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目次及内容提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2年第1期目次
新时代中国经济
人类文明新形态下中国学派的建构探讨
李钢，陆易（9）
产业经济北京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新动态：基于扩大开放视角
张杰，闫新宇（18）
外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制造强国建设的影响研究杨玲（32）
区域经济
区域试点政策对创新的作用效果与途径研究
王晶晶，张伯超（53）高新区升级与制造业企业创新
工商管理
数字化创新如何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水平的调节作用李小青，何玮萱，霍雨丹，周建（80）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
盛明泉，项春艳，谢睿（96）内容提要
人类文明新形态下中国学派的建构探讨
——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60人论坛第四届年会观点综述
徐杨，李曦辉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60人论坛第四届年会日前成功举行。本届年会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学派研究为重点，同时就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的核心价值与使命担当、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中国学派提出的时代要求、域观范式在经济学范式中的地位、传统文化在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建设中的作用、人类文明新形态下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关涉的热点议题以及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建设的创新路径等主题进行了交流研讨，为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中国为什么能实现包容性发展
李钢，陆易
2020年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了绝对贫困。在十四亿人口的大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值得骄傲的，是人类包容性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可以从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方面分析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初步实现包容性发展的原因。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的发展理念具有包容性增长的根本特征，也是中国能够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原因；但理念要想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不仅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而且必须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引。正是由于指导中国实践的理论不断地自我扬弃，中国70年的经济实践才能取得巨大的成功；也正是中国经济70年巨大的发展，才为实现包容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潜质，使中国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得以落实。除了宏观层面的因素，中国文化更加注重从微观层面激发扶贫者与帮扶者的内在动力，是中国包容性发展实现的个体层面原因。
北京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新动态：基于扩大开放视角
张杰，闫新宇
基于北京市投入产出表，以服务业扩大开放这一视角，从多个层面探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最新动态。结果表明：随着服务业扩大开放不断深入，北京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融合度显著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中间投入结构也趋于升级；同时，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向制造业主动融合的能力也得到提升，但扩大开放对制造业高端需求的带动作用还不显著。因此，应深入推进北京全域服务业扩大开放，发挥北京科创、金融优势，构建产业融合链条，推进高端产业融合发展。
外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制造强国建设的影响研究
杨玲
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和万得（Wind）数据库中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分析外国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制造强国建设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应重点加强与发达国家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的谈判，包括减少对外资以及其他市场准入限制、其他歧视性措施、竞争障碍和监管透明度及行政要求这四个方面，其中竞争障碍的影响权重最大；同时，还要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于减少对外资以及其他市场准入限制、竞争障碍和监管透明度及行政要求方面的谈判，其中可以适度放松对自然人流动限制的谈判，但在降低竞争障碍的谈判上需要加大力度。
区域试点政策对创新的作用效果与途径研究
王晶晶，张伯超
创新型城市、高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如何影响中国创新需要深入研究。从创新投入规模及其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率的角度，利用2003—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和多期双重差分方法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三类政策通过促进创新资本增加提高城市创新能力，而且进一步通过弥补创新资本投入的不足并缓解其过度，进而优化配置效率，然而却都将无法显著提高创新投入利用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对投入规模、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率的作用在东部地区表现更优；政策并不能为政治地位较高的城市带来更高的投入规模及利用效率，但却更能优化配置效率。高新区升级与制造业企业创新
孙文浩，张杰
使用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数据，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省级高新区升级后，制造业企业私人研发投入水平平均增加约8 224元，对东部地区和本土制造业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尤为突出；第二，省级高新区升级引发的企业研发投入水平提高是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的重要原因；第三，对于高研发强度和创新差距较小的制造业企业，省级高新区升级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加突出。
数字化创新如何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水平的调节作用
李小青，何玮萱，霍雨丹，周建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化创新成为企业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来源，然而数字化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尚不明晰。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2015—2019年沪深A股新一代信息技术上市公司的高质量发展及数字化创新专利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考察数字金融水平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该作用通过降低成本费用与提升劳动效率两种机制来实现；（2）在数字金融水平适度的情境下，数字化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而数字金融水平过高会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产生抑制作用；（3）对不同产权性质、不同存续年限以及不同规模的样本公司而言，数字化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
盛明泉，项春艳，谢睿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金融与新兴科技结合的产物，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基于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存在抑制作用。进一步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改善传统金融中所存在的“领域错配”问题，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在中小城市展现出更强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企业的财务费用，促进企业的实业化投资，以及抑制企业金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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