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怀明：有关周汝昌与现代红学的几点思考（大嘴说红学之十二）

感谢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会主办方的邀请，对于这个专题座谈会的举办，我是赞成的，认为很有价值，也很有必要。

但就我本人而言，起初则是明确拒绝参加的，原因很简单，自己有顾虑，此前我写过几篇有关周汝昌先生的文章，周家人很不开心，为此曾要到法院去起诉我，我也做好了应诉的准备，后来据说是因胡文彬先生的劝说，周家人才放弃了打官司的想法。

笔者当年那篇差点惹官司的文章

周汝昌先生去世后，有记者要采访我，被坚决拒绝，觉得这个时候无论是赞美还是批评都不合时宜，此后再没有撰文提及过周汝昌先生。

对于这次座谈会，张罗其事的高淮生老师说，是纯学术性的，不会有个人恩怨，这才勉为其难的过来，倒不是因为心虚，而是担心惹上不必要的麻烦，无谓的耗费时间和精力。

既然来了，总要说上几句。这次座谈会的核心话题是周汝昌与现代红学，着眼点显然并不仅仅在周汝昌先生本人，而是以此为个案，对以往的红学研究进行总结和反思，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继往开来，寻找红学研究的新路径。

众所周知，近些年的红学研究虽然从表面上看很是热闹，每年都有大量的专书、论文出版发表，网络上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但明眼人都知道，红学研究其实不只是红学、包括其他名著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大多处在尴尬的瓶颈状态。如何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并给出答案的问题。

《风起红楼》

在红学史上，周汝昌先生是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标志性人物，也可以说是红学研究的晴雨表。之所以这样说，有三个理由：

一是其从事红学研究的时间长。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到2012年去世，周汝昌先生从事红学研究的时间长达六十多年。这在现代红学家中是非常少见的，他是现代红学的参与者，也是现代红学的见证者。

二是其红学著述数量多。其先后出版的红学专书多达数十种，至于具体数量，难以给出准确答案，因其晚年所出专书彼此之间存在大量重复，不能简单按种数计算。不管具体数量如何，其著述在现代红学家中是最多的，这是毫无争议的。

三是其红学研究涉及面广，几乎所有红学重要领域都有所涉猎，并提出许多新的观点，其中不少观点影响大，也引起了较大的争议。比如高鹗受乾隆指派篡改《红楼梦》说、脂砚斋为史湘云说、贾宝玉所爱为史湘云而非林黛玉说等等。

年轻时期的周汝昌先生

具体观点之外，学术界围绕周汝昌先生红学研究自身进行的争论也比较多，比如曹雪芹佚诗、爽秋楼歌句，乃至其晚年出书数量不断增多、学术水准反而急剧下降，等等。因此，通过对周汝昌先生红学研究成果的深入探讨，可以加深对现代红学的理解。

就我个人的理解，围绕着周汝昌与现代红学这个专题，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认真梳理和反思：

一是《红楼梦》一书的性质。这部书到底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还是一部具有小说色彩的自传。这个问题看似已经解决，多数人认可该书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但从具体的研究实际来看，未必尽然。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

曹雪芹的家世及生平一直周汝昌先生红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他在《红楼梦新证》一书中将小说中的贾府与历史上的曹家对应起来，甚至可以说是将两者之间划等号，这实际上是将《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色彩的自传来看的。

周汝昌先生的这种观点从胡适而来，将其推向极致，后来想法虽有所调整，但思路一直延续下来，影响深远。直到当下，有不少人在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生平时，仍自觉或不自觉的将两者对应或等同起来。对于这个问题，有从学理层面进行辨析厘清的必要。

二是红学这一专学的性质。何谓红学，其内涵与外延到底是什么？其特点何在？与其他小说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的研究相比，又有何特殊性？彼此之间的共性与差异何在？红学该如何定性、定位？这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周汝昌先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曾提出这个问题，并引起争论。这个争论直到当下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研究者或强调红学的特殊性，或强调红学的共性，未能形成共识。

周汝昌先生手迹

总的来看，红学家较多的强调红学研究的特殊性。红学研究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与特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特殊到什么程度，是不是特殊到可以将其从中国小说乃至中国文学中剥离出来，与中国小说研究乃至中国文学并列。这个说法看似有些极端和荒唐，但实际上正是不少红学家的做法，只是他们本人没有意识到而已。

三是红学研究的方法问题。红学研究有没有一套普遍遵从的学术规则与方法？这是一个似乎有些多余的问题。

众所周知，现代红学是在不断的论争中发展演进而来的，较之其他领域的专学，争论不仅多，而且激烈。究其根源，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大家所用的研究方法不同。

周汝昌先生的研究主要是实证研究，仅就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而言，就有《红楼梦新证》、《石头记会真》等多项成果，影响深远。在其研究过程中，如何甄别取舍材料，对于自己的作品，比如补曹雪芹佚诗、爽秋楼歌句等能否收入具有资料性质的研究著作中，这在学界是有争议的。

《石头记会真》

再比如作品的整理，周汝昌先生有《石头记会真》一书，该书校勘整理的原则、方法与一般文献学不同，这种校勘方法是否适用于《红楼梦》，是否可以应用到其他小说作品的整理上，同样也是值得讨论的。

在文献材料的应用方面，周汝昌先生提出悟证说等观点，到底何为悟证，其一般文献研究的方法有何异同，这些都是值得认真讨论的。

四是红学的具体观点。周汝昌先生在其著述中提出许多问题和观点，比如曹雪芹的祖籍、比如曹雪芹的卒年，比如脂砚斋何人，等等。这些观点都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引起了很多争议。

对这些观点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在进行红学研究时都是无法回避的，同时也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毕竟如今掌握的文献资料比过去要丰富得多，学术积累也日益丰厚，可以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全面、深入的审视和评价。

《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

五是如何看待红学史。周汝昌先生本人就是一位具有争议性的学人，他在被其他学人评价的同时，也在对其他学人进行评价，比如胡适、俞平伯等，他以自己的方式对红学史进行反思和总结。对他的这些评价，学界也有着不同的看法。这同样也是值得认真梳理的。

总的来说，周汝昌先生去世后，为后人留下了很多东西，有他多达数十种的著述，有他提出的许多具有争议性的观点，有由他引发的诸多话题，等等。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近二十年的今天，赞成和否定这种表态、站队都是肤浅和简单化的，对周汝昌先生一味唱赞美诗，带着崇拜的心理去歌颂，对其存在的问题像相声《扒马褂》里那样为其强作辩解，是不可取的，这会影响到研究的客观和公正；当然一味否定，逢周必反，同样也是不可取的态度，两者都很难称得上是严肃的学术研究。

《曹雪芹小传》

应该着眼于未来，一味纠缠于过去的是非恩怨，好多问题都是无解的，回顾红学史上的历次争论，有不少是始于学术，终于恩怨，这是让人感到遗憾的。

如何破解这个难题，需要拿出智慧来。应该将周汝昌先生放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下去进行观照，将其观点和方法放在现代红学的背景下去审视。

限于时间，本人只是初步提出一些自己认为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自问立场还比较中立，尽量做到客观公正。

李天飞书赠笔者《红楼梦》诗句

如果这样还被认为居心不良、背后有什么阴谋的话，那只能说本人已经坏到不可救药的程度，自己都意识不到自己很坏，要不就是评价者带着有色眼镜看人，对本人怀有很深的偏见，好在笔者已经习惯了，对此付之一笑即可，不必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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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作者在2017年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经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