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俊：“桃园结义”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三国演义》第1回写到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时，刘备先后结识了张飞、关羽两位豪杰，三人情投意合，认识次日便举行了脍炙人口的“桃园结义”。
应该指出，这个情节是虚构的。
《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写道：“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
同书《张飞传》也写道：“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
这两条记载，只是说张飞把关羽当作哥哥看待，二人忠心耿耿追随刘备，而刘备对他们也十分亲近，“恩若兄弟”；但并没有说三人正式结拜为兄弟。
宋元以来，通俗文艺对“恩若兄弟”一语加以增饰渲染，逐渐形成“桃园结义”故事。
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中有《桃园结义》一节，元杂剧也有无名氏撰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正是在此基础上，罗贯中在《演义》中设计了“桃园结义”这一情节。
由于它是“恩若兄弟”这个史实的合理延伸与发挥，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也符合读者的心理，因而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几百年来，影响极大，妇孺皆知。
说到“桃园结义”，人们最容易联想到的是誓词中“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两句，以为这就是刘关张结义的核心价值。
其实，这只是一种表面化的认识，并未抓住问题的实质。这两句誓词，仅仅表示了忠于兄弟情谊的决心，却并未涉及结义的宗旨和奋斗目标。——有谁会把“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当作结义的目标呢？因此，它决非刘关张结义的价值追求。
那么，“桃园结义”的价值追求究竟是什么？
我认为，《三国演义》已经写得很清楚，就是誓词中的四句话：“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
其中的核心价值则是后面八个字：“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正是这八个字，使得刘关张的结义具有了崇高的政治目标，使他们不仅与董卓集团那样害国害民的狐群狗党有着天渊之别，与袁术集团那样趁着乱世占山为王却不顾百姓死活的军阀判若云泥，也与形形色色以利相交的狭隘小集团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成为刘关张高高举起的一面正义旗帜，成为刘蜀集团得人心的根本原因。
罗贯中将这八个字写入刘关张结义的誓词，使《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超越了一般通俗文艺，达到了新的精神境界。
由于《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后世模仿“桃园结义”者甚多。
满族领袖仿效“桃园结义”，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自认为是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从而增强了自己的实力。
农民起义、民间结社、帮会组织也往往仿效结义的形式，宣称“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一些人以某些帮会组织乃至黑社会也有这类言词为口实，指责《三国演义》影响不好，这是一种脱离作品实际、缺乏历史观念的皮相之见。结义只是一种形式，关键在于结义的目的是什么。
“桃园结义”的目标是“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农民起义军也采用结义方式，为的是反抗封建统治，与黑社会岂能混为一谈？如果有人要拜把子干坏事，这就已经与“桃园结义”的目标背道而驰了，与《三国演义》有什么关系呢？
即使是现代社会，同为社会团体、政党，也因其奋斗目标不同而有进步与反动之分，岂可一概而论？
可以说，对“桃园结义”的宗旨和核心价值的误解乃至歪曲已非一日，这至少是没有认真读书所致。但愿我的解说能帮助读者重视罗贯中写得明明白白的这八个字：“上报国家，下安黎庶”。
历史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时代，人际关系应以法治为基础，产生于小农经济时代的“结拜”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了。
不过，一个人，一个群体，如果能够牢记并且真正实践“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人生目标，仍然是值得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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