营利性非此即彼的“悖论”，体现了民办高校发展的灵活性，也符合混合所有制的发展路向，具有令人豁然开朗的理论启导意义和实践指导作用。
民办高校产权问题，是我国多年来备受争议的敏感话题。对此，潘先生也提出了“分类管理”的观点：一是修改或补充现有的《教育法》，把民办高校分成营利性的和非营利性的两种类型。营利性的按企业收税，非营利性的按公益事业减免税及给予优惠政策。二是把投资者和举办者两种人，或者一个人的两种身份分开，举办者或者办学者，给投资者或者举办人同时又是投资者身份的人，按照一定的回报计入成本。他强调，要赋予民办高校相应的办学自主权，保障并确认其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应有的社会地位，建立多元主体共治的产权制度，完善法人治理体系，并给予适当的资助和支持，而其他诸如人事、教学、财务、后勤上不要干预过多。潘先生支持民办高校“适度营利”，认为这是激励民办高等教育办学者积极办好学校的重要动力，“不能因为投资者的营利而否定民办高校办学以及投资行为的公益性，正如医疗卫生事业和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中引入民间资本投资，投资者从中营利而并不改变医疗卫生事业和城市公共交通的公益性以及投资行为的公益性一样”。他指出，民办高校要以其特有的“敏感性”和灵活性，敏锐捕捉和应对社会需求，探索优于公办高校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和质量评价标准，因为民办高校“培养的学生不光要有技术、技能，还要有职业道德，尤其是诚信的品质”。潘先生的这些真知灼见，为我国民办高校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有效的实践路径，后来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路向也进一步佐证了他的远见卓识和深邃洞见。
潘先生指出：“推进民办高校分类管理不是目的，其真正的目的是为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培育更好的土壤和生存空间，壮大民办高等教育的实力。”针对“民办高校严重冲击了公办高校办学”的说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民办高校对公办高校“最根本的‘冲击’，就是冲击了公办高校长期以来积淀而成的各种弊端，如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铺张浪费、与社会脱节等，推动和鞭策着公办大学去进行大幅度改革，提高教育效益”。所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正能量的效能冲击，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一种强劲动力，是打破公办高校长期以来惯性、慢性、惰性、低效性运行的一种良性竞争。因此，潘先生提出，“对于民办高等院校，既要在目标、质量上严格管理，又要在人事、财务上不干涉过多，以利于民办高校的搞活与发展”，并通过立法“将民办高等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中，确定其社会性质，确认其社会地位，引导其向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现在来看，我国民办高校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与提升，其中也饱含着潘先生多年的心血。
（三）高职院校与“特色型大学”的独特定位
从结构分类的视角，潘先生把我国高职院校分为五类，即独立设置的高职学院和地方性职业大学，独立设置的高等专科学院，成人高等学校，本科学校举办的二级职业技术学院或独立学院，本科学校举办的成人或继续教育学院。伴随着教育结构的不断调整，我国高职院校得到较大较快发展。据2022年3月发布的《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012所。其中，普通本科学校1238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32所，高职（专科）学校1486所，成人高等学校256所。潘先生认为，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定位，应该是“培养千百万适销对路的应用性、技术型人才，能够到基层、农村、西部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工作”。
潘先生积极倡导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本科。他认为，培养大量的实用型、技术型人才，仅靠高职高专还不能完全胜任，需要有本科院校的参与，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本科。那么，如何发展呢？“一方面，少量办学条件优秀的高职高专可以升格，发展为本科教育的职业技术院校。更为主要的，一些地方本科院校可以发展为职业技术教育本科。”他同时指出：“这种职业技术教育本科院校，不应单纯追求学术性，而应在一定理论性基础上注重实用性和技术性教育，体现明确的职业性特征。”他进一步提出，不要人为地把高职教育限定于专科层次，而要建设我国“独立的高职教育体系”，“即包括中专、大专、本科及硕士以上层次的与普通高等教育系统相平行的高职教育体系”。2019年，教育部正式批准我国第一批职业技术大学挂牌，潘先生听到消息后非常高兴，以99岁高龄乘车亲赴泉州，参加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的揭牌典礼，并在“本科层次职业技术教育试点战略发展研讨会”上作了主旨报告。针对高职院校当时的办学条件和发展水平，潘先生提议职业技术大学要高度重视提升师资和干部队伍水平，为学校后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要继续发挥高职院校贴近地方需求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优势和特色，更好地为相关企业、产业、事业和学生就业服务。
潘先生认为，中国高职教育不仅要在国内做大做强，还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借助“一带一路”把高职教育输送出去，通过“职业教育国际化”构筑更大更高的发展平台。他在《让高职教育走进“一带一路”》中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亟需高职教育培养基建、农业、牧业、工商业、第三产业等行业的工匠型技能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服务性人才。这正是中国高职教育的专业培养优势所在，加之强大的高职教育团队和丰富的实践办学经验，所以中国有能力走进“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办好高职教育。同时，中国高职教育进入“一带一路”办学也会对国内高职教育起到重要的反馈与激励作用，不仅可以从“一带一路”举办高职教育中汲取新经验、形成新知识，激励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与师资水平不断提升，而且能在培养外国学生中进入“国际化”行列，不断提高中国高职院校的国际地位。
高校不在于规模大小，关键是要办出特色，涵养“特色型大学”。特色发展，体现了一所高校的优质发展特征，是其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潘先生认为，“大学只有各具特色，各发其音，高等教育事业才能奏出动人的乐章”。作为高职院校，在具体发展方向上，应着重向以特定行业为依托，与市场、产业、行业和岗位群紧密联系的“特色型大学”发展，为地方生产、生活服务。这类“特色型大学”的科学定位，包括“目标定位——为特定行业培养全面发展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办成行业性的多科性或单科性院校；类型定位——办成应用型、专业型院校；层次定位——以培养本科生为主，有些学科专业、特别是作为特色核心的专业培养专业研究生；学科专业定位——始终坚持学科专业的行业特色，围绕其主干学科设置相关专业；服务面向定位——为行业的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等提供直接和间接的服务”等。
四、感悟及启示：
潘懋元高校分类定位思想的生成逻辑
通过对潘懋元高校分类定位思想的梳理与探讨，我们颇多感悟和启示，其中之一便是该思想的生成逻辑，包括根深基厚的历史逻辑、见解独到的理论逻辑和紧接地气的实践逻辑。
（一）历史逻辑：多年的高校工作经历和谙熟的社会与教育发展进程
高校教学与管理经验的多年积淀，对高校运行机制和问题症结的透彻了解，对快速发展中的新建本科院校、民办高校和高职院校的感性认知和理性把握，对中国社会发展、高教体制改革与多元人才需求的历史思维，一直是潘先生异于常人的优势和动力，也是他提出高校分类定位思想的历史逻辑。
数十年来，潘先生对教学工作和教师职业非常热爱。他当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师，对学校教学工作的流程、运行、质量掌控、考评、师生诉求等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甚为了解。同时，他还当过小学校长、中学班主任、大学领导等。1950年至1993年的40多年里，他先后任厦门大学教务科科长（6年）、教务处副处长（2年）、教务处代处长（2年）、教务处处长（19年,含“文革”时期）、副校长（7年）、学校顾问（5年）、高教所所长（15年，含兼职）等多个管理岗位职务，并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至今，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这些丰富的教学和管理工作经历，为他敏锐而准确地针对高校问题症结提出切实可行并富有远见的教育思想和实施策略奠定了坚实基础。
潘先生多年持续研究新建本科院校、民办高校和高职院校，也是他强烈的教育责任心和使命感使然。他认为，这类高校在人财物匮乏的艰苦条件下撑起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半壁江山”，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和行政管理者理应对此类高校予以特别的关心和支持，帮助学校走向正轨、逐步发展壮大。他一直将此视为自己的份内职责和时代使命。他在2009年召开的中国民办教育发展大会闭幕式上说，他从1987年就开始关注民办高等教育，几十年如一日，他之所以“对民办教育特别是民办高等教育情有独钟”，原因有两个：“第一方面是理性的。从教育发展规律来看，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要发展必然要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民办高等教育可以打破现在很难改革的高等教育体制。第二方面是感性的，我交往过许许多多民办教育的创办者、董事长、校长，我为他们的艰苦创业、为他们的努力工作、为他们的信心所感动。”这是潘先生的肺腑之言，也是他对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感性认知和理性把握。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推进，通过重组、整合、更名、升格、转型等途径而形成的新建本科院校、民办高校、高职院校等迅速发展，潘先生把这类高校统称为“应用型高校”。这类高校当时不仅数量众多，历史长短不一、水平参差不齐，且一度发展定位模糊、培养目标笼统、同质化严重、师资水平偏低等。鉴于此，潘先生毅然从研究普通高等教育转向研究应用型高校的分类定位和人才培养问题。他多次提出，应用型高校应更加主动适应地方科技、文化、教育、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结构，贴近社会的生产、生活、产业、行业、就业实际，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真正培养出符合社会实际需求的理论水平较高、专业适应面较广、技能性较强、与行业用户对接的应用型人才。他认为，应用型高校应具备四大特点：一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二是以培养本科生为主；三是以教学为主；四是以面向地方为主。2019年7月，99岁高龄的潘先生在为《论应用型高等教育》一书所作的“序”中写道：“一般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多以研究型高等教育为其研究对象，而实际上绝大多数大学，是应用型院校和技能型高职。如何办好应用型高等教育，包括普通本科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大多数办学者更为关心的。”在这方面，他多年殚精竭虑，却无怨无悔。
（二）理论逻辑：理论创新勇气与实事求是精神
敢为天下先，勇于站在时代潮头，依据中国国情进行问题研究，与时偕行地坚持教育理论创新，一直是潘先生的理论品质和研究指向，也是他提出高校分类定位思想的理论逻辑。
潘先生关于我国高校分类定位的先进思想和有效实践，没有照抄照搬国际高校的分类理论和经验，而是紧密结合我国高等学校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扬弃性地进行借鉴、改造和优化，形成其关于我国高校分类定位的独立的思想认知和理论建树，是一种既高屋建瓴又紧接地气、既立足当前又放眼长远、既具理论意义又有实践价值的多维品质与综合实力的全面展示。可以说，国家近年来推动部分应用型高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发展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潘先生关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的思想、理论和设计。正如有学者所言：“潘懋元等一批中国高教研究的开拓者，几乎都是在中国高等教育实际工作中摸爬滚打若干年后成长起来的，是地地道道的‘实践—理论派’……他们从实践中来，对实践中的活生生问题有切身感受，他们的理论更多地来自对本国实践中各种问题的思考。”对此，潘先生自己也认为：“我的教育科学研究领域，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科，培养高等教育学科的理论工作者和具有理论水平的高等教育领导管理工作者……因为我们要建立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学，而不是对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的效颦。”潘先生这种以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智慧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思想和实践，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潘先生是老一辈教育家，但思想不保守、不落后，他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层层递进持续追踪研究，不断丰富教育智库，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在2021年11月27日“第二届潘懋元教育思想研讨会”上，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教育要把年轻一代培养成为个性化创新型人才，教育要发展学生的高级智能，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是他的初心，也是他的追求。2012年以来，他继续深入研究新时代中国高校的分类定位，相继发表了《大力推进民办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创新》《论民办高校的公益性与营利性》《独立学院的转型、定位和发展》《民办高校机制优势研究》《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的理论设计》《做强地方本科院校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思考“大学何为”》《每所大学都有转型发展的发言权》《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发展》《高职院校办学模式改革》《高校混合所有制办学形式研究》《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变迁逻辑：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让高职教育走进“一带一路”》《漫谈本科教育》等既有理论指导意义又有实践应用价值的学术论文。就其研究而言，他对我国高等学校的分类定位，主旨并不在于分类本身，而在于适当确立我国研究型高校、新建本科院校、民办高校、高职高专院校各自的社会职能、办学理念、培养目标、建设路径、办学模式与特色发展等问题，以便各负其责、各展其才，从根本上提高各级各类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构建我国结构合理、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高等教育体系。
（三）实践逻辑：实地问诊把脉与提供政询建言
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结合中国教育实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把教育论文和政策咨询写在中国大地上，一直是潘先生的教育理念和治学良风，也是他提出高校分类定位思想的实践逻辑。
潘先生特别强调，理论研究不能只是封闭在书斋里苦思冥想、进行理论推演，而应走向社会、深入火热的教育一线实地考察，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符合中国国情、切合高校实际的理论观点和建设方案。为准确了解我国新建本科高校、民办高校和高职院校办学、教学、运行、质量掌控、师生诉求、存在问题等，以便有的放矢地向国家提出充满含金量的决策参考和咨询建议，他不顾耄耋之年，连续多年带领博士生们长途跋涉，到全国各地相关高校考察调研。
2003年4月16日至21日，他带领“2002级全体博士生18人赴宁波调研，先后走访宁波大学、宁波万里学院、宁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宁波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宁波大红鹰职业技术学院等5所院校”；2004年5月10日至19日，他“率领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2003级博士研究生20余人前往西安调研民办高等教育，调研西安外事学院、西安思源学院、西安欧亚学院、西安翻译学院、西京学院等5所全国知名的民办高校，并参观或访谈陕西省教育厅、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东方亚太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2005年5月9日至20日，他“率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2004级博士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一行24人，乘京广线列车到北京调研民办高等院校，参观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北京吉利大学、北京城市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北京人文学院”；2006年5月20日至27日，已经86岁高龄的潘先生“率领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2005级博士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一行22人，赴四川成都调研民办高等教育，访问考察了四川师范大学影视学院、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成都东软信息技术学院、四川天一学院等”。
通过这种接连不断的“沉降”方式和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他实地考察、深入了解我国新建本科高校、民办高校和高职院校的实际办学状况及面临的困惑、困难和困境，与摸爬滚打在一线的学校管理人员和“最了解底层真实状况”的师生员工倾心交谈，共同探讨、寻求解决学校“急难愁盼”问题的思路、途径和方法，并用自己知形识势的教育远见、志存高远的教育信念、霁月光风的教育情怀和守正出奇的教育创新，鼓励和支持他们带着对美好前景的向往和追求砥砺前行。潘先生这种“板凳学问”与“行走学术”相契合、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相互补的学风和作风，令人钦敬。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要“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而只有搞好高校的科学分类与准确定位，才能真正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完成高校根本任务和培养目标，切实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不断加强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并最终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成高等教育强国。就此而言，潘懋元先生的高校分类定位思想，在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新征程中仍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略）
大学教育科学
● 扫码关注我们
CSSCI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
人大复印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点个在看分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