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杰长等｜中国省域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测度与时空格局演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3年第2期
中国省域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测度与时空格局演变
作者简介
夏杰长（1964—），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瞿华（1975—），男，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通信作者；尚欣欣（1997—），女，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
根据测度指标的可量化性、科学性原则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权威性原则，利用文献研究法和专家调查法构建文化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然后运用熵值法测算中国31个省份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并作比较分析，并利用空间聚类分析方法对各省份文化产业竞争力差异进行分析，运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揭示全国文化产业竞争力的空间相关性和时空格局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全国范围内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有较大差异，总体上呈现由东向西下降态势，东南沿海地区是文化产业强省份的集聚地；全国文化产业竞争力在整体上呈现出空间自相关性，即表现出较强的集聚效应；全国文化产业空间格局发生一定程度的演变，东南沿海的文化产业强省份具有溢出效应，一定程度上带动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其他区域格局相对稳定；冷-热点区域的空间分布呈现热点值由东部向西部递减的趋势，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有一定热化作用。
关键词
文化产业竞争力；时空格局演变；空间聚类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
引用格式
夏杰长,瞿华,尚欣欣.中国省域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测度与时空格局演变[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3,25(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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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作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门，文化产业（部门）无疑同样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产出相应的产品。1985年国务院转发国家统计局提出的《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以及此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和《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均将其划入第三产业。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的界定，文化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主要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文化娱乐休闲服务以及一些文化辅助生产、文化装备生产和文化消费终端生产等活动。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和全国年度统计公报显示，2005—2018年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8.9%，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7.0%；2020年虽受新冠疫情影响，该营业收入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2.2%，2021年该营业收入增长16%。这说明中国文化产业对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由于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同时受经济、地缘等因素影响，各省份文化产业发展存在较大差异。目前有关文化产业竞争力测算指标和时空格局研究尚存在可改进之处，为了更好地推动各省份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本文拟在借鉴并完善已有相关文化产业竞争力测算指标的基础上，对各省份文化产业竞争力进行测算和比较，并进一步分析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二、文献综述
“文化产业”一词最早由阿多诺和霍克海默（Adorno & Horkheimer）于1947年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此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江（Kong，2000）认为文化从业者通过利用当地文化资源以及参与社区生活，从而使艺术和文化生活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为城市带来了节奏律动。普拉特（Pratt，2000）认为互联网发展水平是文化产业竞争力的一项重要衡量指标。鲍尔（Power，2002）认为文化产业有着良好的社会影响，可促进就业和带来可观的经济增长。德米格尔莫利纳等（De-Miguel-Molina et al.，2012）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对创造地区财富具有重要作用，拥有更多知识密集型服务的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更具发展优势。博切拉和萨莱诺（Boccella & Salerno，2016）认为文化产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提供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合作和政府支持才能促进其持续发展。李（Li，2021）认为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对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明显，在文化产业发展中需重视文化制造业的发展，以及促进文化创新对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韩（Han，2022）认为文化产业是一个高附加值的产业，主要通过规模经济实现高回报，能够促进经济发展。高（Gao，2022）认为文化产业竞争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准，文化产业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也能够有效缓解地区的就业压力。
从21世纪初开始，国内学术界展开有关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探讨。祁述裕（2001）认为文化竞争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据重要位置，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较快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弱势地位。林熠（2003）提出以显示性指标体系体现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此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以及数字经济大发展，文化产业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议题。在全国省域层面上，赵彦云等（2006）认为中国省域的文化产业竞争力可以分为四个梯队，并且竞争力优势呈现两极分化态势。庄锴和王虹（2012）也认为中国省域的文化产业竞争力分布格局表现为四类地区，文化产业竞争力总体水平偏弱且不均衡，但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戴俊骋等（2018）指出中国文化产业整体呈现东部规模与效率具有全面优势，中西部地区需要整体提升的空间格局。在区域层面上，杨头平和潘桑桑（2018）认为中部各地区在基础竞争力、显性竞争力和潜在竞争力上存在差异，并于各维度上提出了提升措施。胡红杰（2020）认为黄河流域八个省份的整体文化产业竞争力不强，并提出不断完善公共文化体系、激发文化市场需求潜力等措施。郑奇洋等（2021）指出长三角地区文化产业竞争力提升明显，但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城市间层级特征明显。
作为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测算方法，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灰色关联法、熵值法等均在以往研究中被采用。针对层次分析法，靳晓婷（2013）认为该方法能够依据决策问题的本质、决策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关系，用较少的定量信息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任高飞和陈瑶瑶（2018）认为该方法具有简洁性和实用性特点，因而在中国常被广泛应用于发展战略确定和政策选择分析等方面。颜姜慧和尤莉娟（2019）指出层次分析法权重设置依赖专家打分，存在一定的主观性。针对因子分析法，顾乃华和夏杰长（2007）认为该方法能够保证较为完整的信息量，指标数量的减少也有助于提高分析工作的效率。颜姜慧和尤莉娟（2019）认为该方法可以降低评价指标的维度，消除重叠信息。连英祺等（2020）指出因子分析法所得的公共因子变动态势无法精确描述各个维度的具体情况，因而该方法不适用于综合指数的检验。针对灰色关联法，曹旭平和张丽媛（2011）认为该方法对样本量和样本规律性没有具体要求，其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结果一致。王波和吴子玉（2016）也认为对于一些既没经验、数据又少的研究对象，该方法能够较好地诠释其系统内在的相互关系。但杜江和赵伟霖（2020）指出灰色关联法需要对各项指标的最优值进行先行确定，主观性比较强，同时部分指标最优值难以确定。连英祺等（2020）认为，与其他测算方法相比，熵值法是根据各项指标观测值所提供的信息大小来确定权重的一种客观赋权法，不涉及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科学性较高且适用性更广。从以上测算方法的比较中不难看出，层次分析法和灰色关联法的主观性较强，因子分析法有较高的适用性要求，而熵值法具有客观性较强且适用性更广的优点。
总体来说，目前有关文化产业竞争力的研究大多主要探讨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及其应用，评价指标体系尚不够成熟，且较少涉及省域文化产业竞争力在空间上的相互影响，文化产业竞争力时空格局演变研究尚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因此，有必要在重新构建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对中国省域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研究。本文构建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中国31个省份（未含香港、澳门和台湾）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进行空间聚类分析、全局空间格局分析和局部空间格局分析，以探究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时空格局及其演变过程，从而为提升中国省域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提供决策参考。三、中国省域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测度
（一）测算指标与数据来源
本文遵循指标选择的可量化性、科学性原则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权威性原则，依据迈克尔·波特提出的竞争理论及“钻石模型”，并利用专家调查法对指标做进一步筛选，构建包含6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0个三级指标的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官网、《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09—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2009—2020年）》《中国文化与相关产业统计年鉴（2013—2020年）》等，部分数据通过相关指标间的数理关系计算得出。
（二）省域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测算结果及分析
基于上文对于文化产业竞争力测算方法的比较和熵值法具有的优点，本文采取熵值法确定上述指标权重。利用所收集到的相关数据和熵值法进行测算，可得2008—2019年31个省份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情况（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2008—2019年，北京、上海、浙江的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年均值居于前三位，江苏和广东紧随其后，分别居于第四、五名。这些文化产业竞争力强劲的省份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有助于培育产业快速发展所需要的良好环境。贵州、宁夏等西部省份的年均值常年靠后，这与其经济较为落后、区位和资源优势较弱以及相关产业较难得到发展相关。2008—2019年每年的得分（表2纵向数据）都达到全国平均以上水平的省份仅有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山东、河南7个，其中6个位于东部地区，1个位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四川从2009年开始至2019年，每年的得分始终在全国均值以上。2008—2019年，年均得分达到或超过均值（0.210）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福建、辽宁8个省份，此外，还包括中部地区的安徽、河南和湖北，以及西部地区的四川和陕西。这些数据表明，各省份文化产业竞争力差异性明显，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呈现不均衡状态。
四、中国省域文化产业竞争力时空格局演变分析
（一）空间聚类分析
为了更加直观地考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是否具有集群特征，本研究利用GeoDa软件和ArcGIS软件进行空间聚类分析，根据空间聚类分析图呈现的结果，将31个省份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包括：北京、上海、浙江；第二梯队包括：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广东、四川；第三梯队包括：山西、湖北、湖南、福建、辽宁、天津、陕西、内蒙古、河北、西藏；第四梯队包括：黑龙江、新疆、宁夏、江西、云南、贵州、广西、海南、吉林、重庆、青海、甘肃。
不难看出，各省份文化产业竞争力与其空间位置存在一定关系，总体表现为由东部向西部递减的趋势。其中，江西紧邻文化产业竞争力普遍较高的东部省份却位于第四梯队，原因是相较于第一至第三梯队大多数省份，江西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同时，文化产业品牌少、政策支持体系不完善、缺乏有力推广及文化产品消费意识薄弱等。西藏在周边省份都处于第四梯队的情况下跻身第三梯队，这主要得益于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充分利用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出台相关举措对民族文化进行保护、传承和创新等。（二）全局空间格局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是对相关数据在整体范围内空间特征的描述，一般以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来度量。该指数大（小）于0时表明研究对象存在空间正（负）相关，等于0代表不存在空间相关关系。为检验文化产业竞争力在各省份地理空间上的相关性，本文通过GeoDa软件计算得到2008—2019年31个省份文化产业竞争力全局莫兰指数估计值及相关指标的值（见表3），其Z值都大于在5%显著性检验水平的置信水平（1.96）。由该表可知这12年间全局莫兰指数都是正值，说明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文化产业水平相近的省份存在空间集聚性。
（三）局部空间格局分析
1. 莫兰散点图分析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可弥补全局空间自相关在对局部空间格局上分析不足的缺点。一般由包含四个象限的莫兰散点图来描述：第一象限为扩散效应区（高-高），第二象限为过渡区（低-高），第三象限为低速增长区（低-低），第四象限为极化效应区（高-低）。利用GeoDa软件可得2008—2019年各省份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的莫兰散点图（考虑到篇幅有限，所有年份散点图信息汇总于表4）。
表4显示，整体来看，位于极化效应区的省份很少。在这一时期，部分省份在不同象限发生变动，说明全国文化产业水平空间格局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演变。其中，有8个省份的集聚类型仅发生过一次变动，包括天津、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湖南、海南、四川和广东，格局较为稳定。如天津，除2011年位于扩散效应区外，其余年份都属于过渡区，山西除2013年位于扩散效应区以外，其余年份都位于过渡区，四川在2009年进入到扩散效应区后一直保持稳定；还有3个省份个别年份位于坐标轴上，北京除2016年外其余年份都位于扩散效应区，吉林除2019年外其余年份都位于过渡区，宁夏自2009年起除2012外其余年份都属于过渡区。此外，东部地区的辽宁、福建以及中部地区的湖北、安徽在扩散效应区和过渡区波动。西部地区的陕西的空间集聚类型多次变动后，近几年基本稳定在扩散效应区，体现出较强的发展潜力。其余省份的空间集聚类型总体上保持不变。
上海、山东、浙江、江苏、河南始终处于扩散效应关联区，表现为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的强强集聚，空间差异较小。而辽宁在周边良好的产业环境的带动下，超过一半年份进入扩散效应关联区。总体来说，东部地区已经形成典型的扩散效应型连绵区。这些省份经济较为发达，文化资源较丰富，产业体系较完善，政府政策支持力度较大。
江西、湖南、河北、山西等省份，常年处于过渡关联区，这些省份受限于经济不够发达，文化市场体系不够完善等因素，同时毗邻文化产业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形成了中部过渡连绵的区域。这类区域毗邻文化产业强省，与东部地区加强文化交流合作具有地理上的有利条件。
新疆、西藏、广西、重庆、云南、贵州、青海、甘肃这些地区始终位于低速增长关联区域，东北地区的黑龙江也处于低速增长关联区域，这可能的原因在于这些省份文化产业发展整体规划和内在动力还不够充分和充足，文化产业龙头企业较缺乏，相关基础设施欠完善，对外交流合作有待加强，发展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四川从2009年起稳步进入扩散效应关联区域。广东自身文化产业水平较高但还未能带动西部毗邻省份，位于极化效应关联区域，位于东部扩散效应关联区与西部低速增长关联区之间的过渡区域，是东部地区带动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2. LISA集聚图分析
为了确定局部相关类型在统计学上是否显著，本文利用LISA集聚图进行分析（考虑到篇幅有限，所有年份的集聚图信息汇总于表5，表内各省份的集聚模式在统计学上显著）。经对比可以看出，通过显著性检验的低速增长集聚区的范围总体上逐步缩小。自2009年起四川由过渡集聚区转变为扩散效应集聚区，表明相较于其他省份，四川与邻近区域的联动发展较好。扩散效应集聚显著的省份主要包括江苏、浙江、上海、山东、河南等省份。江西、天津和河北则位于过渡区，无疑需要进一步加快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与文化产业强省份的协同与合作。
从表5可以看出，2019年通过显著性检验的省份有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安徽、江西、云南。其中，江苏、福建、上海、浙江和山东是扩散效应集聚模式，这些省份是东南沿海文化产业高速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河南、湖北和湖南是中部扩散效应集聚模式通过检验的省份，这三个省份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省份，虽不及东部沿海省份经济发达，但凭借较丰富的文化资源和较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中部地区较强的文化产业集聚发展态势。而北京的扩散效应集聚模式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其不显著，这是因为虽然环渤海一带多个省份属于文化产业强省，但还未对周边发挥出很好的辐射作用。安徽、江西在2019年属于过渡集聚态势通过显著性检验的省份。四川是在2009—2018年唯一通过扩散效应集聚模式显著性检验的西部省份，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四川在西部地区的“领头羊”地位。广东周边有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福建和产业发展水平不够高的广西（参见前文表2），其极化效应集聚模式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其并不显著。云南是除了2015年之外其余年份都通过低速增长集聚模式显著性检验的省份，这主要因为其存在文化产业特色文化难以整合发展、文化主体自我发展能力弱、本土文化消费需求不足等短板。
3. 冷-热点分析
针对空间数据关联模式研究，格蒂斯等（Getis et al.，1992）提出统计指数G*。G*指数可识别变量在空间的聚集程度，将它们划分为冷点区和热点区。本文利用ArcGIS软件进行冷-热点分析。首先计算出各省份的G*指数，然后对G*指数采用自然断裂法进行处理，由低至高划分为冷点区、次冷点区、次热点区和热点区，并得到全国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冷-热点区域图（考虑到篇幅有限，所有年份的冷-热点图反映的信息汇总于表6）。
由表6可以看出，在区位总体分布上，东部沿海省份大多位于热点区，西部省份大多位于冷点区。2008—2019年共有13个省份的冷-热区仅发生一次变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陕西，比如北京、天津、河北除2019年位于次热点区以外，其余年份都属于热点区。山西、湖北在热点区和次热点区波动，湖南在次热点区和次冷点区波动，重庆、四川、云南、西藏在冷点区和次冷点区波动。青海、宁夏和甘肃所处的冷-热区发生多次变动但基本稳定在次冷点区。其余省份所处的冷-热区总体上保持不变。
整体上来看，2008—2019年全国文化产业竞争力冷-热点区域空间分布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从静态角度看，热点值由东部向西部递减。东部沿海是文化产业强省集聚的地区，形成了良好的联动格局。从动态角度看，东部省份“热化”了越来越多的中西部省份，这表明全国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有着良好的态势。贵州、广西等西部省份位于冷点区，这提示西部地区文化产业特色还需进一步挖掘和彰显。广东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较高却位于冷点区，这可能主要因为其存在与周边其他省份的互动有待加强、文化产业品牌建设和营销力度有待加大、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有待健全、岭南文化开发力度有待提升、文化产业大型龙头企业少、文化与资本融合度低等短板。五、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第一，中国省域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测算结果表明各省份存在明显差异：北京、上海、浙江位居三甲，江苏、广东、山东紧跟其后，宁夏、贵州等西部省份竞争力水平相对较低。
第二，根据空间聚类分析结果可将31个省份划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包括北京、上海、浙江；第二梯队包括山东、广东、江苏、安徽、河南、四川；第三梯队包括山西、湖北、湖南、河北、陕西等；第四梯队包括新疆、贵州、广西、青海、甘肃等多数西部地区省份。
第三，全局莫兰指数计算结果显示，各省份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在整体上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
第四，莫兰散点图显示，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的空间格局大体是东部地区多为扩散效应区、中部地区多为过渡区、西部地区多为低速增长区，且部分省份所处区域发生改变，即文化产业竞争力空间格局发生小幅度演变，东部地区文化产业发挥溢出效应对西部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五，LISA集聚图显示，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局部自相关系数比较少，这表明全国各省份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偏弱，发展过程中缺乏相互作用；局部来看，东部沿海扩散效应区空间自相关性很强，同时对中部地区有一定的溢出效应，发生一定程度的空间格局演变；环渤海一带空间格局几乎未发生改变，协同作用较低，未能发挥潜力。
第六，冷-热点区域图显示，全国文化产业竞争力热点值从东部至西部递减，冷热点区域数量及分布发生一定变化，具体表现为东部省份将西部部分省份“热化”。
（二）相关启示
第一，进一步发挥东部地区文化产业优势，增强东部地区文化产业溢出效应。东部地区有着良好的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和产业环境，一直以来是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地方。根据莫兰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来看，长三角一带对内陆文化产业发展有一定带动作用，但是环渤海地区文化强省对周边区域和东南沿海省份对西南区域的带动作用有限。对此，可采取以下思路：一是继续提升核心区域的产业带动作用。东南沿海、环渤海一带应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劲的经济支撑能力，不断进行产业改造、升级和创新，打造出若干个知名度高、示范性强的现代化文化产业园区。二是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部分省份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同质化问题，这不利于各区域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各省份应深入挖掘自身文化资源的内涵，不断创新文化产品、突出文化产业特色，加快推进差异化战略的实施，以有助于持久保持较强的文化产业竞争力。
第二，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和机制，助力中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快速发展。西部地区省份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较低，同时莫兰散点图也显示，这些省份大多位于低速增长区，说明这些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连绵成片。对此，可采取以下思路：一是政府可适当向中西部地区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健全相关法律规章，规范市场秩序，减少发展阻力，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以形成和强化文化产业发展上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的追赶效应。二是完善中西部地区文化及其相关产业的投入机制和融合发展机制。如今产业融合是大势所趋，产业与产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文化与旅游、教育等产业高度关联。政府应在引导文化产业投入、丰富公共文化资源的同时，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加大文化相关产业的投入；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和助力文旅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将为文化产业发展赋予更多新动能。
第三，进一步创设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环境与氛围，推动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虽然全国范围内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在全局水平上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但从LISA集聚图来看，只有少部分省份的局部自相关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各省份之间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性较弱，这提示各省级行政区政府（相关部门）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省份很有必要加强与东部地区的省份之间文化交流合作，推动东、中、西部地区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协同发展。为此，一是要加快完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信息化及公共交通，通过多方面的举措使中西部地区的省份和东部某些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可以打破行政区域限制，学习东部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省份的先进经验，承接分享其溢出效应；二是加强政府相关政策的引导，中西部地区省份应不断推出和完善产业、人才等相关政策，大力引进东部地区的高新技术、高水平人才等生产要素，为地区间文化产业交流构筑桥梁发挥重要引导作用。
（全文刊发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第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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