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金壁：关于“孝”的文化观念
1
“孝”是一种美好的人性
“孝”的金文字形，
上为老人，即老之本字，下有子搀扶之，会意。
《说文·子部》：“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尔雅·释训》：“善父母为孝。”这两部最古老的辞书准确而简洁的诠释，揭示了“孝”这个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的道德观念的原始内涵。
“孝”是人类情感区别于动物本能的最基本标志之一。俗语说：“虎毒不食子。”鲁迅先生《答客诮》诗云：“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如果说人类疼爱抚养子女与动物爱抚幼仔还有共通之处（动物之本能）的话，那么，人类子女孝养父母长辈，就是人类独特的理性行为了。
动物于成长发育之后，成为独立的个体，不再需要父母的哺育与保护；而出于自身生活与繁育的需要，自然有脱离甚至排斥生身父母的倾向；而其生身父母于幼仔长大之后，出于同样的原因，也必然排斥其成年子女。所以禽兽中父母子女之间骨肉相残甚至“父子聚麀”的现象，十分自然而普遍。
古来虽有“乌鸟反哺”之传说，可仅仅是传说而已，是古人为宣扬孝道而编造的美好故事，借以贬斥“人不孝，不如禽”。
人类则不然，人类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有感情，能进行理性的思维。因此当人类个体成年之后，虽然已经自立，但基于长期形成的深厚感情，不忘父母长辈的养育之恩，意识到晚辈对长辈的道义方面的义务与责任，而自觉、尽心地孝养父母。这就是美好的人性，而非野蛮的兽性。
然而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仍然有不孝甚至虐待、残害父母、长辈的现象，这恰恰说明，人类的摆脱兽性、完善人性之路，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宣扬、阐发孝道，仍然是有见识、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长期的重要任务。
2
“孝”观念的发展
“孝”字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说舜：“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舜典》说舜“慎徽五典”，五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古文《尚书·君陈》还说：“惟孝，友于兄弟。”可见孝的观念形成已久。
孔子师徒在《论语》中对“孝”的观念进行了深入的阐发。他们认为，孝的实质，在于敬而不在于养，否则就与养犬马无别。
《盐铁论·孝养》引孔子语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不敬，何以别乎？’故上孝养志，其次养色，其次养体。贵其礼，不贪其养。礼顺心和，养虽不备可也。”意思是善于孝养父母的，不一定美食锦衣。只要做到敬，尽己之所能，哪怕给老人吃豆喝水，也是孝。
最上等的孝是承迎父母的心意，其次是常有愉悦的容色，再其次才是吃穿。只要顺礼而老人高兴，衣食供养不完备也无所谓。这就是“养志”、“色难”、“菽水承欢”之说。
这说明，在春秋时期，“孝”已经超越了“养口腹”的低级阶段，而注重使父母精神愉快。
孟子则把孔子“中庸”学说用于批评不孝，发展了儒家“孝”的理论。《孟子·离娄下》说：“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此小人之不孝：懒惰、好赌、好酒、贪财，只顾妻子儿女，而不顾及孝养父母；纵欲享乐，耽于声色，给父母带来耻辱；逞强斗殴，连累父母：此乃低级之不孝，属于“不及”。
中国士大夫有迂者：孝父母而不敢言其过，以至于陷父母于不义；隐居求名而无以养父母，使家境贫困；坚不娶妻，以一意事亲——亦不合人情、不利于亲。故孟子为“君子、读书人”列三不孝以戒之。
《孟子·离娄上》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赵岐注：“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此文人之不孝，乃高级之不孝，属于“过”。“过犹不及”，都应反对。小人的五不孝，浅陋粗鄙，易于引起普遍的反感；而君子的三不孝，或打着“孝”的旗号，或蒙着“清高”的面纱，足可迷惑众人，所以孟子特意批评。
至于无后为大，涉及中国人之传统迷信观念：祖先之神灵须享受后代儿孙的祭祀，无子断后，则祖先绝祀，便成饿鬼。这里不多叙述。
孝的理论，在《孝经》（据说是孔子弟子曾参所著）中得到了全面的阐发与完善。《开宗明义章》：“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把孝由一种道德观念，提到了事君治国的政治高度，又作为立身扬名的功利手段，在中国文人乃至全民中影响就益发巨大了。
3
孝道的升华与其社会意义
《孝经·开宗明义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这一始一终，自有其深意：
一，要求子女从幼年起，便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是父母所赋予，而非己之私有，为人子者，应当时存父母于心，而体念父母爱己之心。不敢毁伤者，非为爱己，乃惧伤父母之心。由此推而广之，时时注意不做一切使父母伤心之事，“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即作为孝子，父母只为他的疾病忧虑，而其他方面，全无须父母操心。
二，乃意味不犯刑律。在残暴的专制社会中，稍有不慎，便会触犯法律而遭受刑戮，更不要说有不轨言行了。古代惩罚犯罪者有五刑：黥、劓、剕、宫、大辟；大刑斧钺，次则刀锯，轻者伤及身体，重者断送性命。
所以灌输这种观念，也是教育警戒子女小心翼翼，不要犯法受刑，以免使父母蒙羞、伤心。故知孝者，恒洁身自爱，免于刑律，首先要对得住父母，这便是孝道。
三，孝的终极目的，在于子女能“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下面几段记述，便反映以上的道理：
晋朝有个叫范宣子的人，十岁时就能诵《诗经》《尚书》。一次刀伤了手，他捧着手，痛苦不堪。人问他：“痛吗？”他答道：“倒不算痛，只是我从父母那里得到完整的身体，却毁伤了，这使人难过。”
家里人因其年幼而惊异。他少年便好学，手不释卷，夜以继日，于是博综群书，尤其精通《三礼》，家里贫穷，便自己耕种供养双亲。父母死，他背土成坟，在墓旁搭棚守孝。
《论语·泰伯》记载，曾参病了，召集学生们来，说：“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诗》说：‘战战兢兢地，好像面临深渊，好像脚踏薄冰。’从今以后，我才知道免于刑戮了！小子们！”
范宣自幼便懂孝道，伤了手，不因疼痛而难过，而为伤害了父母所给的身体而伤心。由此好学而成才，致孝终身。
曾子说自己胆战心惊、小心翼翼地地度过一生，终于可以在死前告慰父母了。这说明，一个人如果一生致孝，处处时时为不使父母伤心而小心谨慎，为善而不为非，对个人修养、对社会和谐当然是有益的。
有人认为，因中国人不信宗教，便无所忌惮，胡作非为。这是不懂中国人的传统文化。
中国人不信上帝，也有很多人不信鬼神，却笃于孝道，敬爱祖先父母，十分珍视其荣誉，生怕因己之不善使父母蒙羞，因而努力积德守善，以求为父母增光，《孝经》所谓“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亲者于人无不爱，敬亲者于人无不敬。推此一心，由亲及疏”，当然有利于社会和谐。
孝道的这种教育是成系列的：
《礼记》说，做子女的，要“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丑夷不争。”（冬天使长辈温暖，夏天使长辈清凉，不与同辈争竞。）还要“出必告，反必面。不登高，不临深，不苟訾，不苟笑。”（出门回家，都要向长辈报告，不临险境，不轻易讥评嘲笑别人，以免招致危难或耻辱。）还说，即使父母已去世，儿子将行善，想到给父母添美名，就必定做成；将干不善的事，想到会使死去的父母蒙羞，就一定不干。
《孝经•纪孝行章》：“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 不争。居上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 犹为不孝也。”意为：事奉父母的人，当官不骄傲，为民不作乱，在同辈中不争竞。当官骄傲会败亡，为民作乱会受刑，在同辈中争竞会动刀兵。三件事做不到，即使每天用牛羊猪肉供养父母，还是不孝。
“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徳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意为：爱父母的人，不敢得罪人；尊敬父母的人，不敢怠慢人。爱敬用于孝顺父母，而道德教化会推广于四海。这就是天子的孝。
“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意为：孝是天经地义。……所以先推广博爱，人民就没有谁 遗弃父母了。孔子说：“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意为：孝子事奉父母，平时要做到恭敬，奉养要表现出快乐，有病时要表现出忧愁，去世时要表现出悲哀，祭祀时要表现出严肃。
这与孔子在《为政》篇所说“生，事之以礼；死，祭之以礼”是一致的。
应说明的是，“丧尽其哀，祭尽其严”，除了迷信的因素以外，也有其积极的用意：“丧尽其哀，祭尽其严”，是生尽其孝的自然延续。长久熏陶，百姓则能敬重父母长辈；推而广之，也必能敬重别人的长辈。长此以往，社会则形成敬老爱幼的风气。
“丧尽其哀，祭尽其严”，其内涵是不忘父母长辈养育之恩，永记他们在世时的功德。不忘父母故旧之善，这就是淳厚的民风。活着的人追念死者，也必然会念及，来日自己逝世，也应使后辈儿孙有所怀念，不致乏善可陈，于是会努力为后人、为社会留下些物质或精神财富。
这样，也会使人竞相为善，即《论语·学而》曾子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而且，儒家主张把对自己的爱、对父母的孝施加于他人及天下之父母：
《论语·雍也》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孟子·梁惠王上》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这样，“孝”就由爱敬父母，升华为“温良恭俭让”的个人品德，又推之广大，传之久远，从而有助于形成礼让、敬老、仁义、博爱的社会公德。这是孝道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形成的第一大贡献。
《孝经》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并不是绝对的，是说不能无谓地招致伤害，以伤父母之心。
如果迫于义理，儒者主张做出必要的牺牲。《论语·为政》说：“见义不为，无勇也。”《学而》说：“事君，能致其身。”况且孔子以后的儒者把君主视为天下臣民之父，《孝经·诸侯章》即说：“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故以孝事君则忠。”
君主又被视为国家的象征，很多时候，君主与国家很难分开。因此一般说来，忠君即是爱国。很多儒者已经很自觉地牺牲个人以殉国家利益，旧时所谓“忠孝不能两全”。
如西汉有个叫王尊的官员，做益州（今四川地）刺史。他的前任叫王阳，巡视管区走到邛郲山一处险峻的九折山坡道，叹息说：“我敬守父母赐予的身体，为什么要屡次冒这种风险！”后来借口有病辞官走了。
等到王尊做刺史，到了那险峻的坡道，问属官：“这不就是王阳所害怕的山道吗？”属官回答：“是。”王尊便喝叱他的车夫，说：“赶车冲下去！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
又如《后汉书》记一位正直官员范滂因举劾贪赃豪强，被诬为党人，有诏逮捕处死，范滂恐连累他人及老母，到县投案。其母来与诀别，范滂对母亲说：“我弟弟孝敬，足以供养您。我跟从父亲归命黄泉，生死各得其所。只希望大人忍痛割爱，不要悲伤。”
他母亲竟然说：“你今天得以与李膺、杜密等名士齐名，死有什么遗憾！既有美名，又想长寿，能兼得吗？”范滂跪着接受教诲，拜了两次，与母亲诀别而就义。这位老母亲知儿子为正义而死，竟从容鼓励儿子就义，她明白孝要服从大义，是很感人的。
《史记·太史公自序》述其父临终，执迁之手而泣，其语有“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数句，正是《孝经·开宗明义章》之语。父亲的遗言激励司马迁忍辱负重，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不朽之作《史记》。
由此可见，两汉之时，儒家的忠孝观已深入人心：为忠义而献身、而扬名，即是大孝，父母即使在九泉之下，亦为之甘心。
这样，儒家就把为孝亲而爱身、立身扬名以显父母，升华为忠义爱国、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书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篇章。这是孝道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形成的第二大贡献。
4
儒家对孝道的调整与完善
儒家主张孝亲与忠君的统一，但不是无原则的服从，而提倡在父与君有过时委婉劝谏、谏诤：
《礼记·内则》说：“父母有过错，低声下气，和颜悦色，柔声劝告。如果父母不听，更敬更孝，高兴了就再劝。不高兴，与其得罪乡亲，宁可再劝。如果父母发怒，即使把儿子打得流血，儿子也不敢怨恨，更敬更孝。”
《孝经·谏诤章》说：“曾子问孔子：‘儿子服从父亲的命令，可以叫作孝吧？’孔子说：‘这是什么话？从前天子有七个敢于谏诤的臣子，就不能失去天下；诸侯有五个敢于谏诤的臣子，就不能失去国；大夫有三个敢于谏诤的臣子，就不能失去家；士有敢于谏诤的朋友，就一生不离美名；父亲有敢于谏诤的儿子，就不会身陷于不义。’”
这是儒家为处理父权、君权、友情与真理之间关系的一个补充。孟子甚至认为伤仁人害义士之君便不成其为君，可以杀掉：
《孟子·梁惠王下》载：“齐宣王问孟子：‘汤流放桀，武王伐纣，有这事吗？’孟子回答：‘书传上有。’齐宣王问：‘臣弑他的君，行吗？’孟子回答：‘残害仁的叫作贼，残害义的叫作残，残贼这种人叫作一夫。我听说诛杀一夫纣了，没听说弑君。’”
民主思想是孟子在君民关系、忠孝问题上所作的又一重要补充。
这样，儒家就把孝亲与事君、治国、爱民、行仁义合理地统一起来，成为历代志士仁人修身行道的道德规范与思想武器。以孝亲为起点，以爱民、爱国与有条件的忠君为内涵的儒家忠孝思想，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进步的知识分子。
故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有云：“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是中国的脊梁。”
他本人的诗《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正表现了一位中华民族解放斗士——同时也是一位赤诚的孝子——的高尚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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