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的最后30年：为没能将宋庆龄从大陆带走而抱憾

2017-09-16 古今野史趣闻

来源：《博客天下》第2013年第33期总145期

作者：栾慧卜昌炯

蒋介石逝世时，宋美龄在他的棺材里放入了4本书，分别是《三民主义》、《圣经》、一本唐诗和《荒漠甘泉》。《荒漠甘泉》是基督教的一部经典著作，最早的中文译本是宋美龄翻译给蒋介石研读用的。每本书都意味着一段过去。

在丈夫去世28年后，宋美龄也离开人世。与毁誉满天下的丈夫相比，人们更多地记住了她在作为“第一夫人”时的优雅与风采。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对她的认知和评价不断翻新，它们在将宋美龄重新打捞起来的同时，也再一次把她推向了历史深处。

纽约市以北约40公里处，是美国东部最著名的墓园—芬克里夫陵园所在地。与美国其他墓地一样，这里也分为室内和室外两种墓葬形式。芬克里夫陵园是三个室内陵园的主体建筑之一，远远能看到其明亮的玻璃穹顶和落地大窗，里面有古老的楼梯、铜器和四季常青的植物。

宋美龄在这里已经长眠了10年。10月24日为蒋宋美龄逝世10周年纪念日，一场名为“永远的蒋夫人”的展览在台北中正纪念堂美龄艺廊展出。与此同时，台湾中华邮政发行了印有宋美龄肖像的邮票，以为纪念。这是两条不太引人注意的新闻，若不是刻意去搜索，很难发现。

“她在台湾媒体上已经慢慢淡出了。除了老一辈的，尤其是当年跟着蒋介石一起过来的外省人，对宋美龄还保持着敬意、或许还有情感外，她在台湾社会大众的记忆中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印象。”台北大学教授郑又平告诉《博客天下》。

10年时间，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更加陌生，但也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更加清晰。这在宋美龄身上同时体现。一方面，她被逐渐淡忘，不知道她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祛除历史的迷雾后，她的个人价值不断凸显。

美国传记作家李台珊（Laura Tyson Li）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谈到了她对蒋介石的正面影响。“蒋介石的性格是不爱沟通。早年间，他虽然曾去苏联考察学习过一次，但他仍不太了解其他国家的想法，其他国家的历史、生活习惯。宋美龄带给了他开放的想法，令他的思维更加开阔。”李台珊说。

实际上，她在“改造”蒋介石的同时，也改写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这包括她在外交上的成就，也包括她在政治上的涉入。尽管曾被罗斯福夫人揶揄“蒋夫人能对民主侃侃而谈，却不知如何在生活中体现民主”，但在宋美龄身边的一位随从人员眼里，给蒋氏父子上“民主课”的，“正是宋美龄”。

然而，她的个人魅力并不能阻挡一个男人与一个党派的溃败。和她曾经的对手相比，长寿或许是她最大的安慰。不过，漫长的生命并未延长她的政治生涯。

永远的“第一夫人”

若不嫁心爱之人，就嫁名和利。

在几乎所有的宋美龄传记里，宋美龄都是一个颇有政治理想的女性。当她遇到蒋介石后，她的抱负一部分通过“第一夫人”得到实现，另一部分成为了“改造”蒋介石的动力。

著有《美丽与哀愁—一个真实的宋美龄》的台湾历史学者王丰在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把蒋介石之死视为宋美龄晚年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此前，她是尚能呼风唤雨的“第一夫人”；此后，她成了一个失去权力的老太太。

1975年4月5日，88岁的蒋介石拖着病体走向了生命终点。自1927年蒋、宋结缘，两人已互相陪伴了近半个世纪。自小接受西方教育并信奉基督教的宋美龄，让蒋介石变得柔软，也更具国际视野。某种程度上，她对蒋介石的影响，远远大过了蒋介石对她的影响。

在遇到宋美龄之前，蒋介石是一个暴躁的军人。他好色、酗酒，脾气极坏，已经娶了3个女人，对她们却似乎都不满意。遇到宋美龄后，从个人修养到生活方式，蒋介石都在转变。

“原来蒋介石吃喝嫖赌的坏事没少干，但他和宋美龄结婚之后，整个人就往圣人的气息上走了。宋美龄信仰基督教对蒋介石的影响非常大，从蒋介石的资料里看，他在不断反省，每天都要反省，一天3次反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在谈到宋美龄的历史意义时说。

尚未结识蒋介石时，宋美龄也曾有自己所追求的爱情，不过遭到家人反对。感情受挫的她在给自己的大学同学埃玛·米尔斯的信中写道：“若不嫁心爱之人，就嫁名和利。”

这是否成为了她选择蒋介石的理由，很难下结论。曾担任宋美龄机要秘书的张紫葛在《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一书里，把她描述成了一个极富政治头脑的女性，他说这场婚姻先是宋美龄自己应允了，然后又说服母亲：“我有政治抱负，也有政治才能，唯有与蒋合作，才能展才华，抒抱负，救中华于水火。”

接下的故事就广为人知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第一夫人”由此登场，而与她相关的重要历史时刻也相继展开。

1934年，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宋美龄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展开了“新生活运动” 30 38878 30 11762 0 0 4709 0 0:00:08 0:00:02 0:00:06 4708，旨在“改造中国国民之习性”。有一种观点认为，“新生活运动”的动机主要源于美国罗斯福当时推行的“新政”，宋美龄从传教士口中得知这一消息后，建议蒋介石予以效仿，目的是让他在国际上赢得好印象。

蒋介石自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但实际推动者和倡导人是妇女委员会指导长宋美龄。她认为妇女是家庭的中心，呼吁她们读书识字、管教子女、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抗战爆发后，“新生活运动”演变为战地服务、伤兵慰问、难民救济、保育童婴、征募物品和捐款等与战时支援有关的活动。

王丰认为宋美龄一生中最大的价值就是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这也是她个人生涯中的巅峰时刻。他对一张宋美龄在抗战前线救援伤兵的照片印象深刻，并对她在当时国际外交上的表现不吝溢美之辞。

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刻，宋美龄组建了处于摇篮时期的国民党空军，并聘请美国空军上校陈纳德为“飞虎队”队长，重金招募美国空军退休人员。

美国女作家尤恩森认为蒋介石愿意由宋美龄出面主持国民党空军，是因为他“无法决定他那批贪污成性的幕僚中，究竟谁能负起这一重任。他知道自己的妻子可以信赖。因此，只受过音乐、文学和社会美德教育的宋美龄，便把许多时间花在有关航空理论、飞机设计和比较各种飞机零件优劣的技术刊物上”。

花费了宋美龄巨大心血的空军是宋美龄一生的骄傲。她常在新闻稿中提到“我的空军”，并在出席一些重要场合或发表公开演讲时，佩戴上空军飞行徽章—包括1943年2月她在美国国会上的演讲。

这是一场让她获得了广泛国际声誉的亮相。为获得美国对中国的抗战援助，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登上了美国参众议院的讲台。她以流利的美国南方口音、感人的语言，向美国人介绍了中国军民奋力抗战的艰苦历程。她的演讲通过收音机在全美转播，引起了美国民众的强烈反响。

美国总统罗斯福1943年12月18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说：“由此演说，可知蒋夫人不但因为是蒋委员长的夫人，而是由于她本人有其伟大性格和卓越劳绩，作为其人民的代表，受到举世的尊敬和重视。”

这一年12月，在宋美龄的斡旋下，蒋介石获邀参加中美英三大国开罗会议。她作为蒋介石的助手和翻译列席，结果被戏称为开罗会议的“第四巨头”。

“与之前相比，蒋介石夫妇使得中国更为西方社会尊重，而宋美龄的贡献不是微不足道的。”李台珊说。

她耀眼的“第一夫人”光芒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渐趋黯淡。虽然她仍没有放弃对美国的期待，推荐亲美的吴国桢、孙立人等开明人士掌管国民党军政，并开创了联络美国官员私人感情的“度假外交”，但无法挽回国民党的衰败。

蒋介石死后，蒋经国接管了台湾。1975年9月，已名不副实的“第一夫人”宋美龄带着20余名随从移居美国。为了应对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猜疑，行前她发表了3000字的《书勉全体国人》，称：“余本身在长期强撑坚忍、勉抑悲痛之余，及今顿感身心俱乏，警觉却已患疾，急需医理。”

天各一方的姐妹

这对20世纪中国最耀眼的姐妹组合因为政治信仰不同，在1949年后再也没有见面。

“第一夫人”赋予宋美龄的政治力量是把双刃剑，它在带来至高无上的权力荣耀时，也对她与宋庆龄的亲情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在宋美龄晚年岁月里，二姐宋庆龄是她在中国内地唯一的亲属。尽管宋庆龄一直不赞同她与蒋介石的婚姻，而且持有不同政见，但两人始终保持着亲密的感情。战乱时期，宋美龄曾致电宋子文，让他关照戴笠，不要在宋庆龄面前“胡来”。后来，随着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姐妹两人开始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过面。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于北京逝世，中国政府向包括宋美龄在内的台湾和海外宋氏家族亲属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前来参加葬礼。出于蒋经国当政时提出的“三不政策”（与大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台湾电报局拒收这份电报，宋美龄也没有做任何表示。

此前，宋庆龄生病期间，曾让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代笔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希望她能回大陆姐妹相见，以及把在她处保存的孙中山遗物交还。宋美龄只是托人答复说：“信收到了”。宋庆龄病重之际，中国政府也曾知会宋美龄，仅收到一份简洁的回电：“把姐姐送到纽约治病。”

这种淡漠的回应与宋庆龄对蒋介石一贯不合作的态度相叠加，让人们对宋庆龄、宋美龄姐妹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很多猜疑。王丰认为，这只是表象而已，并不能以此断定二人之间存在隔阂，“私下接触，私下联络，容或有之，但是，要叫她们公开交往，这是存在着事实上的一些政治障碍的”。

其实，宋美龄的态度在宋庆龄去世后第二天她给蒋经国的致函中表露无遗：“月前廖承志倩托陈香梅函报孙夫人病危，廖得彼方最高层同意请余赴北平，陈并告令侃希得以一复音，余听后置之不理。……骨肉虽亲，大道为重，我等做人做事须对得起上帝、国家、民族及总理主义、父亲在天灵，其他均无论矣。”

著有《宋氏家族》一书的美国传记作家埃米莉·哈恩（中文名叫项美丽）在回忆录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她说在和宋美龄的谈话中了解到，宋美龄决不是不想和自己的胞姐见最后一面，而是觉得去了北京，就等于背叛了在九泉之下的亡夫。

但这并不意味着宋美龄心底毫无波澜。她10岁起就和二姐宋庆龄一起去美国求学、同吃同住，后来在父母反对宋庆龄和孙中山结合时，曾坚决站在姐姐一边。如今，要好的姐姐去世，她怎么可能无动于衷。据香港媒体披露，宋美龄得知宋庆龄病危及逝世的消息时，曾多次流泪，并为她向上帝祷告。

6月7日，她又致函蒋经国，为没能将宋庆龄从大陆带走而抱憾。信中说：“深信若大陆撤退时，余在中国而不在美国图挽回马歇尔肆意报复并一意孤行之短见，或大姨母不在美国而在上海，必可拖其（指宋庆龄）离开。”

另外，宋美龄还留下了一段出处不明的话：“我本不该惊悚若此等情形的。二姐久病，已非秘事。我之所以惊悚，与其说是因了她永去，不如说是因了这永去留给我的孤独。好在孤独有期，重逢是可待的。……此刻，遥望故国，我竟已无泪，所余唯一颗爱心而已。这爱心，也只有在梦中奉上。”

平淡的表述中，蕴含着姐妹深情，也传达出她对故土的复杂心绪。自1948年底从上海飞往美国求援后，宋美龄再也没有踏上中国大陆。在异乡生活的55年间，宋美龄鲜有表达过她的思乡之情和家国情怀，每逢在讲话或撰文中提及大陆时，最常用的字眼是“反攻大陆”。这是她夫君的遗愿，后来成了她的遗憾。

宋美龄小时候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医生，这也是她父亲对家中所有孩子的期待。但在10岁那年去美国求学的路上，一位年轻的英国女士改变了她的想法，她说：“那样的话你就必须要拿着手术刀在别人腿上切来切去。”宋美龄考虑了一下，回答说：“我不要学医了，学医太脏了！”

留美10年，让宋美龄从衣着、礼仪到观念等都完全西化。大学里她主修文学和哲学，并和同学一起办过报纸并担任文字编辑。李台珊在《宋美龄：一个世纪女人的梦想、辉煌和悲剧》一书里透露，刚进入大学的宋美龄身上几乎看不到任何民族自豪感，她曾告诉朋友们，“她希望自己的同胞能将她认为美国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带到中国”。

当看到西方人对中国流露出不屑的神情后，宋美龄表现得非常伤感，并表达出“强烈的重返祖国的愿望”。李台珊认为，这成了宋美龄日后在政治舞台上绽放的推动力。

1917年4月，美国对德宣战，正式加入一战行列。6月，20岁的宋美龄从韦尔斯利大学毕业，是该校33位获得最优秀学业奖—杜兰特学者奖的学生之一。之后，宋美龄回到故乡上海，进入了一个充斥着战争的世界。

爱好文学的宋美龄曾向冰心透露，她曾“真的想过以写作为生”，但碍于战乱无法实现。冰心是宋美龄韦尔斯利大学的校友，要晚几届。抗战期间，她曾受宋美龄之邀担任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部部长，为此，与宋美龄有过几次近距离接触，并写有《我所见到的蒋夫人》一文。

文中，冰心提及曾和宋美龄谈论文学，“无论是中国的书还是外国的书，夫人看过的书不计其数，其见解也非常缜密、广阔”。此外，宋美龄还给冰心看了几篇她刚刚用英文写完的抗战文章，说是将要向美国和英国的新闻杂志投稿。

在冰心引用的宋美龄的几段文字中有这样一节：“除夕的晚上，我和我丈夫去周围的山（口）散了步。我们看到了一棵开满花的白梅树。这是吉祥的预兆。在中国文学中，梅花的五个花瓣有福、禄、寿、喜以及（我们最期盼的）平安的意思。主席小心翼翼地摘了二三棵树枝拿回家。这天夜里红烛点燃时，他把梅花作为新年礼物插入小竹笼送给了我……稀疏的树枝的影子映照在白色的墙壁上显出它那清秀有力的笔势，似乎也要感受明朝八大山人的画趣。这样，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乐意在前线和我丈夫同甘共苦了吧！我丈夫不但具有军人的胆识，还有文人的温柔……”

这不像是在秀爱情，在那个年代，很少有人能看到她写下的文字。更多的，这是一个文学女性一次细腻的情感表达。只是，她的这份才情后来被中国的现实以及她丈夫的野心所改写。终于有一天，她藏起了诗情画意，开始把“反攻大陆”挂在嘴边。

“我将再起”

宋美龄企图在国民党领导人人选上发挥作用，但最终失败。

1986年10月25日，蒋介石百年诞辰前夕，宋美龄结束11年的隐居生涯，回到台湾。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她企图利用尚有的影响力左右丈夫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却遭到了人生最大的挫败。

当时为迎接她的归来，台湾士林区蒋介石宫邸和武陵农场蒋介石行馆重新进行了整修。有传言说，宋美龄的返台是受到了蒋经国的邀请。多种迹象显示，这次她不会像1976年4月蒋介石逝世周年那样来去匆匆。

此时的台湾正处于变革期。疾病中的蒋经国有心将台湾带上民主政治之路，正在冲破重重阻挠和时间赛跑。这年3月，他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9月，对外表示将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9月28日，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反对党—民主进步党成立。

于是，关于宋美龄的返台，不管高层还是民间，流传着各种解读。有人怀疑和蒋经国健康状况不佳及谁将接班台湾有关，也有人分析蒋经国解除戒严，引起了国民党元老派的不满，她回台主要是协调各方关系的。

不管如何，时年89岁、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轮椅上的宋美龄，在台湾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虽然多年在外，但她仍保留着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天主教辅仁大学信托基金会”主席和多个妇女及慈善团体的头衔。

10月30日，蒋介石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宋美龄在蒋经国的搀扶下，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并致辞，希望“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能享受更多的自由幸福”。当天她还发表了纪念文章《我将再起》，弘扬基督教的博爱、宽容、忍耐精神和表达她对蒋介石的哀思。

“我将再起”本是基督教术语，意思是说基督将再次复活—抗战之初，她也曾发表过同名作品，旨在激励士气、振奋人心。但此刻，这4个字给了人们不少想象空间。

宋美龄的返台同样也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关注。11月30日，《纽约时报》在头版登出了宋美龄的照片，并在内文表示，宋美龄在台湾仍是“一股力量”，其影响力仅次于蒋介石。

宋美龄回台后确实也没有闲着，曾多次约见台湾党政军高级人物，听取他们对政局变化和革新的意见。当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平均年龄已超过70岁，决策层被视为元老政治，而这些元老中又有许多人是蒋介石“总统府”或士林官邸的秘书长、主任秘书出身，曾和蒋介石、宋美龄朝夕相处，被称为“官邸派”。

这引起了一些期待台湾走向开放政治体制的媒体不满。《雷声》周刊发表评论说，宋美龄这种“不知自我节制的行为，实在有失进退之道，而且假如夫人的动机是出之企图展示政治实力，则又令人对政局发展感到忧心”。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宋美龄也发挥出了积极性的一面。美国《纽约时报》1986年12月底刊载的一篇文章说，宋美龄对于开放党禁、解除戒严等不反对，相反，她表示支持“政治民主化路线”。而她的意见对平息国民党元老派和革新派之间的矛盾，无疑发挥了一定作用。

王丰在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认为，这并不说明宋美龄推崇民主、自由，她更多的是在支持蒋经国。自蒋介石死后，她的第一夫人身份已荣光不再，权力欲也寡淡了很多。对于台湾政体来讲，她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影响力有限。

这在蒋经国死后，宋美龄欲阻止已经接任“总统”的李登辉兼任国民党主席最终失败上亦能看到。

1988年1月，被病魔缠挠多年的蒋经国病逝，遗体暂厝离慈湖不远的“头寮宾馆”（现称大溪陵寝），等待有朝一日可以归葬大陆。蒋经国死后，他所开创的历史性变革仍以巨大的惯性向前推进。此时，国民党内各派虽然在李登辉由“副总统”继任“总统”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但在谁出任国民党主席一职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以宋美龄为精神领袖的元老派想让“行政院长”俞国华出任国民党主席一职，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为代表的开明派则倾向于推举李登辉。这场权力斗争最终以元老派的落败而告终。

1988年7月，国民党十三大上，宋美龄亲临会场，由于健康原因，她请李焕代她宣读了题为《老干新枝》的讲话，声称：“于今党内白发苍苍，步履蹒跚者，不乏当年驰骋疆场之斗士或为劳苦功高之重臣，其对党国之贡献，丝毫不容抹杀，当思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夫国之强，党之壮，赖有一定之原则，连续生存之轨迹，创新而不忘旧，前进而不忘本……”

这个讲话被视为元老派的一次反扑宣言，但效应有限，并未改变台湾政局。王丰把宋美龄的这次主动涉政看成是她对国民党正统的维护，是出于道义，而非她对权力的迷恋；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她，不希望国民党落到主张“台独”的李登辉手里。“国民党的异化，正是从李登辉掌权开始。”王丰说。

宋美龄对“一个中国”的坚持还体现1970年代初她让台湾退出联合国成员国的申请上。当时大陆、台湾都在为加入联合国而努力，很多发展中国家支持大陆，美国支持台湾。僵持不下之际，有人提出大陆、台湾一起加入联合国。李台珊透露，当时蒋介石比较接受这个方案，但宋美龄却不同意。“人有人格，国有国格。”她说。为避免中国走向分裂，台湾最终退出了参选。

阻击李登辉失败后，年逾90高龄的宋美龄开始彻底淡出政坛。1991年9月，在蒋家最后一个政治人物蒋孝武去世后两月，宋美龄再次赴美。

再见，台湾

美国是她的起点，也是她的终点。

尽管进入耄耋之年，行动艰难，但在一些重要的政治场所，宋美龄仍不愿意放弃露面的机会。

宋美龄在美国有两个住所，开始是纽约长岛蝗虫谷的一幢巨型别墅，1995年后搬到了曼哈顿的一处高层公寓楼—这里距她外甥女孔令仪的家较近，便于她过来照看。

这两处住所都是孔家的资产。蝗虫谷别墅由孔祥熙在1943年购入，占地约70亩，拥有28个房间。刚搬到此处时，宋美龄带着20多个随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进行大扫除。曼哈顿的公寓由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购买，位于格雷西广场10号，共有18个房间，此处可以俯瞰纽约东河，是纽约最贵的大楼之一。

一位美国记者对她在曼哈顿的生活做了这样的描述：“她还像在蝗虫谷居住时一样，每天都以读经、祷告、看书、看报为主要生活内容，有时还会见从台湾来的客人，但谈话的时间一般不长……避免与陌生人交流，更讨厌新闻记者。……有时候身边人为了让她快活，便与老夫人打麻将。据说她在牌桌上还能捉得到谁在偷牌。”

有传记作品说，她还养了三只小型犬，一只约克夏，两只比熊。“和女主人一起，它们也逐渐变得衰老而蹒跚。”纽约的一位专栏作家形容。他还提到，邻居们对北京烤鸭发出的刺鼻气味及越来越多的蟑螂产生了抱怨。

虽然年事已高，但她仍很在意自己的形象：会做头发、化妆、戴首饰等。“唯一改变的只有高跟鞋的高度。”李台珊说。只是在服装方面，她因为足不出户，显得跟不上潮流了。

在她人生的最后10年，她的听力、语言、思维等功能严重下降，她经常分辨不清谁是谁，并不断重复自己刚刚说过的话。孔令侃说：“她以自己的方式保持着清醒。”

为了写作宋美龄的传记，李台珊在美国曾通过多种方式试图联系采访宋美龄，均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她一直拒绝访问，她的家人也坚决拒绝。”李台珊告诉《博客天下》，“我查到了她在纽约的地址，给她写信，但是没有人回答。连台湾驻纽约办事处的主任给她写信或者打电话，都没有回应，她一直都不愿意跟外人沟通。”

不过在一些她认为必要的场合，她仍会选择出席。

1995年夏天，98岁的宋美龄以“二战后留下来的唯一一位主要人物”的身份参加了二战胜利50周年纪念会。为特别配合这个场合，会场里布置了许多蒋夫人和丘吉尔、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以及和她同时代的其他领导人合影。

“宋美龄一身红、黑色的丝缎旗袍、玉耳环，外加一条披肩，坐在特制的椅子上，发表两分钟的讲话。她以平静、坚定的声音叙述中国自1937年至1941年被迫‘孤独无助地’对日抗战，但她立刻表示从心底感谢美国人民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给予中国的精神支持和物资援助。”美国传记作家帕库拉在《宋美龄传》里写道，“大家注意到，委员长的遗孀虽在一位年轻家属的搀扶下，却是‘以自己两条腿走进会场’。”

次年，在纽约大都会美术馆举办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珍品出国特展的预展会场上，人们再次看到了宋美龄。坐在轮椅上的她对两件展品注意良久，其中一件是宋太祖的作品。有个摄影记者对她产生了兴趣，老是跟着她，结果惹她不高兴，“一度扬言要打破他的照相机”。

宋美龄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是在2000年1月《世界日报》为她举办的个人画展上。宋美龄从年轻的时候就对绘画产生了兴趣，并受到张大千的指点。去台湾后，又拜黄君璧和郑曼青为师，前者教她山水，后者教她花鸟。她的晚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研读《圣经》和绘画中度过。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埃米莉·桑娜称赞她是很好的画家，但在美国记者隆·克鲁格曼眼里，宋美龄的画“不是艺术品，而是许多坐轮椅、拄拐杖的参与者与历史的一种情感联结”。

2003年10月24日，宋美龄被轻微的肺炎击垮，寿终正寝。孔令仪透露，宋美龄生前曾表示，死后若情况允许，可葬回上海，与母亲倪桂珍待在一起。但最终，她还是在纽约市北芬克里夫墓园买下了一片墓地，她的弟弟宋子文、姐姐宋霭龄以及姐夫孔祥熙等也安葬在此。

去世后，宋美龄留下了12万美元存款。孔令仪说，宋美龄一生不会赚钱，更不管钱，这些钱是她在台湾数十年唯一“存”下来的，此外别无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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