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洪波：殷温娇果真是“奉子成婚”吗？
殷温娇果真是“奉子成婚”吗？
——兼说吴承恩《西游记》“陈光蕊—江流儿”故事的可能性
竺洪波
互联网时代，《西游记》成为首屈一指的新宠，除了影视作品狂轰滥炸，许多人在网上开讲《西游记》，搞得一时间热闹非凡。这一方面极大地推广了文学经典，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纷繁的乱象。
猎奇、庸俗，对原作恣意曲解，是“乱象”的主要表征。如有人说唐僧几度阻止孙悟空打死白骨精，是出于佛祖的“阴谋”，或者唐僧对她怀有私情，这是猎奇；又有人说须菩提祖师之所以禁止孙悟空认他为师父，是因为孙悟空原是他的私生子，应该叫爹，不愿听他叫师父，这是庸俗。
而两者的共同性即是强作解人，取其只言片语、一叶半简过度阐释，对《西游记》恣意曲解。其中传播最广，尤有迷惑性的是所谓殷温娇“奉子成婚”一说。
据通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西游记》第九回（1980年再版本改为“附录”）“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温娇，是唐僧的母亲，“陈光蕊——江流儿”故事的女主角。
故事梗概是这样的：
唐贞观年间，海州平民学子陈光蕊高中状元，与宰相之女殷温娇秦晋好合，不久又被朝廷任命为江州知州。
不料陈光蕊在携妻赴任途中遭洪江水寇刘洪谋害，被杀沉江，温娇为保护腹中陈家血脉屈从于水寇，忍辱随刘洪赴任。
温娇生下婴儿，血书漂江，为金山寺法明长老所救，谓之“江流儿”。十八年后，江流儿——也即陈玄奘（唐僧）长大成人，查清昔年冤案真相，遂引朝廷发兵剿灭恶党。
光蕊因龙王救护不死，还阳与温娇夫妻团圆，温娇却因失身侍贼，有愧于夫君，最后“毕竟从容（投江）而尽”。
对于这则“陈光蕊——江流儿”故事，有好事者群起阐释，竞相标榜“发现了《西游记》的大秘密”：殷温娇婚前不贞，或曰殷温娇“奉子成婚”。
且看他们的演绎：
从温娇小姐结婚的那天算起，到之官路上夫君被杀，往宽里算最多只有18天，如按紧短的方式计算则仅8天时间！而温娇小姐竟然已经确认自己怀孕。按医学常识，从受孕出现妊娠反应到确认怀孕应在40天或45天以上。
结论：温娇肚子里的这个小孩，是在结婚之前就已经有了，而绝对不可能是新科状元陈光蕊的。而江流儿真正的父亲呢，或谓水寇刘洪，或谓本次大唐科考的建议者魏征，或谓《西游记》中隐居的高人、因对唱互答导致太宗入冥的一渔一樵，不一而足[1]。
对于这样的“奇思妙想”，我真是啼笑皆非。鉴于它似是而非——打着科学的幌子——的迷惑性和互联网100000+的影响力，有必要予以清理和说明，扫除谬说，以正视听。
首先，这不是什么新发现的秘密。早在“五四”时期，郑振铎、孙楷第等第一批现代《西游记》研究者早已论及，并且他们发现的“秘密”更大、更多。
孙楷第先生指出，陈光蕊赶考、新婚、遇害，江流出生、报怨、主持朝廷度亡道场诸般故事，同在贞观十三年，所谓“岁在己巳”。
陈玄奘从盘踞母腹、漂江婴儿，成为得道高僧，在太宗法事上登坛讲经，然后远赴西竺取经，一年等于十八年，“此宁非怪事”[2]。
郑振铎先生指出第九回与第十回两回——涉及陈光蕊之官逢盗与陈玄奘登坛讲经两个故事——开篇大段文字（即时代背景）“几乎完全是雷同的”，并直接称之为《西游记》一个不符逻辑的“大罅漏”，指出其“秘密”即在“陈光蕊——江流儿”故事的增插[3]。
与此种大幅度“穿越”相比，温娇怀孕“时间不合”只是其中一个小细节，算什么呢？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可以忽略不计。
由此想及，大凡要公布什么“新发现”，最好先梳理一下《西游记》学术史，免得自己信心满满，实则旧话重提“炒冷饭”，做学术“啃老族”，了无新意可言还不自知。
其次，江流儿的父亲毫无疑问是陈光蕊。对此《西游记》有许多直接和确凿的证据。其中明确说“殷小姐痛恨刘贼，恨不得食肉侵皮，只因身怀有孕，未知男女，万不得已，权且勉强相从。”视刘洪为杀夫仇人，哪里有半点初恋情人的样子。
玄奘寻到失散十八年的老祖母，其时她已经哭瞎了眼睛，凭耳听和双手抚摸感受到“好似我儿陈光蕊”，后来双眼复明，又立时说“你果然是我的孙子，恰和我儿子光蕊形容无二。”这是基于血缘的心理感应和情感判断，可信度百分之百。
我们还看到，唐僧从不忌讳自己的身世，几度与人谈及当年父母的悲惨遭遇，有时是触景生情，主动谈及。如果曾有过这般母亲婚前失贞的往事——这在古代堪为禁忌——，他必定会感到耻辱，从而会讳莫如深，岂能如此释怀淡定？
“好事者”无视文本确凿描写，却费心思探究所谓“微言大义”，岂非舍近求远，本末颠倒？缺失可靠性不言而喻。
那么，《西游记》为什么会出现温娇怀孕“时间不合”的现象？
这与《西游记》的成书和结构有关。小说家言，出于民间，残丛小语，道听途说，本来就不能当真，不能用科学原理来作验证。
而且《西游记》还是一部世代累积之作，玄奘取经故事从唐代史实，经过民间艺人讲说、戏曲演播，经历了几近千年的演变。
因为故事来源繁多，素材系统不一，吴承恩（？）在创编定型时顾此失彼，在情节结构上留下诸多接榫不合、逻辑颠倒的纰漏，并不鲜见，在所难免。
翻检《西游记》，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错位——包括时间不合和逻辑颠倒——现象的广泛性。举其显例者四：
一、太宗入冥，崔判官开后门，他见生死簿上记载太宗皇帝于贞观一十三年当死，“吃了一惊，急取浓墨大笔，将一字上添了两画成贞观三十三年。”查历史年表，贞观一朝（627年——649年）只有二十三年，哪里有什么贞观三十三年。
二、陈光蕊官授江州知州，江州，即九江，东晋时始置州郡，以后几废几立，沿革纷繁，至唐宋时江州一直是国家最高级别的行政区划之一，白居易《琵琶行》有名句“江州司马青衫湿”即是旁证。
而从《西游记》的描写看，洪江，即长江，这个没问题，“洪”与“大”同义，长江本名大江，然而附近有金山寺、焦山寺等名胜，那么这个江州又在哪里？显然是在镇江、扬州一带了。
三、孙悟空神通广大，能够腾云驾雾，踢天弄井，背着群山一路奔跑（如平顶山故事）更是小菜一碟，为何不能背起百十斤重的唐僧飞至灵山？反倒要历时十四寒暑苦度九九八十一难。
四、孙悟空已经了道，进入仙班，达到了“不在五行中，跳出三界外”的长生不老境界，为何还要去拜凡人唐僧为师，听老师父唠叨念紧箍儿咒自讨苦吃？
仔细分析，这四个例子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类，其实就是民间文学草根性、粗劣性的表现。涉及到时间不合、地点混淆和事件倒错等现象。贞观三十三年、江州地理混淆堪称“硬伤”。
其实，这个“陈光蕊——江流儿”故事，今见明代百回本《西游记》均告阙如，现见于清初汪澹漪笺评本《西游证道书》，未必是吴承恩原作。
其来源相当复杂，除了明代简本朱鼎臣编《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正式名称是《全像唐僧出身西游记传》），似乎还有元明《西游记》戏曲以及其他民间故事的蓝本。
汪澹漪增插这则故事，注重的是九九八十一难的完整性，弥补前四难阙如的结构弊端，他说：
童时见俗本删此回，杳不知唐僧家世履历，浑疑与花果山顶石卵相同。而九十九回历难簿子上，劈头却又载遭贬、出胎、抛江、报冤四难，令读者茫然不解其故。殊恨作者之疏谬[4]。
至于文字上，与吴承恩原作风趣多姿的文风相比并不匹配，尤其是在拼接缀补时出现接榫不准、逻辑颠倒、文字衍乙的结果。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整理、出版《西游记》时，已经注意到这些“硬伤”，但是考虑到它并不影响读者对唐僧出世故事的理解，就没有作勘误和调整，一任其旧，作为第九回予以保留。
所以，对于此类支末差错，我们实在不必过于在意，也不必过度解读。
第二类则是由《西游记》作为神话小说的先验性规定的。《西游记》是独一无二的小说经典，其体裁是神话，主题是取经。关于取经缘起，真经制作者如来佛祖说过：
我有《法》一藏，谈天；《论》一藏，说地；《经》一藏，度鬼。三藏共计三十五部，该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乃是修真之径，正善之门。我待要送上东土，叵耐那众生愚蠢，毁谤真言，不识我法门之要旨，怠慢了瑜迦之正宗。怎么得一个有法力的，去东土寻一个善信，教他苦历千山，询经万水，到我处求取真经，承传东土，劝化众生。却乃是个山大的福缘，海深的善庆。
所以，取经是不能速成的，必须“苦历千山，询经万水”。如果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翻上灵山，倒是省事，却缺失了取经主题的庄严感和神奇性。
其实，还有读者提出过更为简便的方法（假设）：大慈大悲的如来佛要拯救南赡部洲（隐指中华）的苦难民众，何不干脆好人做彻亲自送来东土呢？不过举手之劳罢了。
出于同样原因，拯救不能由上而下“播洒雨露”（马克思语），而应该取决于人类的自我觉醒和追求。
取经的主角是唐僧，他是凡人，但不是普通的凡人，根据《西游记》的先验性预设，他原本是如来大弟子（排名第二）金禅童子转世，必须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而得道成真，重返灵山佛国。
所以说，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凡夫俗子；反观孙悟空倒是个天生野猴，即使学得诸般神通，依旧是野性未脱，需要在高僧教导下得道成真，——他拜唐僧为师，成为护法，是取经的需要，也并不辱没。
正是因为不明白这种《西游记》的先验性预设，对《西游记》作为神话小说的特征缺乏正确的认识，于是对于“孙悟空为何不能背起百十斤重的唐僧飞至灵山？”“孙悟空为何还要去拜凡人唐僧为师？”这些神话层面的问题出现了诸多狐疑。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均显似深实浅，似是而非，是缺乏学术品质的伪命题。
更有甚者，最近竟有高校青年教师、文科博士著文考证温娇怀孕的合理性，说什么中国神话中多有女性梦见蛟龙或踩踏巨人足迹瞬间怀孕、诞生伟人的记载，玄奘是最伟大的文化伟人，温娇花8天时间怀孕已经很辛苦了，又有什么稀奇呢？
这种说法貌似在为《西游记》辩护，其实又是似是而非的谬悠荒诞之论，比诸前者指认温娇不能段期间怀孕离《西游记》的神话精神更远。
众所周知，原始神话是原始先民“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结果，是原始思维的产物。所以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原始先民运用想象力幻想和崇拜自然力，并不是理性思维的产物，在神话里梦见蛟龙或踩踏巨人足迹瞬间怀孕是合“理”的，它符合了神话逻辑。
著名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指出过原始神话缺失理性意识和逻辑思维色特征：
在“原始人”的意识中几乎不存在“怎样”或者“为什么”的问题，控制着原始人并在他身上引起一些其强烈程度我们简直不能想象的激情的集体表象之总和，与对事物的无私默察是很难相容的，因为这种默察要求某种想要了解事物的原因的纯智性愿望[5]。
然而《西游记》是再生态神话，是中华民族文明时代历史、文化和情感的载体，是作家自觉的艺术思维（包含理性）的产物，不同于原始先民的“充满激情”的天真假设。
如《西游记》、《封神演义》一类神魔小说的最大特征是其作为再生态神话，以神话思维和形式来表现中国古代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认识和解释，我们欣赏它作为神话艺术的美感，却不能对其信以为真，我们不能用科学原理来衡量神话的艺术美感，又怎么可以套用原始思维的神话来反对现代科学？
进一步说，“陈光蕊——江流儿”故事其实是一则相对独立、名副其实的“人话”，甚至连再生态神话都算不上，与梦见蛟龙或踩踏巨人足迹瞬间怀孕一类原始神话又怎么会有比较、印证的勾连呢！
对于一般读者的疑问，一些网红的所谓“新知”，我能够理解，表示尊重，即是纯属无知偏见，也可以一笑了之，然而对于学术圈子里的人，对于打着学术招牌和幌子的所谓研究，我却无法一笑了之。
该文作者作为文学博士、高校青年教师应该学过文学基本理论，了解神话和《西游记》的特征，怎么竟有如此奇葩的想法，炮制如此不堪的论文，实在是出乎意料，百思不得其解。现如今《西游记》论坛谬论叠现，混乱若此，宁不令人唏嘘。
胡适当年曾指出，这些“读《西游记》的人都太聪明了”，“都要妄想透过纸背去寻那微言大义”，而丢弃了“艺术的笨眼光”（《<西游记>考证》），借用他批评索隐派红学的话语，则是“猜笨谜”、“走错了路”，都是在做毫无意义的无用功[6]。
这只能说明，时至今日，正确认识《西游记》依旧任重道远。这一点，我觉得必须予以专门指出来。
与此相关，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辨析：“陈光蕊——江流儿”故事是清初汪澹漪增插的，那么吴承恩的原著中是否有这则故事？
现在学界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抑或没有，并且各有理由。按一般的创作规律，如果汪澹漪是完全的独立创作，则理应不会出现如此多的低级谬误，反之，如果他是在“吴氏书”原有内容的基础上增插、删改，那么这种文字粗劣、漏洞百出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据此反推，我倾向于吴承恩原著中包含着唐僧出身的内容。
其一，现在看到的汪澹漪《西游证道书》唐僧出世故事，虽然文字上存在诸多不合逻辑的硬伤，但是问世以来备受欢迎，以至于风行三百年。
汪氏号称出自大略堂古本，不过是借古以自重。但是，百回本《西游记》中出现唐僧出世故事，据目前版本资料，实在是以《西游证道书》为始作俑者，不管贬之或褒之，信其真或疑其伪，《西游记》版本史上的这一现象，始终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总是事实；而后世印行《西游记》，对此总不愿割舍，也足见其弥足珍贵，影响至远至大，这也无疑总是事实。
究其原因，我以为即在于它符合了吴承恩的原初立意，与“吴氏书”的精神血脉贯通吻合。文学，其精髓在内蕴，内容重于形式，其文字上的不足尚在其次。
我们一般说通行本第九回系汪澹漪托伪，但这个“托伪”是相对于“吴氏书”而言的，吴氏书为真，汪氏书则为伪。
至于汪澹漪的“杜撰”，本身依然是有根据的。具体说是根据明代简本朱鼎臣《西游释厄传》（《全像唐僧出身西游记传》）改编，而故事蓝本已见于明初杨景贤六本体制的《西游记》杂剧。查杨氏杂剧第一本四折回目和正名分别为：
回目：之官逢盗，逼母弃儿，江流认亲，擒贼雪仇
正名：贼刘洪杀秀士，老和尚救江流，观音佛说因果，陈玄奘大报仇
显然，其内容与汪氏所著“陈光蕊——江流儿”故事完全吻合。
汪澹漪的增插印证了吴承恩《西游记》原著具有“陈光蕊——江流儿”故事的可能性。
现在看到的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简称世德堂本、世本）是今存最早的明代《西游记》版本，最接近原著，但它毕竟不是原著，世德堂本没有“陈光蕊——江流儿”故事，并不能推导出吴承恩原著没有“陈光蕊——江流儿”故事。
对此孙楷第先生有过推测：“至于陈光蕊之官遇祸与江流报怨事，虽为此本所特有，其他明本无之，然吴氏原本，此事之有无，今不易悬测。江流故事，自元至明流传里巷，即吴书果无之，採常谈而补此四节亦非难事，况其节目及插图附词赞亦往往与吴书同，则谓从吴书出，成此简本，亦未必果为大胆之论也。”
而就作品本身的故事逻辑和结构特征来看，孙楷第先生则倾向于“原有”，而为后来之世本刊落，并对刊落的主要原因作了初步分析：“万历间刻书者嫌其亵渎圣僧（指玄奘之父被害，之母被污），且触忤本朝（高皇），语为不详，亟为删去。”从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刊落”说[7]。
后来人文本校注者黄肃秋先生著《论<西游记>第九回问题》一文，详论“刊落”说，指出朱本正是补出了世德堂本刊落的前四难部分，并列出现存世德堂本的十处相关文字作为内证[8]。
其中最集中的一处内证即是第十一回唐僧为太宗法事登坛讲经时的出场诗“灵通本讳号金蝉”（七古），交代唐僧出身和身份。其诗曰：
灵通本讳号金蝉，只为无心听佛讲，转托尘凡苦受摩，降生世俗遭罗网。投胎落地就逢凶，未出之前临恶党。父是海州陈状元，外公总管当朝长。出身命犯落江星，顺水随波逐浪泱。海岛金山有大缘，迁安和尚将他养。年方十八认亲娘，特赴京都求外长。总管开山调大军，洪州剿寇诛凶党。状元光蕊脱天罗，子父相逢堪贺奖。复谒当今受主恩，灵烟阁上贤名响。恩官不受愿为僧，洪福沙门将道访。小字江流古佛儿，法名唤作陈玄奘。
显然，这里遭贬、出胎、抛江、报冤所谓九九八十一难的“前四难”已经具备，而且内容比较确定，前世金蝉、父母遭难、断趾血书、木板抛江、自幼为僧、十八寻亲、复仇报本等情节也一应俱全。
至于“刊落”的原因，一是“亵渎圣僧”，尤其是圣母被污，怕引发佛教徒不满（事实果真如此）；二是明代文网森森，害怕遭罹“隐射高皇”之罪。
其二，从故事来源考察吴承恩创作“陈光蕊——江流儿”故事的可能性。据李洪甫、李时人等淮海地区学者（李洪甫先生系连云港博物馆馆长、李时人先生原为徐州师范学院教师）考证，陈光蕊、江流儿”故事是吴承恩家乡淮海一带的民间传说。
海州（今连云港）云台山有三元宫，《张兆曾敕赐护国三元宫海宁碑记》记载：“云台山在东海中海州境上，吴稥相传，旧有梵刹，创自唐朝，（殷）开山未知何人。”
明人张朝瑞《三元庙碑记》：“余按干宝《搜神记》，三元之先，世家东海（县），今大村盖有陈子春遗冢，子春者名光蕊，实始诞三元。”
地方志《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解释了“三元”来历：“殷开山祖居小村（一说大村，云台山下），召陈光蕊为赘婿，妻以女生三子为三元。”
清人淮海民间唱本《陈子春遇难游龙宫》曾保存这一故事的原貌。故事梗概大约为：陈子春（即陈光蕊）入赘殷家，携殷小姐赴任遇盗沉江，被龙王所救，在龙宫娶了三位龙女，各生一子。后来三元兄弟因救父功名在云台山修真成仙。
可见，“陈光蕊——江流儿”故事产生和盛传于吴承恩家乡，在吴承恩《西游记》以前，它就已经和取经故事有了联系，从这一点说，吴承恩采用这个故事写唐僧出世，是“有所本”的。
他将历史上陈玄奘的籍贯地洛州（今洛阳）偃师改为“海州弘农郡聚贤庄”即是直接的体现。这就从故事来源印证了吴承恩原著包含“陈光蕊——江流儿”故事的可能性。[9]
结论：今通行本《西游记》所见“陈光蕊——江流儿”故事不是吴承恩原作，系清初汪澹漪《西游证道书》补足，但这个情节内容当为吴承恩原作所原有。
相比“吴氏书”，其文采逊色多矣，同时，“温娇怀孕时间不合”之类逻辑谬误显而易见；但两者精神血脉贯通吻合，并有使《西游记》结构完璧之功。这也是它能与明代世德堂本融为一体、长期流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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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因这一类网文较多，本文只取其大意，故不作注释。
[2]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0页。
[3] 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收入梅新林、崔小敬主编《20世纪<西游记>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4] 汪澹漪：《西游证道书》第九回回评。
[5]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8页。
[6] 参见胡适：《<西游记>考证》，收入梅新林、崔小敬主编《20世纪<西游记>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7]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1页。
[8] 黄肃秋：《论<西游记>第九回问题》，文学书刊介绍1958年第8期。
[9] 参见李洪甫《云台山、吴承恩与<西游记>》（载《徐州师院学报》1978年第3期）、李时人《略论吴承恩<西游记>中唐僧出世故事》（载《文学遗产》198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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