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淮生：吕启祥先生与《红楼梦》研究（名家与红学系列之七）
记得山东大学马瑞芳教授曾在《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发表了题为《新时期红学研究的“定海神针”——漫话冯其庸先生和红学》的文章，该文提出了这样一个大判断：冯其庸先生等老红学家是新时期红学的“定海神针”。
有趣的是，笔者多年前又曾听到另一种说法：吕启祥先生才是名副其实的“定海神针”。无论这两个版本的“定海神针说”或对或否，均非学术性判断无疑，更非新时期红学的学术定评无疑。各自立场态度不同罢了，姑且听之而已。
令笔者记忆犹新的是，当吕启祥先生收到并读罢刊发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的《吕启祥的红学研究：寻求艺术真谛、人生真味、精神家园》一文后，随即寄来一封书信，信中首先揭明笔者“学案”写作的旨趣。吕先生说：“首先要向你表示由衷的敬意，学术史或曰学案性质的工作吃力费心，很不易作。我个人的研究不足道，但你的整体设想和学术追求则是很有意义的，将随时日推移而彰显。”（按，这封用毛笔书写的长信据吕先生说是平生极少的一次，乃“为郑重而破例”之举。
笔者理解：一则因为“学案”之学术史工作值得“郑重”，二则一些师友视笔者为“书家”之缘故。吕先生信中说：“你是书家，当不会见笑。”“见笑”当然不会，但读信时的“喜悦”是显而易见的。）吕先生信中的这段话的确出乎笔者意料，令笔者暗自叹服。
吕先生是一位十分谨慎的学者，她对笔者撰述《吕启祥的红学研究》一文是心存顾虑的。事情需要从头简要说起：
笔者撰述当代红学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系列的第一篇是《蔡义江的红学研究综论》一文，刊发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原计划是一直连载的。当《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拟刊发《吕启祥的红学研究综论》一文时，时任主编的闵虹教授临时暂停刊发这篇两万余字的长文。
2011年6月26日清晨，笔者抵达庐山，受邀请参加为期三天的北京曹雪芹学会2011年年会，当笔者见到吕先生时便急切地询问缘故。吕先生回答道：写我的这一篇，还是不要放在前面刊发为好！笔者听罢表示理解，并告知她“综论”系列的写作动机和过程，既无人为排序之预设，又无着意分出高下之用心，纯然出于考察红学之学术演进轨迹之考量。于是，吕先生释然了。
不过，完稿于《吕启祥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后的《张锦池的红学研究综论》一文已经排版于2011年的第3期，第2期只好空缺了，这个遗憾是无法预料的。
不过，此后“综论”系列的连载则一帆风顺，即从2011年的第3期直到2013年的第2期，总计连载了12篇“综论”系列文章（每篇字数大多两万至三万之间），这在学报编辑历史上也是十分难得了。
遗憾的是，由于笔者日后的学术工作日益繁忙起来，加之体力透支的缘故，连载难以为继，只能断断续续地发稿了（按，第二册《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12篇基本完稿，第三册已经写了两篇。2013年6月8日收到吕先生的电邮：“望放慢节奏，最好隔期发一篇，便于‘消化’，更利健康。”）
最令笔者感动的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的“《百年红学》创栏十周年暨《红学学案》出版座谈会”（2013 年 4 月 17 日）上，吕先生充分肯定了笔者的学术工作。她说：
对于淮生的这个选题，开始的时候，淮生也知道，我是泼冷水的。我说：“淮生，这个很难做，吃力不讨好”。他来跟我要旧书，我说：“你写别的先生吧，我就免了”。他就是不管，就是实干，做了，也写出来了。有一点我是佩服而肯定的，就是实干。书出来了以后（按，拙著《红学学案》2013年2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我说：“我真是没想到，你能结出这样一个果子”。
所以，实干才能兴学。《百年红学》栏目给了淮生很大的支持，那么，淮生呢，也给了《百年红学》栏目很大的支持，应该说是相得益彰。淮生，在这里，我也祝贺你的书，也希望能改得更好，我把刚才的两句话，“彰显特色，持之以恒”，也送给你。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座谈会开会之前，笔者提前准备了记事本，请蔡义江先生、吕启祥先生以及陈曦鐘先生分别题写笔者的旧作一首——“镜湖堂上说惶恐，引玉抛砖我不羞。莫道红楼天地小，九州四海大红楼。”蔡先生题罢说：这首诗有一处不合律？“羞”和“楼”不合呀！笔者说：我就是喜欢后两句！吕先生则说：诗只要自己喜欢就好！
此后，笔者查阅了《诗韵合璧》以及王力著《诗词格律》，感觉还是蔡先生记错了韵。为此写信讨教，果真是蔡先生“因方言差别记错了”（2013年4月28日信）。
吕先生对于诗的态度令我愉快，这种愉快此前已经有过一次经历，即吕先生上次用毛笔书写长信时附题的一首《题红诗》——“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谁不怜。一曲葬花吟未尽，诗魂玉骨铸新篇。”（按，吕先生自注：变通红楼梦句自娱。同样是毛笔书写，笔力劲健可观。）
最值得回忆的还是吕先生前来徐州参加“2015年纪念曹雪芹诞辰30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情形。这次学术研讨会由笔者与邢台学院乔福锦教授经过了近一年的筹划，其间获得了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李金齐主编和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范富安主编的鼎力支持。本次研讨会会风给参会专家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独立思考，敢于交锋，不避敏感话题；不唱太平歌，也不计较情面；会上激烈争辩，会下平易交流。
记得2015年1月初笔者给吕启祥先生发去了邀请函，却一直没有收到吕先生的回复。2015年2月25日，胡文彬先生发来电邮：（吕先生）考虑到身体状况，故迟迟未作回复。考虑到本届会议讨论的议题重大，决定参加会议面聆群贤高论；因年龄与身体原因，拟由黄安年教授（美国史专家）一路陪同照顾，其往返费用自理。
黄安年教授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吕先生的爱人，他的“黄安年博客”曾对这次学术研讨会做了多篇报道。
起先，笔者对胡先生所说的吕先生“身体状况”并没有特别留心，当吕先生来到徐州时，笔者发现她的确比上一次所见虚弱憔悴了许多。当参会学者陆续签到时，才从一些师友那里耳闻了吕先生于2015年春节前后遭遇到人生一大事件的大概情况，据说这次事件对她身心打击极大。
会议期间有一个细节没人注意：吕先生会议发言结束后起身刚离开座位，身体一晃，笔者在她身后不远处一个箭步近前搀扶，吕先生低声道：最近一些日子，安眠药不吃睡不着觉，精神有些恍惚了！
2015年3月30日上午，吕先生的会议发言持续了近50分钟，虽然十分激动，一度哽咽，却很有条理，大家都不忍心打断吕先生的发言。吕先生发言的题目即《红学基础工程的坚守、充实、更新与提高》，显然是会前认真思考、认真准备了的，这是她一贯认真严谨的作风体现。
吕先生发言中的两点引起了笔者特别关注：
一则是对“烂泥潭”说的积极回应。分场研讨之前，笔者做会议筹备情况的简要介绍。当谈及红学的学科危机时笔者说：红学从一度的学术“风向标”，成了现在的“烂泥潭”。吕先生则对随后的质疑之声做了积极回应：淮生说“红学曾经是风向标，现在成了烂泥谭”，红学当年确实是“风向标”，红学的学术上平是很高的。有人对此有看法，我在一定意义上是赞成的。红学研究要走学术的正道，不要走学术的歪道；
二则是对“学术为公”的阐述。什么是“为公”？即不沽名钓誉，不据一己之私。吕先生恳切地说：“我是渴望一个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的。”李金齐主编则在闭幕词中对“学术为公”做了积极回应，他说：这次会议，我们是以学术为先。今天，我又有幸听了吕先生刚才的发言，我受益了四个字：学术为公。有学术是我们的第一宗旨，其他的，我们都可以不谈。
这次会议之后，李金齐主编与笔者交流道：学术为先，学术为公，这就可以作为我们今后办刊的宗旨和原则。（按，笔者自2014年起主持《现代学案》栏目，故此经常交流。）当然，学术为先，学术为公，也一直是我们近年来的各项学术活动的宗旨和原则。
吕启祥先生的文笔好，这是红学师友们有目共睹的，她的那篇《秦可卿形象的诗意空间——兼说守护<红楼梦>的文学空间》一文至今引人注目，“红迷驿站”微信群前些天还再次谈到并称赞了这篇文章。
记得吕先生在嘱托笔者再做修订《吕启祥的红学研究综论》一文的来信道：文章无论短长，要量体裁衣，点面结合，详略得当；文字要干净，句子勿太长。从见解、逻辑到表述的积累和训练是一辈子的事，不能苛求于你，但愿与你共勉。（2012年7月28日信）
吕先生在2013年的北京座谈会上对笔者的“综论”文章也是要求很高的，她说：老实说，他已经写出来的，我没有每篇看，大致看了，觉得是不平衡的。我个人感觉，写蔡先生、胡先生那两篇，是比较好的。但是有些篇是很难驾驭的，是非常难的。笔者一直心存感念，因为这样的严要求无疑是笔者学术进步的动力。
2017年4月5日9时写于槐园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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