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兵| 书院与官学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当代书院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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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与官学的互动关系
及其对当代书院发展的启示
李 兵
作者简介：李兵（1971-），男，湖南浏阳人，教育学博士，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科举史、书院史研究；长沙，410082。
（原文载于《大学教育科学》2022年第6期P98-106）
摘要:唐宋以降，书院的发展与官学密切相关。北宋初期因官学数量不足，书院作为替代机构随即兴起。庆历、熙宁、崇宁三次兴学之后，各地普遍设立府州县学，书院因与官学职能重合而走向衰落。明清时期，官学沦为士子获取科举考试资格的场所，书院则取代官学成为教学的主要承担者。由于官学的学术创新与传播受制于官府，理学和心学均以书院为创新与传播的大本营，书院也因学术创新与传播的需要而得到了极大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建的当代书院不仅不可能发展成为教育的主要承担者，而且不具备成为重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机构的应有基础和条件。当代书院的发展应突出重点和特色，争取各方力量支持，力争成为所在地独具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机构。
关键词：官学；古代书院；互动关系；当代书院；传播机构
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学在官府”传统，发展教育、建立官学是历代统治者的重要任务，因而逐步形成了上至中央官学、府州县学，下至社学、义学等较为完备的官学体系。正因为有这样的传统，官学之外的其他教育机构似乎很难与之比肩而立。然而，唐宋以降，书院这种既不同于官学，也不同于私学的文化教育组织形式得到了很大发展，在人才培养和学术创新、传播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贡献和影响在不少历史时期甚至超过了官学。
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即书院不仅能与官学并驾齐驱，成为教育教学的主要承担者，甚至还能矫正官学的各种弊端，并成为学术创新与传播的大本营。也许是基于这种错觉，不少当代书院的创建者、管理者认为当代书院在人才培养、学术创新和传播等方面也能发挥巨大的作用，有人希望将“书院建设成传承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和载体”，有的学者甚至将书院的未来和中华文化与民族的未来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书院有没有未来，体现了儒学有没有未来，与中华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未来面目休戚相关”。
当代书院是否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呢？它是否能像古代书院一样在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呢？它的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什么呢？笔者不揣浅陋，从历代官学与书院发展的互动关系视角，分析书院在不同时期兴与衰的原因，试图为当代书院的发展提供些许历史镜鉴，请方家、读者不吝赐教。
一、书院是官学数量不足时的替代者
北宋建立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在削减藩镇、武将特权的同时，通过科举选拔士子并加以重用，以填补官员职位的空缺。自宋太祖至宋仁宗时期，朝廷均大力推行科举改革，在使其公正公平精神得到充分发挥的同时，还采取了扩大录取名额、偏重录取寒畯等措施。这不但能吸引普通士子读书应试，而且也让北宋初期的世族大家鼓励或强迫子弟读书应试，以便能保持自身或者家族的社会地位。有学者认为：“在宋初，政府首先着力于剥夺地方菁英的军事力量，同时也大力压制商业活动。科举制度一方面被利用来稳定世族逐渐减少影响力的趋势，另一方面则被认可为社会上升流动的手段。”在“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科举考试面前，无论贫与富、贵与贱，充足的知识储备和良好的应试能力是士子们在激烈的科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必要条件。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读书应试士子的数量必然会急剧增长，对学校的需求亦会随之增加。北宋初期沿用旧制，官方在朝廷和地方两个层级设立官学。由于招收的生徒太少，包括国子监在内的中央官学在人才培养方面几乎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北宋前期，地方行政系统有府州军监和县两级，与此相应的官学主要有府州学和县学。尽管北宋前期的统治者意识到了发展地方官学的重要性，但受制于政治、经济等条件，直至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才准许曲阜孔庙立学，这是北宋朝廷首次以诏令的形式允许地方设立官学。但此时仅仅允许大州立学，小州则需要特别奏请得到允许后才能设立官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在庆历四年之前，朝廷下诏允许设立的和赐给学田、经书的府州学共有46所，其中32所得到朝廷赐的学田（有6所得10顷，有26所得到5顷）。仁宗初年，北宋共“有路十八，总府州军监三百二十二，县一千二百六十二”。朝廷允许设立的和赐学田、经书的府州学，仅占府州总数的3.6%。不仅如此，按照每五顷学田招收一百名学生的数量来计算，北宋官学的招生人数也是相当有限的，这意味着官学远远无法满足天下士子读书应试的需求。
在官学数量严重不足的大背景下，出现于唐末五代具有教学性质的书院受到高度重视，地方官员和士绅积极参与书院建设。岳麓书院是彭城人刘嶅倡议后，由潭州太守朱洞创建的。元人吴澄云：“惟岳麓乃宋开宝之季，潭守朱洞所建，其议倡自彭城刘嶅，而潭守成之也。”此后，潭州太守李允则、刘师道等先后两次修复、扩建岳麓书院。因办学成效显著，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受到真宗召见并赐额，这既是对岳麓书院办学成效的表彰，也释放出朝廷鼓励书院发展的明确信号。正是在地方官和士绅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宋初期出现了创建新书院、修复旧书院的高潮，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泰山书院等名闻天下。
尽管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大多数书院并未明确记载北宋初期的招生数量，但从白鹿洞书院生徒有“数十百人”的记载来看，北宋初期的书院招生人数应该与府州官学基本相当。元人马端临甚至认为北宋初期书院的办学规模超过了官学，他说：“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而其田土之锡（赐），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盖皆欲仿四书院云。”此时创建、修复和管理书院的官员、士绅着眼于为士子提供求学之所，并未严格区分书院与官学，书院是作为官学的替代机构出现的。
经过80年的发展后，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明显得到改观，设立官学成为朝廷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庆历四年（1044），在范仲淹主持下，朝廷实施庆历新政，改变了之前只允许大州立学的规定，要求府州军监普遍设立官学的同时，规定有二百名士子的县也要设立县学。尽管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但地方官学的数量却大大增加了。此后，神宗熙宁元丰和徽宗崇宁两次大规模的兴学，为官学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各地普遍设立的官学，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读书应试人数增加与官学数量不足的矛盾。不仅如此，朝廷还通过实施“三舍法”，使官学成为集取士和养士于一体的机构，入官学学习成为渴望仕进者的必然选择。
在官学得到大力发展的形势下，书院由于职能与官学重合，要么被直接改为官学，要么走向衰败。庆历兴学之后，有人甚至提出官学与书院应该合而为一，如洪迈云：“及庆历中，诏诸路州郡皆立学，设官教授，则所谓书院者，当合而为一。今岳麓、白鹿复营之，各自养士，其所廪给礼貌乃过于郡庠。近者巴州亦创置，是为一邦而两学矣。大学、辟雍并置，尚且不可，是于义为不然也。”
熙宁元丰和崇宁两次兴学之后，北宋初期盛极一时的著名书院，诸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都走向衰败。朱熹认为北宋的兴学政策直接导致了书院的衰败，他说：“逮至本朝，庆历、熙宁之盛，学校之官遂遍天下，而前日处士之庐无所用，则其旧迹之芜废，亦其势然也。”明人王祎甚至认为书院“至崇宁末乃尽废”。
这种因官学发达而致书院走向衰败的局面同样出现在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七年（1384）制定科举程式，将官学纳入科举体系之中，规定只有入官学学习才能取得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明初官学的发展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不但形成了南、北国子监并立的局面，而且在中央官学之外，还将发展地方官学作为文教政策的重要内容。有学者统计，至洪武末年，全国有73%的府州县已经设立官学，数量大约有1440至1480所之多。至宣德末年，全国有确切年份可考的府学有113所，州学142所，县学874所，此外还有数量相当的前朝建立的地方官学。朱元璋不仅重视生员以上层次士子的教育，而且还将蒙学教育也纳入官学教育体系之中。洪武八年（1375）正月，朱元璋下诏设立社学，要求每五十家设社学一所。明代社学主要是由地方官所建。有学者统计，在可考建立人的1438所社学中，纯由知县建立的占总数的61%强；纯由知州建立的占总数的4%弱；纯由知府建立的占总数的11%强；由提学官命令监导而建立的社学，各府州县卫平均为10所强，占总数的21%弱。
在这种大背景下，曾经作为官学替代机构的书院几乎没有存在的空间。胡谧在《伊洛书院记》中对明初官学与书院之间的这种消长关系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国家既内设国学，外设郡学及社学，且专宪臣以董之。其于通祀常教，固皆振举，而罔或废坠。然诸旧遗书院以不隶于官，皆荡然靡存，伊川、洛西二院间虽修葺，亦日入于坏。”黄以周则进一步总结出书院与官学发展的规律，他说：“学校兴，书院自无异教；学校衰，书院所以扶其敝也。”受此影响，书院在士子们心中的地位亦是一落千丈，正如柳诒徵所言：“明初教士一归儒学，士夫讲学书院之风一变，其存者徒以崇祀儒先耳。”
北宋初期，在官学严重缺失的情况下，书院作为官学的替代机构而蓬勃兴起。自庆历年间开始的三次兴学，地方官学得到长足的发展，书院或者被改为官学，或者走向衰败。明初，在朝廷政策的影响下，全国各地普遍设立了官学和社学，并且将入官学学习作为参加科举的前提条件，书院再次走向衰败。因此，作为官学替代机构的书院在北宋和明朝前期并未与官学并行发展。
二、书院是官学教学功能缺失时的承担者
在明清两代，无论是中央官学受到的重视程度，还是地方官学的数量和招生人数，都远超之前。与此同时，书院的数量至清代中晚期也达到顶峰。据统计，清代新创建书院3757所，修复前代书院608所，两项共计为4365所，是书院数量最多的时期。由此来看，明清朝廷重视官学的政策似乎并未抑制书院的发展。那么，明清书院蓬勃发展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由于明代教育并没有独立的地位，官学的发展深受政治腐败、财政危机的影响，其教学功能被严重削弱，逐渐变成士子获得参加科举考试资格的场所。作为最高层次的中央官学，国子监都实行纳银、纳粟入监的制度，使国子监的性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由教学机构转变为朝廷赢利的场所，其教学活动变得有名无实。
国子监都是如此，地方官学的发展就可见一斑了。受明朝政治的影响，地方官学的教育管理体制渐趋松弛，作为朝廷委派管理地方官学教学事务的制度——提学制亦是形同虚设，很多提学官并未真正履行其监管地方官学教学的职责，有的提学官对待应由他们亲自主持的岁考与科考都敷衍了事，甚至不乏徇私舞弊，为考生广开请托之门者。其结果是，官学之中潜心读书应试的士子日渐减少，有的地方“学校虽设，读书者少。自设县至今，科第斩然，经书而外，典籍寥寥，书贾亦绝无至者。父兄教子弟，以成篇为能，以游泮为足，以食饩为至。”地方官学逐渐从教学机构沦为进行月考、季考、岁考和祭祀孔子的场所。承担蒙学教育的社学亦日渐衰落，至明末，大多数社学已经被废弃不用了。
清朝沿袭明制，依然高度重视文教事业。至清代中叶，全国各地已经普遍设立地方官学。据（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二八《磨勘事例》记：嘉庆八年（1803），全国各省府厅州县共有1700余所地方官学，这一数量应该是历朝之最。按照常理而言，教师的数量应该根据学校和学生数量进行调整。清廷对国子监和各级地方官学的教官职位、数量都有明确规定，府学设教授，州学设学正，县学设教谕，各一名，并设训导协助教官管理。有学者统计，清朝全国官学的职位为教授192人，学正201人，教谕1108人，训导1531人，共计为3032人。而官学的教职中，实际承担教学任务的主要是教授、学正和教谕，仅有1501人，每所官学还不足一名教师，日常的教学工作实际很难开展，导致地方官学出现有师生之名并无教学之实的困境。地方官学教官除每月朔望在明伦堂宣读清廷的《训饬士子文》、卧碑各条之外，主要工作是主持季考、月课。可见，与明朝中后期一样，清代地方官学既无为士子提供有效教学的机制，也无开展教学活动的能力。
在这种情势之下，与北宋统治者通过朝廷实施的兴学来发展地方官学的路径不同，明清时期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官则将关注的目光转移至官学之外，将发展教育的重心逐渐向书院转移，纷纷创建或修复书院，延聘学者开展教学活动，以满足士子读书应试的需要。明人叶向高认为官学教学功能的缺失是书院兴起的直接原因，他说：“明兴，设科罗才，虽取词章……而末流之弊，逐功利而迷本真，乃反甚于汉唐。贤士大夫欲起而维之，不得不复修濂洛关闽之余业，使人知所向往，于是通邑大都，在所皆有书院。”②明正统元年（1436），翟溥福出任南康知府，修复了废弃多年的白鹿洞书院。至成化元年（1465），李龄任江西提学时，正式恢复了白鹿洞书院的教学功能，延聘理学家胡居仁担任掌教。岳麓书院的修复是自成化五年（1469）开始的，长沙知府钱澍、通判陈钢和同知杨茂元等人先后主持，使岳麓书院“百数十年邱墟之地顿觏大观”，再次发展成为湖湘地区的文化重镇。
至明代中后期，地方官在修复、创建和管理书院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们把书院视为培养科举人才的主要机构。如正学书院原为陕西地区传播程朱之学的基地，元代大儒许衡曾讲学于此。弘治九年（1496），提学副使杨一清卜地重建，后屡有扩建。身为管理陕西官学教学事务的长官，杨一清在“其督学州郡有成效”的同时，重建正学书院，希望其能成为官学教学的榜样，“兹又聚徒置院，为养蒙储俊之计，为之标的绳准以示之，使趋向有涂，跻攀有等，以求至于圣贤之域。”有的地方官在创建或修复书院之后，亲自参与书院的教学、管理工作。成化年间，扬州知府王恕在江都创建资政书院，用以教授扬州各官学的优秀生员。据张元征的《资政书院记》载：王恕“每听政暇，辄亲与讲切面究其工程，虽大寒暑不废。昼或夺于公务，暮必如故事，至夜分乃已。”他对书院生徒的要求十分严格，通过考课来督促其学业，“非朔望不得辄出，间复考第优劣，以奖其进，而策其不进者。由是众皆劝勉，以求不负所教而坏其所履。”正是由于有王恕的亲自执掌，资政书院的教学效果十分明显，“登名甲科者遂数有其人”
在这种背景下，明前期长期沉寂的书院数量迅速增加，逐渐取代官学成为教学的真正承担者。正如史家所云：“前明以还，学官与山长始渐分为二。士子约束，责之学官；书院训课，专之山长。职其总者，则州县官也。”因此，明代中后期书院的发展实际上得益于官学教学功能的缺失。
清朝建立之初，出于对汉族士子利用书院讲学议政的担心，采取了抑制书院发展的政策，使其走向沉寂。至康熙中叶以后，清廷的文教政策发生了变化，转而采取了扶植书院的政策，通过赐额、赐书、任命和奖励山长、赐帑金等方式引导和支持书院的发展，以补官学教学功能之不足，书院逐渐发展成为培养科举应试人才的主要机构。在朝廷政策的引导之下，各级地方官积极参与创建和修复书院，以满足士子读书应试的需要。有史家云：“我国家崇儒重道，棫朴菁莪，作人之化大备。雍正十一年奉建立书院之谕。高宗纯皇帝御宇之元年诏曰：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才，广学校所及。圣谟洋洋，嘉言孔彰。由是郡县守令无不振兴文教，修建书院为储才之地，弦诵之声于以不绝，称雅化之极盛焉。”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广西兴业县士子“入闱分校，兴邑弟子无登贤书者”，知县王巡泰对这样的科举成绩非常不满意，常常“长喟而心悱矣”，于是创建石南书院作为主要的教学机构，以培养科举应试之才。至康熙年间后期，以教授科举之学为主的书院就已经遍及全国了，“几乎无县无之”。
自清朝中叶起，书院的创建、修复和管理都体现出浓厚的官方色彩，这与北宋初期书院发展的情况非常类似。然而，清代书院并没有因朝廷重视官学而数量减少，反而因为承担培养科举应试人才的教学职能而得到极大的发展。
至清末，书院与官学一样并未因时而变将西学、实用技术作为主要教学内容，其教学功能逐渐弱化，难以适应近代化人才的需要。汤震对此有尖锐的批评：“今之书院之流失，不特肄业之生徒，敝敝焉淫心㪤力于帖括，以争此铢两之高下。即为之师者，大都墨杘衰朽，以营求得之，遥领而豢养焉……名以储才而实以储不才，才者不出其中，才者且耻出其中。”冯桂芬也认为：“今天下惟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才之意……独惜其所习不过举业，不及经史，所治不过文艺，不及道德。”⑤因此，后来书院和官学同时被改为新式学堂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三、书院是官学学术创新不足时的大本营
一般来说，官学由官府创办和管理，其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经费和招生规模等都由官府控制。这虽然能为官学的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但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官学的学术创新和传播。北宋熙宁元丰兴学时，儒家经典成为官学的主要学习内容，王安石以他自己主持修撰的《三经新义》取代沿用多年的儒家经典的唐人注疏。熙宁八年（1075）六月，朝廷下诏将《三经新义》赐给宗室、太学及府州官学。此后，《三经新义》成为官学和科举考试的唯一依据，凡在考试中继续使用唐人注疏的，都会被定为不合格而黜落。在这种高压政策下，曾一度出现了“诸生一切以王氏经为师”的局面。这种严格规定教学内容，并且将其与科举考试结合起来的做法，使官学很难进行学术创新。
此时，肇始于北宋前期的理学却得到了迅速发展，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尤为突出。在理学家看来，强调内在心性修养的儒学是有利于实现政治理想的，并能在此基础上最终构建理想的社会秩序。而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新学则强调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富国与强兵，被理学家所鄙视的“利”反而受到重视。王安石的思想遭到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家的猛烈抨击，并认为朝廷启用王安石变法是将“道学”与“政术”分离。而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则从文化话语权和政治权力两方面，坚决排斥以二程为代表的“异论”之人。
在这种政治氛围之下，理学家们对抗改革派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授徒讲学，并在不断创新的基础上传播理学，以博取社会舆论的认可。朱熹说，程颢“既不用于朝廷，……居洛几十年，……在位者皆慕化之，从之质疑解惑；闾里士大夫皆高仰之，乐从之游；学士皆宗师之，讲道劝义。”但是因官学体系由改革派控制，理学家无法利用官学进行创新和传播学术，只能选择由私人创办的书院和私学。而书院此时失去了充当官学替代机构的地位，官方对其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北宋前期，它也需要重新确立发展方向。可见，利用书院创新和传播理学，既满足了理学家的需求，又使书院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
南宋前期的80年间（建炎元年—嘉定元年），有四位皇帝先后执政。除在位仅四年之久的光宗之外，高宗、孝宗和宁宗都曾经宣布禁止理学，并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科举考试等方面对理学进行打击，使理学家游离于政治重心之外。不过，他们依然能著书立说、讲学论道，以及在民间研究和传播理学，甚至批评朝政。朱熹、陆九渊、张栻、吕祖谦等在学术创新和传播领域都非常活跃。事功学派的核心人物陈亮云：“广汉张栻敬夫、东莱吕祖谦伯恭相与上下其论，而皆有列于朝；新安朱熹元晦讲之武夷，而强立不反，其说遂以行而不可遏止。”张栻在长沙创建城南书院，并主教岳麓书院。乾道三年（1167），朱熹从福建到达长沙，与张栻在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就“中和”“太极”“知行”“仁说”等问题进行辩论，史称“朱张会讲”。会讲盛况空前，湖湘士子纷至沓来，以至岳麓书院“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这种高水平的学术交流不但使湖湘士子受益匪浅，而且也极大地推动了湖南地区书院的发展。“宋朱文公、张宣公讲学岳麓、城南，号称湖湘邹鲁。而吾平九君子获从朱子游，此楚南书院之极盛也”。朱熹主讲白鹿洞书院时，从学者也达数百人之多。
“嘉定更化”之后，南宋朝廷以赠谥号的方式表彰朱熹等理学家，理学也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创新与传播理学的书院也随之受到朝廷和各级地方官员的重视。嘉定年间（1208～1224），宁宗先后给理学家掌教的福建建阳云庄书院、江西南昌东湖书院赐额，以创新和传播理学为主要职能的书院得到快速发展。白鹿洞书院由朱熹修复后，朱门弟子李燔执掌其中，学者云集，讲学之盛远胜其他书院。嘉定十一年（1218），朱门弟子陈宓再次扩建白鹿洞书院，他不仅自己在其中讲学，还延请朱门高足黄榦来书院讲“乾坤二卦”，吸引士子群集白鹿洞书院听讲。在理学地位提升、朝廷支持书院发展的大背景下，以朱熹、张栻、吕祖谦和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家及其门人积极利用书院传播理学，出现了创建、修复和讲学书院的高潮。
至明朝中后期，心学由于与作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代表人物不断受到推崇程朱理学者的攻击和来自官方的打击，致使心学不可能以统治思想的身份而成为官学的教学内容。但由于王阳明所提倡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和湛若水所推崇的“随处体认天理”的心学思想，容易为士人所接受，使他们惓惓追求的“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成为可能，心学因此获得了士人们的广泛认同。在不能以官学作为创新与传播场所的情况下，以王阳明、湛若水为代表的心学家和门人纷纷选择创建、修复书院，书院成为心学的创新与传播基地。
王阳明的书院讲学，始于正德三年（1508）困居贵阳龙场期间，止于嘉靖七年（1528）。在这20年内，由他创建或主讲的书院有贵州的龙冈书院、贵阳书院，江西的濂溪书院、白鹿洞书院，浙江的稽山书院、敷文书院等。王阳明死后，王门弟子纷纷创建书院阐扬师说，如王门亲炙弟子王畿“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闽、越、江、浙，皆有讲舍。”另一高足钱德洪亦是如此，在“江、浙、宣、歙、楚、广名区奥地，皆有讲舍”
湛若水对明代书院的发展亦有相当大的贡献，书院是他讲学的主要场所，黄宗羲称其“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从游者殆遍天下。”他创建或讲学的书院数量甚多，如大科书院、明诚书院、云谷书院、新泉书院、新江书院、天泉书院、石鼓书院和龙潭书院等。
如前所述，在官学无法很好发挥教学职能的情况下，明代书院成为人才培养的主要机构，其主要目标是培养科举应试之才。以王阳明、湛若水为代表的书院创建者或讲学者在并不反对科举的前提下，要求书院教学能将讲学与举业结合起来。王阳明说：“举业不患妨功，惟患夺志。只如前日所约，循循为之，亦自两无相碍。”这不但使明代中后期的书院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而且数量也明显增加。沈德潜云：“自武宗朝王新建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
清代乾隆中叶以后，以江苏和安徽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出现了新的学术流派——乾嘉经学，其发展与书院亦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书院是其创新与传播的场所。尽管如此，由于此类书院的数量有限，因此乾嘉经学并没有成为清代中后期书院发展的重要支撑。
四、当代书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重要传播者
从20世纪80年代起，经历“文革”的劫难后，一些学者和有识之士不断反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与作用，掀起了一波“文化热”。书院作为古代学术创新与传播的重要机构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一部分学者和有识之士着手创建和修复书院，使书院这种消失了几十年的机构重新出现在中华大地上。198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汤一介、李中华、王守常等老师牵头，在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等老学者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被视为当代书院复兴的开端。1986年，岳麓书院正式修复并对外开放，由湖南大学进行管理，并设立文化研究所，开展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这是全国修复并研究传统书院的标志性事件。
到20世纪90年代，“文化热”逐渐演变成“国学热”。少儿读经班、国学研修班、国学总裁班等各种以“国学”为名的书院渐次兴起，很多高校争相设立国学研究院或者类似书院的机构，全国名目繁多、种类多样的书院更是每年数以百计地增加。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央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各级地方政府或者有地方政府背景的企业也纷纷参与到修复、创建书院的队伍中来，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机构。
然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无论书院的修复、创建主体是学者、企业还是官方，以中华传统文化研究和传播为主要职能的书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师资队伍匮乏、研究与传播内容没有形成体系、生源短缺和经费困难等问题。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当代书院似乎都很难达到创建者、修复者和管理者的预期目标。那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受到普遍重视的大背景下，当代书院在将来是否能承担起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笔者基于以上对古代书院与官学互动关系的探讨，从当代书院是否能成为教育教学的主要承担者，以及是否能发展成学术创新与传播大本营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首先，按照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学校必须由国务院或者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021修订版）》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实行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学校教育制度。国家建立科学的学制系统。学制系统内的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设置、教育形式、修业年限、招生对象、培养目标等，由国务院或者由国务院授权教育行政部门规定。”而当代书院是由民政部门或者工商行政部门批准的民间组织或者企业，而不是由国务院或者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因此依据这一法律规定，当代书院不能像古代书院一样作为学校的替代机构或者教学职能的主要承担者而存在。国内高校实行的书院制更多是借鉴西方大学的住宿学院制，其建立的书院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育机构。
其次，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备的以高校为主体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和研究体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才培养和研究就成为部分高校的重要工作。“文革”之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新时期，至20世纪90年代，出现一大批优秀的研究者，也产生了一大批堪称经典的成果。200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和201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发布后，教育部在2003年和2011年先后启动了两轮《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使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建设、理论创新、研究条件等都有长足的进步，高校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传播主要机构的地位不可动摇。
而当代书院要么是民间组织，要么是企业，绝大多数当代书院几乎没有专职研究人员，也不大可能发展成为类似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的机构。中国文化书院成立之初，在宗旨中提出“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成立之后，中国文化书院出版了“中外比较文化教学丛书”，并举办过多次较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由于中国文化书院的发起人或者导师基本上是兼职人员，从科研管理体制而言，他们的研究成果也不能归入中国文化书院，而应属于各自人事关系所在的单位。2010年，中国文化书院文化发展研究院成立之后，尽管其着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但后来的发展似乎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中国古代书院是学术创新与传播的大本营，学术创新与传播也促进了书院的发展。然而，在我国现有的文教体制下，当代书院不可能成为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机构，学术创新与传播也不可能成为促进当代书院发展的内在动力。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当代书院的未来发展应该定位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机构，而不是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在传播内容的选择上，当代书院可以充分利用大学或其他社科研究机构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结合所在地的实际情况和自身书院的定位，选择一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创造性转化，使其能成为适合传播的内容，并与所在地的图书馆、文化馆或者其他文化机构所开展的传播活动在内容上体现出差异化；在传播方式上，当代书院在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手段的同时，还要吸收、借鉴中国古代书院的诸如会讲、自由辩论等传播方式，使其不会因为与其他机构同质化而被淹没。
当代书院能否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真正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其管理制度和运营模式。当代书院可以在获得政府相关部门政策支持下，通过多种渠道争取社会的支持，其中与有社会责任感、重视文化建设的企业深度融合，可能是当代书院获取经费支持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因为这样既能让当代书院获得比较稳定的经费来源，又能为企业的文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厦门筼筜书院即是这种方式。它在厦门市政府规划指导下，采取“政府支持，企业投资，公益运营”的模式，由国有企业厦门白鹭洲建设开发公司投资建设。与此同时，当代书院可以充分利用所在地高校、文化单位的研究力量，为书院传播内容的选择、转化等提供支持。此外，当代书院应该发挥管理机制灵活的优势，充分利用所在地的文化场所、媒体、志愿者的资源，这样不仅能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实际效果更显著，而且也能扩大当代书院的影响力。
总之，在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古代书院的发展与官学密切相关，其因官学数量不足而作为替代机构兴起，因朝廷大力兴办官学而走向衰落，因取代官学成为教学的主要承担者而走向鼎盛，因与官学管理方式的不同而成为理学、心学创新与传播的大本营。而我国目前不仅拥有数量庞大、体系完整的各级教育体系和质量管理制度，而且还有较为完善的以高校为主体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和研究体系，当代书院不仅不可能在教育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也没有条件建设成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机构。因此，当代书院未来的努力方向是突出重点和特色，在各方力量的支持下，力争成为所在地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机构。
（参考文献略）
大学教育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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