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宝：聊备《右台》一故事 敢附《左传》三不朽——俞樾《右台仙馆笔记》研究三题
晚清时期“最有声望”[1]、具有近代意识[2]的学术大师俞樾（1821-1907），今有著作总集《春在堂全书》《俞樾全集》传世，其中有《右台仙馆笔记》（以下简称《右台》）1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标为667则笔记[3]。
各种小说史、笔记小说史乃至史料丛刊中对《右台》多有涉及，但具体探讨的维度多局限于小说视角。俞樾是严谨的学者，又是一位富有现实感、历史感和文化意识的作家，重读《右台》文本，其书的内容性质、题材特点与写作主旨等似可作不同的阐释。
《右台》“杂记平时所见所闻”（俞樾自序），所记以男女婚俗及鬼怪事为多，而言事与人、记史、考据三者兼具，涉及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
吴奈夫等人的《试论俞樾》中指出《右台》“其中许多篇幅都直接地反映了清代普通人民的生活和社会活动，乡土气息十分浓厚，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4]全书30多次写到太平天国起义等时事，记浙东“抢婚”“典妻”、上海“放鹁鸽”、苏州“仙人跳”等事，可藉以了解当时婚姻陋俗，特别是更多地反映了中下层百姓的生存状况，揭示民生疾苦，虽也记奇闻异事，而从中亦可窥见晚清社会的客观历史面貌[5]。
此书内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记婚俗怪相，呈现晚清世风。
书中记载较多的婚恋奇异现象，如第9则记女子私奔，“背母而逃，致母于死”而误服生鸦片致死；第13则记女子私奔以海外归来之商为夫，而俞樾称“勿责其越礼也”；第170则写宁波乡下唐某，因家贫岁荒，将妻子典给邻村王姓一年，王某改一为十，妻不能归，唐某投河而死；第406则记“有情有礼”的狐仙。
有一些世风浇薄下因私情而害命之事，如第353则写男女苟且而推夫入河中事；也有正面之事，如第10则嫁妇奉母，第74则老儒之女为旧房客拐后自救，第122则“穷措大”书生与“甘苦相怜者”苏妓红兰得费媪相助终成眷属，第136则写妓女秦娘与蒋生的爱情故事，第173则记一书生与有情女殉情，第220则女子不从贼人而智救父母，等等。
至于“招租”“荷包出售”，杭州谚语之“铁门槛”事，并“可为冶游者戒也”。
身为清人的俞樾，既受笔记体古朴风习影响，也受志怪、传奇的影响，并且走向了以婚恋习俗为主要主题的极至。《右台》全书绝大部分涉及男女两方，展卷可知。神鬼精怪，千姿百态，俞樾也结合社会现实加以记述评议，对志怪并不排斥。
如第606则记“绍兴城中有天官第”，吏官陈公访龙虎山，献茶时失手摔坏杯的童子，原为在真人府服役的龙王，后感陈公相助之恩而护其宅不受为灾，俞樾有“其情迹颇近荒诞，盖故老相传如此。沈君即绍郡人，言之凿凿，姑为记之。《齐谐》志怪之书，原不必其为信史也”之说，彰扬善报。并且，“言有裁量”方能“毁誉不淆”，弘扬人之气节方可“扶植善类”，且关乎士风世运，与天下安危相表里。
二，记士子沉郁或发达，写百姓疾苦，反映社会百态。
如第44则记绍兴坐馆者曾习申、韩家言，第68则下第孝廉坐馆抵债，第70则滇南边官依靠妻子代妓受杖筹钱归葬，第72则困于童子试的“十名相公”，第78则绍兴某生应试而好色“弛服横陈”受敲诈，第84则为读书人“性好博”转而从善之事，第155则孝廉入赀为郎中，第174则迂谨书生“防其前，未防其后”事，第455则书生有情义而得助等等，反映读书人的读书、应试、求官、为官等生活状况。
第70则显示出下层官吏“从事万里，亦殊可怜”，以致客死他乡，只能依赖少妻受罪筹资归葬，俞樾评论说：“余谓此妇受辱虽甚，然究未失身，不得谓之不贞。不惜父母之遗体，以归其夫之遗骸，不得谓之不义。君子哀其志，悲其遇，未可重訾之也。”
而第157则写通州恶霸毛某，“俗有土四衙之称”，横行乡里，乡民王长民打死了他的狗，毛某威逼乡民为狗买棺盛殓，还要写下“不孝狗男王长林”具名的讣告贴在大街上。这一系列记载，体现出现实生活中士子与下层官吏的艰辛，百姓的穷困，恶霸的为所欲为，反映出晚清社会种种世态人情。晚清衰败气象影响下的人文精神、社会百态，均可从中得到一定的认知。
三，记与鸦片相关事件、社会新事件，部分展示晚清对外交流状况。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人深受鸦片之害。全书涉鸦片之事众多，有超过10条的吞生鸦片致死之事，如第33则扬州某甲女“服阿芙蓉膏死”。第449则记嗜鸦片者何某“忽得奇疾，十指先作痒，爬搔之，痒愈甚，乃以齿咬之，指寸寸断。以次及肩臂，及股，及足，凡口所及之处，无不啮者，血殷床褥。昼夜呼号，阅两月而毙”。
而第52则似为“其时皆言鸦片烟中有死人膏血”的辨讹，实借老儒贾慎庵之梦，揭示鸦片自乾隆年间倾销中国所造成的危害：“尝梦至一处，似大官牙署，……门忽启，有数人扛一巨桶出，一吏执文书随其后而去。众即拥裸妇入，贾亦随入。历数门，至一广庭，见男女数百，或坐，或立，或卧，而皆裸无寸缕。堂上坐一官，其前设大榨床，健夫数辈，执大铁叉，任意将男妇叉置槽内，用大石压榨之，膏血淋漓。下承以盆，盆满即挹注巨桶中。如是十余次，巨桶乃满，数人扛之出……使将此膏血灌入罂粟花根内，自根而上达花苞，则其汁自然浓郁，一经熬炼，光色黝然。子试识之，数十年后，此烟遍天下矣。”
俞樾记吸食鸦片之惨状以警世人，《春在堂随笔》还记有俞氏戒烟方两种，本书第9则后亦记“有一方可救之，宜广为传播。其方用雄黄二钱，鸡蛋青一枚，生桐油一两，河水调匀灌服”。
此外，卷十二之484-496条，全记有关日本之事。第496则说明：“以上日本诸事，皆本其国人吉堂所录。吉堂姓东海氏，名复，在海外曾读余所著书。及至中国，知余有《右台仙馆笔记》之作，录此十数事，托余门下士王梦薇转达于余，因粗加润色而存之。余诗所云‘旧闻都向毫端写，异事兼从海外求’，洵不虚矣。”
这些事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可见《右台》的独特价值。俞樾与日本人多有交往，受邀为日本汉诗选编《东瀛诗选》等，亦可见俞氏在海外的文化影响。[6]
四，考据事件的真实性，记“异”而不求“玄”。
宋莉华在《清代笔记小说与乾嘉学派》[7]中指出乾嘉时期的笔记小说“从内容形式到审美特征上都体现出了鲜明的学者化倾向”。
作为以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学术榜样的俞樾，很自然地将考据、音韵、训诂等乾嘉学人的治学范式融入到小说创作中，因此加强了小说的写实性，形成了小说“学者化”的特点。虽多记鬼灵、“男女饮食之间”等奇闻异事，但是他还是注重遵循客观事实，记“异”而不求“玄”，反映了清末时期的社会现状和各地的民风民俗，揭露了苦难的社会现实。
而且他注重考据事件的真实性，经常旁征博引，用各种史书材料或各地相似事件来佐证，考据之风鲜明。全书涉考据者众，如第386则考“妇女受杖之律”，第389则引《论衡》及泰西人之说再作议论，第533则按《梁书》而及其他，第617则由《列女传》《博物志》开篇，第662则由《礼记》开篇，等等。
谢超凡将俞樾“学者化倾向”的主要表现分为三点，即“一是把学术思想融入小说中，二是把学术范畴的考据方法引入小说，三是从传奇的虚构回归汉代的实录观念，力图使小说具有‘资考证’的功用”[8]。这三点概述非常到位，特别是“回归汉代的实录观念”深得我心，如能由“小说”视角回归“笔记”本位或更有意义。
通过历史事实与文学虚构的切换，俞樾对官场伦理“在场”的批判，对生存智慧进行深切的反思，展示自由自在的“游牧式”思维，并由叙事阐释变为人格探索。
如第120则记博徒与得资助而后成为县令的孝廉之间的交往，借博徒之口说“一入朱门，则束缚欲死，非所以爱我也”，称赞“此博徒见识甚高，使淮阴侯能见及此，则无鸟尽弓藏之叹矣。谁谓市井中无英雄哉”。
又如第408则记南浔道士周静涵斗“咸以为妖鬼所幻化”的“青衣人”失败，“临终谓其徒曰：‘吾为虚名所累，致损元功。尔等宜闭户自修，毋预外事也。’”其明哲保身意味外，也有不可“为虚名所累”的人生感悟。
俞樾在该篇末加考证说，“此亦出徐晦堂先生所记，其事当在乾隆初年。余考之汪谢城广文所撰《南浔志》，周静涵名科耀，一名道昱，嘉兴人，习青符五雷法。初居武康之升元观，后住南浔广惠宫，著有《补闲吟草》四卷。”其事虚实难知，而其人周静涵则实有，《南浔镇志》卷二十三“方外”有其传。俞樾考证，起到出虚入实之效。
除上述几个方面，俞樾还在笔记中提到一些其他观点，如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废医论”。1879年，俞樾开始撰《俞楼杂纂》，凡50卷。其第45卷中专列《废医论》，其文分七个篇章，长达7000余字。其中的《证古篇》中列举周公、孔子重巫不重医的事实，借古讽今，称：“今之世为医者日益多，而医之技则日益苟且，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亦愈者，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岂独不愈而已，轻病以重，重病以死。”
成书在后的《右台》，第112则举假药致人死亡、医者误开药方等事，直称“卜可废，医亦何不可废之有”，并重提“余曾有《废医论》，刻入《俞楼杂纂》”，宣布“虽骇俗听，不顾也”。对自己的“废医论”有所呼应。
俞樾还将碑传类文字或未及写的事迹纳入了笔记。如第265则，写咸宁人樊希棣，“余本拟为作传记存集中，因循未果，姑撮大凡存之笔记”；第266则，写咸宁人余炳文之子余守钟为国殉难，“斯人也，固循吏及忠义传中当两收者也”，因未能及时作传，“余悲其意，牵连书之于此”；第624则，写海宁州知州恽敷，在担任嘉善知县所办的两件案子，“既为作传，又存此于笔记中云”。
笔记作为一种随笔记录、内容庞杂的著述，起源极早，过去或属之史部杂纂类，或属之子部小说类。人们常将“笔记”与“小说”混用，或径称“笔记小说”，20世纪20年代，上海进步书店刊行《笔记小说大观》，汇集自晋至清作品200余部，内容庞杂而影响巨大；20世纪末，苗壮著有《笔记小说史》[9]，作为“中国小说史丛书”的“体裁史”之一面世，从概念到发展历程，做了系统的梳理与较详的考辨。
也有人主张“笔记”“小说”二者不可混用。刘叶秋著《历代笔记概述》[10]，作为“中国史学丛书”之一出版，归纳魏晋以来笔记为小说故事、历史琐闻、考据辩证三大类。
事实上，前人对“笔记”理解并不相同，即以作书名为例，宋人宋祁《笔记》，分释俗、考订、杂说三卷，明显为非小说的笔记；题名宋人苏轼的《仇池笔记》二卷，似为随笔似的小品文集。可见，笔记可形成史料笔记、笔记小说与考据笔记等多种类型，或因类型复杂，也可能出现混合型笔记。
综上所述，从《右台》全书不惟记怪说鬼，且及当时社会现实、世态人情并多学术性内容来谈，从《右台》前4卷与《耳邮》的异同与“雅化”来看[11]，从其学者的身份、曾经的学官、多年风餐露宿艰辛漂泊的人生经历来论，其“消闲娱老”的表征外，有借民俗风物、婚恋奇闻谈因果报应以寓劝惩垂戒之意，借沦落士子、为官士人之众相以显士风世运之心。
《右台》记述所见所闻，不乏典型塑造；反映世间众相，颇多议论品评；时有抉微探幽，出经入史。《右台》内容丰富而庞杂，具有史料笔记、笔记小说与考据笔记等多重属性，其性质定位于混合型笔记或更近实。
从题材来看，《右台》全书所记，叙事者或人物籍贯或事件发生地则大半在江南，而当时的江南正处于一个急剧转型的历史时期。晚清以后中国已处于从运河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转变之中，“北京—江南”的内陆经济体系正在向“港口—内陆”的海洋经济体系转变，港口开始变得重要，上海的地位越发显眼。生当其时的俞樾在《右台》中留下了大量的记载。
清代江南版图，以太湖平原为核心，苏州为中心城市，南京、杭州为两强，苏南的无锡、常州、镇江，浙北的嘉兴、湖州，以及毗邻的长江以北的中心重要城市扬州等，钱塘江以南的重要城市宁波、绍兴等，均在其中。
《右台》全书直接记苏州有66处，或称姑苏，有6处，并多吴中之语，吴中有13处（其他异名或下辖地未统计。下同）；江宁有10余处；杭州有43处；无锡有5处；常州有5处；镇江有8处；嘉兴有7处；湖州有13处；扬州有23处，维扬有6处；宁波有9处；绍兴有28处。上海则有17处，或称沪上，11处。
显然全书所记以苏州为最多[12]，杭州次之，正在快速发展的港口城市上海显然已超过多数城市。张立旦《俞樾与通俗文艺》评述《右台》“内容大都描写妖狐神鬼故事，有相当一部分直接采自江浙民间”。[13]“江浙”之说大体成立。
水是江南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与显著的标识。《右台》中有不少事件均以水为事件发生的背景，或者与水有关。俞樾笔下的“水”显然已在晚清的大背景下浊化了，负面的事件相对居多。
如第164则记扬州高邮女为人骗至舟“扬帆而走”，第165则涉及社会治安混乱、略卖江北妇女至江南事，第175则扬州东乡杀僧投尸于河，第333则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事，第335则溧阳“小吴王”托女于书生事，第338则水边女鬼事，第349则“操舟者”事、408则溺水事，第513则“兵船”事。读者正可由水上、水边祸乱等了解晚清江南社会状况的一个方面。
商业与商人是晚清江南社会不可或缺的话题。全书多有涉及，如第130则：“山东人朱翁，商于姑苏。性好施与，有以缓急告，辄假贷之，不责其偿。及病且死，其子问父：‘外人所假贷者，亦有契券乎？’翁曰：‘此可勿问也。吾枕函中有一小匣，吾死，汝取视之，一生吃著不尽矣。’俄而翁死，子发匣视之，中无他物，惟《朱子家训》一篇。此翁大有晏子凿楹之意，其所见高出士大夫上矣。”
称赞“性好施与”的商人“高出士大夫上矣”，传达出俞樾劝善心意之外，更有俞氏生活在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对绅商群体的崛起的某种价值认同。
社会混乱、民不聊生，下层百姓的命运与俞樾的感慨，书中也有体现。如第193则，记“苏州自粤寇之乱，屋庐多毁……有老儒借虹桥滨一废屋，聚童子数人而授读焉。忽闻有声出自四壁，若母鸡之呼其雏。及夜，又闻若有数十妇人嘤嘤啜泣者”，形容当时社会似一将倾的百年老屋，并借此百年老屋之兴废，展开不同观点的讨论。
作品当有社会代言人的角色，其在意义与价值方面的“立场”，是讨论作家最重要的依据。俞樾借苏州老屋以发感叹，值得关注。晚清之际，士大夫们在精神上日趋蜷缩，这是不可否认的状况，而俞氏虽遭革职，却以“狂奴”自称[14]，他以不成片段的“文明的碎片”来体现深层的社会结构，将隐于历史深处的士风世运，呈现于读者及后代。在历史的潮起潮落中，留下自己的观照与阐释。
由于时代的冲击、生活的动荡，老妻的逝去，触发了俞樾某种边缘的甚至异端的感慨，正是这种感慨让他有了更多的悲悯、怀疑与批判精神，也从“失败”者、“小人物”、怪异鬼神中得到一些创作的激情。
虽有个人生命体验、性情气质及人生经历上的原因，而其时代思想文化的冲击与“边缘”的影响，偏激的“废医论”等，当不可小觑。二千多年来儒学涵育出来的担当世运之气，或如缕未绝。
于正史之外寻找历史发展的不同维度，当代人的日记、笔记等是常见常用的材料。谢超凡认为：“俞樾的小说以表现近事为主，对当时的风俗人情与社会状况多有反映。”[15]
俞樾以个人的社会生活经历为背景，以“近事”“近己”来铺展时局变动、书写家国情怀，将个人与历史紧密勾连，呈现出较强的现实感与历史感。书中记本身经历、自家人所述特别是大儿媳樊氏、友人所述众多，直接反映晚清江南的社会生活。
如第634则，“许仁山阁学之女，嫁海宁孙氏。有女名小翠，生于京师。襁褓中，父母以奔丧归，因小翠稚小，寄养于余次女处，盖余次女即仁山之从弟妇也。后余女挈之南旋，以还其父母。小翠秀外惠中，眉目如画。然自幼多病，年七岁殇焉。其临死时趺坐榻上，闭目合掌，家人不知其已死，候之则气已绝矣。其殆有宿根者与？昙华一见，亦可异也。”
第643则，“光绪五年十月乙丑，余葬内子姚夫人于钱唐右台山之原，余即自营生圹于其左。既葬三日，有蝶见于坟茔，黑质而黄章。越三日，又见，亦如之。时虽十月小春，然已交大雪，晨起严霜满地，不应有此，亦可异也。及归吴下，以语老友吴平斋，平斋决为太常仙蝶，然未敢遽信也。其事见《春在堂诗编》卷第九。今亦类记于此。余作《金华将军》诗，中四句云：‘我泛余不溪中舟，疑有神人来同游。我筑右台山下圹，疑有仙蝶来送葬。’即谓此二事也。”则为自身经历，发生于杭州之事。
《右台》中大量提及门下士或友人所说，达20人以上。这些真名实姓之人，有的还是社会知名人士。
如记弟子徐花农有18处。徐花农即徐琪（1849—1918），工诗文、善书画，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授编修，历任山西乡试副考官、广东学政，官至兵部侍郎。与俞樾交往极多，今存俞樾致徐琪尺牍就多达155通。
又记友人姻亲彭雪琴7处，多为彭氏亲身经历。彭雪琴即彭玉麟（1816—1890），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书，封一等轻车都尉，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与俞氏唱和颇多。今存俞樾致彭玉麟尺牍14通[16]，可以相互参证。《右台》这种著述方式，无疑增强了笔记的真实性与可信性
此外，清末国门一步步被打开，中外交流较多，《右台》中出现不少外来词和音译词，俞氏多次结合古词、古语加以考证[17]。这也与俞樾长期生活在对外交流较多的江南是分不开的。
作笔记明确标示材料来源，或亲身经历，或为耳闻，或为征集所得，且加考证，言之凿凿，以示可信，这种著述方式既是晋宋人作笔记“写实”的传统，也是俞樾的写法之一。
俞樾道光元年（1821）生于浙江德清，光绪三十二年（1907）卒于江苏苏州。在咸丰七年（1857），因河南学政任上所拟试题割裂事被革职为民，且永不叙用，于咸丰八年（1858）家乡遭兵乱时侨居苏州，后避乱上虞，回德清办团练，由宁波、上海而辗转至天津，战乱中仓皇无所定居。同治四年（1865）由李鸿章推荐任苏州紫阳书院讲习，方有所安定。
后主讲于上海求志书院等处，而任杭州诂经精舍院长更是长达30余年，长期生活在苏州、杭州、上海等江南区域，故对晚清时期江南的社会状况，文化变迁，民俗风情，特别是动乱不安，多有记述，可从中讨论俞樾的思想观念、叙事视角等。
《春在堂随笔》等偏于学术札记，而《右台》记述广泛，杂记随性，且多劝惩，又有“三不朽”之期许，可视之为社会变迁过程中俞樾面对各种人物与事件等虚实结合的一种记录与展示。《右台》通过事实与虚构的横侧嫁接，忠于现实之真，揭示社会现实的真相，也传达出忠于理念之美善，展示其叙事技巧，寓劝惩垂戒之意。
俞樾生逢开始退落的旧潮与正在涌起的新潮交汇之际，其著述或可增添衰世的文华，回应衰世的忧患，折射出其所代表群体的人情、心态、价值，或可藉以讨论晚清的变局中知识阶层的一种时局观与文化观。由此以探讨晚清江南的社会状况，则不失为一个较好的切入口。
一般多据俞樾自述“以《阅微》为法”[18]、诗句自注“聊述异闻”[19]来讨论《右台》之主旨。若将《聊斋》称为志怪派，则《阅微》似为杂俎派。《阅微》多谈鬼怪神狐，而《右台》又讲因果报应。其间同异，或宜细论。
《右台》的文本性质，或定义为笔记小说[20]，或认为志怪之余又具重写实的特点[21]，或认为具“明显的‘消闲娱老’意味”[22]，甚至指为“游戏之作”，似触其一面，观其一相。
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是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概念，早已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终极追求。俞樾自称“聊备《右台》一故事，敢附《左传》三不朽”[23]，《右台》开卷第一则为江苏太仓州的“冯孝子”作传，记其“少孤贫，佣耕以养母”，母丧后与父合葬，并乞食守墓，最终死于墓旁。
文末直接议论说“《春秋》二百四十年，人材极盛，而开卷即载颍考叔事，表纯孝也。余研经余暇，偶掇拾见闻，成斯笔记，而首以冯孝子事，亦庶几《左氏》之义夫”，点明了效《左氏春秋》之义。俞氏当有立德“成一家言”的追求，而非仅“消闲娱老”。其自序“笔记者，杂记平时所见所闻……余之志荒矣”谈及其“志”，当见端倪。
以上是俞樾的自我定位，而从《右台》与《耳邮》的异同来考察，则不失为认识《右台》写作主旨的又一个重要维度。一般认为《右台》前四卷大体据作者早年所撰《耳邮》而有所增删。实则二者已有不少差异，这在各自独有篇章、相同篇章的文字差异、评论等均有体现。
《右台》前四卷共189则，删除了《耳邮》218则中的46则，而增加了17则。这些各自的独有篇章自然是二者最明显的不同之处。
《耳邮》的独有篇章可分为四类，即：1、人世间的因果报应之事，包括善报和恶报；2、人与动物之间的报应之事，包括动物报恩和动物复仇，当然，这两类还有个交集的故事类型，即在因果报应的故事当中，动物成为揭示恶报的重要助手；3、奸邪、淫风之事；4、弘扬善行孝道，起规劝作用之事。
总体来说，这些独有篇章以因果报应之事居多，且多奇闻异事，奇幻色彩浓厚，也有少量篇章揭露了现实生活中官场的黑暗和腐败，以及僧道的狡诈，多因果而少议论，意在劝惩[24]。
《右台》的独有篇章也可分为四类，即：1、因果报应之事，多为恶报，如：卷一第8则、卷四第3则和第7则；2、赞扬妇女智慧和守贞之事，如：卷三第50则、卷四第1则和第2则；3、作者阐发议论，如：卷二第35则、卷四第4则、第5则的“鬼神论”和“清浊气说”以及卷二第36则的“养生论”；4、奇闻异事，如：卷一第22则、30则和卷三第51则。总体来说，这些篇章多贴近现实生活，少了怪奇之事，有一定的存史意识，且篇幅加长，增加了作者的议论，有“雅化”倾向。
由此可见，俞樾通过删除《耳邮》46则笔记，而在首尾增加17则，并在其他各篇做文字上的少量修改，使之成为《右台》的前四卷，那么在这一增一删之中作者创作的侧重点“雅化”就会直截了当地显现出来。
相比较《耳邮》和《右台》的独有篇章，《右台》的篇幅增长，更贴近于“笔记”而非“小说”；《右台》的现实感也更强，多是身边或听说的人事，虽说也有奇人异事，但是奇幻色彩变淡；而且作者在《右台》中的议论增多且长，《耳邮》的独有篇章中俞樾虽然也对律法和受刑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是先讲故事再进行简单议论，而在新增的《右台》篇章中有多篇全篇都是直接议论鬼神、养生和清浊气，表达了自己的鬼神观。
此外，俞樾删除了那些奸邪、淫风之事，使《右台》不陷于低俗之流；他还赞扬贞节烈妇，同时也折射出他对妇女的重视和别样的妇女观。所以，俞樾的增删之举，淡化“戏编”，使这些独有篇章成为读者了解《耳邮》和《右台》不同的重要突破口，也成为大家了解不同状态下俞樾的创作主旨变化的重要凭证[25]。
最后，则从作品的议论来考察，全书中俞樾有大量直接出场议论，在基于见闻、重视信实的前提下，表达自己的主观认知，如第37则记杭州顾茂才死而复苏，论议道：“如余者生为闲散之人，死亦宜为闲散之鬼。清风明月，任我遨游，不亦仙乎？”
第93则记“难民中一老翁援笔续之曰‘无灵文字送穷难”以对上句“有限年华催老易”而有“江湖漂泊中乃有诗人哉”之叹，第119则借博徒之口说“一入朱门，则束缚欲死”而直言“谁谓市井中无英雄哉”，第311则有“冥间营营，亦与人世无异”之说，第508则称“市虎成于三人，天下事大率如此”，第628则称“史家载此等事者，欲使人知白屋之中大有青云之士，勿以高门鼎族而蔑视寒微耳。余记殳夫人之言，亦此意也”，第636则记事后引出“欧阳公云‘祸患常起于细微’，信矣”之论。
并且，《右台》的善恶果报倾向非常明显，劝惩意味鲜明。全书“戒曰”众多，并有“可为冶游者戒”，“可为小不忍者戒”，“可为色荒者戒”，“转告世人以为鉴戒耳”，“卒以陨命，可不戒欤”，“何媪每举此事以戒其侪辈曰：‘分外之财，得之无益，勿妄求也。’”“戒勿萌他念”，“可为倍死忘生者戒矣”，“可为倍死忘生者戒矣”，“《论语》所戒，首在非礼勿视”，“可为刻于御下者戒”，“可为无故杀龟打蛇者戒矣”等明显劝戒之语。
《右台》将记事或叙事置于晚清江南现实与历史脉络之中，其写作主旨，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中评价《阅微草堂笔记》“虽晚年遣兴之作，而意主劝惩，心存教世，不独可广耳目而已也”之语，指其抒写情怀、寄寓劝惩之主旨，或可引为同调。
俞樾自述诗句“聊备《右台》一故事，敢附《左传》三不朽”、与次女绣孙信中所言常诵白居易诗句“生前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26]当是《右台》主旨最好的注脚，由此来重新阐释，则《右台》颇具随笔中喜考据的学者化特征，显示出“消闲娱老”表征外的“成一家言”之志。
综上所述，从《右台》丰富而庞杂的内容和言事与人、记史、考据三者兼具以及笔者小说的定义来说，笔者认为将之当作“笔记小说”似窄，或可称之为“混合型笔记”；从全书叙事者或人物籍贯或事件发生地等以江浙沪为主，记叙晚清风俗人情与社会状况，且有“近世”“近己”的特点来看，题材上偏重俞樾自己长期生活的江南社会；从《右台》写作中的“雅化”倾向、文中显现的寄寓劝惩、抒写情怀及其个人表述“敢附《左传》三不朽”立言以传世的人生追求来评价，则写作主旨“消闲娱老”表征外的“成一家言”之志更应受到重视。
注释：
【相关阅读】
本文原刊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21年第6期，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Send to Auth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