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 | 宁稼雨：《水浒传导读》
《水浒传导读》，宁稼雨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该书围绕《水浒传》的精髓和价值，设置十“讲”内容，涉及《水浒传》的成书，叙事结构，人物形象，艺术成就与手法，影响、疵点与命运，以及《水浒传》中的饮食生活与市井风俗，《水浒传》与民族心理、绿林文化、江湖义气、宗教观念的关系。
如果说《荷马史诗》是古希腊人的骄傲，莎士比亚是英国人的骄傲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人在这一方面值得骄傲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不要说唐诗宋词可以列出数以万计的篇什，就是在明清小说中，也足可以举出数以千计的洋洋数万言的长篇、中篇和短篇作品。
在这些璀璨的瑰宝中，《水浒传》就是一颗明亮之珠。
《京本忠义传》
《水浒传》以北宋后期宋江起义的历史事件为题材，描写了梁山泊宋江起义的产生、发展和被招安的全部过程。它第一次正面描绘了历来被视为洪水猛兽的绿林豪杰群像，揭示了中国古代绿林文化的内部蕴含和外部特征。
它所描绘的绿林好汉形象和绿林文化习俗在民间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成为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水浒传》于元末明初问世后不久，对它的研究也就开始了，直至今天还在不断进行。概括起来，对《水浒传》的研究大约有三种类型：
一是政治的研究，从历代统治者把它视为“诲盗”之书而加以禁止，到“文革”期间的“评《水浒》”运动，都是出于政治动机的研究或控制；二是学术的研究，迄今为止的数以百计的《水浒传》研究著作和论文多数是这样的研究；三是普及的研究，即面向社会普通读者，把普通读者阅读《水浒传》时可能或必然遇到的问题或障碍，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写出来，来提高读者的欣赏档次和知识水平。
《水浒研究》
在这三种研究中，第一种研究在今天显然是不可取的，第二种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而雄厚的成果，而唯有第三种研究还比较薄弱。我们向社会奉献的这本小书，就是出于加强这个薄弱环节的目的。
然而，这三种研究之间又不是完全绝缘的，而是相互联系的。第三种研究离不开前两种研究提供的既有材料基础和学术观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水浒传》这部奇书的价值判断。
从表面上看，第一种从政治角度对《水浒传》的关注研究已经成为历史。但实际上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从政治角度对《水浒传》的价值认知仍然还以各种变体的形式不断再现，影响人们对这部奇书的关注和阅读，乃至成为文化传承的认同尺度。
近年来学界有一些人认为，《水浒传》等小说中的血腥屠杀场面对读者没有正能量作用，不值得作为优秀文化推广传承。这就直接关乎《水浒传》等历史文化名著的价值认定和传承必要性问题。表面上看是几部名著的评价问题，而实质上则是我们文学评论的价值标准如何从事实评价转向学理评价，从情感性评价转向理智性评价的问题。
民间剪纸武松
就此问题而言，笔者认为：首先，看任何问题不能只看表面，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能只是对血腥屠杀场面进行孤立认知和评价，而是需要把造成血腥屠杀的原因，及其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搞清楚。
换句话说，在没有把事实原委、来龙去脉梳理清楚之前，与其急于下断语，不如先做些科学而细致的“描述性”工作，让更多的人先了解清楚它到底是怎样一部书，所谓“血腥屠杀”背后是否有可以理解和肯定的理由。这样的态度也许更审慎客观一些，也是对历史文化名著负责的态度。
其次，《水浒传》绝不是仅仅描写了“血腥”屠杀，而是有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退一万步说，即便作品中存在某些不当描写场面，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和丢弃全书更多、更主要的正面价值因素。
而所有这些都证明，第三种普及性研究需要根据前两种研究所提出和发现的问题，把其中的重要问题总结梳理出来，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提交给社会普通读者，让他们在了解历史文化名著基本内容的同时，也知晓与这些内容相关的学术问题。
宁稼雨教授
笔者正是本着这样的初衷，我们来构想这部面向普通读者的《水浒传导读》。本书的基本构想和写作思路如下。
作为一部古代文学名著，《水浒传》在中国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但知道《水浒传》名字的人恐怕并不都完全了解和熟悉了这部作品。好比是一个美丽的宫殿，很多人只是在宫殿外边大略地观赏，而没有或不知道怎样到宫殿内部去细致领略每一细部的风光。本书的目的，就是起到一个导游的作用。
本书的内容从以下几方面铺陈笔墨。
首先是事实的真假。《水浒传》所写的宋江起义在历史上实有其事。但历史上的宋江起义与《水浒传》小说中所写的宋江梁山起义的故事之间的真与假相差很大。
拿历史上的宋江起义记载与《水浒传》梁山起义故事相比较，可以发现许多作者的艺术创造之处，也可以见到许多两者之间的有趣之处。比如历史上的梁山泊与今天的梁山泊是不是同一个地方，历史上宋江起义的时间与小说的描写有什么出入，等等。
其次是人物的真假。《水浒传》写了数以百计的各种人物，其中有的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有的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人物；有的人物虽然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但他在小说里的故事却是虚构的；还有的人物是张冠李戴，把一个人的事迹放到了另外一个人物身上，等等。
邮票《史进习武》
所有这些情况，笔者都尽量将其考察梳理清楚，使读者了解《水浒传》中人物身份与历史原貌之间的相同点和相异点。同时，《水浒传》中一百单八好汉每人一个绰号，每一个绰号都有一个有趣的来历和别致的含义。对此，笔者也将尽量考察出这些绰号的来历或含义，以飨读者。
第三是有关文化背景、典章制度和风俗民情的解释。《水浒传》是一个充满民俗风情的世界，但这个世界距离今天已经非常遥远。就文化背景来说，《水浒传》在中国文化史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它反映出怎样的民族文化心理？
与此相关的是，当时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风俗习惯在今天却可能令人非常费解，比如武松在景阳冈酒店喝的是米酒还是烧酒，梁山好汉为什么要歃血为盟，梁山好汉为什么喜欢吃牛肉而很少吃猪肉，为什么《水浒传》中的和尚没有好人而道士却受到尊重，为什么《水浒传》中的女人要么没有女人味儿要么就是坏女人，等等。
这些问题不仅常常是理解作品的障碍所在，而且常常也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和求知欲望。
四川绵阳水浒人物版画
第四是关于《水浒传》的思想内容、艺术手法，以及作品的版本流传、地位影响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在一般的文学史、小说史等书中讲得比较详细系统，笔者不予赘述，而是选择这些问题中一些重要而又精彩的部分向读者做必要的介绍。
在写法上，笔者将本书的读者定位在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社会各阶层人士上。每一讲解决一个重要问题。文字上则尽量做到浅显明白，对于一些古代典籍中的原文，如果不影响理解内容，我们也尽量将其变成现代白话文叙述。
但对于那些原文比较清楚，或翻译成白话文后容易走味的古文，我们则适当予以保留。在书写时，既不去做那种让人读来生厌的烦琐考证，也不使文字流于庸俗，使之既健康质朴，又生动蕴籍。
提出问题不等于解决问题，也许本书中的内容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祈望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笔者愿意在这方面继续努力，把学术研究面向社会大众的工作引向深入。
《贯华堂第五才子书》
《水浒传》是我从儿童时代就非常喜欢的一部古代小说名著。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我逐渐由一名普通的《水浒传》普通读者，逐渐成为一名《水浒传》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者。我和《水浒传》的缘分可以分成普通读者、研究爱好者和专业教学研究者三个阶段。
普通读者的身份大约是在少年时期。我生长在一个城市普通职员家庭，父亲受过中等教育，对《水浒传》一类名著很是喜欢，他甚至把《水浒传》中李逵的名字用来作我哥哥的名字。
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下，作为普通读者，我从小学时开始阅读《水浒传》的连环画（20世纪60年代初），对水浒故事有了基本的了解。到我三四年级的时候，我看了父亲高中语文教材中节选《水浒传》原文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虽然还有些文字障碍，但大致内容已经基本没有问题。这使我对《水浒传》原书更是充满了渴望和向往。
但随着1966年的到来，这个渴望遭到了毫不留情的遏止。不过形势变化很快，1966年的主题是“破四旧”，这个风潮很快过去，被1967年的造反派派系斗争乃至武斗所取代。
那些所谓“四旧”虽然不能在市面上流传，但起码可以成为很多停课在家的中小学生们交换读书的重要选目。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水浒传》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阅读了金圣叹“拦腰截断”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传》。因为当时处在停课闹革命阶段，而我们小学生没有“革命任务”。后来回忆起来，我感觉从1966年停课到1968年复课进入中学，是我从孩提走向成年之后一生当中最自由、最惬意、最轻松的时光。
那时没有课程压力，没有工作压力，没有家庭负担（最多就是在家里学学做饭），因而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用来随意“挥霍”。我那两年除了夏季经常到海边游泳，秋季到农村老家去感受体验乡村生活，参加秋收活动外，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读书了。
这样的环境氛围为我仔细阅读《水浒传》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当时几乎把七十一回本《水浒传》反复看了几遍，一些重要情节和语言几乎能倒背如流。这为后来研究《水浒》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研究爱好者的身份基本是在“文革”后期。我对古代小说发生研究兴趣始于1966—1967年期间我和周围小伙伴们交换看书时，我从哥哥同学家里，借来一本鲁地先生的《三国演义论集》，当时只有十二三岁的我，第一次被从学术研究角度谈论《三国演义》这部名著的文章所吸引，反复阅读了若干遍，以至于书的主人见我如此喜爱，后来干脆把那本书送给了我。
从那时开始，对古代小说名著的研究性书籍便开始留心。但那个年代市面上不可能找到更多的研究性著作。
《三国演义论集》
1973年秋季，19岁的我从大连师范学校美术班毕业到大连三十八中学就任美术教师。比较幸运的是，当年的秋季，我随大连市中山区美术教师参观团到北京参观全国美展。到了北京，逛书店是当然的要务。
没有想到的一个意外收获是我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买到一本廖仲安先生的《<水浒>浅谈》。从学术史角度看，这本书也许算不上里程碑或重量级，而且在那个年代能出版这样的书，免不了要采用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等时代痕迹话语来做框架结构和表述分析。
但换个角度看，这本书的确又给我提供了许多从研究角度关注《水浒传》的知识和话语系统，使我能够在鲁地先生《三国演义论集》的基础上，进一步打开了从学术研究角度关注古代小说的视野。
在此之前，我只读过被金圣叹腰斩后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传》，也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版本。
当时在中学任教的我，本来的正业是美术教师，但由于此前我在给学生做的学习辅导中小试锋芒，被学校领导发现在文科方面的“才能”，于是在美术课之外，还同时兼任学校文科的其他课程（语文、外语除外）。
而当时的政治课是要紧密联系时事运动的，所以，对“评《水浒》，批宋江”运动的了解和掌握，成了我给学生讲政治课的需要。
毛主席语录
那时候正是白卷英雄张铁生得势，“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无论你今天批“孔老二”，还是明天批“宋江”，学生们大多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抽烟、泡妞和打群架。
可我并不能因此而降低自己的备课质量。相反，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为了备课，我利用自己掌握所在中学图书馆的便利，广泛寻找和接触了当时有关“评《水浒》，批宋江”运动的很多材料。从知识积累的角度看，当时还的确了解了不少信息，学到不少知识。
在版本方面，了解了不少有关《水浒传》版本以前未知的知识。以前我只看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七十一回本《水浒》，到梁山好汉排座次就结束了。
然而这次运动的矛头主要是针对一百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梁山好汉排座次之后接受招安和攻打方腊及田虎王庆的那部分情节。本来《水浒传》这些古典名著还没有正式解禁，但为了“批判使用”的需要，当时国家安排有关出版社出版了运动需要的几个版本。
《水浒全传》
利用我负责学校图书馆工作的便利，我很快购置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百回本《水浒传》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这些版本的最大特点是书前都毕恭毕敬地加上毛泽东有关《水浒传》的谈话内容，以及编辑部为配合运动所写的前言、按语。
除了这些国家正式出版的版本之外，还有些单位为配合运动自行印行了一些版本。比如我当时就收藏了一部简本一百二十回《水浒全传》。通过这些过程，我对《水浒传》的版本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知道该书版本有简本繁本之分。繁本中还有七十一回、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之别。这些为后来的教学和研究都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不过收获更大的是在思维方面。这场运动对我来说最大的困惑就是：为什么以前大家齐声喝彩和赞美的梁山起义英雄，转眼之间就变成了摇尾乞怜和丧失立场的投降派了呢？那几年政治、历史等文科教学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些自己的思考。
显而易见的是，《水浒传》这个作品对象没有变，是人们的看法变了。那就给人这样的感觉：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的。那么，培养自己的思考能力，无论是处事，还是面对学术问题，都要有自己的独特思考，也就成为证明自己价值的重要所在了。
连环画《揭水浒中投降派宋江》
当然，有些深层的问题在那个时代的我还是考虑不到的，比如，特定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对学术活动的制约程度等。这些可以说把我从一个《水浒传》的普通读者完全提升到业余学术爱好者的层面了。
我从《水浒传》的业余学术爱好者提升到专业教学研究者层面是从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开始的。
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后承担的第一个教学任务，就是为中文系开办的一个天津市中学高级教师师资培训班讲授元明清文学。这个班的文学史教学与通常的文学史教学有很大不同。因为这是一个受过正规大专教育的本科班。
也就是说，班上学员都学过文学史课程，不能用全日制本科生那种面面俱到的方式来讲授，而是需要按照专题课的方式来讲。需要从元明清文学中选取若干点，讲出带有学术研究性的内容。这对我一个刚刚硕士毕业任教的年轻教师来说的确难度较大。
敦伟绘水浒一百零八将
但既然领下任务，又是大学教学生涯的起步，不敢等闲视之，而是竭尽全力来备课。这次备课的讲稿不仅为我后来长期讲授元明清文学基础课打下比较好的基础，而且其中两篇讲稿被整理成论文发表，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
一篇是发表于《南开学报》的《论<三言>对通俗文学与文人文学的融合》，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摘录，一篇则是发表于《河北大学学报》的《<水浒传>民族心理特征探迹》。后者试图从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探讨《水浒传》的文化意蕴，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关于水浒研究的论文。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几乎每年都要给南开中文系本科生讲授元明清文学基础课，而《水浒传》当然是其中重要内容。
随着学术积累的加深，我对《水浒传》学术问题的思考也逐渐加深，终于酝酿成《水浒传与中国绿林文化——兼谈墨家思想对中国绿林文化的影响》（《文学遗产》1995年第2期）这篇文章。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这篇文章的起因是，1993年，我受辽宁人民出版社之约，邀请著名学者庞朴先生、刘泽华先生为主编，我和葛荃兄为副主编，编纂《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十本书》一书。这本书的编纂体例是，选取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十本书，每一本书作为一个文化侧面的浓缩陈述，以小见大，窥见整个中国文化。
其中《山海经》《世说新语》《水浒传》这三本书是我本人写的，《山海经与中国奇幻思维》和《世说新语与中国隐士文化》这两篇文章分别全文和部分发表于《南开学报》和《社会科学战线》。
《水浒传与中国绿林文化》这篇文章，从墨家思想与中国绿林文化切入，探讨《水浒传》一书所体现的中国绿林文化精神。文章发表后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不少同行跟我说，他们在研究《水浒传》或者在讲授文学史课程时都参考采用了该文的观点。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代表了到目前为止我本人研究《水浒传》学术问题的最高水准。
《水浒传趣谈与索解》
从那以后，可能由于我在《水浒传》研究方面的小小影响，有若干家出版社找我联系出版关于《水浒传》研究的普及性读物。
于是，我在此前《水浒传》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挖掘很多《水浒传》的历史文化具体问题，先后出版过《水浒传趣谈与索解》《漫话水浒传》《水浒闲谭》等书。
在此过程当中，我还配合央视《水浒传》电视连续剧的播放，在媒体发表了一些关于《水浒传》原书内容的解读文章，帮助观众理解电视连续剧。其经过背景是，1998年1月央视首播《水浒传》后，天津《今晚报》为配合电视剧播放，约我在《今晚报》同步开设专栏，每天一篇文章，大约持续了四十期左右。
在电视剧播放期间，《今晚报》还邀请《水浒传》剧组从导演张绍林到诸位主要演员的庞大阵容到天津与热心观众见面联欢。我有幸作为天津学界代表与会与剧组和相关人士见面交流。
进入21世纪之后，各种网络媒体交流平台蜂拥而至。在此过程中，我充分利用这些平台的社会影响作用，搭建个人网站（雅雨书屋：www.yayusw.com）、博客（新浪博客：blog.sina.com.cn/yayushuwu;和讯博客：i.hexun.com/rainning516/default.html）、微博（新浪微博：weibo.com/rainning516）、微信公众号（雅雨书屋），全面收录自己的学术成果和闲情之作。
这其中就包括大量与《水浒传》有关的内容。比如我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连载了一百多篇关于《水浒》漫谈的短文，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漫话水浒传》
这次蒙高等教育出版社美意，约我为该社“大成书系”提供一部供高校人文通识课程使用的《水浒传》导读书稿。这与我本人长期以来的学术为教学服务、为社会服务的理念非常吻合，所以本人十分乐意。
2000年，南开大学组建文学院伊始，我受命担任学院面向全校文学艺术方面通识课教学的文化素质教学部首任负责人。在此期间，我主编了高校通识课程使用的《大学生文化素质系列丛书》，正是与本书思路殊途同归的编写工作，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理解本书及其所属“大成书系”的宗旨和写法。
关于本书的编纂思路，我在经过思考之后，按照出版社的内容定位和格式要求，尽可能把三十多年来我本人关于《水浒传》研究和教学的全部成果统统纳入进来。
从目前书中收入的文字来看，在内容程度上兼顾了普及性和学术性，即既有关于《水浒传》这部小说一般性介绍和品赏，也有关于《水浒传》的学术研究性内容；从写作笔法上来讲，既有比较严肃的学术笔法，也有很多轻松的趣味性笔墨。
《水浒闲谭》
所以可以这样说，这部书既不同于以往我本人关于《水浒传》研究的纯学术性文章，也不同于以往我本人关于《水浒传》研究的普及性读物。之所以这样来考虑和处理，是因为在我看来，一位成熟的学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应该既能够进得去，又要能跳得出。既要有学术上的把握，又要有世俗性的情怀。
学术把握可以帮助作者守住科学和知识的底线，避免云山雾罩的野狐禅（这样的书着实不少），世俗情怀又能帮助作者走出象牙塔，让自己的学术研究接上地气。这也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学术研究应该努力寻找服务于社会和大众的突破口。
衷心希望诸位读者能理解和认同我的初衷，共同完成我用此书报答和服务于社会的夙愿。
宁稼雨，男，1954年生，大连人。1985年在南开大学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2000年在南开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其一为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研究，代表著作为《中国志人小说史》《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其二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代表著作为《魏晋风度》《魏晋士人人格精神》；其三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代表著作为《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及相关论文等。目前为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汉魏晋南北朝小说辑校笺证”首席专家，研究成果多次获国家与省部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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