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韩瑞亚：《异类——狐狸与中华帝国晚期的叙事》
狐狸，作为一种神秘的存在，在古代中国似乎无所不在：阁楼上的奇怪声响，野外的草庐墓穴，茶余饭后的奇谈，轻松的闲暇读物，它甚至成为了民间信仰的一员。从唐传奇开始，至明清小说盛行，狐狸作为一种介于人与非人中间地带的存在，在志怪小说中的形象不断发展。
该书以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中的各类狐狸故事或狐狸意象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各类狐狸故事的狐狸形象与社会文化以及形象塑造过程透射出的创作理念。该书兼具学术专业性与大众可读性。
人物异类，狐则在人物之间；幽明异路，狐则在幽明之间；仙妖殊途，狐则在仙妖之间。故谓遇狐为怪可。谓遇狐为常亦可2。
这两条引文之间相隔了一千五百年，属于中国文学传统中最著名的狐狸的定义。
第一条集中在狐狸跨越边界的能力（transgressiveabilities），第二条则重点讨论狐在不同类别之间的跨界属性。第一条描述了一种处于不断变化状态下的生物，第二条则描述了悬置在不同类别中间的生物。
本书讨论的是明清时期3中国的世界，在这一背景下，第一条引文重现了古代关于狐狸的既定传闻（lore），第二条则呈现了富有创造性的人对当时叙述传统的整合。在本研究所涉及的时代里，稀有的千岁狐成为人们可以遇到的最普通的怪物。
如果用一个常用词来表达的话，在中国谈论“神异”（supernatural）即是“谈狐说怪”4。的确，在某些时期，鬼魂只是勉强在数量上超过狐狸，而成为中国幻想世界中最普遍的“居民”。
每种文化都要与死者抗争，因此鬼魂成为一种为人熟知的跨文化类别，而这一类别正是为了表现作为人之界限的死亡。那么另一种类别是什么呢？狐狸划定了怎样的界限？本书的目的即是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狐狸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对狐狸进行探讨的人，不分男女老少，范围异常之广———这些人中有农民、官员、佣人、职业巫、花贩，等等。在总人口中所占较小的一个群体 ——文人、精英，并且似乎都是男性———记录下来有关狐狸的故事，而在会读写的人中，更大的一部分则是这些故事的读者。
然而，这些讲述者、听众、作者或读者中鲜少有人将狐狸描述成他们生活的核心（巫除外），更确切地说，狐狸处于边缘地位：阁楼上的奇怪声响，对疾病迫切的治疗，晚饭后的奇谈，一点轻松的阅读，或是游戏之作。本研究要探索的，是这些对于狐狸的关注，这些使狐狸如此广泛存在又处于边缘地位的关注。
近期的文化研究跨越了文学和非文学文本的边界，学界对于狐狸的研究兴趣有所增长。
Ylva Monschein的著作《狐狸故事的魔法：中国文学中“妖女”主题的形成与转变》（Der Zauber der Fuchsfee:Entstebung und Wandel eines“Femme-Fatale”Motivs in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就这一主题，从最早的源头一路追溯到现代，并把关注焦点集中在身为“妖女”的狐狸身上。这本书主要是文学研究。尽管作者试图介绍每段历史分期开头的狐狸信仰的民间传统（popular tradition），她自己也承认，她还无法在这方面深度挖掘这一传统。
在中文的相关研究中，李剑国的《中国狐文化》研究了从先秦到清代的狐狸的历史。如书名所示，他特别强调了民间传统及其对文学传统的影响。
李寿菊的《狐仙信仰与狐狸精故事》以史学研究的方式进行调查，调查范围从最早的记录到现代的文学及民间宗教传统。康笑菲最近完成的博士论文，从民间宗教的角度研究了从古至今的狐狸5。Steve Heine对一段狐狸公案进行了细致研究，其中，他用狐狸传统来探索民俗（folklore）与哲学之间的交集6。
在这些范围广泛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我选择把焦点集中在过去三到四个世纪——１６到１９世纪这段时间——中的狐狸叙事传统上。无论是数量和质量，都可以证明这一决定是合理的：唐代和清代是狐狸流行的两大高峰，不过出版量的增长和近代书本更高的留存比例，保证了明清时期的狐狸故事在数量上远超其唐代的祖先。集中在一个较窄的历史时期使我能够尝试建立一个主题式的——而非编年式的——组织，从而能在更深层面上探索这些主题。
最后，我想呈现的是，由于印刷史和文学史中的外部变化，以及狐传统的内部变化，明清狐狸故事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本主体。
和民间宗教研究形成对比的是，本书主要是文学研究。无论在我们当代学科分野中，还是在纪昀（1724—1805）的分类中，狐狸都一样具有跨界的特质。正因为如此，有关狐狸的文本传统不可避免地要和民间宗教以及其他文本之外的传统联系起来。
这使得我不得不排除一些研究，我对此感到遗憾：比如，我还没有对当时的狐狸信仰的从业者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其他领域中还遗留着大量此类工作，不过我希望我能对狐狸的跨学科理解有所贡献。
本书研究的，是社会对于某一种异类的特定观念。正因如此，我希望本书在理解人类对于异类进行想象的一般能力和兴趣方面，能够有所贡献。
通过对异类进行想象，我们建立了人类的边界。在16到19世纪的中国想象中，作为最为普遍而又模糊的异类，不断改变形态的狐狸帮助建立了人类和普通事物周围的边界。这些边界被频繁打破，反映了明清时期的文化焦虑。这些被跨越的边界，也正是被着意防卫的部分。
本研究是根据主题来组织架构的，其中的每一部分都追踪了一个被狐狸打破的边界。我考察了跨越这些边界的演变过程——从较早时期到明代之前以及整个明清时期是如何改变的。
然而，我不会给出一个关于狐狸含义的统一答案。Gail Hershatter关于妓女（正如我们即将见到的，这是与狐狸密切相关的一个类别）的作品给予了我灵感。她把上海娼妓的概念分成了一系列“近似值”，这一方法可能更适合一个完全想象性质的（imagined）且因此而更灵活的题目7。
尽管并没有一个单一的狐狸（概念）（fox），但是，谈论狐狸的特殊传统的数量也是有限的。这一想象物种的特质与生物物种不具备的灵活性重新结合并产生变化，如果要让我们对于新奇事物的感知不随着时间而磨灭，这一事物则需要有不断变化的新奇之处。然而对于狐狸来说，就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成为受瞩目的存在，狐狸形象则需要一些超越时间的恒定特点。
正如狐狸跨越边界，狐狸所在的文学文体跨越了虚构和记录、民俗与文学虚构、口头和书面以及大众和精英之间的界限。这其中，文言小说是构成这一语境的基本。
本书的每一个主题章节，在探讨文体的同时，也会对狐狸这一物种进行探索。把文言小说纳入考量，使一项涉及民间故事、传说、文学童话和幻想的比较研究丰富了起来。
本书第一章介绍了明清之前的狐狸叙事传统，文言小说的历史及其分支———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志怪。
第二章通过细读两组故事并将其与作者的狐狸理论陈述进行对照，检验了叙事情况以及盛清时狐狸故事的理论。这两章的意图在于介绍狐狸的出现，并且考察对于个体狐狸的讨论 和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狐狸的讨论之间的差异和间隙。
第三章开启了关于狐狸的主题讨论，并讨论了它们对界限的突破———通过入侵人类的家庭，它们跨越了家庭生活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界限。
第四章探索了狐狸崇拜在叙述中的形态，以及由此产生的怪异故事和民间宗教之间的关系。
第五章讨论了打破人类自我界限的狐狸的性（sexuality）。
第六章，作为对照，表现了爱情故事是如何通过抑制性方面的危险来创造作为理想情人的雌狐，她们几乎能够抹去与人类的区别，并因此抹去了她们自己的神奇性质。
第七章考察了狐狸两个相对的角色：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仙，被人类不端品行所刺激（狊狋犻狉狌狆）的妖。结论部分将狐狸和其他文化中最为相似的异类生物进行比较，特别是西欧传统中的精灵。
从始至终，我考虑的都是以下几类问题。
一是随着时间流逝的对狐狸的再现的改变——无论是明之前和明清之际，还是在明清这一范围之内，这种改变都存在。作为一种物种，狐狸会进化吗，它们与人类的边界在变化吗？对于人类作者和狐狸传说的叙述者，这些变化可以告诉我们发生在它们身上的变化吗？
第二类问题则与狐狸故事被叙述的一般形式有关。从本书所关注的时期来看，从传统志怪和传奇文集，到报纸和带插图的杂志等更为现代的媒体，狐狸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出现。不同的文体是怎样塑造狐狸形象的呢？一种文化是如何以描述非人物种的文体来影响该文化中的物种概念的呢？
第三类问题则围绕着狐狸在叙事中的角色。狐狸表达了哪些人类的焦虑、担忧和欲望？通过狐狸，我希望探索人类对异类进行想象时的投射，以及这种投射的局限。
考虑到狐狸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创造狐狸的人类和社会，我不想把狐狸等同于这些社会意味继而忽略其固有的魅力。我想再重新确认狐狸的位置 ———处于可以被解释的和神秘的事物之间，处于想象的惯性和想象带来的创新之间。
本书的题目“Alien Kind”是从“异类”而来，具有双层意义的共鸣。对于狐狸来说，这是一种指涉它们作为外来物种的状态的相对礼貌的方式，同时这也暗示了纪昀的发现 ———狐狸是一个与众不同而独特的类别。
译者后记《异类：狐狸与中华帝国晚期的叙事》是我翻译的第一本书。翻译的缘起，是我的老师——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邵毅平教授介绍我阅读《异类》。书中奇妙的狐狸故事和精彩的论述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一听说有翻译的机会，我毫不犹疑地就答应了。我自己的专攻是中国早期史书叙事，对明清文学有所了解，但并不专业。
翻译《异类》的过程如同一趟旅程，一路上看到很多瞠目结舌的故事，学习了新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在追求准确清晰的翻译的同时，也经历了很多困惑和痛苦。在查阅资料的时候，和老师朋友探讨的时候，以及无数段苦思冥想的时光中，我意识到，翻译如同在语言表达的沼泽中找到一条优美的路，非常困难，却又如此有趣。
不断的修改中，我本身的学术道路也和《异类》产生了有意义的相遇。最近的一次修改正好发生在我博士资格考期间，考试的领域恰是明清文学。此次翻译成为我认真学习这一领域的助力，而大量阅读明清文学领域的著作之后，我得以用更专业的眼光来进行修订。
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也恰逢我人生中不断迁移的一段时间。波士顿的寒冷冬夜，海南岛的潮湿午后，佛蒙特的青翠山丘，斯坦福的金色阳光，都参与了词句的组织和琢磨。
在地理位置和人生经历不断变化的时候，在狐狸故事里游荡、在两种语言中徘徊成了一个稳定的主题，有时候甚至是安稳的栖息所。对于我来说，翻译和《异类》有着特殊的人生意义。
本译作得以开始和完成，要感谢邵毅平老师的介绍和建议，初次翻译学术著作，邵老师的宝贵建议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感谢李碧妍编辑、伍珺涵编辑的反馈和帮助。感谢我父母的大力支持。感谢朋友们对我的热心帮助，Andrew Hardy、王奕琦，谢谢你们不厌其烦地和我商讨琢磨字句。还有很多真心的加油和建议，我就不一一列出了。有你们的耐心陪伴，我才能顺利走完这一段旅程。
我相信本书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还请读者学人不吝赐教。
籍萌萌
2019年9月
作者简介韩瑞亚（Rania Huntington），美国哈佛大学文学博士，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教授。著有《异类：狐狸与中华帝国晚期的叙事》《“异类想象”的文化：中国狐仙与西方元素精灵之比较》《亡灵忆往：唐宋传奇的一种历史观照方式》等。
籍萌萌，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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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见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47，第3652页。标题为《说狐》，列《玄中记》为出处。《玄中记》已散佚；辑本见鲁迅《古小说钩沉》第239页。作者是郭璞的说法有争议。这一观点最早见于宋代《太平御览》，其中指出作者为不具名的郭姓人士。康若柏（Robert Campany,Strange Writing，第93页）质疑这一观点，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第270—271页）有过具体论述。2、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10，第503—504页，故事229。《阅微草堂笔记》包括五书：《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和《滦阳续录》。故事的编号排序方式是每一书都重新排序，此处是根据1994年中国华侨出版社版本。3、【译者按】原文是late imperial China，直译为中华帝国晚期，实际上，在西方汉学界，这一术语一般是指明清两朝。本书标题采取了直译的方式，结合本书内容范围和术语应用的语境，在正文及注释中则一律译为“明清”。4、陈德鸿在他的书名The Discourse on Foxes and Ghosts:Ji Yun and Eighteen-Century Chinese Storytelling（《关于狐狸与鬼魂的话语：纪昀与18世纪的中国故事讲述》）中暗示了这一短语。在中文语境下使用“超自然”这一术语颇成问题，因为狐狸与鬼魂并没有被区别于自然世界之外。译者按：关于“supernatural”一词，直译为 “超自然”，在本书正文的语境中，指涉“神异”这一意义的情况更多，故按“神异”译。本注中的“supernatural”与“natural”相对，故直译为“超自然”。5、此文业已出版：Xiaofei Kang，The Cult of Fox：Power，Gender，and Popular Religion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２００６。6、其他研究包括Fatima Wu，“Foxes in Chinese Supernatural Tales”；辜美高《谈狐》；西冈晴彦《在任氏与婴宁之间———“狐妖形象的变化”》（《任氏と婴宁の间———“狐妖イメージの变容”》，《东洋文化》58，1978—03，第101—126页）。目前中国的文言小说主题选集——通常带有白话翻译——的出版风潮，在我搜索文献的过程中很有帮助。这类作品的流行颇为有趣：它与明代主题式选集的编写标准形成了类比，并且证明，在流行文化中充满快速变化的一段时期里，狐狸故事再一次变得有市场了。尽管这些出版物中有一部分是由学者编辑的，但它们并不是学术作品。我曾利用它们帮我向原始文本过渡，不过我也只在这种情况下依赖过它们。我参考过的作品有：麻国钧主编《历代狐仙传奇全书》，苗壮等校点《情狐传》，陆林主编《清代笔记小说类编·精怪卷》，李剑国主编《狐狸精的故事》。7、Hershatter，“Modernnizing Sex，Sexing Modern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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