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潘汉年、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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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修良
来源：《江苏省党史资料》
1955年1月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突遭拘留，隔离审查；4月3日，副市长潘汉年被逮捕，杨帆随即于4月12日也遭逮捕。这即是有名的“潘、杨事件”的正式开始。两人均经八年以上的“预审”期，以“内奸”罪名被判处徒刑。杨帆于1980年4月经公安部复查，才撤销原判，但留了个“工作中有错误”的尾巴。直到1983年8月才正式彻底平反昭雪。潘汉年原判15年，“文革”时虽未发现新问题，仍由江青、康生操纵的中央专案办公室改判无期徒刑，也未办理正式的改判手续。在他逝世五年后，即1982年8月才彻底由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
此案株连遍及全国，其中包括不同党派的老一辈革命家或和会上的著名人士，实为开国以来最大的冤案。1958年7月18日《解放日报》社论说：“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曾指出：钻进我们党内的决不仅限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人，还有其他反革命分子、阴谋家、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等等。已逮捕判刑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要求严惩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胡风。”
这段话说得极为含糊，把“反革命分子”的概念大大的扩大了，同时又仿佛要使人相信，潘汉年同“胡风反革命集团”也有关系。
《解放日报》社论是明确地把两人并提的，社论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击破的。潘汉年、胡风被揭露，再次证明，他们确是钻进来了。”潘、杨与胡风都是三十年代的文化人，这就会使人觉得三十年代的文化人很不可靠。
根据潘汉年的平反结论的通知看，此案与原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又有密切关系，该通知说：“1954年初，我们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事件，随后在审查饶漱石时，发现上海市公安局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中存在一些严重问题，不仅同饶漱石有关，而且同潘汉年同志有牵连。”由此可见此案十分复杂。潘、杨两人同饶漱石的关系，是工作关系还是“内奸”关系，必须澄清。
至于潘、杨两人同胡风的关系，据已查明的事实看来，他们并无直接的工作关系。“胡风反革命集团”根本不存在，但在三十年代他们都在上海搞文化工作是确实的，潘汉年曾任中共中央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文化总同盟的党组书记等职，当然不能说同胡风完全无关。潘汉年同鲁迅与冯雪峰是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的。而鲁迅同冯雪峰确有工作关系，所以潘汉年同胡风还是间接有关。这里我只能谈一谈我所知道的潘汉年、杨帆两同志的一些情况。
先说杨帆。他原名石蕴华，常熟人，父业钱庄职员，1932年杨帆进北京大学文学院，同地下党员唐守愚友好。杨在北大时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并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一些学生组织。他在北大是一个活跃的进步分子，也颇有名于文坛。后经唐守愚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唐守愚不幸被捕后，杨帆为避免株连起见，匆匆随同戏剧家余上沅教授来到南京，在中央戏剧学校任总务主任、校务委员会秘书、训育委员会、演出委员会委员等职。他有时也去代代课。当时国民党文化特务头子张道藩是该校的校务委员会主任，余上沅任副主任，张每月给学校一些津贴，但杨帆并不知道。学校中有许多进步教师，如戏剧界名人马彦祥、曹禺、田汉、阳翰笙等特约教师。
1935年12月杨帆得知北大没有因唐守愚被捕发生追捕之事，又回到北大继续攻读。1936年7月他从北大文学院毕业，又回到南京供职。期间，他参加过“12·9”运动，并参加发起学生会组织，在校内外开展救亡运动。同时他又与爱国的著名人士孙晓村、千家驹等在南京成立各界救国会。杨帆负责救国会的训练工作，并把“戏救”的一部分进步青年分别介绍参加了学生救国会和南京妇女救国会等。
1937年2月底，张道藩突然在余上沅的办公室内找杨帆谈话，他把一叠密告信放在杨帆面前说：“你是个共产党！有人揭发！”杨帆拿起几张纸条看，上面写着“他在宿舍与学生谈话”、“他在公园与学生密谈”等等捕风捉影的“小报告”，就一口否认。张道藩又问：“你对政府有什么不满的地方？”杨帆回答：“我主张抗日，政府不抗日，我有所不满。”张怒气未消，命令杨辞去一切职务。杨帆当即辞职，悄悄到上海去找唐守愚去了。唐守愚当时在上海负责党的文化部门工作。
这一段历史本来是清清楚楚、人证物证俱全的，但后来竟有人诬告杨帆是张道藩的走狗、打入党内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内奸！
1937年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是由各界人士组成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方面由上海市社会部长潘公展出面；共产党方面由潘汉年出面，有事共同商量解决。该会的组织部与宣传部均由共产党员担任领导职务。如王光焕任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宣传部长；而总务与经济部门由国民党方面负责。两党之间争论甚多，常由潘汉年与潘公展办交涉，杨帆也是在两党调解会上见到潘汉年的。当时他们彼此心照不宣，互相知道都是自己的同志，但两人之间并无组织关系，因为杨帆是秘密党员，而潘汉年的共产党员身份是公开的，不能发生直接的关系。当时杨帆属于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领导下的“文委”，杨的领导人时有更迭：唐守愚、张执一、曹狄秋、彭柏山、孙冶方等同志都领导过他，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沙文汉（又名张登）有一段时间直接领导戏剧组，沙文汉很欣赏杨帆的文才，但也批评过他有骄傲的缺点。
1937年10月江苏省委宣传部决定杨帆到《译报》去担任国际版的编辑记者，又因杨帆是“影评人”，曾发起“影评协会”，杨帆又是副刊作者之一，因而又发起组织“副刊作者编者联合会”。通过这些组织，团结了一大批文化界人士，开展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
当时上海的大学、中学、难民收容所、店员、工人等群众团体都组织有剧团。杨帆以文化界救亡协会艺术组长的名义成立了“星期日小剧场”，让群众团体轮流在该剧场演出。沙文汉曾将上海戏剧界的这些活动，向周恩来做过汇报，受到周恩来的赞扬，认为是一种很好的文化活动方式，是国民党反动派无法封闭或禁止的。
1937年冬上海沦为“孤岛”潘汉年因“八办”撤销，奉命转移到香港，上海的情报工作交给原八办秘书长刘少文领导。沙文汉通知杨帆，要他兼任情报工作，并且仍然领导群众的业余文艺活动，以促进抗日运动。
1939年初，江苏省委决定派杨帆组织一批上海学生到第三战区慰问国民党军队，公开的名义是“上海各界慰问第三战区将士演出团”团长是吴大琨，副团长是杨帆。剧团能去三战区慰劳演出，是通过杜月笙联系的。演出团经历千辛万苦辗转来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他本来打算演出完毕后仍回上海，但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已经获知国民党特务要逮捕吴大琨、杨帆一行人，遂力劝他们留在军部工作。杨帆因此留下，没再回上海。吴大琨不愿留下，在回程途经安徽太平时，被国民党特务绑走了。从此以后，杨帆投笔从戎转战于大江南北。他在新四军军部担任过军法处长等职。
1941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被打散，杨帆突围渡过长江去了苏北，在新建立的苏北抗日根据地工作，任新四军第三师保卫部部长。
1943年延安整风，康生搞起所谓“抢救落水者运动”。南京戏剧学校有几个学生奔赴延安求学，整风时康生对他们采取了逼供信的刑审手段，勒令他们交代所谓的特务关系。有个学生说：他参加过南京的救国会，是杨帆介绍的。康生等如获至宝，他明知道救国会是我党领导的群众抗日组织，却偏偏硬说成“反革命”组织，竟然通知新四军军部，确定杨帆是国民党派去的“内奸”，杨帆随即被捕了。他是在盐阜区三师师部被捕的，用手铐脚镣押送至淮南地区的军部受审。
当时饶漱石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他宣布：抓到一个埋藏的很深的“内奸”——杨帆。
当时潘汉年是华中局的情报部长，饶漱石设立了一个审判杨凡的三人小组，他自任组长，潘汉年与刘长胜。军长陈毅与潘汉年对饶漱石的专断作风颇有意见，不免啧有烦言，饶便怀恨在心，时图报复。
1943年是华中地区整风的高潮时期，饶漱石把杨帆关在一个农民的破屋子里，派潘汉年去审问。当潘看到杨带着手铐脚镣，蓬头垢面的样子，深为惊异。他不相信杨帆是个特务，但又不能对抗饶漱石，便暗中思忖，务必弄清此案。他对看管牢房的士兵说：“把他的手铐去掉，好让他写交代材料。”，后来又命将杨的脚镣也去掉：“这里很严密，他跑不掉。”
有一次，饶漱石在审问杨帆时问：“你在我与陈军长之间挑拨离间，原来你是个特务，快把事实交代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杨帆回答：“你若是把我当作干部，就不应问我这句话；如果把我当敌人看，我是不会回答你的。”饶顿时语塞。只得要潘汉年去审问。潘因熟知扬在上海时的情况，怀疑其中有冤情，同时又对饶的这种威逼态度很是不满，要他去审问，他不得不问了一些情况。
当问到南京救国会的组织时，潘很明白这是我党参与的抗战统一战线组织，岂能说成是“特务机关”？经过审问，他心里更加清楚：康生发来的电报很不可靠！另一方面潘为了早日查明真相，暗暗地派了一名干部扮作被捕的“汉奸”，故意同杨帆关在一起，探听虚实。后来这个假汉奸偷偷抄了杨帆在牢里写的几首诗作，送给潘汉年看。诗中充满了革命热忱，也道出了被诬陷后的苦闷。潘看了后，更加心中有数，并产生了深切地同情之心。他一时兴起，写了一首诗赠给杨帆，进一步试探杨的反应。此诗经假汉奸带去，诗中有一句杨帆始终未忘：“巨眼谁复识英雄”。所谓“巨眼”即指饶漱石，因其双眼巨大之故。此诗明白告诉杨帆：“饶漱石有眼不识英雄。”
杨帆看了诗后，很受感动，也写了一首诗回赠潘汉年：全诗如下：
谢故人问
一九四三年淮南狱中
真真假假费猜疑，欲辨难言知己哀。
自是奸人离间苦，谩嗟执事信从衰。
含冤曾洒英雄泪，湔辱空夸国士才。
幸有存心如火炽，凄凉伴我过年来。
潘汉年看了这首诗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不顾个人安危，又写了一首诗赠给杨帆：
读赠诗有感
锒铛铁索渡新年，十载凄凉寄暮烟；
此地应无三字狱，斯人纵有一身愆。
是非曲直终须白，荣辱悲欢何足言；
雪碳深情弥感愧，书生泪对酒樽前。
（“三字狱”即“莫须有”冤狱）
杨帆读了这首饱含深情的诗，流下了热泪，真是人生难得一知己。他倍感欣慰与感激，不禁又写了一首诗答汉年：
赠汉年
沪滨私淑条经年，
几度神驰百粤边；
啼笑皆非怜此日，
殷勤慰我铁窗前。
以上这几首诗，给在长期监禁中的杨帆以莫大的慰籍，多少年过去了，他仍能清楚地背出，可见感人至深……
杨帆一案。饶漱石始终抓不到确证，只得下令释放。但饶对潘汉年的不满确又牢记在心里了。在新四军军部开始整风后，他竭力打击陈毅军长和潘汉年两人，说他们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反对华中局的领导。当时陈毅感到难以与他共事，就去了延安。而潘汉年留下参加整风后，也离开华中，去了延安，任务是参加党的七大。
饶漱石整陈毅与潘汉年的事，后来被称为“黄花塘事件”。
这些材料，发表于1985年，那时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与现在不尽相同，一些在文革期间挨整的老干部依然用惯性思维的方式看待某些历史问题，思想认识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本文就把小姚当成潘杨事件的罪魁祸首，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现在再讲潘汉年的一些情况：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潘汉年因为太暴露，转移到香港参加南方工作委员会。他经常往来于港、沪之间，与江苏省委联络。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事变”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形势十分凶险，党中央决定调潘汉年去华中工作，同时把江苏省委机关也全部迁入淮南抗日根据地。1942年秋冬陆续把江苏省委的领导干部撤回，这条交通线就是潘汉年建立起来的。为了确保路上安全，他利用了一些特殊的关系（即伪装的两面派人物），从未发生过问题，刘长胜、刘晓夫妇就是通过这条地下交通线转移到淮南根据地的。正如中共中央对潘汉年的平反结论中所赞扬的那样：
“……在敌占区建立交通线，不仅保证了淮南根据地与上海之间地下联络的畅通，把在上海难以立足的地下党领导同志和大批干部安全地撤回根据地……”
潘汉年的交通站是利用一个弃暗投明的汪伪特工人员胡钧鹤作掩护的。他对我党我军的干部进出根据地，确实立了大功。上海解放后，胡经饶漱石批准，在上海市公安局作情报工作。谁料1954年他被上海市委一位主要负责人说成是“包庇反革命分子”、“占领了公安机关”，还应说潘汉年、杨帆两人同胡均鹤是同伙、内奸。他乘“高、饶反党联盟”问题的发生、进行揭发批判的时机，大施手腕，编造罪状，胡说胡均鹤是潘、杨两人安插进公安局的。其实，包括胡均鹤在内的投诚过来的工作人员是经过饶漱石亲自批准的，但由于当时饶已经被打倒，市委这位主要负责人就胡说，潘、杨同饶漱石是一伙“内奸”，企图篡党夺权。因而蓄意制造了空前未有的一件大冤案——“潘、杨事件”。除此之外，他还捏造了许多无中生有的“罪状”如胡说潘汉年勾结国民党和汪伪特务等等。
胡均鹤
潘汉年长期在敌占区做秘密情报工作，他为了国共合作和抗日前线的胜利，不惜自己的生命，出生入死，冒着极大的危险，深入虎穴、侦察敌情，进行谈判，这本来是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但一旦从某些人嘴里说出来，就完全颠倒了是非，竟被诬蔑为“通敌内奸”，这就是潘、杨事件的政治背景。潘、杨本来各有工作岗位，并不直接联系，由于胡均鹤事件的发生，故意把两人罗织在一起，这真是耐人寻味的怪事！潘、杨案件发生在解放后，现在还得到叙一下抗战胜利后的一些情况。
1945年8、9月间，潘汉年由延安再次调到香港南方工委，他经常到上海和中共上海局取得联系，但与杨帆的情报系统无关。这时的杨帆在淮南华中分局任联络部长。
1946年内战爆发，杨帆随军撤退到山东，在华东局工作，同潘汉年也无直接的工作关系。
1949年4月24日南京解放后，潘、杨都到了丹阳，杨仍然以部队联络部长的身份进行情报工作，那个在抗战时期与潘汉年有过工作联系的胡均鹤也到了丹阳，想找潘汉年安排工作，但当时潘已到了南翔，胡只得求见饶漱石，饶叫杨代为接见。胡均鹤提出要求给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希望上海解放后，能在公安部门帮助肃反工作。为此事饶漱石两次电告中共中央社会部请示，得到批准。胡均鹤随我军进入上海，帮助肃反、清除潜伏敌特。现已查明，在使用胡均鹤等人期间，他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破案线索和情报，也确实破获了许多反革命分子、现行特务，缴获了不少武器、电台等。胡均鹤虽然担任了重要的职位，但不给逮捕犯人的权利，这样是符合原则的。
上海解放后，潘汉年任上海市副市长，杨帆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饶漱石任华东局书记。饶与潘两人分工共同负责领导公安工作。1954年华东地区开展批判“高、饶反党联盟”问题，有人怀疑饶漱石是内奸。饶被捕后，在华东局的揭批会上，有人提出潘汉年、杨帆同饶‘密切关系“，开始把斗争矛头指向潘、杨两人。上海市公安局在批判杨帆时，主要拿胡钧鹤被“重用”一事作为主要罪状，不由分说就肯定胡钧鹤与另一个人是潜伏的特务“反革命集团”，而且还指认杨帆包庇了这批反革命分子。同时还捏造了一个杨帆把3300个特务放进公安局的故事。
这件事说起来又可笑又可气：原来是一个干部有一次同杨帆开玩笑，说他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象春秋时代的孟尝君，门下有三千食客一样。他还做了两句打油诗：“杨公门下三千客，尽是鸡鸣狗盗徒。”还有人说扬帆比孟尝君还高明：门下有3300人。这显然是些开玩笑的揶揄之词，可是有的人却当真了，抓住这跟辫子，就随便扣上一顶很大的帽子，说杨帆门下有3300名特务进了公安局，喧宾夺主，不要党员干部，却要特务、反革命分子！
另一件捏造的罪状就是所谓的“2·6大轰炸事件”。有人毫无根据地肯定潘、杨是指使台湾飞机轰炸杨树浦发电厂的“主犯”。其实，就凭常识也能懂得：国民党长期统治上海，刚刚撤退，岂有不知道发电厂在哪里之理？更何况不久又捕获了一个真正的台湾潜伏电台，被捕的特务供认了指引台湾飞机来轰炸电厂是他们干的。这件事同潘、杨根本无关系，却成了“莫须有”的罪名。以上两件事已查明都是罗织罪名，但潘、杨两人到底还是被判了长期徒刑，受尽了折磨。潘汉年夫妇更是不幸，双双死于劳改农场。杨帆被关在湖北一个劳改农场患了重病，1979年三中全会后才被释放回到上海，但已经失明了！
潘汉年夫妇
潘、杨冤案株连极广，如前浙江省省长沙文汉被宣布为“浙江第二潘汉年”、上海市委秘书长王绕山被无辜开除党籍，主要根据是他跟潘汉年、沙文汉、陈修良等有关；作家关露、新闻界杰出战士恽逸群等，无不因为是潘汉年派他们打入敌伪机关、获取情报而被关押，遭到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极度摧残而死去。其他被株连者遍及全国各地，上海为数最多，这样重大的冤案，震动了中外视听。“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在上海市公安局的代理人抛出一本名为《黄赤波（公安局长）罪行录》的小册子，公开指名道姓，把所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头目”的名单公布于世，逐个逮捕或隔离审查。受株连的人有：
夏衍、于伶、田汉、叶以群、周而复、姚溱、陈鲤庭、梅洛、潘梓年、章汉夫、徐雪寒、管文蔚、沙文汉、徐冰、阳翰笙、陈企霞、匡亚明、艾青、张汀、凌风等。还说这些人“长期与特务勾勾搭搭，搞文化特务活动”，“他们与潘汉年关系密切”。特别令人注目的是公开宣扬江青的功绩，说什么：“敬爱的江青同志曾多次当面交代黄赤波要认真追查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头目，但黄赤波拒不执行”。江青最恨知道她老底的“三十年代文艺人士”，原因就是怕这些人揭露其丑恶历史。
潘、杨冤狱骇人听闻，株连甚广，历史教训极为深刻，但愿这样的悲剧不在重演。希望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真正用来保护人民的安全，不在做为镇压人民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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