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Chat ID tongwangzhishizhilu Intro 这个世界，唯有思想是永恒的！ 通往知识之路（tongwangzhishizhilu）我们是专注于做知识普及的公众号。我们把广博和复杂的知识通过精炼和简洁的方式传播给读者。 作者：弗洛姆 来源：《逃避自由》中《中世纪宗教之自由》一节 个人解脱了经济与政治关系（ties）的束缚。由于他必须在新的制度中，扮演积极和独立的角色，他也获得了积极的自由。但是，同时他也脱离了以前给予他安全感及相与感的那些关系。他不再生活于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封闭社会里；世界成为没有边界的，同时也是危险的。由于人失去了他在一个封闭社会中的固定地位，他也失去他生活的意义，其结果是，他对自己和对生活的目的感到怀疑。他遭到威力庞大的超人力量，资本及市场的威胁。 一般人对中世纪有两种误解。现代的理性主义认为中世纪是完全黑暗的时期，他们认为中世纪普遍没有个人自由；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眼光狭隘，城里的人视近郊的农人是危险而可疑的陌生人——更不要说他国的人了；以及中世纪的人迷信和无知。在另一方面，多数保守的哲学家以及若干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进步批评者则把中世纪理想化了。他们认为，在中世纪，人们有团结感；经济的目的在满足人们的需要；人们之间关系是坦真而实在的；天主教教会是超国家性；以及人们有安全感，这是中世纪人们的特征。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做是正确的，所错的是执于一端，而未看到另一端。中世纪与现代社会不同的特点在此，中世纪缺少个人自由，在中世纪的初期，每一个人都被锁住了，在社会的秩序里，只能扮演指定的角色。一个人在社会上，没有机会，可以从某一阶级转到另外一个阶级中，他也几乎不能从某一城市或国家，迁往另外一个城市或国家。除了少数例外情形，他必须由生到死，守在一个地方。他甚至不能随心所欲地穿衣服或吃东西。工匠必须按着某一价格，出售东西，农人必须在某一指定地方贩卖产品。行会的会员不准向非本行会的人，泄漏任何生产技术的秘密，同时必须与其本行会的会友分享便宜买进的原料。个人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生活均受条规的主宰，而这些条规把一切行动详尽地加以过问了。但是，以现代的意义来说，个人虽然自由，却并不感到孤独与孤立。由于人从生下来开始，在社会中便有一个明确的、不会改变的和没有疑问的位置，他已经生根在一个结构固定的整体中，所以，生活是有意义的，根本无怀疑余地。一个人与他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致的；他是一个农人，一个工匠，一个武士，而不是一个“偶然做了那个职业的个人”。社会秩序被视为如同一种自然秩序，而人成为社会秩序中的一个确定的部分，使人有安全和相属之感。在中世纪，几乎没有竞争，人们生下来，便在社会占某一经济地位，这个地位保障由传统所决定的生计，同样地，在社会阶级中较高地位者也须负经济上的义务。但是，在其社会范围的限制之内，个人在某工作及其情绪生活方面，实际上还是有很多自由。可以表现自己。固然有很多苦难与痛苦，但是，还有教会解释痛苦与苦难的原因是亚当的罪恶的结果，及每个人个人犯罪的结果，使得这些痛苦成为可以忍受的。固然教会培养一种犯罪感，它却也同时向个人保证，教会对其子女一视同仁，毫无保留地给予爱，并且提供一条道路，使人们可以获得会恩蒙上帝原宥与爱护的信念，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一种信赖与爱心的关系，而不是怀疑与恐惧的关系，正如同一个农夫或一个市民，很少走出属于他们的小生活圈一样，宇宙也有限的，和单纯可以了解的。大地与人是宇宙的中心，天堂或地狱是未来生活的地方，由生到死的一切行为，在它们的因果关系中，都是明显易见的。虽然，中世纪社会是这样建构的，而且予以安全感，然而，它却是把人束缚起来的。这种束缚与以后的独裁主义及压制政策的束缚不同。中世纪社会并不剥削个人的自由，因为那时候，“个人”还不存在；人仍然靠“原始关系（束缚）”与世界联系起来。他尚未认为自己是一个“个人”，他也未想到他人是“个人”，进城的农夫是陌生的人，甚至于城中不同社会团体的人，也彼此认为是陌生人。在那时候，尚未充分发展到发觉自己是个独立的人，或发现他人和世界，是个独立的个体。在中世纪社会，这种没有自觉到“个人”的现象，贝克哈特（Jocob Christoph Burckhardt，1818－1897，瑞士历史学家——译者）在形容中世纪文化时，曾有深刻的说明：“在中世纪，人性意识的两个方面——对内与对外——都是像做梦似的或半醒状态地卧在一张共同的面纱下。这个面纱是用信仰、幻觉、和幼稚的先入之见所编织成的，透过这具面纱，世界和历史看起来都是披着奇怪的色彩。人只能意识到他自己是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会集团的一份子——人只有透过某普通的种类，来认识自己。”（注：Jacob Burckhardt……“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明”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The Macmillan．Co，New York 1921，p．129）社会的结构与人的人格，在中世纪后期，发生了变化。中世纪社会的统一性与集中性变得更微弱了。资本，个人经济动机，和竞争日益重要；一种新的有产阶级产生了。日益增长的个人主义已在所有社会阶级中，可以发现得到了，并且影响到人类活动的各方面，如：爱好、风尚、艺术、哲学与神学。这里，笔者愿意强调的是：这整个的过程对一小集团的富有资本家而言，和对广大的农人，尤其是对城市里中产阶级而言，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中产阶级而言，这种新发展多少表示财富和个人发展的机会，但是，在本质上，也是对个人传统生活方式的一项威胁。从一开始，便记住这个不同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不同团体的心理与意识形态反应，就是受这种不同点的决定。与西欧和中欧比较起来，在意大利所发生的这种新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更为强烈，而且对哲学、艺术、和对整个生活方式，有更确切的影响。在意大利，个人首次地从封建社会中脱颖而出，并且打破了一直给予他安全和约束他的那些关系（束缚）。用贝克哈特的话来形容，文艺复兴时候的意大利人是“现代欧洲人的大哥”——亦即是第一个“个人”在意大利，中世纪社会的瓦解早于中欧及西欧各地这是有许多经济与政治的因素的。其中的一个因素是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及由于此地理位置而得到的商业利益，因为，当时地中海是欧洲主要的贸易路线；另外，教皇与皇帝之间的战争则导致产生许许多多的独立政治单位；接近东方，其后果之一则是使若干对发展工业很重要的技术——例如丝工业——得以先传到意大利。由于这些及其它条件，遂使得在意大利产生一个有力且有钱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充满了主动、权力、野心的精神。封建阶级制度日渐地不重要了。从十二世纪起，贵族与自治市镇的公民共住在城墙之内。社交活动开始不重视阶级的区别，出身与门阀不及财富那么重要了。在另外一方面，民众之间的传统社会阶级制度也动摇了。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许多被剥削和受政治迫害的广大城市民众。如同贝克哈特所指出的，早在一二三一年，腓特烈大帝二世的政治措施的目的便是：“完全破坏封建邦国，使人民没有意志，和没有反抗的方法，然而对政治财源却是有利的。”（Jacob 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p．5）中世纪社会结构的日渐破坏的结果，便是现代意义的个人的出现，贝克哈特说：“在意大利，这个由信心、幻觉、及幼稚的先入之见所编成的面纱，首先化为乌有；客观的对待和考虑到邻国，及世界一切事物。这时才成为可能的。同时，在主观方面，也得到了同样的重视；人成为有灵性的‘个人’，同时也自认是这样的。同样地，希腊人也曾一度自认与野蛮人不同，当其他的亚洲人只知道他们是一个种族的一份子时阿拉伯人也曾自认是‘个人’。”（见同书第一二九页）贝克哈特对此种新个人精神的描述，说明了我们在前一章所说的，个人之脱离原始关系（束缚）。人发现他自己与他人是“分开而独立的人”；他发现在两个方面，大自然与他是截然分开的：大自然是理论与实际的征服的对象，同时就其美丽而言，大自然是享受的对象。人类由于发现了新的大陆，和由于在精神上培养了一种四海为家的精神，人类发现了这个世界。所谓四海为家的精神，就是但丁所说的：“吾乡即是全世界。”文艺复兴是一个富裕而有权力的上阶层的文化。没有分享到统治阶级的财富与权力的广大群众，丧失了他们以前身份的安全感，于是成为无定型的群众，或许会受到奉承，或许会受到威胁——但是总会受到当权者的操纵与利用。一种新的专制政治便和这种新的个人主义同时产生了。自由与虐政，个人主义与暴动，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文艺复兴不是小书商与中产阶级的文化，而是富有贵族与自治市镇公民的文化，他们的经济活动和他们的财富，给予他们一种自由的感觉，和一种个人存在的意识。但是，同时，这些人也失去了一些东西：安全感与相与感，而这是中世纪社会结构所给予的。他们更自由，但也更孤独了。他们利用他们的权力和财富，从生活中压挤出最后的一点愉快；但是在这样做时，他们必须残忍地使用每种手段，从身体上的折磨，到心理上的操纵，来统治群众，和对付自己阶级中的竞争者。人类的一切关系，都因这种为维持权力与财富的生死存亡斗争，而受到伤害，与同志——或至少与同一阶级的人——的团结，已由一种冷嘲式的超然态度所取代；其他的人被视为被利用和操纵的“目标”，或者，为了自己的目的。无情地摧残他们，个人被一种热烈的自我中心，一种对权力与财富的不知足的贪心所吞并。因此，个人与自己的关系，及其安全感和信心也受到破坏。他自己也成为被利用的目标。我们有理由怀疑，文艺复兴资本主义的大师，是否如同他们被形容的那样快乐和安全。 新的自由似乎给他们带来两样事情：日益地感到有力量，和同时日益地感到孤独、怀疑、猜忌，以及因此感到焦虑。（J.Huizinga，Das Problem der Renaissance in Wege der Kullurgeschichte，p．159）我们在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的哲学作品中。也可以发现这种矛盾。他们一方面强调人性尊严，个人地位，及力量，同时又在他们的哲学中，显示出不安全感与失望。这种由于个人在充满敌意世界中，处于孤立状态，而产生的不安全感．就说明了文艺复兴时代中个人的特点，即是对名誉的渴求——而中世纪社会结构里的人，至少不会如此强烈地渴求名誉。如果生命的意义成为可疑的，如果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不能使他觉得安全，那么，名誉就是抑压一个人的怀疑的方法。名誉的功能是一样的。它可以把个人的生活，从生活的有限及不安，提升到不可破坏的程度；如果一个人的名字能为同代人知道，而且如果一个人可以希望，他的名能永垂不朽，那么，他的生命便可籍着别人的判断对他生命的反应，而获得意义，和重要性。很明显的是，只有那些有实际办法，可以沽名钓誉的某一社会团体中的人，才能靠这种办法，来解决不安全感。但是，对那些在同一文化中的无权力的广大群众而言，和对那些“宗教改革”时期的中坚份子——城市的中产阶级——而言，他们便不能用这种方法来解决他们的安全感。在中世纪社会，城市的经济组织一直是比较静态的。自从中世纪后期以来，手工匠已组成行会。每一个师傅有一、两名学徒，师傅的多寡，则视社会的需要而定。虽然永远有些人，必须辛苦赚钱，维持生活，但是，大体而言行会的会员可以确信，他们可以靠努力工作，维持生活。如果他可以做出精美的椅子、鞋、可口的面包、舒适的鞍座等等，他必可过着他这一社会地位应过的生活水准。换言之，只要他有本领，就可以靠此为生。行会禁止会员之间的强烈竞争，并且强制他们合作，若干历史家指出：此种工会永远带着垄断精神的色彩，只想保护少数人，排斥新人。但是，多数的学者认为，虽然行会不见得是至善至美的制度，但是行会以互相合作为基础，使其会员有一种安全感。 路德曾以其锐不可当的辩才，道出小商人对独占公司的愤慨。他在一五二四年出版的“论贸易与高利贷”小册子中说：“他们控制一切货物，毫不隐瞒地玩弄一切诡计：他们随心所欲地抬高和降低物价，压迫和摧残小商人，就像是对付渔网中的小鱼一般，就像他们是天生的王于一样，不受信与爱的法律的约束。”路德这些话也是今日的写照。在许多方面，十五、十六世纪中产阶级对富有独占的惧怕与怨怒，与我们这一时代的中产阶级对独占公司及有力的资本家的态度是一样的。随同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而发生的，是心理环境的显著改变。到了中世纪末期，一种不安定的精神开始影响生活。现代意义的时间观念开始发展，分钟已变得有价值；此种时间新意识的一个预兆便是：自从十六世纪以来，在纽伦堡，钟表已敲一刻钟了。（Lamprecht，“Zum Verslandnis der wirtschaftlicher und sozialen Wandlungen in Deutschland”Von 14，Zum16．）太多的假日已开始显得是一种浪费。时间是如此的宝贵，以至于人们认为，不应该为毫无用途的目的，虚掷光阴。工作的价值日增。一种对工作的新态度开始发生，由于这种态度是那么强烈，中产阶级对教会机构之不从事经济生产，极为愤慨。乞丐之不事生产令人憎恶的，和不道德的。效率的观念成为最高德行的一种。同对，追求财富与物质成功的欲望，成为最吸引人的一种热望。传教士布兹尔（Martin Butzer）说：“世人莫不争做生意，和从事可以获得高利的职务。研究艺术与科学已成为无人问津的最低贱的手工。聪智之人，原应从事较高尚的研究工作，如今却热衷于商业，孰不知．现代的商业充满了巧诈欺骗，应是有体面的人所最不愿做的一件事。”（引用夏毕罗之话）此种经济变化的一个明显的结果，影响到每一个人。中世纪社会制度已遭到破坏，随着，中世纪社会制度所赋予个人的安定及安全也受到破坏。由于资本主义的开始，所有的社会阶级也开始变动，在经济秩序中，不再有固定的位置，而在以前，人们认为有固定的位置才是自然的，是不可怀疑的现氛“个人已孤立了。每一件事都须靠他自己的努力，他传统地位的安全是不足倚持了。”可是，此种发展对每一个阶级的影响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对城市的穷人、工人及学徒而言，此种发展表示他们日益受到剥削，和越来越贫穷；对农人而言，此种发展则意味着，日益增加的经济与个人压力；较低的贵族则面临没落的命运。虽然对这些阶级而言，这种新发展在本质上是一种恶化的改变，但是对城市的中产阶级而言，这种情势则较为复杂。我们曾谈到发生在其阶级中的逐渐分化。大部分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地位日渐地恶劣，许多艺术者及小商人不得不面对独占者及其他拥有较多的资本的竞争的优越权力，而且他们越来越难以维持独立。他们常常要反抗不可抵抗的强大势力，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一场拼命的，无望的奋斗。中产阶级的其他方面则日渐繁荣，并且加入了普遍上扬的资本主义的潮流中，但是，即使对这些比较幸运的人而言，资本、市场及竞争的日形重要，也使他们的个人处境，变成为不安全、孤立和焦虑的。资本取得了决定性的重要地位，这意味着，一种超人的力量，决定人的经济与其个人命运。资本“已不再是仆人，而成为主人了。资本取得了分立且独立的活力，有了主要合伙人的权利，可以按照其自己的正确需要，来指挥经济组织。”（见塔尼前注）市场的新功能也有类似的影响。中世纪的市场一直是比较小的，它的功能是大家都知道的。供、求的关系是直接而具体的，制造商知道应生产多少货品，也知道卖多少钱，如今，市场日渐扩大，且变化无常，制造商不能预先知道销售的情形，也无法掌握价钱，新市场的结构，有些像加尔文的命定说，即是：人必须努力向善，但是，即使在他出世之前，他的命运便已被决定。市集的日子，成为决定产品命运的日子。在这方面，另一重要因素便是竞争的日形重要，固然在中世纪社会也有竞争现象，但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以合作的原则为根本，同时，有很多规章禁止竞争，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中世纪的这些原则便由个人化企业的原则代替了，每个人必须竞争，试试运气。他必须力争上游，否则便遭淘汰。其他的人也不会与他合作，从事一项共同的企业、大家互相竞争，有时且得在你我的生死存亡之间做一选择。当然，资本、市场、及个人竞争的角色，在十六世纪时，还不及在以后那么重要。但是，在十六世纪时，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重要因素业已存在，并且对个人产生心理上的影响。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也使个人获得自由。资本主义使人解脱了全体制度的统制，使人自立和自谋发展。人的命运操在自己手中，命运的好坏在乎自己的作为。金钱成为衡量人的地位的东西，较出身与门第更为有力量。在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个时期的初期，资本主义的这一方面影响只不过开始发展而已。就这一面而言，资本主义对一小群富有财主，较对城市的中产阶级，更为重要。然而，在当时，资本主义的影响力虽不甚大，对塑造人的人格，已有重大的影响。兹将十五、十六世纪社会与经济的改变，对个人的影响，总结如下：我们发现到我们以前曾讨论过的那种自由的暧昧情况。个人解脱了经济与政治关系（ties）的束缚。由于他必须在新的制度中，扮演积极和独立的角色，他也获得了积极的自由。但是，同时他也脱离了以前给予他安全感及相与感的那些关系。他不再生活于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封闭社会里；世界成为没有边界的，同时也是危险的。由于人失去了他在一个封闭社会中的固定地位，他也失去他生活的意义，其结果是，他对自己和对生活的目的感到怀疑。他遭到威力庞大的超人力量，资本及市场的威胁。由于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潜在的竞争者，人与他人的关系变成为敌对的和疏远的；他自由了，但这也就表示，他是孤独的、隔离的，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他没有文艺复兴时代财主所拥的财富或权力，也失去与人及宇宙的同一感，于是，一种他个人无价值和无可救药的感觉压倒了他。天堂永远地失去了，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个世界——像一个陌生人投入一个无边际而危险的世界。新的自由带来不安、无权力、怀疑、孤独、及焦虑的感觉。如果个人想要成功地发生作用，就必须缓和这些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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