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精神：是让人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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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文章皆岁月》，萧乾 著

“独立思考既是人与禽兽的区别所在，也是国家真正的希望。不管是东条、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他们向教育索要的肯定不是这个。”

即便不是研究教育的，作为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教育应是我首先关注的焦点。纵观维新的日本、新兴的新加坡，以及我们自己的台湾，教育莫不是它们复兴的起点。

十九世纪末，日本曾把由我国榨取的两亿三千万两白银扫数投入教育。新加坡开国后，也首先抓国民教育。

八十年代初我访新时，去那里的外交部看望在伦敦时的老友拉贾拉南（当时任外长兼副总理）时，看到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富国新加坡的外交部却是一幢矮小陈旧的灰色楼房，可是新加坡大学的校舍却富丽堂皇。

在德国法兰克福，我遇见一批来自台湾的旅游者，一问，原来是台北一家中学的教员。他们的薪金足以供他们每年外出旅游一趟，而我们这里，为了解决教师们的温饱，前几年却让教师们同其他行业一样寻求第二职业。我对面一家小学假期间曾改开旅店，白天还兼着什么行业！

每当节日看到巍峨辉煌的布置，或走过正在修盖华丽的政府大厦，我心里就合计：这该够多少份希望工程啊！我是政协常务委员，每年都有许多位委员提出这个教育经费的问题，大会主席在报告中，也一再强调这个问题。

我有时觉得中国早已不再属于第三世界了，我们不但在同第二世界比排场，在有些事上仿佛也要同第一世界一比高低。然而一想到教育，想到靠国内外捐献来弥补基础教育经费，就不能不承认我们的确不折不扣的是属于第三世界。

我一生在同教育打的交道中，深深感到中学教员往往比大学教授更辛苦。中小学教师既无辉煌的学历，在社会上名气往往也不大。他们别无倚靠，必须扎扎实实地不辞辛苦地工作。

西方大学对教授年年都有考核，要报告他每年度发表了些什么论文，出过什么书，作过多少次学术演讲。至少在我当教授时，大学当局从没考核过我，而且倘若考核，我也准不及格。

关于中小学，我还希望教育当局明文规定：严禁体罚。从我个人的经历，体罚往往出自教师的烦躁、坏脾气、缺乏耐性。体罚标志着教学的失败。

体罚不但打击甚至消灭学生的读书热情，也是对其自尊心的摧残，我建议：对实行体罚摧残弱小心灵的教员应给以处分，重者，应送法院。

小学教育相当于打地基，至关紧要，我希望现在的小学不再要学生们朗声“唱”书了。“唱”书是为了死背，也就是读书不求甚解，那是误人子弟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应始自智力的萌芽期，并应贯彻整个教育过程。

希特勒绝不会允许这种教育，他要的是盲目服从。这是民主国家教育与法西斯教育最根本的分野。教育出只知服从不会思考的学生，是彻底的失败，就国家前途而言，简直不堪设想。

因此，我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不仅是往学生脑袋瓜里塞多少知识，而更应让他们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猫狗训练好了也会服从。独立思考既是人与禽兽的区别所在，也是国家真正的希望。不管是东条、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他们向教育索要的肯定不是这个。

如今大学收费了。我赞成为那些不是万元户的贫寒子弟，设置几项不至于影响学业的工读机会。学新闻学的，课余为当地报纸跑跑新闻，有何不可？这不能光靠学生自己张罗，关心学生福利的校方应设立专门机构，主动与社会有关单位联系、张罗，开辟途径，然后由学生自选参与。

几年前我去沈阳访问，见到那里一位也曾当过“右派”的市长。他告诉我，在沈阳当教员，工资一律加提三级。这数目虽不大，且纯属物质刺激，但却表明该市对教育的重视。

可是写到这里，一位刚去延安地区访问归来的朋友来看我。他举那里一家以打腰鼓而出名的小学校为例，说开学那天，每个学生得交二十元“校门费”才准进去办入学手续。学费是二百五十元，学外语则上千元。然而这以外，农民每年还得交一笔教育附加费。“交不出，就加倍处罚。再交不出，官家就闯进家门随便拿。”

我听了不禁唏嘘良久，感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