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贵晨：《三国演义》等七部小说叙事的“二八定律”——一个学术上的好奇与冒险
“二八定律”是关于社会财富占有不平衡的理论。又名“二八法则”“80/20法则”“不平衡原则”等。
“二八定律”的发现者是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又译巴莱特），所以也称“帕累托法则（定律）”。
1897年，帕累托在对19世纪英国人的财富和收益模式的调查取样中，发现由全社会生产的大部份财富流向了少数人手中，造成社会上约为20%的人占有80%的社会财富，也就是说80%的人只占有20%的社会财富。
他的这一发现后来被约瑟夫·朱兰和其他人先后概括为“二八定律”、帕累托法则、20/80或80/20法则等，并进一步发现不仅是英国和经济领域，其他国家和经济领域以外的其它领域也普遍存在这种微妙的“二八”即“80/20”或“20/80”的不平衡关系，进而扩大了“二八定律”应用的范围。
“二八定律”的本质是在人类社会各个领域都存在“关键的少数，次要的多数”原则，从而社会问题的解决要更重视“关键的少数”之作用。
这一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似无直接相关的论述，但是，《孟子·离娄上》载“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虽然不是讨论管理学上的“二八定律”，但是其所体现正是“二八定律”应用于管理学之“关键的少数”原则。
“二八定律”有很大的普遍性，但是“二八”并非数学意义上精确的比例。在无论哪一领域里“二八定律”的表现正好是“二八”的概率都是极小的，绝大多数被认为符合于“二八定律”的现象都是较“二八”之比大或小了一点，唯是总体看来“二八”之比具有数学上的稳定性，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关键的少数，次要的多数”的原则。
因此，“二八定律”自19世纪末被揭示以来，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检验认证和接受，在人类社会广泛的领域里得到应用，成为认识与掌控各种不平衡关系的重要理论。
“二八定律”大约自二十多年前引入中国。从中国知网（CNKI）查到我国最早应用这一理论的是张仲梁题为《二八律和文献计量学的三个定律》一文。
虽然至今以题含“二八定律”或“二八法则”的学术论文不过300余篇，但是应用这一理论的范围却已十分广泛，举凡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图书馆学、医疗健康等领域的研究中都有所应用，近几年更是与后起的“长尾理论”一并成为EMBA、MBA等主流商管教育的重要内容。
但是，“二八定律”至今未见推广应用于传统文化与文学研究。包括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研究在内，似乎还没有任何文学研究论著引入“二八定律”的探讨。这当然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相反看来极为正常。
在文学创作——文本的领域里，也还有如帕累托所说社会财富占有之不平衡那样的规律性吗？不是太不可思议了吗？
所以，虽然本文拟引入“二八定律”解释《三国演义》等七部著名或比较著名的古典小说叙事前后分界的现象，也并非由于完全的自信，而还部分的是一个学术上好奇与冒险。读者若以为过于标新立异，则恕我有一点点狂狷可也。
同时，本文还要事先声明的是，本文所拟引入“二八定律”解惑的对象既限于《三国演义》等七部小说叙事前后分界现象，就并无把“二八定律”的应用推广到全部古典小说进而文学叙事研究更广大领域的意思。
换言之，本文仅就个人阅读所见《三国演义》等七部章回小说叙事前后分界似有合于“二八定律”的现象及其相互间的联系以就事论事，意在表明即使在古典小说叙事艺术的领域里，“二八定律”也是一个偶尔可见的现象。
这也就是说，古典小说叙事艺术也偶尔可以从“二八定律”得到解释。至于古典小说和文学叙事以外的其它领域是否也有应用“二八定律”的可能，还有待更广泛的考察与深入的研究。
然而，以笔者的文章多年来极少有被认真批评过的荣幸，这一次的顾虑也许仍属于多余，还是尽快就七部小说的范围内试作“二八定律”现象从“个别”到“一般”的探讨吧。
这里所指《三国演义》等七部小说的另外六部，依次是《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歧路灯》。其各自叙事前后分界线似有合于“二八定律”的表现述略如下。
（一）《三国演义》
是书一百二十回。学者皆知其一反陈寿《三国志》的“帝魏寇蜀”而“拥刘反曹”，所以叙事虽以曹（操）、刘（备）之争为主线，但是有关主线发展的叙写，却是以刘为主，以曹为宾。从而有关刘备及其蜀汉政权命运的描写是《三国演义》叙事前后界限的真正体现。由此着眼《三国演义》有关刘备及其蜀汉政权命运的描写，最值得关注的当然首先是刘备，其次是诸葛亮。
全书之中无论刘备或诸葛亮，以其各自的命运为叙事关键的描写固然不止一处，如“三顾草庐”和“秋风五丈原”等都是，但是都无如第八十五回《刘先主遗诏托孤儿，诸葛亮安居平五路》写刘备伐吴遭猇亭之败，病危于白帝城，临终托孤于诸葛亮一回书最为关键。毛宗岗于这一回前著评曰：
高祖斩白帝子而创业，光武起白水村而中兴，先主入白帝城而托孤，二帝始于白，一帝终于白，正合李意白字之义。自桃园至此，可谓一大结局矣。然先主之事自此终，孔明之事又将自此始也。前之取西川、定汉中，从草庐三顾中来。后之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从白帝托孤中来。故此一篇，在前幅则为煞尾，在后幅则又为引头耳。[1]
上引毛评“高祖斩白帝子而创业”至“正合李意白字之义”除了显示其会牵合为说之外，其判断显然不足为训。
但是，接下的来对此一回在全书叙事中地位与作用的解读就很值得注意了。他先是论人物命运与全书的叙事，一是说“自桃园至此，可谓一大结局矣”，也就是“先主之事自此终”二是说“孔明之事又将自此始也”。
这两点的意思合起来，就是说《三国演义》以蜀汉之事为叙事主线分为前后两截，前半截以刘备为主，至此回结；后半截以诸葛亮为主，至此回始。后又论事说“前之取西川、定汉中，从草庐三顾中来。后之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从白帝托孤中来”，也就是说前后两个半截的关键都在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与倚重。
但毕竟前后的情况不同，前者是刘备以礼义求辅，后者是诸葛亮忠信报主。从而无论以人或以事论，这一回书都应该被视为《三国演义》叙蜀汉事也就是其主线前后两端最合理的分界。
所以，毛评以前、后半截为前、后幅，说“故此一篇（按即此回），在前幅则为煞尾，在后幅则又为引头耳”数语，以此回为《三国演义》叙事前、后两截之分界线，完全是实事求是的判断。而以此回为分界线的《三国演义》叙事前后幅回数之比则为“85/35”。其比值虽然较“80/20”略高一些，但也庶几近之矣。
（二）《水浒传》
是书有一百二十回本、一百回本和七十回本。这里以学者比较公认接近原作面貌的一百回本进行讨论。
是书自开篇写因为“洪太尉误走妖魔”而入世流落各地的宋江等一百零八人，由于各自不同的机缘而先后汇聚梁山，自觉或被动地依随宋江“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2],后乃被招安下山“护国安民”的“忠义”故事。
故事的发展虽然可以分为多个阶段，然而如果依上引毛宗岗评《三国演义》的前、后幅论，则无疑是以“宋公明全伙”的“上梁山”和“下梁山”为真正根本性的分界。尽管这个分界是逐步形成的，但是最具标志性的叙事当即第八十三回《梁山泊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这一回叙事在前幅的八十二回为“宋公明全伙”中人单独或呼朋引类以“上梁山”并据梁山以待“招安”的“煞尾”，在后幅的一十七回则为这“全伙”人马的“下梁山”及其下梁山后“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之归宿的“引首”。
但是，这一回叙事毕竟是“下梁山”，所以其作为前幅之“煞尾”的意义远不及作为后幅之“引首”的作用更为积极和明显。从而我们可以认为，百回本《水浒传》叙事前、后幅章回数之比为“82/18”。
（三）《西游记》
是书一百回。其叙事虽然实际以孙悟空的命运为主线，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还是沿用了唐僧“西天取经”的传统叙事格局。
至少在第八回取经之事经佛祖最早提出以后，有关唐僧取经的故事便貌似逐渐地排挤和代替孙悟空的主线地位直到“五众归真”，终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解了全书开篇以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等情节为引首，所造成孙悟空故事为全书叙事主线的看似不真实的现象，而保持了一般读者以《西游记》仍为写唐僧取经之“西游记”的认知。
这应该不是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的初衷。但是，作者也的确以唐僧取经为全书叙事的中心而有叙事节奏上的特别安排。这除了开篇以后每七回自为一叙事单元之外，还在此基础上似又有看来合于“二八定律”的设置。
那就是从唐僧取经队伍的形成看，第十四回收了孙悟空、第十五回收了小白龙、第十九回收了猪八戒，至第二十二回《八戒大战流沙河，木叉奉法收悟净》，也就是第三个七回书以后收了深沙神，才“五行攒簇”，使菩提祖师对取经“攒簇五行颠倒用，功完随作佛和仙”（第二回）的预言有了可靠的基础。
所以第二十二回写收沙僧事毕，作者乃有诗云：
这首诗等于为唐僧等五众历尽坎坷的汇聚于取经之事作一总结。其在全书叙事的意义诚如清人黄周星于本回前所评曰：
流沙河畔收悟净，则四象合矣，五行攒簇矣。此一部《西游》之小团圆也。到后来五圣成真，方是大团圆。然设无此卄二回之小团圆，顾安得有一百回之大团圆乎？[4]
由此可以认为，以上引毛评《三国演义》前、后幅之论，此回书大体上正是《西游记》前幅写“取经”缘起和全面完成筹备之“煞尾”，又是后幅写西游自唐僧上路至此乃全面启程之“引首”。
因此，如果上引黄周星之评和本文的这一分析可以成立，则《西游记》叙事前、后幅章回数之比为“22/78”。
（四）《金瓶梅》
是书一百回。其叙西门庆发迹变泰、纵欲无度以至暴亡的命运及其一家的盛衰，至第七十八回《林太太鸳帏再战，如意儿茎露独尝》张竹坡批评已经指出：
此回特特提笔写一重和元年正月初一，为上下一部大手眼，故极力描写诸色人等一番也。[5]
继而第七十九回《西门庆贪欲丧命，吴月娘失偶生儿》张竹坡又评曰：
此回乃一部大书之眼也。看他自上文重和元年正月初一写至此，一日一日，写至初十，今又写至看灯。夫看灯夜，楼上嘻笑，固金莲、瓶儿皆在狮子街也。今必仍写至此时此地，见报应之一丝不爽。[6]
上引张竹坡评“此回乃一部大书之眼”，实是以第七十九回为全书叙事前、后两幅的分界线。《金瓶梅》第七十九回写西门庆之死，从此一家命运急转直下，由盛而衰，是稍能瞻前顾后的读者都不难发现的事实。
从而上引张竹坡以之为《金瓶梅》前、后幅之分界线固然是正确的，但也不过是道出了《金瓶梅》阅读的一个常识。那么，我们说《金瓶梅》叙事前、后幅回数之比为“79/21”，就可以是不假思索的结论了。
（五）《醒世姻缘传》
是书一百回。其前二十二回写晁源、计氏夫妇、妾小珍哥与仙狐等一干人物的前世非礼乱为，结下夺命之冤，并先后死去；后七十八回写晁源、仙狐等后世分别投胎为狄希陈、寄姐、珍珠、薛素姐等，各施手段报前世的冤仇。
这部书所写全书主要人物的两世之分，显然也就是全书叙事的前、后幅之分，其回数之比也极为显然地是“78/22”。
（六）《红楼梦》
是书一百二十回。其叙事写“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以贾府为主；写贾氏宁、荣二府，以荣府为主；写荣府以宝（玉）、（宝）钗、黛（玉）三角之“情”为主；写宝、钗、黛三角之“情”以“二玉”即宝、黛为主；写宝、黛之情至“情极”（第二十一回脂评）而灭，标志性事件当推第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所写黛死钗嫁，为“梦”断“红楼”无可逆之转折。准此，则《红楼梦》叙事前、后幅回数之比亦甚明显，即“98/22”。
（七）《歧路灯》
是书一百零八回，写“五世乡宦”之家的独生子谭绍闻浪子回头、家业重兴故事。谭绍闻的失足堕落和改过自新，固然有社会影响和他本人修为上的原因，但家庭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是在他的父亲去世后母亲王氏糊涂不明的溺爱。
所以，小说写谭绍闻的改邪归正与家道重光，也就是全书叙事盛而衰之后衰而复兴的转折，也要从王氏艰辛备尝后的幡然悔悟写起，即第八十二回《王象荩主仆谊重，巫翠姐夫妇情乖》开篇曰：
虽然后来谭绍闻的改悔以至谭宅的复兴还靠了其它种种外部的机缘，但是上引王氏与王中这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后痛下决心，却是谭家绝地新生的最大转机。
因此，依上引毛评《三国演义》前、后幅之说，这一最大转机的出现在《歧路灯》的前82回即前幅叙谭绍闻由好而坏、家道由盛而衰为“煞尾”，在《歧路灯》的后26回即后幅则为谭绍闻浪子回头家道复兴的“引首”。从而《歧路灯》叙事前后幅回数之比为“82/26”。
以上所述《三国演义》等七部小说前、后幅回数不平衡之比例关系表示如下：
从上表可以概见，以《金瓶梅》叙事前后幅章回数之比最接近“80/20”之比例为基准上溯《三国演义》和下探及《红楼梦》，虽然可以见得渐行渐远，但是在不能也不必求统计学意义上之精确的前提下，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在内，这七部小说前、后幅章回数不平衡之比约为“80/20”或20/80，而符合于前述帕累托所发现并为世界诸多领域研究者所广泛认可的“二八定律”。这一现象不是值得古典小说研究者深思的吗？
又以中西地域之悬隔，“二八定律”之被发现上距中国七部小说成书数百年之久远，章回小说创作前、后幅之分界与社会人口财富占有不平衡现象一出于个人创作之自由随意而一出于社会自然的运转，这二者的关系岂非风马牛之不相及?
却在这七部实即几乎全部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名著前、后幅的叙事都合于一位西方哲人所发现的“二八定律”，岂不是人类文化与文学上的一个奇迹！而面对这一奇迹，读者对本文作为一个学术上的好奇与冒险可能有更多的宽容与谅解了吧!
以笔者多年观察才发现中国古典小说中仅有此七部文本合于“二八定律”论，这固然可说是一个真正的奇迹。但是，若以这七部小说文本所有“二八定律”各自的表现论，却又有某些共同特点和一定规律性可寻。
一是七部小说之中，《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醒世姻缘传》四种均一百回，其前后幅回数之比都在量度近乎精确的意义上合于“二八定律”。
由此推想，这四部小说在叙事分回后先相承的联系上，应该不徒为了沿袭百回之数的表面一致性，而是在百回内部结构的安排上，也还各自独具匠心，有着不少后先模拟而又有创新的变化。从而如同笔者所论“三复情节”“三极建构”[8]、“反模仿”[9]等，事实上形成了以这四部小说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叙事的“二八定律”现象。
作为这一现象的始作俑者，《水浒传》无论作者有意无意都在接近严格的意义上是古典小说创作“二八定律”的首创之作。后来《西游记》等三部合于“二八定律”的表现，则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其前作、最早是《水浒传》的影响。
二是七部小说之中，大略而言《三国演义》《水浒传》《歧路灯》《红楼梦》分别写三国、梁山或各自一家之兴（盛）亡（衰）。
又各百回或一百二十回的规模，开篇以大部分篇幅写兴（盛），剩余少部分篇幅写亡（衰），从而不同程度地合于“二八定律”之数即“80/20”；《西游记》与《醒世姻缘传》均百回，各写因果，开篇均以少部分篇幅写“因”，其后大部分篇幅写“果”。从而这两部小说虽与《三国演义》等都合于“二八定律”，但数值正相颠倒为“20/80”。
但是无论如何，上述七部小说叙事的实际均合于“二八定律”关键少数决定的原则，即作为“二”即“20”的部分即“亡（衰）”为“兴（盛）”之结穴，或作为“因”的部分为“果”之起始或根由。
三是七部小说叙事合于“二八定律”的共同基础，是所叙事各为一个前后一体并相对单纯和统一的过程，前后有上述“兴（盛）亡（衰）”或“因果”的线性逻辑关系。从而作者构思中不得不有前、后幅的考量和两幅分界线的斟酌，进而实际操作中极有可能与“二八定律”不谋而合。
所以，包括上论《水浒传》等四部最接近于“二八定律”的情形在内，七部书的作者都不会是有了“二八定律”的意识，而后才有其创作上合于“二八定律”的写法。
更可能的原因是上述写“兴（盛）亡（衰）”或“因果”题旨的要求和章回小说创作的特殊规律以及具体情势使然。
若《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虽然“有《水浒》《金瓶梅》之笔之才”[10]，创作中“用笔实不离《水浒》《金瓶梅》”[11] ，但是笔者从《儒林外史》文本尚不能分析出“二八定律”的体现。这就如《孟子·离娄下》所说：“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
《三国演义》等七部小说叙事之合于“二八定律”，也正如“二八定律”在多个其它领域的存在，都不必或不仅是作者个人主观有意识的追求，而更多由于所表达生活内在规律的引导，基本上属于不期然而然。
也就因此，笔者暂时能够举出的文本叙事前、后幅之比合于“二八定律”的古典小说只有旨在写“兴（盛）亡（衰）”或“因果”的《三国演义》等七部，实在说不得多，也说不得少，而是古典小说发展的一个必然。
四是七部小说之中，至少《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等三部在符合“二八定律”的同时，又有叙事“中点”的设置，以体现各自叙事“执中”的意图[12]。
加以《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书中连绵不断之如“三顾草庐”“三打祝家庄”“七擒孟获”“九伐中原”“八十一难”等复沓情节的设置，笔者就更加坚信自己多年前以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章回小说有“倚数编纂”传统的判断[13]。
这一传统的表现形式多样，更多变化，而已经揭蔽发明者尚少。现在看“二八定律”的发现，不仅跨时空地暗合了西方学人的哲思，而且为中国古代小说“倚数编纂”传统揭蔽了一个新的样式，并再一次证明了笔者所提出“文学数理批评理论”[14]的合理性及其应用的广阔前景。
总之，《三国演义》等七部小说合于“二八定律”的事实表明，“二八定律”纵然不能全面应用于中国古典小说以至全部文学的研究，但在局部的探讨中未必不可一试；既然于《三国演义》等七部小说叙事前、后分界线的探讨能有此一试，那么在文学更广泛的研究中也至少可以想一想有无应用“二八定律”之可能；笔者绝无鼓励文学研究可以想入非非甚至与狼共舞的企图，但是总以为学者最大的失败不是尝试创新而无结果，而是缺乏好奇心并画地为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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