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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昌渝: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三十年小说研究生涯回顾(上)

石昌渝 古代小说网 202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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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跨入学界的门槛,是在1978年,那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如果没有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拨乱反正,就不会有今天的我。我们这一批人是历史的幸运者。研究生三年的学习和训练,使我终生受益。记得在开学典礼上,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周扬在讲话中就强调,研究生院和一切旧式的经院学派根本不同,这里没有学究气,没有书呆子气,要有浓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气氛,认真读书的钻研精神和自由讨论的学术空气。这个教诲,不仅对我三年的学习,而且对我三十年的研究工作,都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给我们讲课的是当时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邓力群、周扬、于光远、宦乡、许涤新、任继愈等等,他们不止是传授了知识,更重要的是教给了我们治学的态度和方法,为我们树立了作为一个学者的人格风范。



石昌渝先生近照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我的精力集中在《红楼梦》研究。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系设立了“《红楼梦》研究”专业,在这个专业学习的除了我之外,还有胡小传、扎拉嘎和程鹏,一共四个研究生。指导我们的老师是范宁先生、陈毓罴先生和刘世德先生。几年间发表了数篇《红楼梦》研究论文。主要是《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比较研究。当时红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后四十回写得好,《红楼梦》的价值就在于后四十回。我并不否认后四十回的存在使得《红楼梦》成为首尾完整的小说,它在所有的《红楼梦》续书中是写得最好的,它对于《红楼梦》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正面作用,但以我的阅读经验,读到第八十一回,就感到气韵不能相接,再读下去,觉得人物性格单调了,甚至走形了,情节的叙述缺乏前八十回的丰富孕含,达不到前八十回那种言简而意深、词近而有远的境界。于是决定从艺术的角度对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进行深入具体的比较,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其中《论〈红楼梦〉人物形象在后四十回的变异》(1980年)一篇被收入刘梦溪主编的《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1983年)中。


石昌渝《论〈红楼梦〉人物形象在后四十回的变异》,《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将《红楼梦》研究作为我治小说的开头,当时是无意的选择,这无意中给了我许多的好处。《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巅峰之作,反复地仔细地阅读这部作品,对于认识古代小说艺术有莫大的帮助。它给小说树立了一个标杆,给了我们一个可以评量一切小说艺术高低的尺度。后来读《歌德谈话录》,歌德对向他请教的爱克曼说:“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是要靠观赏最好作品才能培育成的。所以我只让你看最好的作品,等你在最好的作品中打下牢固的基础,你就有了用来衡量其它作品的标准,估价不致于过高,而是恰如其分。”歌德的此番言论,使我对《红楼梦》的阅读和研究有了更多的自觉性。此后写过不少文章涉及到对许多小说作品的评价,我不认为我的评价都是精当的和无懈可击的,但也不至于犯“卖什么就说什么好”的低级错误,这其实是依仗于研究《红楼梦》所获得的艺术感受能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国门的开放,西方的思潮一涌而入。这对于走出“文革”禁锢状态的人们来说,简直是眼花缭乱,新奇不已。西方现当代思想中确有精华,吸收这些东西有助于我们的思想文化建设。问题是当时有一种风气,以为凡是西方的,都是新的好的,生吞活剥地拿来套在中国文学上。据我的见闻所知,有些所谓“新思想”、“新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并不被认可,或者已经被边缘化,但到了我们这里反倒成了香饽饽。在追逐时髦方面,我自认为是个落伍者。我不相信拿到一个并没有弄清楚的“新思想”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本民族的学术问题。读大学中文系的时候,正值“大跃进”,校园由热火朝天搞教改,拔教授的白旗,我们这些读书不多的学生们比阶级斗争为纲大编教材,尽管当时纸张供应已十分紧张,但那些大本头的教材居然也排印了出来,可惜不久便弃而不用,无人问津了。“文革”中又提出用儒法斗争的观点重写文学史,用儒家法家给历代作家重新定位,那时我已在中学教书,心里不是没有疑惑,但思想总体上还是跟随潮流的。这番经历令我反思,对于理论必须追根究底,不能盲从那些未经考核和识别的理论;即使是正确的理论,它也只是在观点和方法上有指导的意义,不能代替对文学历史的实际考察。



《金瓶梅人物谱》,石昌渝、尹恭弘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这一时期,我觉得收获颇多的是协助吴组缃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撰写《红楼梦》词条。吴组缃先生是学界的老前辈,是学者也是小说家,他谈《红楼梦》毫无学究气,总是紧扣贾宝玉生活的时代语境来剖析人物的真实心理,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解析曹雪芹的艺术匠心,他的精湛和睿智的见解使我大受启发。评论一部小说,不能脱离其创作的历史背景和小说的艺术规律。这个时期,我在《金瓶梅》研究方面也做过一些工作,与人合作撰写《金瓶梅人物谱》(1988年)和《六十年〈金瓶梅〉研究述评》,撰写过《〈金瓶梅〉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辨——〈金瓶梅〉版本系统再认识》和《〈金瓶梅〉小说文体的创新》两篇论文,主编《金瓶梅鉴赏词典》(1989年)。《金瓶梅》是古代长篇小说从古典英雄主义转变到现实主义的一部作品,是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我对它的研究远远不够。



《金瓶梅鉴赏辞典》,石昌渝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随即我的兴趣转向小说史研究方面。小说史著,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中国大陆鲜有个人独自撰写全史者。个人专著有小说类型史、断代史,小说全史几乎都是集体著作。集体编撰来得快,也可以发挥撰稿者各自所长,集体著作固然也有主编创制体例、编次章节,但全书很难贯通一气,难免有拼接的痕迹。况且小说史上存在不少疑难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因而很难取得学术上的突破性进展。本人学识浅薄,但愿意集中精力攻坚克难,发愿写一部小说史出来。

在其后的二十年间,总体上向着这个目标努力。首先是从文献上下功夫,与刘世德先生、陈庆浩先生合作主编了《古本小说丛刊》共二百册(中华书局1991年),主要辑录了流失在海外的小说珍稀版本。参加《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1993年)的编撰,担任清代小说的副主编。主编了《中国古代小说总目》(2004年)。



《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石昌渝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为小说写史,自然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小说。这个本来简单的问题,却被学界有些人弄得十分复杂。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种说法固然有点简单化,但它在宏观上概括了中国几种主要文学体裁各领风骚的时代。小说,作为文学的一支,能与传统诗文并肩而立,依仗的是《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奇书和“三言”、“二拍”,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我们研究小说文体的来龙去脉,应该以这个事实作为观察的立足点。有些人说,小说在先秦已经成熟了,以历代史志著录的“小说家类”为小说概念的根据,甚至说今天所用的小说概念是从西方舶来的。其实古人早已把文学意义的小说与传统目录学的“小说”公开了,这是两个长期并存又相互关联的两种文体,我们要研究的是以“四大奇书”、“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文学意义的小说。这不只是一个概念的问题,它涉及到对小说文体历史的基本判断。我写过两篇文章:《“小说”界说》(1994年)《唐前小说非小说论》(2005年)阐述了以上观点。



《小说》,石昌渝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小说史有待解开的问题很多,我想从文体入手,文学史,在一定意义上是文体发展的历史,研究小说文体的生成,发展和演变,应当是小说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所著《中国小说源流论》(1994年)论述了小说文体的构成要素及形态特征,认为在文体上与小说接轨的是史传,史传孕育了小说,同时又制约了小说的发展。神话虽然在文体上与小说文体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但它与小说存在着深刻的精神联系,小说的许多意象和结构形态都源自于神话。以论为主的诸子散文与叙事文学小说在文体上也没有直接关系,但诸子散文中的叙事和寓言成公,也给小说的生成供给了丰富的营养。在史传与小说之间,还有一个杂史杂传和志人志怪的过渡地带,杂史杂传和志人志怪并不是文学意义的小说,它们只是小说的孕育开态,或称前小说,它们距离小说仅一步之遥。志人小说开创了叙事的写意艺术,志怪向前跨出一步即为传奇小说。《中国小说源流论》对小说文体的生成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小说的最早形态为唐代传奇文,该书对传奇小说与杂史杂传、志人志怪的区别和关系作了说明,论述了传奇小说的叙事方式和特征,传奇小说产生于娱乐,产生于贵族沙龙,但发展下去,逐渐显现出俗化的倾向。与文言的传奇小说在语体上不用的白话小说产生在宋元以后,白话小说在文体上分为话本小说和长篇章回小说。话本小说由宋元“说话”的四大家教的“小说”演进而成,篇制为短篇,该书着重讨论了它的叙事方式。长篇章回小说由宋元“说话”的四大家数的“讲史”演进而来。它的发展,从创作来看,经历了题材累积成书的阶段到题材出自现实生活的阶段;从叙事方式看,它经历了从讲述型到呈现型的转变。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是并行的两种小说文体,既相对峙,又相渗透,文言小说有俗化的趋势,而白话小说则有雅化的倾向,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合流产生了才子佳人小说独特的文体。雅俗共赏才是小说的最佳境界。



《中国小说源流论》,石昌渝著,三联书店1994年版。


小说史的分期问题,《中国小说源流论》提出话本小说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宋元及明前期为初创阶段,明中后期为文人对宋元旧篇编辑的改写的阶段,以“三言”“二拍”为代表,也是话本小说辉煌时期,明末以后文人独创阶段,以《无声戏》、《十二楼》、《宫棚闲话》为代表,是话本小说雅化和衰微的时代。章田小说并不完全与话本小说同步。宋元及明前期为初创阶段,以元刊平话为代表,明中期至清乾隆为章回小说的辉煌时期,以“四大奇书”、《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为代表,清嘉庆以后章回小说走向衰微。

通行的说法把章回小说的成熟定在元末明初,有论者甚至更提前到宋元。我认为这种论断与事实不合。《水浒传》与《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章回小说成熟的标志,无可置疑。他们在什么时候成书?通行的说法是根据两部作品的署名有“罗贯中”,而《录鬼簿续编》记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尺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由此判定《水浒传》《三国志演义》成书在元末明初。《录鬼簿》作者为贾仲明(1343—),有学者由此推论《录鬼簿续编》也是贾仲明所作。吴晓铃曾指出,读书著录俒瓒小传时,称“讳瓒”,则此书作者应是俒瓒的亲属晚辈,说作者是贾仲明是没有根据的。且不论《录鬼簿续编》作者的疑点,假定它作为文献真实可信,其罗贯中生平中并未说他写过小说,只强调“乐府、隐语,极为清新”。再者,这位罗贯中是否就是写《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的罗贯中也还需要确证,要排除同名同姓的可能。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说,就他见闻所及,元代曲家有三个白贲、三个刘时中、三个赵天锡、二个马致远、二个赵良弼、二个秦简夫、二个张鸣善,因此不能不加考证就断定《录鬼簿续编》记录的罗贯中就是写《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的罗贯中。疑点还不少。假定《水浒传》《三国志演义》成书在元末明初,艺术达到如此精湛而又雅俗共赏的长篇巨著,为什么在此后一个半世纪的文献中了无痕迹?在其后的一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小说创作为何是一片空白,直到嘉靖才热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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