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南海争端的国人最强技能

玩过“帝国时代”的小伙伴们都知道，这个游戏中每一个不同的国家都各有所长，有自己的特殊科技和独特兵种，有的骑兵强大，有的步兵凶猛，有的长于贸易，有的水军出色……，选择不同的种族会带来不同的体验。如果选择中国，那么在开始时会比别人多出三个村民（但食物-150），另外各时代升级时的花费也相对要少一些。这些设定大抵符合西方对中国的直观印象——人口多，消费低，不过“帝国时代”中的中国还有一个隐含的优势，那就是团队加分：“农田食物+45”。其实这才反映了真正历史上的“中国优势”——农业，再说简单点，就是中国人的“种族天赋”——种地。

中国人对种地的痴迷和专注大概是世所无双的，无论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还是在异国他乡，都能见到中国人种地的身影。在大使馆、维和部队、甚至在南极科考站，都曾有中国人辛勤种地或种菜的“事迹”，就连军武的“大本营”，一座安静的别墅区里，在院子里种植蔬菜的人家也为数不少。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爱种地呢？这跟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耕民族有很大关系。

▲“裴李岗文化”遗迹中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

棒（现藏于郑州博物馆），用于谷物脱壳，这是

一个黄河流域的先民种植谷物的间接证明

众所周知，以农业为基本形式的中华文明起源于适宜农耕的黄河流域。通过考古发现，在黄河中游地区的裴李岗文化中（河南新郑，距今约9000年至7000年前），当时的人们就已经会种植小米、养猪和制陶，其基本生活模式与近现代之前的中国农村并无本质不同。定居条件下的农耕生产能提供足够的粮食，这使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远古中国人”能够率先满足吃饱肚子的基本需要，人口也因此快速增长，这是中华文明得以生存和扩张的物质基础，“帝国时代”对中国的设定正是对这一历史的有趣反映。

既然农业是兴盛之基，这一“光荣传统”当然要世代相传。“种地”不仅是底层小民赖以生存的手段，也是历代各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的一种“国家战略”。这个“战略”有两层含义，首先政治方面，农业生产要提供充足的粮食来填饱人民的肚子，老百姓能吃饱饭就不大可能会去造反，统治自然稳固，所谓“无粮不稳”正是这个道理。其次是军事方面，古代军队机动能力低下，把守漫长的边境线就必须要“靠前部署”，但这样一来粮草运输又成了问题——军人也是人，有得吃才有战斗力啊。但边境驻地往往远离产粮区，少数通水路的地点还好说，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效率很低（因为运输的人马也要消耗粮食）的陆路运输来供应军粮，成本高昂。为了解决这个麻烦，从汉代开始，把军事和中国人的“种族天赋”结合起来的“军屯”制度便诞生了。

▲河西四郡维持着通向西域的通道

“军屯”是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军事政策，其核心是“寓兵于农”，平时为农，战时为兵，自给自足。这一“创新”诞生于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6年），在沉重打击了匈奴之后，汉朝在新夺取的河西走廊一带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四郡，以图长期固守。但四郡远离关中，不通水路，更不能指望长期从陆路千里运粮。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汉武帝一方面下令将投降的匈奴部族迁至内地，另一方面根据赵充国的建议，先后将六十万军民迁至四郡实边，这一举措开创了军屯的先例。

▲在汉代西域古城遗迹出土的文物中，

有不少用于耕作的农具和吃饭用的碗筷，

还有记载了细节的简牍，这些都是当年“军屯”

的有力证据

事实证明，汉武帝的这一招是很管用的——在遥远的河西走廊，汉军粮草不匮，吃得饱穿得暖，牢牢把守住了这片新开辟的疆土，不仅大大遏制了匈奴势力，更使汉朝与西域之间联系保持了畅通，为新疆在后来纳入中国版图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根据“居延汉简”记载，汉代军屯有相当严格的菜蔬培育制度，“城宫中亭治园条：韭三畦，葵七畦，葱三畦，凡十二畦，其故多过条者勿减……。”考古发掘也证明，汉代西域军民所食用的，依然以谷物，以及芜菁、韭菜、葵菜、苜蓿等蔬菜为主，而非当地的畜牧产品——汉军将士能吃到家乡口味，也就用不着“入乡随俗”了，其实这也是汉军有战斗力的一个原因。

▲陈汤利用了军屯士卒这一汉朝的“海

外驻军”，打一场漂亮的古代“反恐战争”

军屯这一行之有效的制度在后来被不断推广，成了汉朝控制西域的重要手段。汉军每到一地，便一边筑城战备，一边种地自给，稳扎稳打，使汉朝对西域的控制力慢慢超过了匈奴，而到了一些关键时刻，这些“驻屯军”还会变成进攻性力量。汉元帝时期的西域都护府副校尉陈汤，在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出使西域途中，看到匈奴郅支单于野心膨胀，不仅有控制乌孙、大宛的企图，还敢斩杀汉使，遂决定不等奏报中央，就地调动汉朝屯田士卒，外加几个西域小国的军力，组成了一支四万人的“多国部队”发动奇袭，郅支单于在来不及调动大军护卫的情况下被汉军包围，仅一日便被全歼，郅支单于中箭而亡，单于阏氏、太子及名王以下1518人亦被斩杀。除此之外，还俘虏了一千余名匈奴人。

▲郅支围城战发生的大致地点，靠着

种地的天赋，汉朝的势力可以远达中亚

在这次成功的军事行动中，汉朝的军屯部队发挥了类似今天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和“快速反应部队”的作用，出敌不意，就近解决，在宿敌尚未坐大之时便一举实现了“斩首”，使匈奴再遭沉重打击。作死的郅支也成为匈奴历史上唯一被汉军斩杀的单于，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一句话“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确够远，这场战斗发生在今哈萨克斯坦东部、塔拉斯附近，是古代中国军队到达过最西端），正是出自陈汤事后向汉元帝的奏报之中。

▲进了枭雄曹操的军屯，就要交纳50%~60%的产品，这个比例实属不低，不过在乱世之中能有这么一个平安之地栖身，老百姓也就阿弥陀佛了。诸葛亮在第五次北伐时，也搞过临时性的屯田，意图与曹魏打持久战，只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

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强调，也因为地理气候方面的原因，古代中国对农耕的依赖无以复加，这就使军屯制度进一步被强化——你想嘛，士兵十有八九都出身农民，集中起来一边战备一边种地，根本就没有任何障碍。在东汉之后的三国乱世，曹操便将这一政策“发扬光大”，还专设了“屯田都尉”，使之成为全面的“国策”。当然细节上还是有一些不同，比如汉朝的军屯只是为了不用远途运输粮草，实践中只要能自给就行了，而这位魏武帝嘛，对不起，还得“剥削”出“剩余价值”来，也就是说，曹氏“军屯”“生产基地”的成分更大一些，而且还得产出除自给以外的粮食才行，这样一来，余粮大大的有，民心不乱军心稳，老曹家坐天下可就顺当多了。

在三国之后的北朝、隋、唐时期施行的府兵制，大抵也是军屯的性质，杜甫《兵车行》的诗句：“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便是兼具守边与营田职能的唐代府兵写照。府兵平时务农耕作，同时进行日常的操练，每年十一月由军府（也称折冲府）召集起来集中训练。战时则由朝廷派将领征集府兵，用兵完毕后再把府兵归还给军府，从这个细节上看，唐代的军屯更象是生产基地+训练基地。明代的卫所制与府兵制没有太大不同，亦是耕战结合的产物，朱元璋曾夸口：“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便是卫所制运行尚且良好时的结果。顺便提一下，一些地名，比如天津卫、威海卫、孝陵卫（南京）中的“卫”就是明代卫所制中的军事单位，其实“锦衣卫”也是如此，只不过人家是“特种部队”，用不着去苦哈哈的种田。

▲清代的新疆锡伯族人画像，英国探

险家亨利·兰斯德尔绘于1882年

军屯这一举措也被后来的清朝所继承，在清朝前期平定准噶尔部叛乱期间，清政府就在哈密、吐鲁番等地屯田以解决军粮供应问题。清朝统一新疆后，军屯更是成为既定国策而遍及全疆。在清朝中期，乾隆帝于1764年（乾隆29年），下令将原居东北的锡伯族一部西迁至伊犁地区戍边，组建“锡伯营”，使之成为军政合一、兵农一体的准军事组织。从道光时期开始，清政府在保持军屯的基础上发展民屯，部分解决了内地人口过剩问题，“屯田一事，实为安边、便民、足食、足兵之良法”（道光帝语）。此时的屯田，已经不再单纯考虑军事了，还兼有“经济开发”的成分。到了清朝末年，新疆已经开垦出可灌溉的农田1100余万亩，人均5亩，是当时全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的一倍。

图片来源新闻哥，仅供参考，不确保真实性

不过，这些名目繁多的军屯制度，最终都没有能让这些王朝千秋万代，因为皇权专制必然带来的腐败问题使这些措施最终都趋于瓦解。但纵观历史，抛开单个王朝的兴衰，从更大的文明角度去看的话，就会发现军屯制度将中国人的“种族天赋”与军事有机结合了起来，对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开疆拓土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每扩大一些疆域，屯田的军队便可以凭借就地解决的后勤牢牢掌控好地盘（当然武器衣甲什么的还得大后方提供，但粮食是必须要先考虑的），再辅以政治、文化力量和边民的繁衍，进行缓慢而坚实地扩张，古代中国的疆域，由此在两千年中达到了一个农耕民族所能达到的极限。虽然近代又丧失了大片土地，但留下来的领土仍可排名世界前三。中国人正是靠着种地的“种族天赋”，耕战结合，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作为一种治国治边的具体形式，“军屯”或者说“屯田”直到今天也依然存在。我们时常能听到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支“兵团”源自于1953年5月，驻新疆人民解放军第二军、第六军和第五军大部，以及二十二兵团全部，共10.5万人就地集体转业，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前身。1954年10月，中央正式批准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组织就此诞生。如果仅从名称上看，兵团之下有“师”、“团”编制，与正规军一般无二，似乎是“军屯”，但实际上兵团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开发，是政、军、企合一的单位，“民屯”的成分更多，兵团还有另外一个名称——中国新建集团公司就说明了这一点，不过民兵武装还是有的。与历史上的屯田制相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更加严密，级别高，权力也更大——兵团享有省级的行政、经济权限，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实行国家计划单列，兵团的首长也是省部级，在党内为中央委员，可见其重要程度。

▲总后嫩江基地所在地正是“北大荒”的

一部分，现在已经成为产粮区，当年“庄稼兵”

们功不可没

除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个大号的“屯田”组织外，从建国至今还有过许多中小型的“军屯”，例如东海舰队的崇明农场（海军农场）、总后嫩江基地（2001年移交地方成为中储粮北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解放军林业工程部队（华南林业部队即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现为海南农垦局，北方的林三师现为伊春林管局）等，甚至还有专门的“解放军农牧大学”（已于2004年并入吉林大学）。至于一些部队仍有“后勤生产”的任务，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对于部队还要不要“种地”，一直争论颇多，有人认为这是“南泥湾”的老传统，不能丢，而且还能减轻人民负担，是好事；反对者则认为现代化条件部队后勤要集中供应，种地要占用时间和资源，会导致习武不精，有损战斗力；似乎都有一些道理。不过，在某些条件下，部队“种地”就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而是必须如此。比如在某些偏远海岛的驻军，远在异国的维和部队，由于后勤运输困难，导致官兵经常吃不上新鲜蔬菜，此时的“种地”就具有保持军人健康、保证战斗力的实际军事意义了，其实这也是“军屯”最初，也是最基本的功用。

▲原本是中石油基层干部的大连人岳杰

智在苏丹当上了“农场主”，是中国人

海外“种地”的典型

“屯田”这种办法如今已经不光是中国在用了，一些缺乏耕地的国家，比如日本以及沙特、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等中东国家，近年来就非常热衷于“海外屯田”，通过在国外购置或租用土地来解决粮食依赖进口的问题。被“屯”的国家大致有老挝、印尼、泰国、缅甸等亚洲国家和乌克兰、格鲁吉亚、俄罗斯等欧洲国家。中国有无类似计划呢？从目前来看，只有个体到海外“种地”的例子，不存在国家战略层面的方案。这是因为国内的地大致还够种，而一向重视粮食自给的中国，也基本不大可能去考虑海外路线，但是，只要是我们的地，那我们想怎么种就怎么种，别人可管不着。

永暑礁部队菜棚子

“蔬果飘香，鸡鸭鹅欢叫，鸽群更在海天间翱翔。”你猜这是哪？南沙岛礁!没错，美日联手在南沙问题上咄咄逼人，中国人却在种菜！

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难题是种菜解决不了的，如果种菜解决不了，那就养猪。

南海仲裁案一出，美日等国纷纷施压，美国航母舰队在南海边上晃悠，中国海军也在南海重兵演习，局势很紧张。

可就在南海局势如此紧张的形势下，中国在南海做了什么呢？是的，中国人正在南海…种菜抓鱼……我菜园海鲜馆什么的都建好了，一纸仲裁就不给种了？做梦呢。

从汉代跑去西域屯田种菜;到郑和下西洋，在海上发豆芽;从出国搞外交，在大使馆里种菜;到驻外的维和部队，在营地里种菜;去非洲援建种菜;去南极科考站种菜……甚至还开始研究如何在太空站里种菜！看来种菜不愧是中华民族的种族“天赋”啊。

菜园子

来看看新华社6月6日的《灯塔·医院·农场——南沙岛礁见闻》一文中是怎么描述渚碧礁建设的，字里行间满满的【种菜】种族天赋。

渚碧礁上，成群的小蜜蜂穿梭于南瓜地与黄瓜和丝瓜花架间，嗡嗡声在静谧的菜园里奏鸣着欢快的乐曲。

在岛礁南端的生活区，被建设者们戏称为“岛主”的中交四航局海南项目部一分部党总支书记黄维雁告诉记者，眼前这片菜地有6亩多，两个多月就可以出一茬菜。由于阳光充足，茄子、辣椒长得十分水灵;红艳艳的圣女果长得像枣子，胖嘟嘟的西红柿比拳头还大;绿油油的玉米长到了2米多高，结出的玉米棒子有一尺多长。菜地种过的蔬菜品种已达30多种，旺季时节每天可提供200多斤瓜菜。

中国交建海南工程项目总部党工委副书记宋猛笑着告诉记者说，“岛主”不是说黄维雁是岛上最大的官，而是说他农场里养的“鸡鸭鹅猪羊”多，他这“司令”当得好。仅1年多时间，鸡鸭鹅就发展到了500多只。同时搞来两箱蜜蜂，玉米、南瓜、黄瓜等过去需人工授粉的也不用再劳累了。

去年3月，农场仅有3头小猪崽，如今已盖起了一片猪圈，养了68头猪。为了让猪长得好，还平整出百米“跑道”，早晚各一声呼哨，猪们冲出圈门，开始享受每次半小时的“遛弯”活动。鱼塘里，鲢鱼、塘鳗时而浮出水面，时而潜入塘底;塘边，巴西龟、草龟在悠闲地散步。

这一派田园写意，简直了！6亩多菜地，500多只家禽，68头猪，还有鱼塘……活生生的南海农家乐啊！

咱们在岛礁上修灯塔、修机场，种菜种得其乐融融。脑洞开得再大一点：除了已有的几大菜系，何时再出个三沙菜，国内大吃货的游客慕名而来……想想就很激动呢。

渚碧礁灯塔

但是！若有谁要阻碍我们种菜、威胁我们的菜园，咱们也不缺飞机大炮来保护我们的菜地、鱼塘和猪圈。总之，我们还是应该在南海多填出一些菜园子，谁不让我们在自家田里种菜，我们就让谁狗带。

参考资料

新华网

博物

中国国家地理

观察者网

学历史网

环球网

腾讯讲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