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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张大千没留下来!

2017-06-02 悠悠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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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浪网


每当我看到张大千先生晚年在海外的精美画作时,脑子常会闪过一丝念头,好险啦,幸亏他没有留下,否则世界上哪会有这些精美作品呀!


张大千的山水画,走出青城山后,画风大为丕变;他的人物画,从敦煌回来后,也画风大为丕变;而他的整个绘画思想,自从去国后,更是进行了一次巨大的丕变,可以说没有张大千在国外的流亡生活,就没有他后期的艺术造诣。他独创的“大泼彩”,把西方绘画的大块色彩,和中国画的意境,巧妙地糅合在一起,是中国绘画史上取得成功的巨擘。


张大千一九四九年去国后,从香港——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国——台湾,尤其在一九五五年,他去巴黎和西方画魁毕卡索会面,成功地进行了东西方艺术的交流,把中国绘画推向世界,居功至伟。



张大千的伟大成就除了绘画之外,与他的博学多才,聪颖参悟,以及先天的慧根所分不开的。


一九四九年后,周恩来曾几次叫于非闇、叶浅予写信请张大千,请他回来,还通过廖承志影响他,可是张大千毕竟是张大千,他独具慧眼,审度时世,独有定力,最终作出正确的选择。


我曾听叶浅予先生说过,幸亏大千没有回来,否则他逃得过镇反也逃不过反右,就算他捱到文化大革命,也是必死无疑;我也听谢稚柳先生说过,凭张大千口无遮拦的脾气,和他的生活方式,他花钱的阔绰,解放后是无法活的。



我听我姨妈说过,解放军进成都前夕,地下党通过各方面关系,给他宣传共产党的所谓知识份子政策,劝她留下,并许诺新中国成立后,给他当什麽画会的主席,我姨父张心铭的同学是地下党,特地挑了两担米到张家说,政权交替时,社会秩序混乱,以备过渡时期时用,聊表我党之诚意。


张大千临离开成都之前,开了次家庭会议,指著大米说:“要吃米的留下,不吃的设法跟政府走!”


但是由于当时成都的各界都准备撤退,机票一票难求,在张群的帮助下,张大千才拿到三张机票,匆忙中带著徐雯波和女儿张心沛走了。


最令张大千晚年遗憾的,是没有把长子张心智带走。



张大千的子侄中,他最中意的是彼得、心铭和心智。彼得是四哥张文修的儿子。他脾气温和,酷爱绘画,自幼在大千身边,耳闻目染,颇得真传,可惜他先天体弱,在阿根廷时不幸得白喉早逝,此事让大千颇为伤心。


张心铭是张大千三哥张丽诚的次子,当今荷花摄影家张之先的父亲。他在张家子侄中排行老三,人呼三哥,晚辈喊三老子。他画的荷花,几可与大千的荷花乱真,之先表哥曾送我一幅。八十年代出国前,谢稚柳先生曾在那张画上题跋:“张心铭为吾友张大千之侄,此为其遗作,亚法宝之,壮暮翁稚柳。”


此画我带出国后,曾打算托香港《大成》杂志沉惠窗先生转交给台湾“摩耶精舍纪念馆”收藏,我先写信询问,结果沉惠窗先生回信说纪念馆不收。嗣后我为《大成》写了《墨荷泣诉》一文,拟将此画做插图。我先寄照片给沉先生,沉先生说照片製版不清,要求将原画寄去,说用毕即奉还,孰料画寄出后黄鹤一去不复返,不久沉惠窗先生也突然归西,此事就成了绝响。



张心铭因与八叔张大千有信件来往,文革时以裡通外国罪惨遭迫害,造反派强迫他在烈日下把砖块从东搬到西,然后再强迫他从西搬到东,如此反複的劳累,使她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最终医生告诉造反派,张心铭心肌已严重劳损,随时有死亡的可能,造反派因此将其释放,不幸在释放的几天后,就客死在长江边的一家小客栈里,享年五十八岁。


张彼得的传世作品不多,我仅见过三幅,一幅是山水,一幅是仕女,另一幅是今次将在美国硅谷亚洲艺术中心举办的《大风堂三代画展》中的《双虎图》,前两幅看到的是真迹,后面看到的一幅仅是照片而已。


张心智是大千的长子,在子侄中他排行老十,人呼十哥,晚辈叫他十老子。他是跟随张大千去敦煌团队中最年轻的一员。在敦煌时,张大千把他安排跟西藏喇嘛学习製作矿石颜料。张心智也善画,我曾收藏过他一幅山水,后赠送给大风堂再传弟子黄岳峰兄收藏。



张大千没有把心智带在身边,是他晚年最遗憾的一件事。


源起于“一怒之下”:前不久张大千远游,临走前把心爱的宠物——白长臂猿(取名“白宝宝”)交给心智饲养。可是这白宝宝被大千娇宠惯了,不服心智管教,不肯吃东西,心智年轻气盛,不懂哄骗,“一怒之下”搧了它一记耳光,孰知白宝宝受了刺激,“一怒之下”,就此绝食,忧鬱得病,不久死了。大千回家,见到此事,“一怒之下”,也回敬了心智一记耳光。这时的心智毕竟已是独立的成人了,受此家教,也就“一怒之下”,带著弟弟心珏,远走高飞,到兰州寻找岳父鲁大昌去了,就此心珏在兰州定居,在兰州音乐学院任职,文革遭批斗时,因他是反动黑画家张大千的孝子贤孙,批斗时造反派勒令他当众喝下一碗墨汁……


张心智因镇反时岳父鲁大昌遭逮捕,在兰州待不下去,转展往离兰州不远的银川谋生,后因统战需要,被落实政策,做了半辈子的宁夏博物馆的馆长,当然他文革中也受尽屈辱,苦头不少于乃弟,可谓兄也难为其兄。弟兄俩“一怒之下”,走错了方向,以致命蹇多舛,一生困苦。



我们后人聚在一起议论此事时,假设昆仲二人如果当年朝南往广东走,说不定和日后的保萝、心澄兄弟一样,围绕父亲膝下,过上和保萝一样的幸福生活。


说到这裡,笔者又要赘言几句,说一下张心智的岳父鲁大昌。


提起鲁大昌,此人可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连中共的党史也少不了提他一笔。


却说张大千去敦煌,由于右任的介绍,认识了当时任兰州市长的蔡孟坚,又通过蔡的关系,结识了鲁大昌。


鲁大昌,字松龄,临夏鲁家村人,早年在军阀队伍当兵,因作战勇敢,逐年升迁,后併入国民党军队,曾任新编第二军军长,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等高级军政职务。

         


一九三五年九月,中国工农红军穿越腊子口时,鲁大昌时任国民党十四师师长。据中共党史所载:“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浴血战斗,英勇善战的红军出奇制胜,击溃甘肃省军阀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早已部署好的守军,于九月十七日凌晨全面攻克腊子口天险,使国民党企图阻挡红军北上抗日的阴谋彻底破产……”


其实据笔者从亲近鲁大昌的人那裡听到的,与党史所载大有出入……镇反时新政权给鲁大昌留了条命,但历次政治运动几进几出监狱,让他吃足苦头。在审讯鲁大昌时,他曾经说了这么几句话,颇可玩味:“我当时有三个步兵旅,一万五千兵马,难道能守不住这几十米宽的山口子吗?你们把聂荣臻叫来,问他当年说的话算不算数……”


一九三八年后,鲁大昌在军中失势,回到兰州,在城西郊外吴家园的黄河边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的别墅,取名“松龄别墅”,就此耽溺书画,交结文人,凡来兰州的墨客文人,鲁大昌都邀来松龄别墅作客。据说邀请的文人中间,就有徐悲鸿……




张大千往返敦煌,经过兰州就住在松龄别墅,和鲁大昌谈画论文,朝夕相处,十分投缘,后来鲁大昌把养女嫁给张心智为妻,两家结为秦晋;亲闺女鲁敬,点了香烛拜张大千为师学画。据笔者所知,大陆改革开放初期,张大千曾派香港画商张应流,去兰州给鲁敬送画,此画现在刻在兰州郊外新建的碑林裡,鲁家后人曾带笔者去光顾过。


鲁大昌的孙女鲁广智女士告诉我,姑姑鲁敬曾告诉她,有一年黄河涨大潮,眼看就要漫过堤岸,淹入松龄别墅,大千对鲁大昌说,我来我来画张河神图祭拜一下,以求保佑,说罢随手画了一张四尺纸的“龙女图”,鲁大昌请来和尚道士,闹腾了一阵,大水果然退了。事后大千把此画送给鲁敬作纪念。


鲁敬将此画视若拱璧,一直藏在箱子裡。


一九六一年,鲁敬以反革命罪遭逮捕,因家中无米开灶,孩子将此画卖给收破烂的,换了五元钱……鲁敬出狱后知道此时,痛哭失声。



张大千住在鲁家时,发生了一件失窃事件,贼被抓住后,鲁大昌命手下将其吊在梁上,飨以老鞭,大千不忍,前往求情,赦免了事……


鲁大昌收藏颇富,他驻军北京时,曾在琉璃厂收罗了大批字画,笔者曾见过谢稚柳和萧建初临摹的,北宋画家李公麟的《西岳降灵图》长卷,曾是鲁大昌的藏品,现原作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据鲁广智回忆,鲁大昌驻军河南时,曾挖掘过一座宋墓,出土了不少珍宝,其中有几尊比她人还高的瓷瓶。她说六十年代还在家中杂物间放,如今不知散落何方。



鲁广智还告诉我有关一件黄庭坚书法长卷的故事,刚才查阅网上,她所述与这篇文章的内容完全吻合,现抄录于下:


有一件黄庭坚的书法作品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那是在“反右”以后“文革”以前。一个寒冷的夜间,有个中年妇女到煦园看望家父。她是鲁大昌之女鲁敬,带来一件古代书法作品,最外面装裱成雨伞式样,裡面是黄庭坚的行楷长卷。我至今记得那轩昂鬱拔、雄放瑰奇的笔迹,仿佛“照亮”了昏暗的房间,屋裡变得分外安静。鲁敬讲明来意,她是受其父鲁大昌叮嘱,来求水老先生题跋的。父亲看过卷轴,神色庄严地谢绝在上面题写,他说他不是不写,是不敢写。他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在流传千古的前贤珍迹上著墨。但鲁敬说他父亲已经被再次抓进监狱,这一次进去凶多吉少。最后她以父命难违说动了父亲,父亲磨墨选笔,毕恭毕敬地在长卷后隔水空白题跋纸上写了他拜观的心得。从鲁敬在寿山堂灯下展开长卷,到父亲题跋、盖印、收起,不超过一小时。在这一小时中,我只是在旁边看著,但它留给我的印象是如此之深,及今思之,犹在眼前。鲁大昌是甘肃军阀,以曾在腊子口围堵长征红军而进入史册。现在书刊、网路上有不少与他有关的资料,照录一段:“……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九月初,鲁大昌奉令在岷县腊子口堵截北上红军,经过一昼夜激战,被红军击溃……抗战期间任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失去实际军权……在兰州修建公寓,以‘高级将领’身份出没于高级军政官员中。1946年当选为国大代表,1949年兰州解放时逃居岷县,被人民解放军捕获管押。劳改期间,因病保外就医,1962年10月1日在兰州病逝。”这些资料数量甚多而大同小异,它们相同的一点是都遗漏了(或是忽视了)鲁大昌是一个书画收藏家。他虽然出身行伍,但对书画艺术怀有极大的热情,他与家父的交往也与此有关。当年张大千自蜀中西行兰州、敦煌,鲁大昌的支持赞助起了决定性作用。张大千过往兰州,就在鲁家住宿。我听说鲁大昌还曾为张大千送过一位侍妾。鲁大昌当然收藏了不少张大千的作品,张大千也替他荐选了一些古代书画。那年看过黄庭坚书法长卷之后,我父母还议论鲁大昌收藏黄庭坚书法,说不定与张大千有关。鲁大昌是以“历史反革命”罪逮捕入狱的,他自己颇有自知之明——共产党来了不抓他抓谁!1949年以后,他虽然不到“七擒七纵”,也差不多是“三进三出”了。我不太清楚鲁敬拿来黄庭坚长卷的时候,她父亲是否已不在人世。如是我闻,黄庭坚长卷的结局极具“中国特色”:文化大革命开始,鲁敬受其父株连,也被捕入狱,关押在甘肃平凉监狱。她入狱时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只带了一把“旧雨伞”。在女囚中她年纪较大,认罪服法还过得去。只是每到深夜,其他女囚熟睡之后,她常偷看枕头裡的那把“雨伞”。鲁敬的行为被同囚室保持著敌情观念的女犯人看到眼裡,立即向管教人员告密,说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鲁敬就偷看暗藏在枕头裡的什麽东西——大概是变天账!



在犯人集合点名的时候,监狱管教人员警告鲁敬,立即交出暗藏的变天账。经过一番解释之后,鲁敬拿出并非变天账的那把旧雨伞。管教人员当众打开,流传了1000多年的铭心绝品,便展现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期平凉监狱的一伙罪犯眼前。“在革命人民大‘破四旧’的时候,竟然将封建垃圾带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公安人员勒令鲁敬当众撕毁黄庭坚书法长卷,并点火烧为灰烬。


今天的收藏界大概没人知道这件事,他们会联想:“那也是好几个亿的东西啊!”我不知道烧毁黄庭坚书法长卷是哪一年的哪一天,但我绝对知道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不论对于中国书画史、中国文化史还是中国人的心灵史,那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以上引文,作者署名佚文,据笔者考证,此文的作者肯定是兰州名儒熙园主人水梓先生的儿子,极有可能就是中央电视台名主播水均益先生的尊人,水梓是水均益的祖父。


                                       


张大千住松龄别墅的时候,水梓常来造访,张大千也去熙园作客,并送给水梓许多工笔精品画作,水家人惋惜地说,可惜那些字画都在“浩劫”中失去了。


张大千在敦煌临摹时,鲁大昌时有派人送食物和生活用品,有知情者目睹,鲁大昌一次就送了四千银元。


笔者肆意纵横,海阔天空,从写张大千铺陈到三千大千世界之外,不过文章中心还是没变——祖宗积德,苍天佑我中华文明,在曾经肃杀荒漠的文化土地远处,还有一颗燃烧着的火种——“幸亏张大千没有留下”!


因为文中提及的角色,留下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都是悲剧人物。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一日于悉尼食薇斋北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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