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当下启蒙意义的再思考
1.我之所以再次提起倍受后现代论者奚落的启蒙问题，并非因为自己有资格对别人（包括对自己的女儿）启蒙，而是因为——套用波普的话说——想“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惑”，这也算是对康德启蒙运动观念的一种诠释。然而，在中外后现代论者看来，真理或知识是包藏着权力意志的话语，启蒙则是知识精英夺取话语权力的手段。必须指出：所谓“话语权力”的提法并非后现代论者的原创，而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文化霸权”说的翻版。应时应地利用语境解读社会文本和历史文本的意义本是后现代论者的题中应有之义，故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在中国之行中——袭用贾宝玉的口吻——从不说无条件解构的混帐话；恰恰相反，他反复强调了大学自治的当下意义，其能指与所指都不难解读。同理，在当代中国语境里，知识人能从谁手里夺取“话语权力”？从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手里夺取吗？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本来就是失语者，除非有人逼他们开口，从来只有“沉默权”可享，而无“话语权”可言。从执政精英集团手中夺取吗？话语权与执政权既未有过劳燕分飞的念头，知识人自然也不会煞风景到生出棒打鸳鸯的痴想。以本土（无论是亲授还是私淑的）后现代子弟之心度有志于启蒙知识人之腹，恐怕多少有点刻舟求剑、胶柱鼓瑟的味道。
2. 考察中外各国的启蒙运动史，无论是“自渡”还是“渡人”，启蒙总是知识人在思想观念层面的实然探索和应然诉求，从未担荷也无力担荷社会群体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换成既粗鄙又雅致的说法，从未担荷也无力担荷人类的食、色问题。生命是上帝——新教的上帝或斯宾诺莎的上帝——最伟大的杰作，从它来到世间这一刻起就有了“食”和“色”的渴求，并由蛋白质担荷新陈代谢的生存大计，由脱氧核糖核酸（DNA）担荷复制后代的发展大计。以“食、色，性也”考量知识人的启蒙话语，其功能只怕还及不上一个生物大分子。1949年的政权更迭也并非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抛弃了一种启蒙话语选择了另一种启蒙话语的结果，而是革命精英集团对土地私有化的许诺和兑现，鼓舞了千百万农民走上内战战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帮助革命精英集团夺取了全国政权。故康德意义上的启蒙与社会制度的变革和转型并无必然的同构关系。至于知识人自愿或被迫越界成为政治家或政治客卿（后者也非贬义），即使是“历史的误会”（瞿秋白语），也只能是“虽千万人吾往矣”，至多是出局后的长太息——“毕竟是书生”。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经济学人之所以饱受物议，并非因为他们传播了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而是因为他们的改革设计方案为执政精英集团所部分采纳；无论他们在其位或不在其位，都因事实上已谋其政，因此，在道义上，他们理应勇于承受在社会新一轮博弈中利益受损者的尖刻批评和愤激抱怨。启蒙作为一种“心药”从来只能医“心病”。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从上世纪初，以知识人陈独秀、胡适为主将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提出“科学”和“民主”的启蒙话语以来，从升斗小民到政坛领袖，不管他真懂科学还是假懂科学，不管他真喜民主还是假喜民主，决没有人敢公然与科学、民主唱对台戏的。
3. 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首创的精英理论，在纯粹以利益集团分野的社会结构分析方法之外，探讨了这些集团各自内部的分野，即“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对立。帕累托认为：所谓精英就是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取得了成功，并达到职业等级较高层次的那一小部分人。从诗人、律师到小偷、君主们的情妇中，都可以找到这样一些出类拔萃的精英。这整个精英类别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统治精英和非统治精英：“那些直接地或间接地在政府中起重要作用的人构成‘统治精英’。其余的人构成非统治精英”。这是不同于马克思和韦伯等社会理论的另一种社会结构分析模式，另一种考察社会生活的概念框架。举例来说，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最大弱势群体的农民本身也有精英和大众的分层，在“三农”问题危机中，农民精英脱颖而出，成为农民大众在新一轮社会博弈中的利益代表是应然也是实然（参见于建嵘《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表现、根源和对策》）。抛开精英理论这一特定社会学概念框架的规约，把“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虚构为不同利益社会群体之间应然诉求，大谈“精英”和“平民”之间的紧张和对立，要末是无的放矢，要末是一种非学术的情绪渲泄。把知识人等同于知识精英，又把知识精英看作是统治精英的代言人，于是“精英主义”的靶纸不分青红皂白地贴在知识人的头上是毫无理由的。“平民”概念更是一个经不起分析的概念，无确切内涵和外延可言；“平民主义”也非弱势群体（等于“平民”？）的主张，而是一部分自称持“平民”立场知识人的主张，以争得“实质正义”诉求的制高点。
4.作为历史实存的启蒙运动并非知识人对社会秩序失范的纠正诉求，而是对旧思想范式危机的焦虑和对新思想范式的呼唤。统观自秦以降的中国历史，每逢改朝换代——同姓人或异姓人甚至异族人逐鹿中原、争夺天下——之际，社会便陷入长达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社会失范期；不仅农民流离失所，士族家破人亡，连皇家也不免“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之祸，但因为儒道互补的思想范式并未失效，自然也不会发生现代意义的启蒙运动。
1910年代的辛亥革命之后，紧接着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世界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启蒙运动之一，它使得四万万中国人抛弃了“修齐治平”的伦理经验主义，抛弃了“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归约理性主义，采纳了传自西方的独断论理性主义思想范式。旧思想范式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囿于社会伦理范畴：以己为圆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画出一圈圈同心圆，事实上是被别人“圆”了梦去的时候居多，结果仍缩回“穷则独善其身”的圆心。新思想范式则是以人为主体，以外部世界（包括社会在内）为客体，确信人的理性能以真理陈述的形式掌握关于外部世界本质的知识，确信外部世界是个有序的统一体。因此，被冠以“科学”大名的真理，当然不是零售散装、杂乱无序的知识，而是整体性系统性知识；不是信疑参半的知识，而是如假包换的知识；不是临时性地方性知识，而是恒久性普世性知识。
然而以独断论的理性主义思想范式为内核的各种社会理论，无论其以全球同质化为诉求或以中国特色为诉求，面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发生的种种问题，特别是面对“三农”问题，其解释能力几乎都成了银样蜡枪头。这不单是社会理论方法论的危机，也是作为方法论前设的独断论理性主义思想范式的危机。因此，学习和传播新的思想范式——一种经验论的理性主义，这就是当下启蒙的意义。新思想范式的基本内核为：人面对的是关于外部世界的离散性经验事态，人的理性能够把关于经验事态的陈述规范成知识，使之成为自洽的有序的真理陈述集，所谓外部世界的有序统一性无非是人类理性的“类比转让”；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故并非所有关于外部世界的经验事态都能规范在同一部真理陈述集内，故所谓外部世界的有序统一性只是局部和有限有序的统一性。
当前“三农”问题中的自发性农民自治这一经验事态（参见于建嵘《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表现、根源和对策》），之所以使学人们感到困扰甚至尴尬，因为他们无法用各自熟悉的现存理论框架，强行与历史上已发生的经验事态——如与保甲连坐式自治，与革命农会式自治，与大邱庄式自治——合并规范。换一个视角看，农民自治这一经验事态的当下意义不在于改变博弈均衡，而在于传递信息。在当前，可供分配的国民收入总量无法迅速做大的硬约束下，根本不可能改变农民群体的弱势地位。因此，农民自治的当下意义在于以现代公民社会中自治群体的身份与执政精英集团对话，明白宣示如何是关涉农民当下生存和发展的底线。按理说，执政精英集团为维持社会稳定，本不会允许博弈各方越过某种底线。但由于科层制政府信息采集系统的响应迟延、传递过程中的信号畸变、背景噪声的干扰等任何系统都不可避免的误差，以及底层官员的道德失范、强势者的超额利润冲动、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犯罪集团的插手等非系统性扰动，突破农民当下生存和发展底线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因此，农民代表与执政精英面对面交换信息是必要的，和强势集团代表面对面谈判更是必要的。“三农”问题困境是历史遗留给全社会的负债，参与社会博弈的任何一方都不得不背负着它艰辛前行。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任何诉求实质正义的制度设计都无助于迅速走出“三农”问题困境。我们唯有诉求于形式正义，诉求于一个成熟公民社会的创生，它应有某种秩序架构，应有各种自治、自律、自洽的公民组织，以代表和申张各自阶级、阶层、社区、族裔、地域、职业、宗教等群体的利益，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保持群体与政府对话渠道的畅通，既能抵御暴政的侵害，也能遏止革命的冲动。实质正义，还是形式正义？这是一个问题。在它背后则隐藏着两种不同的理性主义思想范式，这也是当下启蒙的意义。
写于200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