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项英四次历史分歧
来源：《党史文苑》2004年第05期
作者：晓农
项英曾经在党内有着非凡的地位———历任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共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等要职。２０年来，项英为革命殚精竭虑，可谓功不可没。然而，在他４３岁被叛徒杀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他的政治评价持保留态度。党的“七大”期间，在通过《关于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议》时，毛泽东对项英说了一段这样的话：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咸酸甜苦，有说不出的滋味。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由于学识、经历和个人禀赋的不同，毛泽东和项英在思想认识、政治路线和工作方法上存在若干分歧。
第二次反“围剿”前夕，项英“右倾畏敌”，提出红军退到四川去。毛泽东和大批红军战将则力主继续执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事实证明，项英的主张是错误的
１９３１年３月底，蒋介石调集１８个师又３个旅共２０万人马，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二次“围剿”。
从４月上旬起，红一方面军主力４万余人，逐步从苏区的边缘向宁都、瑞金一线集结，准备迎战，是月１７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青塘的河背村召开会议，讨论应敌方针。
此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已经撤销，毛泽东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最高领导，是这年１月上旬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任书记的项英。但在项英的头上又有“中央三人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他们为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王明中央所派，于１０天前才到达中央苏区。
向来在红军指挥权上唱主角的毛泽东，此时得听苏区中央局和中央三人代表团的了。
会议围绕着“打不打”的问题，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中央三人代表团态度明确，主张红军退出中央苏区，让敌人扑空。其理由是敌我兵力过于悬殊，武器装备更是优劣明显，只有把兵力分散，转移目标，方可退敌。
这样，项英的态度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令毛泽东、朱德等人大为震惊的是，项英的主张与中央三人代表团如出一辙，他把全部的想法凝聚在一个退字上，而且一退就是数千里！
“我们的兵力太少，与之硬抗，无异于以卵击石。红军主力要生存，就得从速退走，退到四川去！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斯大林同志说过，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
项英方才合口，朱德、谭震林等俱是激烈反对。
一直没有发言的毛泽东站起身来，神色严峻地讲到：红军不能离开中央苏区，退走只有死路一条！末后，他把目光落在项英身上：“德隆，你来中央苏区也几个月了，第一次反‘围剿’前的情形，你该是了解的吧？”
项英何曾不清楚？毛泽东指的是“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确立，当时的争执也非常激烈，后来按照毛泽东的思路打下去，终于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经毛泽东这么一讲，会议的气氛为之一变，朱德、彭德怀等人更是活跃了。长江局代表周以栗也讲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话要听，但山沟里也有马列主义，战争上的事还得红军自己解决。”
尽管反对退走的意见占了多数，但项英没有表态，争论依旧没有结果。
散会后，毛泽东的心情极为沉重。吃过晚饭，他来到任弼时的住房，诚恳地说：“弼时同志，此事关系重大，我看会议扩大到各军的军长，听听他们的意见再作决定吧。”
任弼时从毛泽东眼里看到了一种沉重的忧虑和真诚，有些感动，也就同意了。
第三天，在红一方面军各军军长、政委、参谋长参加的扩大会议上，主战的气氛十分浓烈，所有的军一级干部都强烈地反对退走，并且磨拳擦掌，大有胜券操稳之势。中央三人代表团目睹这种情状，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青塘之争结束了。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指挥战争，先打王金钰、公秉藩两个师。
毛泽东不愧为谙熟兵法的红军战略家。在他和朱德的指挥下，红军从５月１６日至６月１日，１５天之中，横扫７００里，五战五捷，歼敌３万余人，缴获的武器、物资难计其数，淋漓痛快地打破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
看到只有４万余人的红军，硬是击败了装备精良的２０万敌军，项英感慨万分，想到自己曾主张红军远走四川，后悔之余不禁觉得有些荒唐……事实证明，项英的主张是错误的。
1931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依次为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对于中央苏区的土地分配，项英主张以劳动力为标准，以人口为辅助标准，与毛泽东的意见产生分歧。在任弼时等人的支持下，项英的意见被否决。
毛泽东在领导赣南闽西的革命斗争中，一直把土地分配视为仅次于军事斗争的大问题。在１９３０年上半年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花费了很大的努力，才拨正了土地革命的方向。
由于缺乏实际斗争经验，赣西南党内在土地分配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和赣西南特委书记李文林等人，认为“土地分配不是目的，社会革命才是目的，目前还只是宣传时期，应该先宣传后实施”。他们还主张以生产工具和劳动力为标准分田，理由是缺乏生产工具和劳动力，既使分得田地，也不能有效地进行生产，这对土地资源是一个浪费。总前委对江、李等人“只宣传，不分田”和“以劳动力为标准分田”的主张大为不满，多次召开会议，严厉批评赣西南迟迟不分土地是极端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强调“快分、平分”，是目前最迫切的工作，并结合闽西土地分配的经验，提出一系列有指导作用的意见。为从组织措施上保证这一方针的实行，总前委还对江汉波、李文林等人进行了组织处理，其中江汉波被开除党籍。
当赣西南的土地分配好不容易步上正轨之时，项英前来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２月８日，苏区中央局发布了《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的通告。这个纲领性的文件，解决了土地革命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即土地所有制问题，同时对反富农路线作了符合列宁主义的理论诠释。但又有一个令毛泽东大伤脑筋的问题：项英不主张按人口平分土地。通告明确指出：不能机械地来执行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以人口作标准来平分土地，固然是方法较为简单，尤其是在红军游击队影响下开始土地革命的地方易于发动群众，但是这一办法是非阶级立场的！”
通告发下去２０多天了，各地执行的情况怎样？农民有什么样的看法？毛泽东决定去农村了解一下。他先后住进了宁都的黄陂、蔡江等地的农民家中，对土地分配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２月２７日，毛泽东致信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坦陈了对劳动力为标准分田的忧虑：……按劳动力分田，农民是不满意的。人口多劳动力少的人家，到头来分不到多少田，老倌和伢崽不要吃饭？难怪他们抱怨说：“这样分田算哪门子革命？”
４月下旬，毛泽东所了解到的和他没有看到的那些现象，被提到了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围绕着以劳动力为标准还是按人口平分的分配原则，毛泽东与项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项英的观点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反对，他们的共同意见是：按劳动力为标准分田，太不公平了，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广大的贫苦农民，而人口多劳动力少的人分不到田，无疑对他们的斗争积极性是极大的挫伤，如果不调整政策，必将对苏区的分田产生影响。
使毛泽东喜出望外的是，中央三人代表团观点鲜明地支持了他。任弼时在讲话中引用了党的最初的土地纲领：“我们目前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下进行土地革命的，主要的口号是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的原则是按消费量。所谓的消费量，就是人口用粮之多寡，亦即按人口计算的标准。”
任弼时一锤定音，起到了关键作用，毛泽东感到松了一口气。
项英的意见被否定了。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实践证明，毛泽东等人主张按人口平分的原则是正确的。
南方游击队下山改编前夕，项英以中央分局名义发表公开信，指示游击队“立即集中，下山听候编队”。毛泽东得知项英还不明白统一战线必须保持独立原则的重要性，非常着急，与西安、南京“八办”函电交驰，由博古派人赴江西找到项英，传达中央指示，使南方游击队避免了“何鸣事件”的覆辙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两党公布了《国共合作宣言》。中共中央承诺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和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８月１日，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接着，就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一事，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分赴庐山、南京，与国民政府商议。与此同时，延安的电台不断地与南方各游击区进行电讯联络，但多数联系不上。
９月２７日，国民党的广播电台播放了项英《致南方游击队公开信》。项英显然还没有获知中央对目前形势、任务的一系列指示，只在大体上明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因此在公开信上写到：“余遵照党中央的宣言，已正式宣布停止游击战争，放弃过去一切活动，把全部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的武装，统一于政府指挥下效命杀敌。望接信后，立即集中，听候点编……”
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当天收听到了广播，心里非常不安，对张闻天说：“这个项英，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他目前还不明白统一战线必须保持独立原则的重要性，这样无条件地集中下山，要吃大亏的呀！”
张闻天与毛泽东同样的心情，担心再出现“何鸣事件”。早在两个月前的７月中旬，中共闽粤边特委负责人之一何鸣，与国民党一五七师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将红军１０００余人集中于漳浦城接受点编，被埋伏的一五七师包围缴械。
９月２８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联名给西安的林伯渠、南京的博古发去电报，要他们从速派人去寻找项英，“告以情况与政策。”１０月１日下午，中共中央以书记处名义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队集中改编方针致张云逸等电》。其中针对项英专门写有一条：“戊……项英同志似还不明白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的原则，似还更不明白不应该无条件集中面应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原则。他在南昌的作法带着危险性，望速通知他来延安讨论。”
毛泽东与张闻天犹不放心，１０月２日，又给博古、叶剑英发去一电：“通电项英来南京，告以政策。到京后令其来中央讨论，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
连日以来，延安与西安、南京之间函电交驰，毛泽东与张闻天频频计议，足见中央对项英在江西的做法，是何等的忧虑，心情是何等的焦急。
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经过计议，派遣认识项英的顾玉良，前往江西完成寻找任务。顾玉良以八路军工作人员的身份，于１０月６日到达江西南昌，又到了吉安，先找到了陈毅，再到赣南大余县，在池江镇见到了项英。
项英在看完博古的信和中央文件后，诚挚地对顾玉良说：“中央的指示来得及时，再迟些时间，我们的工作也许受损失了！”１０月１８日，项英携人赶到吉安，会合陈毅与国民党第三行政公署专员谈判，按中央的指示精神与之达成了几项协议。
１０月２２日，项英抵达南京，住在八路军办事处。３天后，博古安排项英搭乘飞机前去延安。
项英在南方游击队下山改编的初期，所表现出的右倾麻痹思想，虽然没有造成多大的不良后果，但着实让毛泽东等人捏着一把汗。
项英缺乏战略目光，对中央和毛泽东的“北移”指示犹豫不决、执行不力，贻误了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展的良机，并造成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的巨大损失
项英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关于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北移的指示上，采取的是一种拖延、抵制的态度。
１９３９年冬，蒋介石在华北发动的反共高潮，被我奋勇反击而告败。翌年春末，蒋介石从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中，看到有利于国民党的反共形势。是年１０月１９日，在他的授意下，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长的名义，给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在１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须将已有的５０万军力缩编为１０万，企图籍此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对此，中共中央感到非常棘手。中央经过慎重考虑，１１月３日，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名义密电叶挺、项英：“对于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名义答复，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的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数日之后，毛泽东又致电正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免调，说暂时以给蒋面子，说免调以塞蒋之幻想。”中央在确立了这样的应对措施后，毛泽东一再去电项英，催促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北移。而项英不能体察中央的良苦用心，没有从整个大局的角度看待新四军。于是过份夸大各种困难，实际上是不愿意北移。项英的犹豫不决，拖掉了时间，丧失了新四军向华中敌后挺进的最佳机会。到了１２月２４日，中央看到离国民党“皓电”规定的时限为期不远，形势非常严峻，毛泽东再次致电项英催促：“立即分批移动，不然难办。”项英于这种时分仍未作肯定答复，在回电中只列举困难与危险，称北移“有被截断或腰击之危险”，还反过来莫名其妙地向中央“请示行动方针”。
接回电后毛泽东非常气愤，１２月２６日，他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出一份给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三个人的电报，极为严厉地指出说：“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去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果有这种决心，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人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
毛泽东的语气越来越激愤，呵叱般地指出：“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的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意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毛泽东如此疾言厉色的批评，有如惊雷炸顶般地震撼着项英的心灵，他强烈地意识到再也不能拖延了。１２月２８日，项英主持召开新四军军分会会议，决定军部和驻皖部队，于１９４１年１月４日全部开发，向国民党军驻防的茂林、旌德，经天目山麓向宁国、郎溪而进，到达溧阳后相机北渡。
皖南的发展情形，被毛泽东不幸而言中。项英到这时候采取行动，为时已晚！作出北移的决定，是受到中央严厉批评后不得已的举动，所选择的行动路线也是临时确定的，这就使全军的行动显得十分混乱。尤其在百步坑会议上，由项英推磨般地主持，白白浪费了弥足宝贵的半天时间！项英又大摆“党指挥枪”的架势，反对叶挺强攻星潭的主张，使之失去了理想的突破口。而在战斗最激烈、局势最危急的时分，项英不可思议地带着袁国平、周子昆不告而去，脱离部队，以不光彩的行为，为他在皖南事变中从头到尾的表现画上了句号，当然也影响到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央和毛泽东对他的政治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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