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湘阳 朱会芳 | 增设本科院校抑或扩大校均学生规模？——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路径的省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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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本科院校抑或扩大校均学生规模？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路径的省域差异

廖湘阳　朱会芳

作者简介：廖湘阳(1968-)，男，湖南张家界人，教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生教育研究；朱会芳，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长沙，410081。

（原文载于《大学教育科学》2022年第4期 P29-36）

摘要: 基于省域普通本科院校数量和校均学生规模两个基本指标，探讨2001～2019年期间各省(市、区)应对高等教育规模持续快速扩张的路径。研究结果显示，普通本科院校数量、校均学生规模、本科院校增设数量和校均学生规模扩大速度等方面存在省际差异，本科院校省际布局呈现出由不均衡向相对均衡发展的态势。通过波士顿矩阵进一步分析发现，省域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存在侧重增设本科院校、侧重扩大校均学生规模、两者并进发展、两者稳定发展四种不同的发展路径。未来高等教育发展要瞄准国家和省域内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增设高等院校和扩大校均学生规模统筹兼顾，优化教育结构、增强培养能力、提高培养质量协同推进。

关键词：增设本科院校；扩大校均学生规模；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扩张路径；省域差异

一、问题提出

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优化高等教育结构。1994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逐步改变高等学校条块分割状况，争取到2000年或稍长一点时间基本形成以省级政府为主、条块结合的新体制。1998年全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经验扬州交流会上提出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调整的“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八字方针，形成部分中央部属院校划归至省级管理、普通高校合作合并的新格局。2000年《关于调整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学校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院校调整的具体方案和实施办法。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再次强调优化区域布局结构，加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完善以省级政府为主管理高等教育的体制，合理设置和调整高等学校及学科、专业布局。2021年7月教育部《关于“十四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提出有条件的地区可通过新建、分立、资源整合等方式设置质量高、特色强、规模适度的普通本科高校。伴随高等院校区域结构优化的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张，1998年12月《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2020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2 738所，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 18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4.4%。随着高等教育省级统筹的增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呈现出协调发展的态势，但受省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等教育基础等因素影响，省域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仍存在差异。构成高等教育空间格局的基础是院校数量，龙头是高层次院校，核心是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合理性。区域内本科院校设置数量是代表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区域内本科院校校均学生规模是影响该区域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潜力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研究拟从各省本科院校数量和校均学生规模两方面入手，探讨省域应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路径与模式，以从一个侧面揭示省际高等教育战略布局的具体差异之所在。

二、文献综述

区域高等教育的强弱有一个渐次生成的过程，其形成及衍变有着外在的推进机制和阻滞机制。研究普遍认为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存在区域不均衡，但由于所采用的观测指标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关于区域不均衡是突出表现为东中西部之间的差异、省际差异还是省域内差异存在着分歧。侯龙龙、薛澜基于1997年和2002年高等教育、人口、经济和城市数据，通过首位规模、首位比和分布系数等指标分析，发现我国高等教育资源行政区内空间布局仍基本保持原有的不均衡状态；李硕豪、王婉玥通过结构性差距指数发现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总体上自东向西呈阶梯式下降态势，中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存在结构性凹陷；刘宁宁基于我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高等教育资源集聚水平及空间分布特征分析，发现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呈多中心结构分布，高等教育资源整体向西南、西北地区扩散；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高校总量布局逐步由非均衡向均衡性转变，重点高校布局的非均衡性特征则长期存，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省际分化。已有研究显示，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较强的局域空间集聚特征和一定程度的空间极化，且总量指标的空间极化程度远大于相对指标；高校在校生规模省际差异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差异较小，相对于人口水平而言差异较大；省域间高等教育绝对数量和增长速度分化明显，传统高等教育强省呈现多样性和差异化发展，省级政府努力程度显著影响高等教育规模发展；部分东部省市高等教育体系结构呈现出新特征，院校增量向中小城市和教育资源薄弱地区延伸，地方高等教育体系结构调整进入以“增量带动存量”改革的新阶段；省级政府要加强对省域内高等教育的统筹，彰显省域内高等院校间的差异性和地区间的异质性。

高等教育资源布局非均衡状态的形成与改变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素质。研究发现人口数量、社会文化等要素于经济较发达的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而言对高等教育规模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强，而于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而言促进作用则较弱。石丽、陈万明发现2003-2014年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度指数、协调度指数以及协调发展度指数整体均呈上升趋势，高校的区域分布和类型结构对高等教育资源承载力成熟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蒋玉成、刘思源、洪玉管分析了2006-2017年期间我国30个省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静态与动态演变趋势，发现东部省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显著低于中、西部省份。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研究重点之一。樊星、马树才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检验发现“九五”到“十二五”不同时期各地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呈现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且以“高-高”和“低-低”集聚特征为主。包水梅等认为，不同区域高等教育的经济发展贡献率差异显著且“中部凹陷”现象突出。王慧娟、瞿锦秀等提出区域高等教育吸引力差别显著，高校资源集聚枢纽城市将对周边地区创新要素产生“虹吸效应”,抑制周边城市创新。在跨行政区划的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成为研究热点背景下，有研究提出创新资源配置机制和社会融合机制，打造“科—产—教”融合的高等教育集群发展模式。有学者分析了高等教育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滞后效应，发现规模扩张以来高等教育规模对经济增长的灵敏度不断提高，且基本能做出相应调节，逐渐与经济增长趋于同步。彭说龙、吴明扬发现2009-2018年10年间我国各省高等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总体上有较大提升，但处于良好协调等级的省份仍然较少，耦合协调度存在地区差异。有研究提出目前大部分省域高等教育规模效应仍处于拐点左侧，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仍然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省域间和省域内高等教育资源空间布局，通常是将高等院校数量、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作为同一组自变量或因变量进行研究。本研究关注的则是省域普通本科院校和本科院校在校生这两种最基本的高等教育资源存量与增量的差异，探讨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张过程中各省(市、区)应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主要路径或模式，看他们主要是通过新增本科院校来应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还是主要通过扩大校均学生规模承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抑或是同时兼顾增设本科院校和扩大校均学生规模来持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

三、普通本科院校数量与校均学生规模

的省际差异

(一)普通本科院校数量及其变化的省际差异分析

随着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调整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学校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的实施意见》提出的院校调整方案的落实，2000年成为高等学校结构布局调整力度最大的一年，当年即有212所院校合并组建形成83所新本科院校。与之相随的是普通本科院校数量的减少，2001年跌至593所。但此后普通本科院校数量逐渐上升，截至2019年全国普通本科院校达1 008所，较2001年增加415所，增长比例为69.98%(考虑到独立学院的特殊性及其转设尚在进行之中，所统计分析的普通本科院校不含未完成转设的独立学院)。本科院校数量变化纵向上呈现年度差异，即全国本科院校数量年度增幅存在波动，其中以2005年增幅最大(8.53%)，2018年增幅最小(0.1%)；横向上显现出省际差异，各省域普通本科院校数量、新增数量以及增幅存在明显的差异（见表1）。

普通本科院校数量及其变化的省际差异具体表现为：其一，设置数量存在省际差异。2001年省域本科院校设置数量排名前五的省份依次为北京、江苏、辽宁、山东、广东，排名后五位的省份为西藏、青海、宁夏、海南、贵州；2019年本科院校数量较多的省份依次是北京、山东、辽宁、江苏、河南，排名后五位的省份是青海、西藏、宁夏、海南、新疆。其二，新增数量存在省际差异。全国有5个省份普通本科院校增量超过2001年的基数；部分省份本科院校增设数量较大，其中河南新增超过30所，另有5个省份新增超过20所；新增本科院校数量最少的三个省份是青海(-1所，2004年青海医学院并入青海大学组建新青海大学)、西藏(1所)、宁夏(2所)。其三，增长比例存在省际差异。增长比例最高的三个省份是福建(209.09%)、河南(147.62%)、贵州(133.33%)，增长比例最低的三个省份是青海(-25.00%)、天津(11.11%)、北京(18.87%)。其四，位次排名发生显著变化。位次上升排名前三的省份是福建(7位，即排名提升的位次，下同)、河南(7位)、贵州(5位)，位次下降排名前三位的省份是天津(6位，即排名下降的位次，下同)、上海(6位)、重庆(5位)，北京、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等省份的位次相对稳定。其五，本科院校数量最多的五个省份的本科院校合计拥有量占全国本科院校总数的比例由2001年的32.72%降低至2019年的27.88%，本科院校设置数量省际规模差异系数相应从60.34%降低到52.03%，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本科院校省际布局呈现出由不均衡向均衡发展的态势。

(二)普通本科院校校均学生规模及其变化的省际差异分析

本科院校学生规模既是表征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指标之一，也是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为了进一步描述各省应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路径与模式，本研究引入了普通本科院校校均学生规模这一指标，校均学生规模大且增长快表明该省主要是通过扩大现有本科院校的学生规模来应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在校生规模扩张。普通本科院校校均学生规模界定为全省普通本科院校在校学生数/全省普通本科院校数，其中普通本科院校在校生数为折合在校生数(即本科生*1+硕士生*1.5+博士生*2)，本科院校数取截至当年的前三年全省本科院校数的平均值(以降低因院校数量变化而导致的校均学生规模波动对统计分析的影响)。表2统计显示，2003年全国普通本科院校在校学生规模为727.882万人(《中国教育统计年鉴》自2003年起开始分省统计普通高等学校各类学生规模)，2019年达到2 196.882万人，增长比例是201.82%；普通本科院校校均学生数从2003年的11 733.72人增长至2019年的22 228.15人，增长比例为89.44%。各省(市、区)普通本科院校在校生数和校均学生数都呈现出增长态势，但是在校生规模、校均学生规模及其增长仍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

其一，校均学生规模存在省际差异。2003年省域校均学生规模最大值是最小值的7.88倍，2019年下降到4.24倍；2003年校均学生规模最大值超过全国平均值37.40%，2019年该数值为39.56%；2003年校均学生规模最小值只有全国平均数的17.44%，2019年上升为32.93%。

其二，校均学生规模增长存在省际差异。校均学生规模增加最多的三个省份依次是重庆、广东、江苏，增量较少的三个省份是辽宁、西藏、黑龙江。增长比例排名前三位的是青海(298.72%)、西藏(257.80%)、海南(221.97%),增长比例较低的三个省份是上海(49.92%)、湖北(45.12%)、黑龙江(27.42%)。

其三，校均学生规模排名发生变化，位次抬升幅度较大的省份是广东(15，即排名提升的位次，下同)、云南(15)、重庆(14)、天津(13)、广西(11)、甘肃(10)，位次下滑比较明显的省份是黑龙江(22，即排名下降的位次，下同)、上海(14)、吉林(14)、辽宁(12)。

其四，在校生规模和校均学生规模位次波动幅度存在差异。总体上看，省域在校生规模位次波动的区间较窄，波动值在(-6，10)之间；各省份位次变化幅度较小，波动值在(-1，1)之间的省份达到15个。省域校均学生规模位次波动的区间较宽，波动值在(-22，15)之间；各省份位次变化幅度较大，波动值在(-2，2)之间的省份仅有9个。

四、省域高等教育规模扩张

路径差异分析

（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路径的省域差异

前文统计分析了各省普通本科院校设置数量、校均学生规模及其变化，为了进一步揭示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过程中各省实际表现出来的应对路径是增设本科院校还是扩大校均学生规模抑或其他发展模式，本研究通过各省本科院校数量排名与学生规模排名差值的大小来表征（见表3）。第一，部分省份本科院校数量、增长量、增长比例的全国排名明显高于在校生规模、校均学生规模及其增长量、增长比例的全国排名。如黑龙江省6个方面的排名差值均处于全国前三，这从侧面表明其侧重增设本科院校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路径。第二，部分省份则呈现相反的规模扩张路径，即更侧重学生规模的扩张，这一扩张路径表现比较突出的省份包括天津、重庆等。第三，省域本科院校数量和学生规模增长量、增长比例的排名差值普遍大于2019年总量的排名差值，省域本科院校数量位次与校均学生规模位次之间的差值普遍高于省域本科院校数量与在校生规模排名差值。

表3反映的是同一省份3个指标在全国排名之间的落差，揭示了省域本科院校数量与在校生规模、校均学生规模位次两极分化的情况，位次排名同向一致即都靠前或者都靠后的情况则未体现。下面对省域本科院校数量与学生规模的排名位次同向情况进行描述。首先判断各省份2019年本科院校数量总量与在校生规模总量两个指标是否同时列全国前10位或者同时列全国后10位；其次依次判断其增长量、增长比例是否同时列全国前10位或者同时列全国后10位，继之分别判断本科院校数量与校均学生规模的总量、增长量、增长比例是否同时列全国前10位或者同时列全国后10位，由此对每个省(市、区)得到12个判断结论，即2个维度(本科院校数量与在校生数量、本科院校数量与校均学生规模)×3个类别(总量、增长量、增长比例)×2种情形(同时列全国前10位、同时列全国后10位)；最后进一步统计各省份12个判断结论中是否有列全国前10位或全国后10位的情形，以刻画省域本科院校数量与学生规模的同步发展情况。研究发现，存在四种比较典型的省域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路径，即Ⅰ型(有排名列全国前10位的情形且无排名列全国后10位的情形)、Ⅱ型(无排名列全国前10位的情形且有排名列全国后10位的情形)、Ⅲ型(既有排名列全国前10位的情形又有排名列全国后10位的情形)、Ⅳ型(既无排名列全国前10位的情形又无排名列全国后10位的情形)。Ⅰ型的省份有河南、广东、山东、湖北、四川、陕西、河北、广西、福建、山西，Ⅱ型的省份有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古、甘肃、天津、辽宁、吉林，Ⅲ型的省份有北京、江苏、海南、宁夏、贵州，Ⅳ型的省份有上海、重庆、黑龙江、浙江、安徽、江西、湖南、云南。

(二)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路径的波士顿矩阵分析

首先，对2003年和2019年省域普通本科院校数量、校均学生规模进行Z-score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影响，处理后的数据呈标准正态分布。样本变量x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后的数据x'大于0则说明该省域该指标发展水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反之，若x'小于0则说明其发展水平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次，对标准化处理后的2003年和2019年省域本科院校数量、校均学生规模分别做差值计算，用以表示其相对变化程度。若差值大于0，表示该指标相较之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反之，则表示发展态势不佳乃至落后于以往。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变化仅代表一种相对发展速度的变化，并不代表绝对水平。

省域普通本科院校数量变化程度：

省域普通本科院校校均学生规模变化程度：

最后，以省域普通本科院校设置数量变化程度ΔX为横坐标、校均学生规模变化程度ΔY为纵坐标构建波士顿矩阵(Boston Consulting Group)，四个象限将全国31个省(市、区)划分为4种类型，每种类型分布省份数量不一。

第一象限“并进发展模式”：两个观测指标的变化均为正值，即位于该象限的省份的本科院校数量和校均学生规模较2003年都有了显著的增长，体现出“院校数量+校均学生规模”齐头并进的发展模式。当然这属于一种相对程度的双增长，并不能代表该地区高等教育的绝对发展水平。广东、河南、广西、安徽、山西5个省份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路径表现出较明显的本科院校数量和校均学生规模并进发展的特征。

第二象限“扩大校均学生规模发展模式”：省域本科院校校均学生规模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本科院校设置数量的增长幅度，位于该区域的省份体现出主要依靠扩大本科院校校均学生规模来扩张区域高等教育规模的特征。重庆、青海、云南、海南、天津、江苏、甘肃、内蒙古8个省(市、区)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侧重于扩大校均学生规模。

第三象限“稳定发展模式”：两个观测指标的变化程度均为负值，即位于该象限的省份的本科院校数量和校均学生规模相较于2003年无显著增长，甚至相较于全国平均水平有所倒退，反映出部分传统高等教育强省规模扩张相对稳定、部分省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幅度偏小的特征。北京、辽宁、吉林、上海、陕西、宁夏、西藏、新疆8个省(市、区)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路径体现出本科院校数量和校均学生规模稳定发展的特征。

第四象限“增设本科院校发展模式”：本科院校设置数量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校均学生规模的增长幅度，位于该象限的省份体现出主要通过增设本科院校来应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特征。福建、山东、河北、江西、四川、贵州、湖北、黑龙江、浙江、湖南10个省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路径侧重于增设本科院校数量。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省域普通本科院校设置数量和校均学生规模的变化，探讨了进入21世纪以来各省应对高等教育规模持续快速扩张的路径与模式。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各省都积极推动高等教育发展，增设普通本科院校，扩大高等教育学生规模，但本科院校设置数量和校均学生规模仍存在省际差异，同时呈现出由不均衡向均衡发展的态势。第二，2001～2019年期间，本科院校数量、在校生规模、校均学生规模的增长量、增长比例以及全国位次排名变化表现出明显的省际差异。第三，各省应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路径与模式存在省际差异，少数省份兼顾本科院校增设和校均学生规模扩大来持续扩张高等教育规模；少数省份(包括一些传统高等教育强省)本科院校数量和校均学生规模都保持相对稳定，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幅度偏小；部分省份主要是通过扩大本科院校校均学生规模这一模式承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较多省份主要通过增设本科院校这一模式来应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存在政府主导模式、适应性模式、社会(市场)型模式，校均学生规模扩大主要受适应性模式和社会(市场)型模式的驱动，本科院校增设则主要是政府主导的产物。

研究认为：首先，增设普通本科院校仍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应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优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增强高等教育区域服务能力的主要途径之一。本科院校校均学生规模过大、本科院校设置数量偏低的省份要创造条件增设本科院校，在保证高等教育质量的同时继续扩大本科层次高等教育的发展空间。其次，扩大校均学生规模是应对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的一种应急举措。面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和时代转型，这一应对举措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势必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与此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人口增长速度的明显减缓导致的高等教育机会需求相对稳定这一新态势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影响。高等院校既要挖掘潜力，增强人才培养能力，又要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再次，增设本科院校和扩大校均学生规模需统筹兼顾，转变外延式发展模式，坚持内涵式发展，同时保持省域高等教育积极发展态势。最后，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20年，也是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和结构调整的20年，未来要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关注点将转向省域内区域布局和类型结构的调整与优化、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略）

大学教育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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