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骂他大搞暗杀，也有人赞他精忠报国，可这个中国间谍王你必须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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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波叔
来源：搜狐网
有个石破天惊的大新闻，也许你们没留意。
自2010年起，中国捣毁了美国中情局(CIA)的一个在华间谍网，令其遭受数十年来最重大损失之一。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家与国家之间，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情报战都是必不可少的。
从事情报工作的那些人，无论是正面的叫法“特工”，还是负面的叫法“特务”，都是神秘莫测，永远生活在阴暗之中，让人避之大吉。
今天波叔要讲的这个人，就是中国最著名的“间谍王”，人称“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希姆莱”、特工王、杀人魔。
大部分人听到他会咬牙切齿，但也有人认为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不管是骂他还是捧他，那些人都会怕他。
国内的抗战片或谍战片，10部有8部会提到他的名字。
他出生在120年前的今天。
他就是——戴笠
毫无疑问，在国共内战的时候，他残害的共产党与进步人士不计其数。但他也曾在抗日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令日军和汉奸闻风丧胆。
戴笠原名叫戴春风，一个有点low、听上去人畜无害的名字，1897年出生于浙江农村，4岁丧父，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
少年时的戴春风天资聪慧，但江湖气十足，十来岁就不守规矩，嫖赌成性，后来被学校开除。
失学后，他开始闯荡世界，先后到过上海、杭州、绍兴和宁波等地，住过破庙，也见识过上流社会，快30岁还一事无成。
无路可走，从军算了，生逢乱世，说不定还能混出头。
1926年，戴春风考入黄埔军校。这人生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一定要牢牢抓住。
为了表明要开始新的人生，他改名为戴笠。
不但名字换了，连性情也变了。之前急躁功利，之后内敛沉稳，简直是腹黑心机boy附体。
在军校里，他对校长蒋介石崇拜得一塌糊涂，下定决心以后无论如何都要跟着蒋介石混。
1927年，蒋介石派胡靖安去上海主持情报工作。戴笠得知消息后马上投奔胡靖安，正式开始特工生涯。
得益于年轻时闯荡江湖的历练，戴笠很快和上海的三教九流打成一片，获取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他的工作终于引起蒋介石的关注。不久后，胡靖安留学德国去了，蒋介石就顺理成章地让戴笠接替了他的工作。
事业终于有点起色，更得加倍积极。积极就有回报，1932年，蒋介石成立力行社，点名要戴笠负责特务处工作。
力行社是什么样的组织？
它是一个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主，效忠于蒋介石个人的秘密团体。它的内部只有纵向联系，没有横向联系，也就是说“只有自上而下的集权，没有自下而上的民主”。
一听就是了不得的地儿。后来很多人都说，力行社就是军统的前身；虽然严格来说，这种说法不严谨，但两者确实很像。
能进去的，当然都是蒋介石的心腹。
得到偶像的赏识，戴笠当然更加拼命，对蒋介石忠心耿耿。
他有心机、又勇猛、又狠辣，更重要的是，他能领会领导的意图，愿意为领导清除一切障碍。
力行社特务处在他的掌管下，势力不断扩大。到1933年，整个力行社扩充到1600人，特务触角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成为蒋介石手里令人恐惧的力量。
有多可怕？波叔给你讲讲戴笠身上背负的人命你就明白了：
• 1933年6月18日，刺杀民主人士杨杏佛。
手段：在家门口，乱枪射死。
• 1934年11月13日，刺杀著名报人史量才。
手段：半路劫杀，头部中两枪毙命。
• 1934年11月9日，刺杀爱国将领吉鸿昌。
手段：饭店房间内乱枪扫射，吉鸿昌侥幸没死，受伤后被租界巡捕关押。后来经过与租界当局交涉，吉鸿昌被引渡，但他拒不叛变，被蒋介石下令处死。
• 1936年11月30日，剌杀自己的结拜兄弟、“暗杀大王”王亚樵。
手段：乱刀剌死，死后还被剥脸皮。
除了排除异己，对党外人士狠下毒手，戴笠对蒋介石看不顺眼的国民党党内人士也毫不留情。
• 1938年1月，刺杀国民党将军韩复榘。韩复榘与蒋介石不和，抗战时消极避战，擅自辙离战场。戴笠将其诱捕，定死罪后还没执行就被暗杀了。
• 1938年9月，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与各方关系暧昧不清，戴笠派人假扮古董商，将唐绍仪乱斧砍死于家中。
连一起打江山的自家兄弟都不放过，太狠了。更不用说敌对阵营。
总之，戴笠惟蒋介石马首是瞻，成了蒋介石的手臂，指哪打哪，专门帮蒋介石干脏事。
不光站在他对立面的人们恨他，怕他，连国民党内部，也把他当阎王爷一样看待。
看到这里，你们都对这个杀人恶魔恨得牙痒痒了吧。但是别忘了，我们开头就说了，戴笠是个很难盖棺定论的人。
除了当刽子手、杀革命者，你也不得不承认他有一颗忠义之心。从小的方面来说，他对蒋介石真是忠心耿耿，堪称第一号迷弟；从大的方面来说，他也是日本人和汉奸的噩梦，战斗在抗日最前线。
他对蒋介石是誓死相随。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囚禁在西安，要求停止剿共、共同抗日。
领袖都被关起来了，负责情报工作的戴笠岂不是严重失职？
其实戴笠有点冤，他早就得到张学良和共产党密谈的情报，也向蒋介石报告过张学良有可能“兵谏”。但蒋介石不信，认为是谣传。
事情发生之后，忠犬人格的戴笠难过得要死。
戴笠哭丧着脸，围屋嚎叫，一筹莫展，认为蒋介石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
他甚至异想天开，想过找武林高手飞檐走壁把蒋介石救出来。当然不可能。
没别的招，虽然不应该他背锅，戴笠还是决定要亲自到西安营救蒋介石。
他深知自己只要一现身就是寸步难行，但没有退路，必须去。
果然，他人一到西安，就被缴了枪抓起来，连蒋介石的面都没见着。
他连遗书都写好了：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后来总算是有惊无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一致抗日。
戴笠的所作所为让蒋介石十分感动，这是过命的交情啊。
接下来是一致抗日的那几年，戴笠个人和他的“军统”都达到了最鼎盛的时期。
很简单，两大派系，一个是中统，“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另一个是军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别以为和现在的统计局一样，负责的是统计GDP之类的活儿。他们可都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特工机构。
中统的话事人是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工作重点在国民党党政机关内部。
军统的大哥大就是戴笠，主要负责军、宪、警以及对外的情报工作。
国共合作之后，戴笠和军统把枪口更多地瞄向日军和汉奸。他们暗杀各级日伪人员，搜集日军情报，大面积破坏道路、桥梁、日军的飞机场和军火库，频繁袭扰日军。
颤抖吧，日军。颤抖吧，汉奸。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后，戴笠与上海的黑社会老大杜月笙还一起组建了一支武装力量，叫苏浙别动队。
到11月，淞沪会战打不下去了，只有撤退。苏浙别动队为了掩护国军主力，牺牲了1万多人，只幸存3000多人，为保卫国家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
戴笠把这3000多人整编起来，成立教导总团，亲自担任总团长，在华东的敌后打起了游击战。
1938年5月，苏浙别动队改称忠义救国军。样板戏《沙家浜》里的胡传魁，就是这支队伍的司令，它可没给我们留下什么好印象，可是根据统计，1939年5月至10月，忠义救国军平均每两天就去弄一下日军，也够日军头疼的了。
除了明刀明枪，戴笠带来军统发挥老本领搞暗杀，也是大快人心。
汉奸NO.1 陈箓
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时的国民政府代理外交总长，却在抗战期间做了日本人的傀儡，当了“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
必须杀。
1939年2月19日，戴笠派出军统杀手潜入陈府，趁大摆宴席时，对陈箓连开数枪，把他打得马蜂窝似的。
汉奸NO.2 季云卿
上海青帮通字辈大流氓，从事暗杀、抢劫、贩毒、绑架、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抗战期间投靠日本。
必须杀。
1939年9月，戴笠又派出杀手，除掉了他。
汉奸NO.3 张啸林
与季云卿平起平坐的上海黑社会大头子。上海沦陷后，张啸林公开投靠日本人，大肆镇压抗日活动，为日军收购战略物资，强行压价，大发国难财，还想当“伪浙江省政府”的省长。
必须杀。
1940年8月14日，张啸林在家里，被自己的贴身保镖、戴笠策反的内应一枪毙命。
除了汉奸，戴笠还策划刺杀了日军的不少头面人物。比如日本天皇特使高月保。
高月保还担任日本参谋部作战课副课长兼华北方面军参谋，是对华细菌战的始作俑者之一。
恶贯满盈。必须杀。
1940年11月29日，高月保骑着高头大马穿街而过，戴笠派出的军统杀手麻克敌骑车到马前，翻身下车，连开七枪，把高月保给干掉了。
还有上海租界的警务头子赤木亲之，他把军统在上海的组织连根拔起。戴笠痛心死了，发誓一定要报仇雪恨。
他派手下干将“辣手书生”陈恭澍到上海执行“格杀令”：
以身着军服的日本军人为格杀对象，不论其军阶高低、官职大小，无须事先奉准或报备，得手当场就干掉。
赤木亲之在1941年6月 17日被军统杀手半路劫杀。除了他，还有五六十名日军在“格杀令”下被杀。
赤木亲之
大快人心。
戴笠的势力有多大？
说出来别吓着。美国的情报机构认为，戴笠有18万便衣特工、7万武装游击队、2万别动军、15000人的忠义救国军和4万有组织的海盗，加起来一共有32万人，他们都听戴笠的。
但戴笠这样的人，就像波叔说的，一辈子生活在阴暗之中，注定鸟尽弓藏，得不到好下场。
1946年3月17日11点45分，戴笠乘专机从青岛出发，顶着糟糕的天气，向南飞去。
雷雨交加。想降落南京，不行；想转飞上海，也不行。
空军派出4架飞机导航，没多久，信号中断了。
一直没有降落。
直到两天后，搜寻的人们才在南京西郊的岱山上发现机毁人亡。
这是意外，还是阴谋？谁也不知道。
谁该对此负责？几十年来，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CIA、宋美龄、军统自己人、甚至共产党。
反正成了一个谜。
他死后，有人为他写下挽联：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乱世行春秋事，功过盖棺尤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平生具侠义风，是非留待后人评。
这个评价，你们同意吗？
成为他的敌人，你就得小心了。
延伸阅读
戴笠死了，军统完了，国民党也完了！
当强人戴笠去世后，再也没有一个掌控全局的领导人物，能够全盘继承“戴老板”的庞大事业。
1946年3月，戴笠意外身亡，由郑介民接任军统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与此同时，在各方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军统局加速走向改组。
6月15日，蒋介石就改组事宜指示郑介民“该局撤销后，可以情报厅保密局名义组织核心机构，该核心机构今后之中心工作为对共产党之情报与斗争”。
从蒋的指示中不难看出，所谓的军统局“撤销”并不是真正取消，而是改头换面成“保密局”，继续为国民党政府从事特务活动，“撤销”两字只不过是为了应付外界压力而玩弄的文字游戏。
1946年3月17日，军统局首长戴笠因飞机失事遇难身亡。图为在南京中山陵烈士陵园，举行的戴笠葬礼
9月20日，军统局连续三天在《中央日报》等各大报纸头版刊登醒目启事，略谓“本局业已奉令撤销，今后如有不法之徒，假借本局名义，在外招摇撞骗、敲诈勒索情事发生，应请当地军宪警机关随时查扣法办”云云，对于报端出现的“奉令撤销”一词，连一些军统大佬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军统局东北办事处主任文强在天津《大公报》上看到这则广告后，急电本部询问“究属改组抑系撤销？”他说此前局本部行文都用“改组”一词，不曾提到“撤销”。局本部回复他“保持今后工作秘密”，对内称“改组”，对外称“随军委会撤销。”
关于这一点，中共方面倒是看得很清楚，《新华日报》于9月25日指出，军统局所谓“撤销”，只是将所属特务分送各机关，使之合法化的烟幕弹而已。
1.被迫改组，编制大幅缩减
军统局正式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仍以郑介民为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至1947年12月，郑介民调任国防部次长，由毛人凤升任局长，徐志道为副局长。和军统局相比，保密局人员大幅缩减，其核定编制仅有6021人。
保密局首位局长郑介民
保密局的内勤组织沿用军统局的处、科、股三级体制，但变动较小，设局长办公室和七个处。外勤组织也沿用军统局时期的区、站、组体制，而以中共“活动地区为布置之重点”。
保密局时期控制的公开单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程度上都不如军统局时期。戴笠在世时，凡是军统局掌握的公开单位，几乎全由军统局统一安排人事，主管人员不能擅自任用私人。
戴笠死后，情况马上变了，一些公开单位负责人对局本部命令阳奉阴违，出缺不上报而自己找人，对派去的人不是说没有缺额安插，便是推说资历不合而拒绝任用。
如国防部二厅由保密局长郑介民兼任厅长，但副厅长侯腾与军统素无渊源。郑介民升任国防部次长后，由侯腾继任厅长，乃在二厅大力排斥保密局人员，将各地军政长官公署和绥署二处处长大都更换为其陆大同学。为此，毛人凤曾向部下发牢骚说：“郑先生怎样搞的，在第二厅用一个侯滕，将我们的同志都排斥了，郑先生简直把戴先生的事业都败光了！”
再如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由军统元老唐纵担任，但唐纵主张“公秘分家”，不愿让警察总署成为保密局的外围组织，也不在总署内积极安插保密局人员。毛人凤为此曾埋怨：“唐先生只会向家里（保密局）要东西，要去了马台街的房子，要去了不少的汽车，要去了中美所的刑事实验室全部器材，就是不肯要人！”
毛人凤对郑、唐两大元老的怨言暴露了一个尴尬的现实：当强人戴笠去世后，再也没有一个掌控全局的领导人物，能够全盘继承“戴老板”的庞大事业。
2.竭力反共，难挽失败狂澜
保密局成立后，原先由军统局负责的军事情报、国际情报、电讯监察等业务全部移交国防部二厅、内政部警察总署等公开单位接办，保密局的工作紧缩成专门从事反共特务活动。
保密局成立之初，蒋介石曾对该局处长一级人员训话，要求大家继承戴笠遗志，在郑介民和毛人凤领导下，“再接再厉地发扬过去的成绩，保持过去的荣誉”，并说明“今后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这比过去同日本人与汉奸做斗争要困难得多”。在之后的三年内战中，保密局秉持蒋介石的意旨，竭力反共，先后破获了北平地下电台以及中共重庆市委等重大案件。
1948年，随着国民党军队败绩频传，保密局不得不承认，已经到了“必须把握现实，积极作应变之准备”的时候。所谓应变准备：首先“每一地区均力求于共匪未到之先，加强工作，协助军事当局，维持至最后阶段”；其次，“预建潜伏组织，以便于该地陷匪后，接替工作”；最后，为“加速共匪之崩溃，策应国军之反攻，在敌后组织游击武力，建立游击基地”。
然而，还没等保密局准备就绪，战场形势已经发生剧变。自9月济南解放至1949年1月三大战役结束，保密局在长春、沈阳、热河、太原、济南、青岛、北平、保定、唐山、徐州各站全因情势突变而撤销，至于察哈尔、天津等地虽然保留了一些潜伏组织，但“因战局变化太急，以致多数工作干部及电台未及撤出，对潜伏工作殊多影响”。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被迫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李宗仁上台后，立即与中共展开和谈，希望由此达成其“划江而治”的目的，于是声称停止特务活动，将保密局缩编成一个从局长到司机一共才75人的小单位，编余人员一律遣散。保密局迫于形势，乃一分为二，编制内的几十人由副局长徐志道率领留在南京，组成一个空架子应付李宗仁；其余绝大部分人员则由局长毛人凤率领，在上海建立指挥中心，转入地下活动。
1949年5月16日，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与其他嫌疑者在上海街头被杀害。国民党军警在一旁观看
4月20日，和谈破裂，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此后，随着解放军顺利进军，保密局南京、上海、苏南、苏北、浙江、安徽等站纷纷瓦解。安徽站向赣东撤退时，与解放军遭遇，全部覆没；浙江站向闽北撤退时，也被解放军消灭。此时保密局作为特务机关，竟然无法掌握解放军的基本动向，以致各地组织和国民党军队一样，被解放军打得措手不及。
自5月至10月，武汉、西安、广州等地相继解放，保密局西北区及兰州、西安、新疆、湖北、广州各站均撤销，湖南站长黄康永起义，北方区及绥远、宁夏、青海各站失联，陕北站被解放军歼灭。自11月至1950年4月，贵阳、桂林、重庆、成都、西昌等地相继解放，保密局西南特区及成都、拉萨等站均撤销，贵州站失联，云南站长沈醉在昆明宣布起义。
对于保密局来说，“最大损失为昆明叛变”，不仅云南站人员或起义或被俘，且由昆明转机准备逃往台湾的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四名少将以及随行大小特务也都一网成擒。
在保密局各地组织崩溃前夕，毛人凤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在上海、重庆等地大批处决在押的共产党员和杨虎城、黄显声等反蒋将领，同时逮捕或暗杀有“投共嫌疑”的国民党人士，如何思源、周伟龙、刘人爵、杨杰等，并对兵工厂、发电厂等可能“资敌”的设施进行破坏，但是这一系列活动，除了给人留下“滥杀泄愤”的印象以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3.迭破巨案，在台重起炉灶
大陆溃败期间，台面上的“徐记保密局”先于1949年2月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10月再迁重庆，至11月被“国防部”裁员，只剩下“局长”“处长”几个光杆司令。不久，又随国民党当局迁成都，至12月成都解放，遂告覆灭。至于毛人凤的“地下保密局”，除在大陆布置一些潜伏组织和游击武力外，其余两三千人则辗转撤至台湾，设局本部于台北芝山岩，在无薪可领的情况下继续从事特务活动。
当时国民党当局迁台不久，风雨飘摇，人心惶惶，而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经过数年的秘密发展，已经在全台各县市建立了组织，随时准备迎接台湾解放。1949年8月，台湾省工委办的《光明报》在台北广为散发，后来就连蒋介石的住处都发现了这份报纸，由此震动了最高当局，蒋介石急召毛人凤，令其抓紧破案。
毛人凤
此时保密局在台湾几乎毫无根基，连大印都是临时刻的，其他工作条件可想而知。
毛人凤平日阴沉冷静，这次领受任务却是满头冒汗。但诚如保密局内部人士的评价，毛人凤“可算得上是《三国演义》里的刘备、《水浒传》里的宋江一流，自己的本领确实不大，但下面用的几个人却非等闲之辈”。这次帮了毛人凤大忙的是二处处长叶翔之。
叶翔之分析了三点：“一、这份报纸应该是在台北办的，因为头一天发生的事，这上面第二天就有评论，若在别地编印，做不到这一点；二、编印地点应该隐藏在学校里，一般民宅不易掩护，这个需要相当人力、工具、场地处理的东西；三、最可能隐藏在中学里，台北有台湾大学和师范大学，但里面保安司令部的人多得很，有这个东西老早就发现了，而中学数目多，场地也够大。”
按照叶翔之的分析，保密局向台北各个中学派出便衣监视组，秘密监控各校活动。结果不到一个星期，某中学举行期中考试，保密局的监视人员发现试题的字体和《光明报》很像，当即抓捕负责印制试题的人，由此顺藤摸瓜，竟陆续破获了中共台湾省工委“成功中学支部”“基隆中学总支部”“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乃至直属省工委的武工、情报、财务等部，陆续抓捕了基隆市工委书记钟浩东、高雄市工委委员朱子慧、中共台湾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等高级干部。
自陈泽民被捕后，保密局根据既有线索加以整理，针对中共分布情况，重新厘定破案计划，最终在1950年4月27日黎明，将化名“老郑”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捕获于阿里山。蔡孝乾被捕后，不堪刑讯之苦，出卖了台湾省工委整个组织，保密局根据其供述，捕获各级党员干部619人、群众96人，破获各级组织135个。
此外，省工委二号人物陈泽民也变节吐实，供出中共在台湾最重要的两名卧底——“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和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二人旋遭保密局逮捕杀害。
就在“保密局”破坏中共台湾省工委前后，蒋介石复行视事，在其反共复国的政策下，真假“保密局”终于合二为一，重行编组，仍以毛人凤为局长，潘其武为局长办公室主任，日渐崛起的“明日之星”叶翔之为副主任，并兼任第二处（侦防行动）处长。
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为垂死的台湾当局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与此同时，“保密局”正式恢复编制，历经大陆溃败之后，终于又在台湾重起炉灶。
4.终究翻不起大风浪
“保密局”在台湾站稳脚跟后，立刻开始“肃清匪谍，巩固反共基地”，并“深入敌后，摧毁匪伪政权”。1950年一年内，“保密局”为刺杀“匪首匪干”“政府投匪人员”和“苏俄顾问技术人员”，并破坏大陆军火仓库、工厂，先后成立两个海上行动队，每队100多人，分别在苏粤沿海、苏浙沿海游弋；并派2名特派员、5名直属员，建立了7个特别组、5个行动组，潜回大陆从事活动。
这些活动虽然一度对新中国造成威胁，但往往很快就被消灭。如1950年1月，“保密局”密派朱山猿成立上海特别组，朱山猿在抗战期间参加军统，飘忽沪上，曾参与刺杀伪外交部部长陈箓，出入陷区，履险如夷，日伪惊叹其为“古之义士”，然而这次潜回上海，仅仅数月，即被捕获处决。
和朱山猿同时潜回大陆的刘全德也是“保密局”的老资格杀手，曾在抗战期间只身潜伏敌巢，击毙大汉奸李开峰，这次回到大陆建立沪滨特别组，同样不到一年时间，即被大陆方面破获消灭。
1951年后，“保密局”不得不承认，“由于共匪控制严密，致我大陆情报组织之建立，至为困难”，故“原则上已放弃过去外勤区、站、组之组织体制，而改为单线派遣”。
至1952年底，历年派遣者及原在大陆潜伏，“联络确实，经常产生工作效果之情报单位”仅有47个，“单线流动情报员”仅有62名，面对广阔的大陆，这些特务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
1950年6月，台湾，军事法庭栏杆前的中共地下党员（从右至左）：原国民党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科长聂曦、原“国防部”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低头写字者）、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谌之、原“国防部”次长吴石。6月10日，4人连同其他涉案人员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国民党当局执行死刑
除了密派特务人员，“保密局”在退台前后数年间，还在大陆组建了名目繁多的游击队，诸如“反共自卫军”“反共突击军”“反共救国军”之类，五花八门。
1950年，这些游击队达到全盛时期，番号有100多个，总兵力号称百万之众，但其中“配有无线电台经常通报，且有战果报告者”仅14个单位，所辖约20万人而已。
1951年4月，美国中情局出于反共需要，与“保密局”进行合作，在台北双城街成立“中美联合办公室”，以支援“保密局”留在大陆西南地区的游击队，然而美方特务机关的加入，似乎并未对“保密局”的游击工作带来多大起色，就在同年，由于番号众多，而战果不彰，“保密局”奉“国防部”令，对大陆游击队不再发表番号，“仅就原有单位严加甄别，择其具有基础，电讯联络畅通者予以支持”，“失联单位，派员前往谋取联络”，“主官逗留港澳，无法推进之单位，则予考核调整或撤销”，“同一地区之单位，则予编并”。
这一年，经过解放军的清剿，各游击队能够“电台通报且有战果者”仅剩下9个单位，约11万人。
1952年，“川中人民反共突击军”周迅予部、“川康人民反共突击军”傅秉勋部在川、甘、青一带联络当地土司，扩大武装力量，一时声势较大。“保密局”闻讯大为兴奋，于3月予以该部空投接济。然而仅仅半年之后，傅秉勋兵败身亡。至1953年5月，周迅予部亦覆灭。这一年，解放军加大清剿力度，各游击队逐渐与台湾“局本部”失联，“保密局”鉴于“过分集中，易形成目标，遭匪围歼”，决定“今后大陆游击武力应改化整为零，匿伏生根方式，先求存在巩固，再伺机发展”。
至1954年底，“保密局”各游击队多已“化整为零”，尚能和台湾“局本部”联络者不过数万人，再也无法兴起大的风浪。至此，“保密局”针对大陆持续多年的游击工作日渐不振，一度笼罩在大陆沿海、边境的恐怖阴影终于逐渐消散。
1955年3月，“国防部保密局”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根据台湾当局“国家安全局”统一领导、分工合作的原则，原属“保密局”的“保防侦查”等业务拨归“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中统后身）办理，原属“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的“大陆工作”等业务则拨归“情报局”办理。至此，“保密局”这个和大陆藕断丝连的特务组织名称终于正式走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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