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丨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革命的第一人
如果我们抛弃狭隘的西方中心视角，就会发现毛泽东在20世纪的文学革命当中堪称最关键的人物，类似于因为提倡古文运动而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其以高超的文字素养和强有力的社会变革共同推动了现代白话文成为标准文体，借用郭沫若的一句话就是“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
20世纪以来，中国除了政治经济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领域的变革同样不容忽视。像从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文学革命开始，中国文学变革已经经历了整整100年。当然，按照现在部分学者“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学说，文学上的变革可以上溯到于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但是无论哪种说法，主要变化都是发生于20世纪。
按照传统的说法，毛泽东是很难在这一场文学大变革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的。因为过去普遍采取的是西方式的标准，单纯把新文化运动以来提倡的西式文学作为文学革命的内容。按照这个理论，能够体现变革的新文学则只有白话新诗、现代白话小说、话剧与歌舞剧本和现代汉语抒情散文这几类。毛泽东所擅长的旧体诗与大量的政论性散文则根本被排斥在新文学之外。
但是，如果要是我们打破这种定式的思维，就会发现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解读模式是难以解释清楚文学变化的。且不说题材过于狭窄，根本无法囊括百年来中国文学变革的主要成就。单就以流行的“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的主要成果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说法而言，难道明清时期的古典小说不早就是以白话文为主体了吗?也就是说，按照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解读标准，最终要么只能得出一个这次文学革命什么都没有改变，要么只能得出这次文学革命不过是消灭中国文化的结论。
说到底，中国的文化变革只能从中国的文明根基当中去寻找。如果要是按照中国文化的传统规范来解读，这次20世纪的文学革命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西方与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差异就是西方文艺理论的传统是“重叙事，轻政论”。他们把叙事长诗视之为文学的源头，特别是19世纪以来更是把叙事散文或曰小说视之为文学的主脉。而在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统视域里则体现出“重政论，轻叙事”的鲜明特色，文学的主脉恰恰是政论散文，古典诗歌与抒情散文(包括骈体文和赋)的地位相对逊色，叙事散文(包括史传和小说)的地位就更低了。在中国文化史上最为重视的大家，包括先秦诸子和唐宋八大家等最擅长的大都是政论散文。
中国古典文化的另一个传统就是提倡通俗化。大体说来，中国文学经历了两次通俗化巨变。第一次是先秦诸子时代，诸子们把上古文献转化为浅显易懂的先秦文言文。第二次是唐宋时代，唐宋八大家特别是韩愈开启了古文运动，又一次把难以理解的骈文和赋转化为通俗浅显的唐宋文言文。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先秦诸子和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也很难理解呀!那是因为时代变化了，他们用的语言在当时看来就是通俗易懂的白话。相反，在他们进行文学革命之前，盛行的文体即使在当时的人也是很难看懂的。
不信，我们可以对照一下这两次变化前和变化后的文章。首先看一下《尚书》与《孟子》当中名篇的对比：
【“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
《尚书·洪范》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梁惠王上》】
再看一下司马相如与韩愈所著名篇的对比：
【滭弗宓汩，逼侧泌瀄。横流逆折，转腾潎冽，滂濞沆溉。穹隆云桡，宛潬胶戾。逾波趋浥，涖涖下濑。批岩冲拥，奔扬滞沛。临坻注壑，瀺灂霣坠，沈沈隐隐，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驰波跳沫，汩濦漂疾。悠远长怀，寂漻无声，肆乎永归。
司马相如《上林赋》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韩愈《马说》】
俗话说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如果说变革之后的作品今天的人读起来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困难，那么变革之前的文章现代人读起来就近乎天书了。两相比较之下，先秦诸子与唐宋八大家体现出的文学通俗化、平民化、白话化趋势是极为明显的。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把20世纪的文学变革镶嵌在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当中。即虽然在文学变革以前古典小说甚至古典诗词都没有太大的理解障碍，但是中国文化当中的主脉——政论散文——已经跟不上语言的变化，与广大平民百姓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隔膜。这次文学变革使政论散文这一主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再一次使得书面语言贴近生活，贴近平民，从文言文转化为现代白话文。
而如果我们抛弃了有色眼镜的话，就会发现这一变化当中，贡献首屈一指的正是毛泽东，其文学成就甚至超越了鲁迅。因为鲁迅的文章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文白混杂的特色，多多少少与现代人之间仍然存在着隔膜，所以并没有改变民国时期政论以文言文为主体的情况。而毛泽东则完全使政论这种高大上的精英文体接上了地气。
不信，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民国时期孙中山的文章与毛泽东的文章。其差异绝不下于前两次变革前后的距离，堪称一望即知：
【顾自民国肇造，变乱纷乘，黄花岗上一抔土，犹湮没于荒烟蔓草间。延至七年，始有墓碣之建修，十年始有事略之编纂;而七十二烈士者，又或有记载而语焉不详，或仅存姓名而无事迹，甚者且姓名不可考，如史载田横事，虽以史迁之善传游侠，亦不能为五百人立传，滋可痛已。
孙中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序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毛泽东的政论散文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缜密的哲理性，二是生动的寓言性。这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是颇有突破的。比如说像著名的“老三篇”当中有两篇祭文，如果要是书写成抒情散文的话是很容易的，甚至韩愈这样的政论大家在《祭十二郎文》当中抒情性也明显压倒了哲理性。这一类情胜于理的文章，初读起来或许令人感动，但是情感宣泄完之后也就随之淡忘。毛泽东则不然，并非在文中突出对白求恩和张思德的个人感情以及对他们逝世的悲痛，而是把白求恩和张思德个人事迹放在社会发展的角度之上，突出了其精神的典范性。这样可以常读常新，带有永恒的教育和警示作用。毛泽东文章的另一个特点非常善于从民间文化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类似于先秦诸子著作中用大量的寓言故事阐释自己的政治思想。像“老三篇”中的另一篇就是借助了先秦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来阐释新时期的政治理想，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衔接。另外，风趣的语言和雄浑的气势也是毛泽东所擅长的。
正因为毛泽东有着高超的现代白话文的功底，所以成为了党内宣传的多面手。和今天不少公知所谓代笔的说法相反，当时党内几乎所有的重量级文章都是他起草的。像著名的新闻稿《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新华社社论《别了，司徒雷登》在发表的时候都没有署毛泽东的名字，多年以后才公开。甚至还有一些以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名义发表的文章也是出自毛泽东笔下，比较有名的是署名彭德怀的1958年《告台湾同胞书》。
也正是由于毛泽东文字的这些优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快实现了文学主脉从文言向现代白话的转变。像建国初期实行的语言文字标准把白话文确定为标准文体，其主要的文体母本就是毛泽东的著作。随后，很多著名学者迅速由文言文转向现代白话文。比如说像梁思成1945年的文章《中国建筑之特征》使用的都是文言文，而建国以后的文章《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使用的就是典型的现代白话文。
因此，如果我们抛弃狭隘的西方中心视角，就会发现毛泽东在20世纪的文学革命当中堪称最关键的人物，类似于因为提倡古文运动而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其以高超的文字素养和强有力的社会变革共同推动了现代白话文成为标准文体，借用郭沫若的一句话就是“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
写于毛泽东诞辰124周年