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怀明：从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说到刘鹗的清官可恨论
最近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很火，之所以能火起来，与其反腐题材有关，更与其突破以往反腐影视剧只能反到副省级的尺度、一直反到副国级有关。这部电视剧留给观众太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就是：
贪官固然可恨，但那些所谓的清官就是好官吗？
未必，有时所谓的清官比贪官更可恨。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剧照
其实这不是什么新观点，早在明清两代就不断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最有名的是近代作家刘鹗，他竟然旗帜鲜明的提出清官可恨说。
清官历来受人拥戴，怎么会可恨？说要清这个问题，容笔者慢慢道来，话还要从近代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老残游记》说起。
众所周知，刘鹗在这部作品中塑造了玉贤、刚弼两位比较特别的清官形象，他们与《包公案》、《三侠五义》、《海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等传统小说中所描写的包拯、海瑞等清官形象完全不同，并不是作为正面人物来歌颂的，而是明确将其作为负面人物进行揭露和谴责，这无疑是《老残游记》的一大创新，正如作者本人在第十六回的评点中所说：“历来小说，皆揭赃官至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
在传统小说、戏曲作品中，包公、海公往往是极力歌颂的对象，他们清正廉洁，爱民如子，或通过微服私访等方式为民洗冤，或采取朝廷抗争的方式将豪门权贵绳之以法，成为弱势民众的保护神。
但刘鹗笔下的两位清官则不是这样，从表面上看，他们确实不贪污，不受贿，地方治理效果也是不错的，达到路不拾遗的程度，玉贤为此而得以升迁。但真实的情况则令人触目惊心，这两位清官的好名声是以当地百姓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获取美名的目的不是出于个人的理想，更不是出于爱民，而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和前程。
准确的说，刘鹗笔下的所谓清官并不是真正的清官，只是具备传统意义上清官的某一项素质而已，而其他方面并不符合，比如草菅人命，刚愎自用等，在道德上存在严重的污点，因此按照传统小说的描写，这些人是不能被称作清官的，准确的说，刘鹗笔下的这两位清官被称作酷吏更为合适，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官员代不绝人。
刘鹗常年混迹于官商之间，有着十分丰富的人生阅历，了解中国社会的游戏规则，他以写实的手法揭露了所谓清官的真相，以残酷的事实打破世人的清官梦，对此他有很清醒的认识：“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老残游记》第十六回评点）这固然有与传统文学作品唱反调的意味在，同时也是刘鹗对中国社会深刻观察的结果。
因为不贪污、不受贿，这些所谓的清官反而有了胡作非为的底气，比如那位玉贤，在其高压、严苛的治理之下，固然有路不拾遗的所谓好名声，但这是以老百姓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正如作品中所说的：“大凡酷吏的政治，外面都是好看的。”不到一年，玉贤就用站笼站死了两千多人，比盗匪杀死的还多，其对百姓的危害超过盗匪。由此可见他的价值判断和选择，选择以百姓的鲜血和生命来换取自己的名声和前程。他虽然不贪赃，不受贿，但是其恶行比贪赃受贿的那些贪官还要令人发指。
以清官为遮羞牌，玉贤为所欲为，刚愎自用，残暴成性，草菅人命，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冤案。小说描写了他亲手制造的三桩冤案：第一桩，于朝栋一家四口冤死案，不仅衙门里的衙役看不过去，就连栽赃陷害的强盗都感到后悔，可见玉贤的血腥和残暴已经达到病态的程度。第二桩，一位王姓小青年仅仅因为发些牢骚，表达对玉贤的不满，竟然被投进站笼站死。第三桩，仅仅是地痞无赖的诬告，就将客栈的掌柜投进站笼站死。
就案件的结果来看，玉贤几乎都是站在栽赃诬陷者的立场上，打击的则是善良、有正义感的平民百姓。和贪官相比，他手上沾满鲜血，更为可恨，可谓为官一任，祸害四方。但就是这样一位残暴成性、劣迹斑斑的所谓清官，居然得到升迁，从代理知府升为知府，赏加二品衔。可见想见，这样的人官升得越大，对百姓、对国家的危害就越大。显然，不仅仅是玉贤，玉贤背后的官府体制也都是有问题的，都是病态的，需要治理。老残走街串巷想要治疗的，也正是这种病。
至于那位刚弼，也好不到哪里去，说起来也是个清官，而且是那种“清廉得格登登的”，信奉程朱理学，实则是一个残暴得近乎变态的酷吏。刚接手魏家的案子，上来就是一通酷刑，把一件尚存在诸多疑点的案件弄成一件板上钉钉的冤案。所谓的清官，也不过是一块蒙在狰狞面孔上的遮羞布而已。玉贤、刚弼这两位人物形象有其共性，那就是以清官之名行酷吏之实，凶狠残忍，草菅人命。
放在中国小说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来看，刘鹗并不是第一位批评清官者。早在明代中期，李贽就曾指出所谓清官的危害：“余每云贪官之害小，而清官之害大；贪官之害但及于百姓，清官之害并及于儿孙。余每每细查之，百不一失也。”（李贽《焚书》）
明清时期的小说作品，尽管歌颂清官者居多，但也有从负面角度来写清官的，如《喻世明言·滕大尹鬼断家私》中的滕大尹，他虽然能做到依法办案，但与民间歌颂的清官不同，他“看见开着许多金银，未免垂涎之意”，最后竟以装神弄鬼的手段骗走事主的一千两黄金，可谓一位有道德污点的清官。
类似的作品还有《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六《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作品中的林断事虽然精明多智，断出无头案，但其个人品格有瑕，他喜爱男风，袒护行为不法的门子，这与人们心目中的清官形象也是颇有差距的。
到清代，纪昀对那种“所至但饮一杯水，今无愧鬼神”的所谓清官、好官，也不是无条件地认同，他明确指出：“设官以治民，下至驿丞闸官，皆有利弊之当理。但不要钱即为好官，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乎？”（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一）可见对于清官问题，虽然歌颂者居多，但也不乏有志之士的清醒认识。
刘鹗身为候补道员，虽然未获实职，但大小也是个官，他长年混迹于官商之间，也算是官场中人，对其运作情况十分了解。从治河到修路，从开矿到赈灾，为了兴办实业，他整日在官场周旋，他了解官场的潜规则，经常打点各类官员，上至朝廷重臣，下至地方官吏。
按说他对这些贪官赃官更为熟悉，应该更为痛恨才是，何以单单放过他们不谈，专门来说清官之可恨呢？对于晚清官场，可以谈论的话题很多，何以不去抨击贪官污吏的误国之举，却单单拈出清官可恨这个话题呢？
这并非刘鹗在标新立异，故意唱反调，结合其生平经历来看，显然是有针对性的，有着鲜明的现实色彩。应该说这是刘鹗在亲身实践中得到的独到体会。那些贪官赃官虽然在道德上有污点乃至违法，但他们“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反而会约束自己的行为，不敢公然为非作歹，而且受了人家的贿赂，还是要做一些事情的。
事实上，行贿送礼并非都是在做违法的事情，像修建铁路、开办矿业这些事情，尽管都很正当，但在晚清的那种社会环境中，要想获得经营权，不向主事者进行打点，肯定是行不通的。
刘鹗正是这样做的，无论是修建芦汉铁路，还是在山西、河南开办矿业，刘鹗都采取了行贿送礼的方式，在京城找关系、走门路。他苦心经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这些关系网中的一部分是由当时的达官权贵组成的，主要有晚清重臣李鸿章、王文韶、善耆、奕劻、徐郙等。这些人身居高位，官阶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乃至副国级，掌握着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没有他们的首肯，很多事情包括修建铁路、开采矿产都是无法得到批准的。
刘鹗和这些官员的交往带有非常鲜明的功利色彩，主要是通过送礼行贿等方式与他们结交，以此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然后再利用这种由金钱铺就的关系获得修路或开矿权，从中牟利。在今天看来，这些行为也许是不够光明正大甚至是违法的，但在当时，这是办事的潜规则，否则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刘鹗为此得到了许多恶名，承受着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这也让他思考认真思考这一问题，贪官赃官固然可恨，但他们还是做了一些事情，而当时的清官如毓贤、李秉衡之流，他们就没有问题吗？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就一定会超过贪官赃官吗？
应该说，正是怀着这一心态，刘鹗在《老残游记》中专门对那些所谓的清官进行描写，写出其比贪官赃官更为可恨之处，让读者认清他们的真面目。刘鹗这样写，显然有为自己辩护的意味在，这种辩护贯穿作品的始终。如果没有对官场多年的深入了解和思考，是不会提出这一问题的。
刘鹗所提清官可恨的命题未必一定是受李贽、纪昀等人的影响，即便是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也进行了新的解读和发挥，将《老残游记》与前代作品的同类描写放在一起对读，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差别。
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下，对一个官员的评价，不能简单地以贪官和清官来区分，实际情况往往要复杂得多。贪官固然可恨，但不作为、没担当、无建树的清官同样也不值得称道。笔者这样说，丝毫没有为贪官辩护的意思，也不希望读者诸君对小文进行这样的误读，不过是提供一个观察、考虑问题的角度而已。
借助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的热播，借助《老残游记》的品读，可以对这一问题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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