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雪：我的学思历程与独立媒体人之路（上）

江雪：中国名记者，曾任《华商报》首席记者、评论部主任。独立两年来，她忽而兰州，忽而江西，忽而天水，忽而又台湾，自由的观察，自由的记录，就像一只鸟儿自由的翱翔，做独立的新闻。

整理人：陈李煜

访谈时间：2017/2/8

访谈地点：西安知无知文化空间

我刚刚听大家讲，或多或少都提到了新闻，其实大家都有很多的思考。非常棒！真的很开心来到这里，跟年轻的朋友们交流，我是挺期待的。今早出门看到花开了。北方的春天和南方的不一样， 在北方你看见春天来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惊喜。昨天风雪很大，今早起来看到楼下的桃花绽出了小苞苞。第一眼看到了春意，内心总是充满了希望。虽然说社会环境常常带来失望或者悲观的情绪，但是每当看到年轻的朋友时，内心就会很激荡。昨天敏涛说可以谈一谈自己的经历。刚听了大家的一些想法，我大概知道，可以谈得比较随意，就是个人的成长经历：我怎么成为今天的我？我觉得对于各位年轻的朋友或许会有一些启发。中间涉及到大家刚谈到的媒体责任，包括一些选择以及“无力感”，舆论宣传与新闻的不同等等，都会涉及。大家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问我。

记者之路

我是24岁开始做记者的，那是1998年。我老家在甘肃一个小城，但我的成长里经历过1989。虽然我不像那些真正的八九一代，例如之前我写过的夏霖律师（作品《夏霖律师和他的时代》）那样，他在1989年时已在西南政法读大学。他后来从贵州到北京去做律师，从一个很滋润的商业律师进入到维权律师的行列，成为今天的他，如今还在牢里。他是真正的八九一代。我在1989年时还小，十四五岁，上高一。算是在青春期，很迷茫的个人愁绪的时代，但同学中有已经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我们班有同学去贴大字报，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内容，用钢笔描的——“反对腐败，打倒官倒，声援静坐学生”。这是那个时代的语言。我记得自己在班里负责十几块钱的班费，同学们商量，由我把这十几块钱从镇上的邮局寄到北京去，地址就写了一个“北京天安门静坐学生”收。大家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当时就是这样。而且我确信他们当时是收到了的。事实上，从这一年开始，我从一个少年的内在愁绪，开始去看世界。觉察到个人和世界是有一种联系的。现在回想，这些漫长的青春期的东西，是我个人成长中间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也因此，我在内心里，觉得自己也是广义上的八九一代。可以说，我们出生在1970年代的这波人， 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它的影响。

1992年，我到西北政法大学（当时叫西北政法学院）读书。上大学时，风花雪月，算是文艺青年，没想过要成为媒体人。但那时候，虽然不知道自己毕业后干什么，但知道自己不该干什么。因为很多同学毕业后都是进公检法，要进入体制内。那个时候公检法的名声就很不好了，通常人们会觉得公检法非常腐败。我想自己作为一个学法律的人，不应该进入体制内来污染自己。那时候就觉得应该选择比较自由一点的职业。当时私人的律师事务所刚开始发展，还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死磕律师，人权律师等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今天在中国，律师是很重要的社会力量。你们和谭敏涛老师聊，他应该也会谈到，他一直在做法治评论。总之那时候我觉得律师太商业，都在打官司挣钱。我呢，不想挣钱，也不想去公检法，内心里想做点和公益，或者是公众事务有关的事情，能和写作有关就更好了。那可能做记者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了。如果你们对媒体感兴趣的话，应该知道，1996年前后，正是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刚刚起步的时候。《南方都市报》1997年创刊，它是《南方日报》的子报，也等于是《南方周末》的兄弟报。在成都有《华西都市报》。西安的《华商报》是在1997年7月1日创刊的。市场化报纸的出现在当时是大事。因为1949年之后，中国的报纸基本都归属于党报，是苏联《真理报》的模式，报纸上登的是“真理”，不能有其他什么的，基本上是意识形态的灌输。中国在1990年代初，随着市场化推进，一些市场化的报纸出现了。当时各地的党报都在办子报， 办一份报纸进入市场，然后这份报纸迎合市场的需要，挣钱来养活它的主报。它自己有利益，又满足了“群众喜闻乐见”的需要，所以在全国各地都兴起了这样的都市报。《南方都市报》也是党报下属的。在那些年，社会气息是很多人会从体制里出来，参与创业。我初到报社的很多同事，都是从体制里面辞职出来的。那是20年前。到今天，因为社会改革停滞，资源又向体制里面集中，很多年轻人会去选择考公务员，所谓“回到体制内”。在座的各位，都是非常优秀的，很早就对社会对个人道路进行探索，独立意识还是比较充沛的。但也有很多年轻人，可能受家庭或社会环境影响，会选择去进入体制。我还是赞成年轻人在选择的时候，要多考虑“自由”这个因素。

专业精神

当时我所去的第一份报纸，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热潮里。可以说，当时那一批报纸真的是不容小觑，和社会进步互为因果。虽然政府部分地放开媒体市场，可能只是经济上的考量，但它自然会带来言论的一种开放。到2000年之后，互联网发展迅猛。我觉得我自己真正的启蒙是在2002年前后了。虽然我从1998年就做记者，采访各种社会新闻，到现场去做东西，基本上都是批评报道，但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关于我在做什么。在2002年前后，互联网上很多文章，很多写手，像成都的王怡，现在成了王长老，冉云飞也是那一波。我那时常看的学而思网站等，后来都被封掉了 。那个时候觉得眼界顿开，接触了很多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思想，就有了一种自觉，对自己做的事情有了认识，知道作为媒体人，我们对这个社会是有责任的。身处一个转型的时期，通过记者的笔，要不断的去披露真相，对公权力提出限制，要维护公民的权利。后来做陕北“黄碟事件”的报道，也就是“夫妻看黄碟，民警上门查”这件事，这个丈夫因为反抗警察上门搜查，被以妨害公务的罪名抓走关了10多天，从看守所出来的时候都有点精神障碍了。就这个事情，在当时看起来非常小，但其实意义非常重大，算是一个典型的宪法案例。我介入之后，发现自己学法律的背景很有用，能够很快抓住这个事情的本质：这是一个公民权利受到侵害，公权力肆虐的事情。也就是说警察权力被滥用了。警察权力作为公权力的一种，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你公权力要做对公民利益可能伤害的事情必须要法律授权的。所以我就很认真地开始追踪报道这个事情。

同学：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去搜捕呢？

江雪：他们是出于罚款的目的。就像雷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实际上到现在为什么还要抓嫖娼？色情业没法让它合法化，因为中间有巨大的利益。地方的派出所经费大量来自于各种罚款，包括抓色情业，甚至抓到人家家里去了，这就是发展到了一种极致了。

同学：这个是有人报警吗？

江雪：他们说是有人举报。但其实说到底有没有人去报警都没有给出证据来，反正他们就称接到了报警。人就这么直接在家里被带走了，这非常非常的荒诞。在一个法治社会你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 这个事情我追踪了很长时间，它其实已成为一个宪法案例。都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是规定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这个案例就涉及到公民基本的安全和自由的问题。所以当年被评为经典的宪法案例，在法学界和新闻界的讨论还是很充分的。

同学：那这个案件有没有对当时的法律有推动作用呢？

江雪：2002年下半年到2003年初，因为媒体不断的报道，当地的政法委给这一家人道歉，赔了2万多块钱。政法委书记专门登门道歉，领导承认了这个事情警方是错误的。这个事情的结果和影响是非常大的，全国的媒体都报道了，你们今天可能很难想象，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媒体却天天连篇累牍的报道，新浪搜狐天天都是首页，跟帖无数。我那年因为这件事情得到了2003年《南方周末》的年度致敬。南方周末的年度致敬之前每年都有，前几年被叫停了，办了大概有十一二年。当时给我的是叫做“公众服务杰出表现”，编辑约我写了一篇文章，他们自己取了一个题目叫做《报人如雪》，我当时就引用了北大陈瑞华教授说的一句话：“一个警察权被滥用的国家，一定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报道这个事情的过程，其实也算是我个人的一种启蒙。接下来到2003年，发生著名的“孙志刚事件”，那时南方都市报陈峰做了报道，冷静而专业。最终，媒体的持续报道和全社会的关注，带来了“收容遣送办法”废止的直接后果。我所说的就是这个时代。2003年又被称为公民权力元年，因为有“孙志刚事件”等很多与公民权利有关的事情发生，“黄碟事件”也是其中一起。可以说，在这一年之前，“公民”这个词语在中国媒体上并不多见。媒体上会说老百姓很多，但说公民的很少，我觉得就是从2003年之后，媒体上开始出现大量关于公民的字眼。在不断叙述的过程中，自然会带来一些启蒙，观念和意识上的改变。2003年11月8号记者节 ，那一年，中央电视台评了一个“中国记者风云人物”，盘点一年来中国媒体界影响比较大的报道，选了八个人。 我在这里提一个人：展江老师。如果你们关注新闻的话，可能会注意到，展江老师被新闻界戏称为“军火贩子”，他把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很多理论，调查报道的理论，译介到中国来，做了很多的工作。中国的调查记者从他那儿受益匪浅。作为学界中人，他跟媒体界联系非常密切。展江老师也是这个奖的评委之一。所以这个奖虽然是央视办的，但至少那一年，它没有体现很多官方的意识形态。从入选的人就可以看出来。有王克勤，他一直做揭黑报道。还有陈峰，在《南方都市报》写“孙志刚之死”的记者。我入选是因为“黄碟事件”。还有柴静，也是因为她之前做的新闻调查。 还有过去南方周末的老记者赵世龙， 《新华社》的朱玉和《焦点访谈》的曲长缨，都是因为调查报道入选。当时的八个记者里面，七个是调查记者，只有一个是去了伊拉克的战地记者 。这在官方的中央电视台是唯一一次，在那之后都没有过。可以看到当时有那样一种气息，国家处在一种进步的状态里面，在各方面各个领域都体现得出来。

黄金时代

2004年发生了SARS。在SARS事件上中国政府很丢人，而一些媒体，如《南方都市报》以及胡舒立的《财经》杂志，则有优异的表现。后来《南方都市报》遭到反扑和报复，就是因为“孙志刚事件”和“SARS事件”。2004年，《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程益中被抓捕，关押了几个月。引发了一个全国知识界和媒体人的联署呼吁。 后来也是因为体制内外的力量，最后程益中先生被放了出来，但是他们的总经理喻华峰还是被找了理由判了8年。这就是一个背景。可以说，2003年前后，中国的调查记者得到很大成长。那之后，我做过《华商报》深度组的组长。全国各地发生的事情，调查性报道的题材，只要觉得比较重大，我们都会派记者去。可以说，那几年， 常常在一个新闻现场，全国各地的调查记者就碰头了。去新闻现场，如果是在一个小地方，看到背着包，不像本地人的，一问，八成都是记者。

在这中间，我也跑来跑做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2006年元旦的张掖民乐法院爆炸案；2009年的内蒙古公安局长枪杀副市长案等等（报道详细情况略）……那些年，也是调查报道的黄金时期，国内一批优秀的调查记者，做了很多好的调查报道。一直到2016年，我去采访了一些过去十多年里的调查记者。他们如今大部分都不做记者了，如果说过一个“黄金时代”的话，那这个“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

同学：那个黄金时代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

江雪：如果说有的话，我的观感，结束应该是在2013年，新一届政府上台过后。虽然此前我们也不认为那是一个黄金时代，它同样充满了管制，但是没想到，今天我们居然在这里感叹那是一个黄金时代。其实特别的不可思议。我刚刚说的这些，你会看到我们是充满了热情。大家会在不同的地方遇见，会互相的砥砺。以当时的“邓玉娇案”为例，是因为媒体，以及网民的呼吁，才有那样的结果。到2013年的时候，有一个标志性事件——“《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我们当时在微博上都是彻夜不眠地去关注，我当时在《华商报》的评论部做主任，1月6日我们发了一个评论叫《新年献词缘何酿成公共事件？》，这是当时全国媒体里最早或者是唯一刊出文章声援《南方周末》的纸媒。当时，纸媒中发表评论的还有一家是《环球时报》，它的论调阴阳怪气，说《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事件是受境外势力指使。“南周事件”其实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可能让当局看到了媒体界和知识界联合起来抗争的一种力量。

其实之前还有一件事情。2011年“两会”之前，全国有13家媒体发了一个联合社论，也就是 13家媒体在同一天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关于户籍制度的，内容并不激烈，批评中国当前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造成的隔绝。 《经济观察报》发起后，得到各家媒体的支持 。13家报纸联合发出声音，马上遭到整肃。最后不了了之。 但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媒体曾经有过的挣扎和努力。但南周事件之后，基本上这一波对于媒体界的整肃也就开始了。

说起“黄金时代”，其实镣铐依然沉重。举例来说，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那么大的灾难，官方的第一反应还是禁令。汶川地震在2008年5月12日下午两点半左右发生，大概傍晚时分各家媒体就接到了官方不得擅自“炒作”的消息。但地震影响实在太大，事实上当天全国已有大量记者往现场赶。我所在的报社前后也派了20多个记者前往，我因为当时正重感冒，是5月17号去的青川，当时看到的情况还是非常惨烈。你能看到，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其实基层的很多地方，政府的办公场所都垮塌了，此时对媒体的控制和监管其实也很难做到了。所以后来一度采访都放开了。我们去了之后，看到很多外国媒体记者也都在采访。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也赶赴现场， 那一年也被称为“志愿者元年”。那个时候真是因为灾难太大，而中国人的爱心与善良也被激发出来，无数志愿者都到灾区帮助救灾。此时此地，媒体必须充分放开，有更通畅的信息渠道，才有利于救灾，这应该是现代社会的常识，但那时就能看到在管制与反管制之间的张力。但不管如何管制，社会还是在进步。到2014年的时候，云南鲁甸地震，我也去了，我在那里见到了很多志愿者，他们已经变得成熟了，在当地建立大本营，服务志愿者，井井有条投入救灾。可以说汶川地震时大家都是自发蜂拥而至，而到几年之后，经历玉树和雅安地震，志愿者已逐渐成长起来， 公益力量之间形成自己的组织，平时就有交流，到鲁甸地震发生时，他们在网络上的链接和信息分享已相当充分。可以说这也是社会成长变迁的一个方面。但是媒体受意识形态的管控依然厉害。

到2011年之后，我做过一段时间的评论部主任。那时赶上一件事情，温州到上海的“723动车事故”，我认为这是中国媒体遭遇的一次重要事件。 “温州动车事故”有几十人死亡，发生在东南比较富庶的地带，所以也对很多中产阶层的震动很大。加上2011年时微博正在兴盛阶段，所以各种信息的流通是比较充分的。这件事情，官方的第一反应也是禁止，但是媒体都已经赶赴现场了。 我当时是因为到评论部了，没有到现场去，但我们接连发了六天的头条评论，从开始关注救援，到转入对责任的追问。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媒体必然要追责，这是天然的职责。我记得在第四天的时候，我们请了谌洪果老师，做我们的特邀评论员，写了评论——《“723”动车事故应启动宪法特别调查程序》，呼吁对这种涉及重大的国民利益的事件，应该立即启动独立的宪法调查程序来提供真相， 这个评论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到第七天的时候，是事故死难者的“头七”，赶到周末，我们评论版次日有三个版的“评论周刊”。我当时给评论部的人说，可能马上就会收紧了，评论周刊再做最后一把，把话都说透说尽，可能禁令就要来了。记得当天我们准备了大约两个半版的稿子，都在说这件事。包括专访北大的张千帆老师，并且准备全文刊登北大当天组织的对铁道部问题的研讨会内容。 但到临出版时，突然禁令下来了，严禁媒体再擅自做任何报道和评论。 

记得当晚的心情特别沉重郁闷，这个时候，一看微博上大家全都在吐槽，还有很多媒体同行在晒被撤掉的版面，不知道是哪一家开始的，把他们做好的以及没有完全做好的晒在微博上。我们的版面也发上去了，微博上可谓“哀鸿遍野”。后来回想这一次，算是中国纸媒的一次抗议行动，但主要还是在网络上进行的，最后你看这个“温州动车事故”还是这样不了了之了。我们所呼吁的宪法调查等等，都不可能实现。那我们可以想想，媒体人想要什么？其实就是追问真相，让政府来履行他们应尽的责任，我们是代表公众来追问，实现公众的知情权，但因为媒体受到严厉的管控，而无法实现。但为什么我们会说那是一个“黄金时代”？因为大家面对禁令时，第一个冲动是去冲破禁令，但这种状况到2013年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之后，基本就慢慢结束了。对媒体的新一轮整肃也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基本完成。

选择出走

回望我自己的经历，不管是在做记者的时候，还是在做评论的时候，还是在尽力去拓展言论的边界。我们的头顶肯定是有天花板的，但我永远会靠近甚至去试图冲破那层天花板，这是我作为一个媒体人我的责任感。因为你如果永远匍匐在那里，你就永远不会前进，哪怕我们往前一毫米，这次我们往前了一点了，下次我们能往前再一点。所以，我一直都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但我做的事情其实在2013年中的时候，已没法干下去了。 我不愿意妥协，辞掉了评论部主任的职务。当我选择辞掉主任职务的时候，我曾写过一封公开信。我并不是一个高调的人，当时要这样做的原因，是看到崔卫平老师说过的一句话，当你作出一个公共选择，你不仅要选择，还要告诉公众你选择的原因，因为它是有公共意义的。这之后，到2014年底，我离开了供职的媒体，因为已经很厌倦这张报纸了。此后我在财新传媒做了短暂停留，但最终，还是决定做一个独立访问者。

至于说媒体的萧条，我觉得到2015年已相当明显。过去很多能做的东西，现在根本就做不来了了。大约十年前，许志永博士参加独立代表候选人时，《南风窗》等很多媒体都做了很多报道，现在看来几乎有点不可思议。

举个例子，2015年5月份的“徐纯合事件”。徐纯合在黑龙江绥化市的庆安火车站，被警察当着母亲和孩子的面开枪打死，这个事件的报道就很少了。但它其实是一个很可能涉及警权滥用的事件。然而，当时关于这件事的信息基本上是从大量奔赴现场的律师，通过微博微信传出来的声音，媒体上对事件本身的调查屈指可数。到“雷洋案”的时候，更是没有什么像样的报道了。而这整个气息的变化，从2015年6月的“长江沉船事故”也能看出来。死了400多人，媒体的报道寥寥无几。什么原因呢？禁令在那里，你派人去了，东西也发不出来。一是做无用功，二是你会承担很大的风险，比过去要大很多了。所以，首先是很少有记者当场。这个过程中，2015年天津爆炸，新京报、财新等媒体的表现，算是一个小小的高潮，但毕竟已是势单力薄。

管控严厉是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和传统媒体的衰落也是有关系的，或者说纸媒挣钱挣得最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在政治风险增大，商业利益减少的背景下，谁还会去愿意在调查报道上投入呢。2016年，我做独立媒体人的一年，除了采访，我还做了一件事，就是访问了将近20位的调查记者。可以看到，当年那么多优秀的调查记者，如今已风流云散。

未完待续

学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