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工人被大规模遣返回国，对朝最强制裁到来了！
丹东 离朝鲜最近的城市
这里是中国东北最大的边境城市丹东，花上五元钱，人们就能看到一江之隔的朝鲜新义州特区。很多朝鲜人过河来丹东打工，也有丹东人到对岸去寻找贸易机会。这种经贸和人的交流，自改革开放后就未曾中断。
众所周知，辽宁省丹东市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这里有许许多多中国人，朝鲜人，韩国人开办的具有商业性质的公司，商店和饭店酒店。特别是有朝鲜人和韩国人开办的以快餐业为主的生产加工企业。比如：高丽泡菜，高丽面，高丽辣酱等等食品加工行业。中国人，朝鲜人，韩国人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各种形式的交往交易，形成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商业结构。
这座城市是朝鲜通往世界的大门，它也因此而得利。只是，当核阴影开始在中朝边境徘徊，世界决定对朝鲜关上大门时，丹东也陷入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中。
丹东人民 遭鑫胖之苦久矣！
粗略考察一下东北近几十年的历史，其经济由盛而衰是显而易见的。
原因何在？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然而最根本和最主要的原因是与贫穷的朝鲜毗邻。
传统 观点 是，与朝鲜的边贸为该市贡献了两到三成的纳税额，而且一旦朝鲜实现经济改革，那么丹东将获利匪浅。但现在也有人私下说，丹东现时相对落后于辽宁全省平均经济发展水平的现状，要归咎于与朝鲜为邻，“谁敢到一个随时可能被核试验所污染，甚至爆发战争的最前线投大手笔的资金？风险太高。”
这样说的人多半意有所指——他们更情愿与自己家乡相连的，是韩国，而非朝鲜。“看看山东，从韩国投资中得到多大的好处。”
对于经济发展滞后之痛，丹东人多半感同身受。这个历史上一直被视为军事重镇的东北城市，丹东也是一个拥有雄厚制造业基础的轻工业城市，但在东北重工业整体衰落的背景中，以纺织、机械和电子、汽车为重的丹东亦在经济转型中一度迷失，不少工人失业，经济也出现滑波。
合同到期的朝鲜工人无事可做，只能陆续回国
朝鲜工人聚集在丹东市火车站等待开往朝鲜列车的情景。据了解，这些朝鲜工人曾在丹东市的冷藏库工作，但没能跟中国工厂续签雇佣合同，工作期限到期而不得以回到朝鲜了。
“因为对朝制裁，几乎每天都有在丹东火车站乘火车回到朝鲜的工人。”“因为劳务费低廉，很多中国企业在雇佣朝鲜工人，但是现在开始雇用工资相对高的本国工人了。”
之前，朝鲜贸易公司以3-5年为一个工作年限向海外工厂输出劳务，到期限时再延长劳务期限或续签了合同。原则上应该让合同到期的工人回到朝鲜，重新派一批工人，但是工人们都贿赂朝鲜方的负责人继续延长了海外的工作年限。
实施制裁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工厂表示不再延长雇佣合同了。”
据消息人士介绍，光丹东市就有5000-7000名朝鲜工人派到服装、冷冻、食品加工等工厂做劳务，中国当局最近向这些厂家施压，要求解除合同。在巨大的压力下，部分工厂解雇了朝鲜工人。
“我们（朝鲜）有300多名工人在这里工作。但最近因为制裁170多名被解雇回了祖国（朝鲜），剩下的130多名可能很快也要离开了。”
中国辽宁省丹东市一家纤维厂的朝鲜工人管理人员说到，随着中国当局积极参与联合国安理会第2371号对朝决议以来，不再批准朝鲜工人延长签证期限，不断有朝鲜工人踏上了归国之路。
突然解聘也会给回国的朝鲜工人留下不少损失。
“朝鲜工人在中国工厂工作的时候省吃俭用1年就能赚1万2千元人民币，但回国就没有这种机会了。”“一旦回到朝鲜就再也没有机会派到中国，心里肯定很郁闷。”
“工人们为了派到中国一般从富人或放高利贷的手中借几十到几百美元来进行贿赂。”“花钱来到中国没过多久就被解雇，连借的钱都没有赚到就要回国了。”
企业招朝鲜劳工，需要先与当地负责中介工作的朝鲜商社进行洽谈，这是审批手续的前提。必须持有与朝鲜相关机构的用工合同才能进行申请。持有用工合同的企业，一般先向当地公安、外经贸部门、劳动就业部门、外事部门申请盖章，然后申请材料会被送往省里进行审批。
“审批手续不繁琐，但申请的条件比较苛刻。”丹东市外经贸局外企处一位人士介绍说，朝鲜劳工并不是对所有的行业都开放，目前朝鲜工人只对三个行业开放，食品加工、服装加工和软件。“而且程序走得十分慢。”上述人士表示，即使符合申请条件，朝鲜劳工的数量也只能占全部工人的20%，若想全部使用朝鲜劳工，除非有特殊渠道才方可。
由于在国外的朝鲜工人承担着为国家赚取外汇的重要任务，在外劳工所得的报酬一般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归国家，一部分归商社，最后一部分才归自己。
朝鲜为了阻止外部思潮的流入，每派出50名海外工人就会安排一名保卫部指导员。指导员如果每年上交10万美元，就需要平均从每名工人身上每月剥削167美元。朝鲜海外工人的月薪根据所在国和行业情况为300-1000美元。
通常这笔钱的8成作为忠诚金、税金、保险和食宿费等，通过所属海外劳务输出公司汇至劳动党39号室（管理金正恩的统治资金）。这样一来，实际收入就只有60-200美元。如果再加上保卫部的盘剥，工人手中将所剩无几。
朝鲜工人陆续回国
朝鲜于9月3日实施第六次核试验之后，中朝边境地区陷入紧张局势，朝鲜工人赚钱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消息人士说：“因为对朝制裁，中国工厂雇佣朝鲜工人的时候还要各种看情况，比较小心。第六次核试验之后，很多工厂负责人认为雇用朝鲜工人是不大可能了。”
然后几个月前，却是另一番景象，许多丹东的企业准备大规模雇佣朝鲜工人，世事变幻是如此的无常，就像牡丹峰乐团来北京转悠一圈又突然回国一样，让人捉摸不透。
2017年2月，丹东一家工厂内，朝鲜女工们。
不用到江岸，赵成海每天都能看到朝鲜人。
赵成海四十多岁，戴眼镜，穿着衬衫西裤，将近一米八的身高，长相斯文。到哪儿都有司机陪着，车的后备箱里会备上几瓶好酒。
他是丹东一家大型食品厂的高管，他管理的企业雇用了超过500名朝鲜籍工人，约是中国籍员工的1.4倍。
很多朝鲜人会到丹东来，或者打工，做服务员、工人，或者淘金，寻找商贸机会。虽然都是东亚面孔，但朝鲜人并不难区分，稍微注意一下胸前是否别着朝鲜国旗或领导人的徽章就知道了。在丹东人看来，但凡能够到国外的，在朝鲜多是出身于根红苗正的家庭，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
像赵成海这样，想雇用朝鲜人的企业，不仅要得到政府的认可，还要接受朝鲜领事馆的考察。包吃住、有休假、加班得给加班费、不得打骂工人，这些都是必备条件。
虽然朝鲜工人都与企业签了合同，但其中一些人拿的还是“过江证”。严格来说，这并不是工作签证，只可以让朝鲜人短期停留在丹东。他们算是“打擦边球过来的”。
虽然是企业的管理者，但赵成海不能直接指挥朝鲜工人。“朝鲜人自己管自己。”赵成海说，有些事情，双方都必须严格遵守，比如：工作上的沟通，必须经过翻译传达，朝鲜工人不许和他们的中国同事私下打交道；
企业要提供独立的工作车间和宿舍专供朝鲜工人使用；除非请示得到批准，否则朝鲜工人禁止离开园区一步；企业还要和政府部门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警方会定期到工厂了解情况。
虽然在一个工厂工作，但国境线依然在心里存在着。如果生产中出现问题，赵成海能做的就是向朝方管理人员提要求。
即便是有这么多限制，丹东工厂也愿意雇用朝鲜工人。“人家比咱中国的员工素质高，纪律性特别强。你说怎么干他就怎么干，绝对不会给你打折扣。”赵成海说。而且，朝鲜工人工资低，成本优势明显。
另一位丹东商人廖光明经营着一家小型服装企业，规模小，成本意识更敏感。去年开始，他的企业通过代理公司与朝鲜的一些服装生产商社合作，做来料加工，生产出来的服装，一部分直接从朝鲜发出去，更多的则是做转口贸易，拉回丹东再销往海外。
廖光明发现，每次把布料、服装辅料发到朝鲜，对方总会要求追加。运过去的原材料已经预估了会有百分之二到三的损耗，按说是够用的，但是“你要跟他犟到底，他就不给你做了”。他认为，多损耗的材料应该是被拿去充实了对方的“小金库”。“损失不多，但挺烦人的。”
即便如此，成本仍然比在丹东雇用当地人低。不过，并非每次都可以如此操作。工厂订单大多来自欧美国家，有时候客户会明确提出，不能把订单发到朝鲜，所以企业在丹东维持一间工厂就成了必要。廖光明在丹东的工厂有100多名朝鲜籍工人。
近来，廖光明还想再雇用150名朝鲜工人，跟朝鲜方面已经提了有一阵子了，但对方始终以工人体检为由不放人。他估计，事情可能悬了，“那边说不定在考虑要不要进一步合作”。
现在国内人力成本高涨，虽然还有客户愿意把订单发过来，但价格上总是要跟东南亚国家比较，如果失去了朝鲜的价格优势，廖光明觉得，这买卖就真干不下去了。
贸易渠道几乎腰斩 冷清的鸭绿江
鸭绿江畔是丹东最热闹的地方，摩天大楼成排连片地沿江耸立。人们一度希望这里能成为北方的香港，但封闭的朝鲜把这个可能性堵住了。
朝鲜新义州
在搞了多年边贸生意的人眼中，如今的丹东口岸远不如当年繁忙，曾经开往朝鲜的货车不仅需要排队，甚至还有可能因为排不上而白跑一趟。但现在，货车在口岸通关时只需要稍作等候，就能很快通过中朝友谊桥。
2017年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后，赴朝游也随即变得冷淡。
丹东的一些走私船只把船搬到陆地着手进行修理了。消息人士说：“这些走私船大都是40-50吨级，主要走私朝鲜的鱼、蟹、蛤蜊等海产品。”
之前，中国公安和边防大队5月开始对海上走私行为进行了打击活动。8月联合国安理会签署第2371号制裁决议后，还派巡逻车对鸭绿江边进行了不间断巡查。
特别是中国政府重点打击该地区走私贸易以来，不仅逮捕了自国走私贩，还逮捕了朝鲜人员。
“8月末走私中的一艘船只沉没，发生了10多名中国人员伤亡事件，中国当局之后也加强了取缔力度。”
可是关键在于朝鲜当局的意志。急需外汇的朝鲜会采取怎样的措施还有待于观察。消息人士说：“因为朝鲜的电波干扰越来越大，最近电话通话都不太顺畅，但就像过去那样迟早还会放宽。”
很多当地人觉得，丹东经济上不去，朝鲜要负责任。如果朝鲜能够开放的话，丹东的经济可能会更好一点。
新义州的卖花姑娘多了
在朝鲜对“卖花”(卖~淫的代名词)的女性也有四种分类：“红花”指十几岁到20岁刚出头;“蓝花”指20多岁的未婚者;“黄花”多指有夫之妇;“紫花”一般是指寡妇。
朝鲜卖淫交易也是有暗号的。如果发现朝鲜男男女女们在街上谈论“买鸡蛋”、“买木盆”、“买花儿”等话题，就说明她们是不依靠中间人进行的个人性交易活动。如果有男人上前询问“鸡蛋”、“木盆”、和“花儿”的价格，双方便开始了关于性交易费用的讨价还价。
位于中国丹东对岸的新义州，个别安全员和皮条客串通一气从卖淫女身上牟取暴利的现象极为普遍，由于保安员充当保护伞，卖淫场所和卖淫女们就不会被举报。
现在，因为制裁，导致贸易中断，新义州市内的站前和繁华街至少有200-300名卖花老板娘。”“交易成功了，她们就从100元人民币卖淫费中收取20元人民币介绍费。”
据消息人士介绍，各地的卖淫费用都有所不同。在新义州20多岁女性收150元人民币，30岁以上收100元人民币。也有的是保安员（警察）做靠山收取一定的费用，但是也有独自卖淫的女性。
一位在新义州卖淫的女性话说：“丈夫在服兵役中发生事故成了残疾人。”“国家对失去腿脚的人没有提供补偿，只能靠卖淫维持生活了。”
消息人士说：“过去江原道元山、平安南道平城、新义州等地很少有卖花的女性。可是现在卖花逐渐成了一种行业。”“卖花在全国范围内扩大起来，从事卖花活动的女性也增多了。”
也有一些卖花女性向男性出售冰毒。”“目前毒品已经蔓延到了整个朝鲜社会，人民的生活更加衰竭了。”
孤零零的新鸭绿江大桥
于树涛的同事张大同提到了另一个影响当地人生活的例子——新鸭绿江大桥。
这座往返四车道的公路桥，在2014年就已建成，目的是接替1943年竣工、直到现在仍在使用中的“中朝友谊桥”。因为历史原因，“中朝友谊桥”只能通行20吨以下的货车，单向行驶的设计导致两岸车辆需要轮流过桥。明显能提高中朝间货运效率的新桥始终无法开通，“就是朝鲜那边对中国有成见，如果没有了，那这事儿（通车）可能就好办了。”
不过在此之前，还得先解决核问题。这是东北亚地区的一个火药桶，辽宁省社科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李绍德分析，朝鲜的纵深很小，军事行动有核泄漏的风险，而一旦出现核泄漏，丹东人引以为傲的空气和水都会暴露在巨大的危险之中。
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专家付桂芬也曾在论文中提出，朝核问题是丹东市供水安全的重大威胁：如果发生突发事件，将直接造成鸭绿江水污染。
美国核科学家西格弗里德·赫克曾于2010年参观过宁边核基地，当时那里有2000台巴基斯坦p2型离心机正在工作，然而核基地的技术还很落后，安全性极低。
“访问朝鲜后我陷入了巨大的困惑之中：我们是眼看着他们发生严重核事故，造成大面积核污染和大量人员死亡袖手旁观呢，还是施以援手，在技术上帮助他们避免核事故发生？”赫克问道，“选择前者，作为科学家良心难安；选择后者，实际上是帮助他们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果更为严重。现在似乎是哪种选择都不对。”
关于朝核问题对中国的种种潜在影响，李绍德认为，政府肯定会对各种情况进行准备，“不是现在做预案，20年前这预案就都有了……没有预案，到时候不抓瞎了吗？”
公开信息显示，中国政府和学界一直在研究朝鲜核泄漏可能带来的危害。去年9月9日，朝鲜进行了第五次核试验，当天下午，中国环保部就在网站公布了东北边境及周边地区35个辐射环境自动检测站对空气的测量数据。根据环保部公开的信息可以发现，35个监测站里，仅丹东一地就有4个站。
2010年，防化指挥工程学院的学者发表论文介绍其建立的“核事故危害预测预警数值模拟系统”，模拟区域就是朝鲜宁边及丹东地区。
多年来，一江之隔的朝鲜已经进行过五次核试验，发射了数种类型的导弹；远处的海面上，不同国家参与的军演也在轮番上演。当地民众通过新闻获知朝鲜的近况，但多数时候，这不过是路边吃小烧烤时的几句谈资或者牢骚。
于树涛在17岁读大专的时候曾经学过朝鲜语，“就为了将来有一天朝鲜能开放”。20年过去了，他早已放弃学习这门语言，朝鲜也没有真正开放过。
赵成海也长了个心眼。现在，他只跟朝鲜商社做与自己企业里朝鲜工人工资金额相当的生意。他认为食品厂里这几百号朝鲜工人的工资就是做生意的保证金，万一有变数，收不到货款，他就打算扣下工人工资，“我们公开谈。我们不欺负人，你们也别欺负我们。”
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领导人在国际上出尽风头，背后是多少老百姓的心在滴血！
期望世界和平，祝愿所有人生活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