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舜华：祭石昌渝先生
今年北京的冬天特别地冷，2022年的最后一天，石昌渝先生也离开了。从在京读书起就开始读石先生的著作，细算来却几乎没有单独聊过，大抵只是答辨与会议上见过，寥寥数次，但第一次见面印象却深。
那一年，张俊师请石先生来，我在校门口迎着，至今记得，那一剪匆匆踏进校门的身影，天有些阴，整个画面有些廖阔。
九十年代中期的北京，仍能感受到各种文化思潮、学术思潮的喧哗，初上研的自己惟恐落后，总是如饥似渴地阅读。那时候张俊师经常在课堂上或闲聊时谈到最新的某本书，然后，我们都会立即找来读，其中就包括石先生的《中国小说源流论》（1994）。
在当时重写文学史的风气下，这部著作在小说史领域颇有拓开风气的意义，是当时小说研究文体学与叙述学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
重写小说史，石先生首先做了两个工作，一是“新”（此“新”取动词意）文献，从目录入手，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1993-2004）；二是“新”理论，自界定“小说”文体开始。
重撰小说史，先要弄明白什么是“小说”，如何理清传统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与后来深受西方影响下的“小说”在概念上的异同。所以，石先生特地撰写了《“小说”界说》（1994），实际《中国小说源流论》的第一章便是界说“小说与小说文体诸要素”，特辨小说家与传统目录学家在“小说”概念上的分歧，文言与白话的双水分流，由此切入小说文体的诸要素，譬如篇幅、结构与叙事等。
大抵意犹未尽，后来又有《唐前小说非小说论》（2005）一文。一部源流论，其实是以中国小说目录为基础，自文体切入，从小说的孕育与古小说的形成，到传奇、话本、章回小说，由源而流，实际以文体的兴衰异变来划分时期，并进一步细分门类，由此考辨中国传统小说诸体的生成与演进史。
那时候，张俊师给我们上明清小说课，同样是以目录为纲，以文体为别，并细分门类；我至今仍保存着当年手录的课堂笔记，都是纪要，却恰恰是一份明清小说目录，或者说，一份纲要体的小说史，是后来张俊师《清代小说史》（1997）的雏形。
当时张俊师曾感慨明清小说史书写过多地集中于《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等名著，所以重写清代小说史，便从整理与考辨目录入径。
大抵因为相同的研究旨趣，课中张俊师不时提及石先生的《中国小说源流论》，而课前课后，和师兄们在一起，聊新书新研究也经常会聊到这部书。
后来我们写毕业论文时，纷纷以演义体、以章回体等为切入点，譬如纪德君关注的是历史演义、罗书华和我关注的是章回小说、胡胜关注的是神魔、苗怀明关注的是公案，自然是张俊师的引导，也是当时风气所及，其间，一些具体的思考与方法或多或少都受到石先生这部书的影响，譬如，新理论新思考必从辨体入手。
另一层机缘，来自2008年修订博士论文《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我是一直内心认同章回小说真正的兴起，不得不自明中叶说起，因此，才以嘉靖元年至万历二十年为研究时段，由此上溯下衍，来重新思考章回小说何以兴起，又如何演进。这样，于这一时段究竟有哪些章回小说，是重刊，还是初刊，是编撰中，还是修订中……都不得不详加追溯；其间，《三国》《水浒》的界定尤为复杂。
当时为重写绪论部分，几乎海搜了2000年博士毕业以来的新论文，自然便特别关注石先生的《水浒传》成书于嘉靖说。石先生继1999年发表《从朴刀杆棒到子母炮——<水浒传>成书研究之一》以来，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考辨文章：《<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2001），《林冲与高俅——<水浒传>成书研究》（2002）、《<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续考——答张培锋先生》（2005）、《<水浒传>成书问题再答客难》（2007），等等，力主《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年间，而非一般所说元末明初，从而引起学界较为广泛的关注，商榷文章也随之而起。
这里，并不是说我认同石先生的主张，当时重写《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绪论，也只是客观考辨各家主张的异同，并由此拓宽思考。就成书问题本身而言，是否可以确证《水浒传》成书于明代中叶，又如何来定义“成书”与“定稿”，始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然而，我对石先生的研究却有一种戚戚然的感觉，无他，如此奋力一博，不过是想验证一种直觉，在今天所看到的《三国》与《水浒》版本中，明前中期的思想脉动是如此强烈。而石先生对明代士兵、兵器等的考订，也让我对明代军制与军户产生了兴趣，后来随着对明史了解的深入，我对《水浒传》的人物关系与情节设置之后所隐含的文武矛盾也便有了新的认识。可以说，明代文武矛盾成为我思考有明一代思想与文学的聚焦点之一，直接源于对《水浒传》的阅读。
若干年后，我重新思考明代中叶的文学大变，文学复古思潮的兴起，曲学与诗（词）学之间的消长，最终聚焦于陈铎，一连写了《陈铎的生平与家世考》（2013）、《从诗学到曲学：陈铎与明中期文学复古思潮的滥觞》（2013）两篇文章，感受最深的正是明代文武矛盾，由此来观照金陵陈氏的数代兴衰，并进一步发明陈铎的文学转向与开风气之先，后一篇恰好也是发表于《文学遗产》。这也是一种特殊的缘份罢。
2020年，石昌渝先生推出《中国小说发展史》（山西教育出版社），这无疑是其小说史研究的力作，学界已有风评。不过，于我而言，当初阅读 《中国小说源流论》的记忆仍然那样地鲜活，我相信，那不仅属于一个人，也属于一个时代，是一代学术史的记忆。
八十年代新理论新方法的狂飙，重写文学史的呼吁，最终有了90年代初一系列史著的纷纷版刻；其中，不少史著迄今仍然是各个领域初学者的必读书目。我有幸在1994年北上读研，一个世界也由此而打开。
后来，我从研究章回小说转向戏曲、转向曲学、乐学与诗（曲）学，其实，始终关注的焦点都是文体的发生，及其后制度史与思想史的变迁。
遗憾的是，2000年博士毕业后我离开北京去了复旦，研究方向也转向了戏曲，又很少参加小说的会；所以，就很少再见到石先生，只是会上遇到石先生的女公子石雷，能听到些先生的事迹。
每一次，只是静静地听，不多问，却不自禁地要想起当年在北师大校门口遇到石先生的情景。我想，之所以初见时的画面如此印象深刻，正是缘于经常听张俊师说起石先生，更缘于对先生的著述印象太深——向往已久，忽然书作者走在眼前，便有些失措，不知如何应对，我其实是记住了石先生和我说话时的那一低头，和自己一霎那的局促不安，后来只是默默地跟着，心里却懊丧张不开口请教。所以，到今天，每一次讲座、开会、答辨，作相关安排时，都免不了絮絮地嘱咐学生们珍惜机会。
新年之际，提笔追思，思忆石昌渝先生的音貌，思忆他的文章，也思忆那一个学术风气锐新的时代，思忆初入学坛的我们，在前辈学者指引下那一段奋发踔厉的时光。
昌渝先生千古！
后学 李舜华（复庵）敬悼
2023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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