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程程：《儒林外史》（散落在南京街头的明清文学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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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

　　“这鲍文卿住在水西门。水西门与聚宝门相近。这聚宝门，当年说每日进来有百牛千猪万担粮，到这时候何止一千个牛，一万个猪，粮食更无其数。”

　　南京的戏行主要集中在水西门、淮清桥一带。“他这戏行里淮清桥是三个总寓，一个老郎庵；水西门是一个总寓，一个老郎庵。总寓内，都挂着一班一班的戏子牌。凡要定戏，先几日，要在牌上写一个日子。”

秦淮河：漂泊士人的栖息地

　　秦淮河是南京的灵魂，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给秦淮河注入了“寓客”的漂泊情怀。《儒林外史》中许多人物特别是重要角色如杜少卿、杜慎卿、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等，均生活在秦淮河两岸。

对《儒林外史》中的士人来说，秦淮河的确像一个巨大的“漩涡”，将五湖四海的士人们吸纳到她的两岸。于是，秦淮河成了士人们人生“漂泊”历程的一个栖息地。

　　他超越了这部作品表层的讽刺，而让读者窥视到一个群体生存的大悲哀——一批知识分子的永无止境的褴褛的流浪。他们大多数都是在经历若干挫败之后，不约而同地以南京做了漂流或投诉的暂时性终点，于是南京成为某种意义的象征。

　　而和南京这个象征城市对比的是北京，当时京师所在。《儒林外史》除了南京以外，因为描写各类角色的出身，曾经将场景推移到遍及南北许多大小乡村城镇，但是却绝不实地描写北京。

　　“京师”一词只间接提到；而当说到“进京”，“往京师去”，或“从京师来”的时候，“京师”象征发达和成功，同时也是一种作者避而不谈的权力象征，一个已经固结了或者说已腐蚀了的生活样式。

　　《儒林外史》前五分之一中大部分人物是不去南京的；除非当他们从破陋平凡的环境里科举考中以后，他们便往北京去，像周进、范进、荀玫、匡超人等。到最后甚至马纯上也以优行保举进京，杜慎卿则在南京等待到少年名士的声誉酝酿成熟以后，也就奔赴北京加贡选官去了。

而相对的，慎卿堂弟少卿在家产挥尽以后，却迁居到南京来。

对别的人讲，也都是如此，例如萧云仙，这个少年英发的名将，半生的功业毁于谗妒，被贬到南京来投间置散；沈琼枝以士人之女，受骗于盐商后，从扬州流落到秦淮卖艺；王玉辉丧女亡友之余，也从徽州徬徨到秦淮河畔来了；即使原要选做翰林的虞博士，天子说：“这虞育德年纪老了，着他去做一个闲官罢。”于是他便从北京来到了南京。

　　总之，南京和北京是一个对比的意义，北京是一意亢进者的目的地。在南京，却结集着一群曾经历过各种失败的人，一批失去了目的的人，以及一批不知其所以而盲然追逐的人。

于是南京又不仅仅是一个北京式人生的对比象征，南京表征着比较更复杂的一般人生上的问题。

玄武湖：隐士的德化中心

　　在《儒林外史》中，玄武湖是皇帝赐给庄绍光的隐居之处。作者所推崇的人物如虞博士、庄绍光、杜少卿全是隐士，《儒林外史》对山水、田园和南京风物的描写，就是以这几个人物为核心展开的。玄武湖等南京名胜寄托了吴敬梓亲近山水关照人生的隐逸理想。

　　与这一类描写相呼应，《儒林外史》强调:虞博士等君子贤人由于处于一个“吾道不行”的时世，只得退隐，而退隐的目的仍主要在于立德化人。

作者在第四十七回借余二先生之口说得很明白:“看虞博士那般举动，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样，只是被了他的德化，那非礼之事，人自然不能行出来。”

　　小说第三十七回还写了一场盛大的祭泰伯祠的仪式，这场祭祀的主祭也是虞博士。之所以要祭泰伯祠:一是“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二是“也可以助一助政教”，就是要用祭祀“让王”泰伯的方式，提倡一种当时社会所严重缺失的“让德”。

雨花台：礼乐文化最后的高地

　　雨花台在世俗的景致中，却承载着“礼乐”的重任。吴敬梓在《金陵景物图诗·雨花台》中写道:“都人修礼乐，用以祀仓颉。”

　　雨花台的景物存在许多人为的痕迹，例如“金碧辉煌，照人眼目”的建筑，方、景诸公的祠，“夷十族处”和泰伯祠大殿，明显具有礼乐的浓重味道。

　　之前那次盛大的祭祀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祭祀之后, 参加祭祀的贤人君子就风流云散, 整个社会并未形成向先贤学习的社会氛围, 泰伯祠也日益颓败, 无人专门管理, 也很少有人去凭吊。

　　作者吴敬梓一方面热情地赞扬了迟衡山等人祭祀泰伯祠的行为, 另一方面, 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祭祀行为的局限性。

杜慎卿登高见农夫观落照, 发出“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的感慨, 是全书对南京城市文化气质的第一次揭示, 而盖宽登高时, 南京城中的群贤早已风流云散, 雨花台上所见的落日却正如天目山樵在夹批中所说“自古以来几千万年日日如此”, 带给读者的是个人在历史长河中的渺小感与沧桑感。

　　金陵佳丽，黄旗紫气，虎踞龙盘，川流山峙，桂桨兰舟，药栏花砌，歌吹沸天，绮罗扑地，实乃历代之帝都，多昔人之旅寄。爰买数椽而居，遂有终焉之志。——吴敬梓《移家赋》

　吴敬梓对南京怀有强烈的热爱，有深沉的寄托。这种寄托体现在对南京城以及生活在南京的人极其细致的描写，由于时间限制无法一一展现，如果阅读原书就会发现，南京对于《儒林外史》来说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地点，它更像是一种作者构建的精神家园，它的每一处胜景都有了一种文化意义，比如秦淮代表了风流落魄的雅士，玄武湖代表道德教化的力量，雨花台代表古今永恒的变迁。

它也是书中所有风流人物最终的归宿，是漂泊士人在这污浊世间最后的栖息地。同时，它也是作者吴敬梓精神流浪的终点。

　　他在《移家赋》中言，“多昔人之旅寄”的南京足以让自己于此“有终焉之志”，南京与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的这种联系超出了叙事的需要，有了精神上的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